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

商帮在我国古代已有之，但是受到古代农业社会主流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排在最后。直至明清，商帮才逐渐开始兴盛。

商帮的形成

商朝初现商业繁荣，《诗经·商颂》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周朝初年，这些经商做生意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人在古代社会普遍不受尊重，即便是帮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的范蠡、孔子贤能的徒弟子贡，后人尊敬他们也不是因为其经商的能力。范蠡是“从政转商”的典范，且行善天下；子贡兼得学识、德行和商业头脑。两人都兼具智慧创新的精神、雄厚的财力于一身。

古代治安不靖，遇到突发事件，商人往往血本无归，出于安全的考虑，商人往往会以同乡之谊结成商帮。一个地区的从商之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比如最早崛起的山西、陕西商帮，后来的闽、粤商帮，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中国十大商帮。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晋商。商帮之中以晋商（山西商人）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仅限于“煤”，同样，对晋商的印象也仅限于票号、乔家大院等某个片段。其实，晋商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用“猗顿之富”形容某人富可敌国，这位猗顿即春秋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其财富甚至超过“财神”陶朱公。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huò）也是隋唐时一位赫赫有名的晋商，同时他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位列二等“太原元谋勋效功臣”，是武德皇帝李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离不开这位商人父亲的鼎力支持。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朝，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创办的

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

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

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财富得以传承。

从“晋商”到“皇商”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我封你做唐王。”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最后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xx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品牌晋商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对贸易环境、制造业、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

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

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出路在何方？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打造品牌！

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根本原因就是品牌。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正是由于“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百川通”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晋商才没有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建立品牌，打造品牌晋商，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

第二篇：十大商帮2

商帮在我国古已有之，盛兴于明清。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传奇故事，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帮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在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 “帮”是文化上的概念，目前已经虚化。

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毕竟个体资源是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不可否认，商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

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中国商帮鸟瞰之历史篇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更没有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早期商人的活动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营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宋代已出现“地狭人稠”的局面。到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康熙所谓“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主观上鼓励生育，客观上更加剧了人地矛盾。据史料记载，宁波人口由明嘉靖元年(1522年)的34.6万剧增为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235.5万，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徽州府所辖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三晋“表里山河，最为完固”的地理优势，使它在动乱时代成了周边省份老百姓天然的“避风港”，人口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臃滞，山东、福建等地情况也大体如此。“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度悬殊，仅从土地取食已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商业就成为人们特别是穷苦之人重要的选择之

一。大多数人被迫聚众外出经商，或携技艺以经营四方。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排序“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那样他们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可能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就是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中国商帮鸟瞰之韬略篇（优势结合，哲学和文化并举）

在商业缺少法律保护的封建时代，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其中最著名、最熟识的就是徽商和晋商。

其实，在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商帮想立足商界并获得发展，必然与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正如史晋川先生所言：历史上的商帮都是依靠政府进行竞争的，而不是要求政府公平界定，保护产权的。因为他们深知：“不怕官，就怕管”。只要它能管住你，那么它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如果官吏心怀不轨，他也会在能管你的人面前鼓捣你，让你很难过。反之，如果与官方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让官吏成为你的保护伞，那么你的生意也将大有发展。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这就是商业生存哲学。

同时，商人从商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和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的。而“仁、德、礼、义”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长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导的统治地位，而封建商业作为这一社会经济形态中异军突起的新兴的非主流经济成分，在其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通过迎合主流思想文化的需要而缓和主流农耕经济对自身的对抗和冲击，以求缓减来自社会与经济层面的排挤压力，从而确保商业经济在传统封建体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伴随我国传统道德中“仁、德、礼、义”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我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也始终凸显出“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内涵。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待物”、“童叟无欺，信誉至上”、“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勤俭敬业，吃苦耐劳”等经商理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儒家对商业的基本态度，也是各商帮恪守的商道。

旧商帮商人们勤俭吃苦、敢冒风险、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商业道德，注重市场信息、灵活应变、出奇制胜、薄利多销、严格管理等经营手段，是各商帮崛起的共同因素。

我国商帮及商人一向崇尚的“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

中国商帮鸟瞰之经营篇 （特色经营，差异竞争中稳步发展）

中国疆域辽阔，商人文化的地域差异显著，商人们的经营品种与特色，经营原则与方式，经营手段与策略等必然会打上地域的烙印，导致中国商人集团呈现出迥然异样的地域特征。 晋商的创业者勤俭守朴，买卖争毫厘；合伙经营，分担风险、博采众智、同舟共济；“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善于应变。

