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既有灿烂的阳光，也有凄冷的风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怎样担当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面对着逆境厄运的考验，我们怎样扼住命令的咽喉？司马迁的回答是——勇敢的生，以生践志；而屈原的回答是——壮烈的死，以死明志；渔父的回答却是——超然的活，以隐守志。
屈原、渔父、司马迁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你更欣赏谁？为什么？请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站直了做人
人，注定是要生活在世界的顶端。虽然人没有虎那样锋利的爪牙，鸟那样自由的双翼，但他是最与众不同的，是最高贵的。因为人懂得站直。站直了，把头骄傲地昂起，天垮下来也能顶住，多大的苦难都不会害怕，这便是人与动物的最大的不同。
纵观古今，并不乏站直的人。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极刑之辱。在那个时代，这是最恶毒的侮辱，但他没有沉沦苦难，没有选择消极避世或者引决自裁，相反，他勇敢直面未来的人生，接受现实，完成了《史
记》，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之作。虽受辱，但尊严未毁，志气仍在。有谁说他是“苟且偷生”，放弃了尊严。恰恰相反，他站得比谁都直，顶天立地，用笔直的脊梁将苦难踩在脚下，顶起了一片历史的天空。
苦难是竖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一扇纸糊的门，你只要敢于捅破，前方的路便天宽地阔；苦难是蹲在成功门前的看家犬，怯弱的人逃得越快，它便追你越紧；苦难是火焰熊熊的炼狱，灵魂在苦难中涅槃，就会露出金子般的成色。苦难成就司马迁，成就梵高，也成就了颜回。
苦难是弱者的坟墓，强者的天堂。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苦难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因为只有在它的面前，我们才会真正明白，站直的重要性，没有苦难，才是最大的苦难。
塞涅卡曾说：“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令人惊叹。”而想要战胜厄运，首先要站直做人。那些屈服于苦难厄运的人，你可以将他们卑躬屈膝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归结于社会，因而得出人浮于事的无奈感慨。偶尔向困难低头，你可以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可以说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丧失了斗志，“哀莫过于心死”，心死了，
还怎么可能会站直？“即便能站直，那也是血肉已腐，形同行尸走肉罢了。
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过得轰轰烈烈，平庸的度过怎能对得起父母赐予我们的百年光阴？我不喜欢屈原的刚烈。国虽灭，只要有楚之遗民在，复国有何难？何必投江而死，再也看不到未来。我也不喜欢渔夫的避世。这是没有志气的表现。虽然社会黑暗，前途渺茫，但只要有正义之人在，哪怕只搅起一点水花，这也不啻为一种成功。若是人人都避世，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怎么进步？时代之所以在不断前进，就是因为有正义之士在力压群佞。这些正义之士，即便前方是死路一条，他们依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周国平曾说：“幸福和苦难都属于灵魂。”幸福固然是美丽的，但在苦难中也可以感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是最高的实现。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这是因为他们并未真正挺直自己的脊梁，站直了做人。
站直了做人，从来不只是身体的直立。也许我们欣赏于那笔直矫健的身影，但我们更欣赏的是直面困难险阻毫不屈服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懂得不屈服，捍卫自己的尊严，否则人就跟爬行动物没什么两样了。站直，并勇敢顶起一片天空，也许会累会
痛，有时也许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也只有那笔直的灵魂、不屈的脊梁，才能让你傲然于世俗万物之上，无愧天地地大喊一声：
“我是一个站直的人，我能独当一面！“
活着，坚守苦难里的幻光
生命的苦难里，总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幻光，唯有活着，坚守着，才能发现它们，找到自己的价值。 在苦难中活下来的卓越之人比比皆是。司马迁宫刑受辱，含恨偷生；文天祥被金军通缉，穿州过府，终于回归南宋；杨六郎成金军俘虏，苟且偷生。放眼近代，霍金身患帕金森综合症，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仍屹立坚守；同样的，张海迪、史铁生，在苦难中度过青春。
活着，到底是怎样的魅力，让他们在苦难里如此执迷？
大人物的苦难中终有辉煌，悄然掩盖了活着的底色。于是，我找到了福贵，找到了祥子。两个人，都是一