徽商贾而好儒，长袖善舞；“无处无商机，无行无商机”，无处不在，无行不干。 山东商人经营行为规范；心地朴实，大拙大智；尊重人才，任人唯贤。

洞庭商帮“审视度势，以变求存”。笃信“变则通，通则存，存则发”的经营理念。他们既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以以“万变应不变”。

龙游商人的经营之道是“稳中求进，日积月累”，不求一夜暴富，只求细水长流。

江西商人的经营智慧和特点有一句话或许能形象地体现。“与其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如将鸡蛋分散放入不同的篮子里”，先多点开花，然后再垄断经营。

宁波商帮则四海谋财，灵活善变；以新求新，以新制胜。

虽然各大商帮的经商理念变化多端，但“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是各大商帮在五花八门的经营之道中，共同信奉的一个原则。左贾右儒的徽商，把儒家崇尚的诚信看得比金钱更宝贵，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由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他们认为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狡诈生财者，自塞其缘也，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以利为义，利缘义取”，或曰：“惟诚诗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这样的经商格言在徽州的方志、谱牒中，随处可见“以信义交易”，“才知道生”之类的记载。

晋商也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商业信誉高于一切。山西商人一贯把商业信誉摆在第一位，他们认为经商一定要以道德诚信为基础，无论是对待顾客还是商家，都要以诚相待。买卖商品时绝不短斤缺两。晋商秉信只有讲信用，重商德，不欺不诈，别人才会乐于同自己做生意。晋商的经商格言中“宁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就是对这种信念的体现。“秤平、斗满、尺足”、“仁中取才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守信，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取利

“诚信为本，义中求利”也是甬商恪守的经营原则，宁波乐氏家族创办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亦即诚信不欺，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

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料”。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8l家，其中13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16％，其品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

中国商帮鸟瞰之总结篇 （商帮未来，不是梦 ）

他们曾货通南北，利获东西；他们曾汇通天下，海内最富；他们曾执商界牛耳，呼风唤雨??他们曾何等风光!然而所有的商帮都在清末民初烟消云散，犹如一只千苍百孔的巨大母舰，渐渐沉入深海。为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史晋川教授曾说过：“如果蛹咬破蚕茧变成了蛾，那么虽然蛹没有了，但它是新生。如果是蛹胎死腹中，那么就死得灰飞烟灭。”商帮出现在封建经济没落之时，资本主义经济登陆中国之日。很明显，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联合才能获得新生。但依附官府太深的商帮受封建剥削和影响也最重最深，此时要么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要么商业资本仍停留在流通领域或用于消费。同时，商帮都是某个行业或地方市场的垄断者，垄断带来的除了高额的利润，还有逐渐减弱的市场竞争力。失去了政府的有力庇护，再加上连年战火，国外资本的强势竞争，旧商帮的集体雪崩就不言而喻了。很显然，中国的旧商帮没能化蛹成蛾。

在今日的中国大地上，又涌现了新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以及珠三角商帮。当然，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但同时，摆在现代商人面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残酷竞争，更要在全球范围内争食，面临做大做强，就要求我们的商人不但要汲取原有区域商帮的优秀商业传统，更要把中华他们曾货通南北，利获东西；他们曾汇通天下，海内最富；他们曾执商界牛耳，呼风唤雨??他们曾何等风光!然而所有的商帮都在清末民初烟消云散，犹如一只千苍百孔的巨大母舰，渐渐沉入深海。为何？

时光在悄无声息的史册中一页页翻过，旧商帮的荣光业已远逝。但这些前人的商业智慧经过岁月的积淀，最终流入到了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了民族商业精神的重要因子，并给后人以无限的启示和滋养。

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宁波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等只能象征着那个时代中国商业的荣光。而这些旧商帮的陨落虽然令人惆怅但毕竟演绎着历史的逻辑。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三大经济发展活跃区域。在这些区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商帮，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信息、浙江的纺织、皮鞋和五金、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广东商帮被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五大商帮龙虎榜：

1.山东商帮地域分布：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代表企业：海尔、海信、双星、小鸭、三联、青岛啤酒、三角等。文化因子：山东在淮河以北、但又属于华东地区。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作为孔子和老子的后人，鲁商们一手拿《孙子兵法》冲杀、一手拿《道德经》搞阴阳调和。特点：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山东企业的麻烦在于，很难发现哪家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方面有很好的作为，比如产权问题。代表人物：张瑞敏、周厚健、金志国、张继升。

2.苏南商帮地域分布：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代表企业：小天鹅、红豆、华西村、沙钢、阳光、海澜等。文化因子：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重格物致志，强调均

衡、集体、等级。特点：所谓“又红又专”的集体所有制模式。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二次改制”之际，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体经济、园区经济，其代表之一江阴乡镇企业，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代表人物：朱德坤、沈文荣、吴协东。

3.浙江商帮地域分布：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代表企业：苏泊尔、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传化、吉利等。文化因子：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江商帮吃苦耐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特点：大名鼎鼎的温州模式创造出私营企业的楷衡、集体、等级。特点：所谓“又红又专”的集体所有制模式。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二次改制”之际，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体经济、园区经济，其代表之一江阴乡镇企业，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代表人物：朱德坤、沈文荣、吴协东。

3.浙江商帮地域分布：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代表企业：苏泊尔、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传化、吉利等。文化因子：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江商帮吃苦耐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特点：大名鼎鼎的温州模式创造出私营企业的楷模。温州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勤奋吃苦，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完成了资本积聚。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从而完成了“工厂制度”。代表人物：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徐冠巨。

4.闽南商帮地域分布：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代表企业：安踏、三兴、片仟癀、柒牌、七匹狼、厦新、万利达等。文化因子：闽南商帮的文化是闽南和吴越文化的交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爱拼才会赢”这句闽南俗语，代表闽南商帮特点，晋江的造鞋运动可谓闽南商帮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闽南企业往往也是纯粹的家族生意。闽南企业有意识、有钱、有生产开发能力，但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缺乏。代表人物：丁志忠、丁水波、李晓忠。

5.珠三角商帮地域分布：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地。代表企业：科龙、美的、格兰仕、TCL、爱浪、南方高科等。文化因子：南粤文化。经商胆大，打架胆小，有着中国商人少有的自由开放、冒险开拓、务实创新的精神。特点：对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视，例如渠道、网络、广告代理等，无论是TCL，还是康佳，都运用得很巧妙。广东商人的缺陷可能就是太过于务实，天天围绕着利润转，战略方面的前瞻性比山东商帮稍有不如。代表人物；李东升、何享健、梁庆德

徽州商帮:

中国商帮，首屈一指的应该是霸气十足的徽州商帮。代表人物胡雪岩。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

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等，对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义取利，利以义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依靠宗族，垄断经营"，这是徽商发家致富的秘诀。

山西、陕西晋商：

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自强不息，勤俭持家；讲求诚意，守信不欺；寻求靠山，背靠大树；强化本领，相得益彰"，这是晋商的秘诀。

潮洲与广东商帮：

“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崛起于明朝后期。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

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龙游处浙、闽、皖、赣四省交界的浙西山区，商民不甘蛰伏，水陆兼营，长期负贩天涯，遂有“遍地龙游”之称。此帮形成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深谙居安思危的道理，尽量疏散风险，只因五口通商等近代交通与经济等客观条件变化的冲击，为他商所取代。明清时期，龙游商帮是当时活跃于商坛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它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殖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还与它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宁波商帮：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

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山东商帮：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特点是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福建商帮：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可谓独领风骚。当时，商帮都是由数省或一省为单元划分，也有由一府或

数县为单元组成的，而“洞庭商帮”却偏偏标新立异，竟然是以东山和西山两个乡组合而成。东山人和西山人的从商活动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东山人大多数都走进了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赶着他们的马车或驾着他们的商船，将他们的商业足迹踏进了荆楚之地和洞庭湖畔。他们一代一代地穿梭长江沿岸，游走沅水河畔，飘荡洞庭鱼乡，他们商船上的布匹、桐油、棉花、大米无不散发着楚地的商业气息。明嘉庆年间和万历年间他们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所谓“金庭”，就是指的金色洞庭之意，其时的确正是洞庭湖的鼎盛时期。直到太平天国为建都南京在江南的冲杀奔突搅乱了他们的故土，洞庭商人才开始把目光投注上海，并向上海群体迁徙。上海开埠之后,近代地域商帮的活跃对上海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洞庭商帮是明清时期一个重要的地缘经济集团,进入上海之后,其乡域面积之小是无法与其在近代上海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之大相提并论的。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指的是江西商帮，因江西地处江右，故有此号。江右商帮兴于北宋，时江西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明人谢肇制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足见江西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其可与徽州商帮相提并论。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侯，其地盛产茶叶、粮食、苎麻、木竹，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年外输粮食达五百万石、茶叶五百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及杉木、兰靛均居全国之首。宋未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桔；樟树药材；临川西瓜、灯蕊草；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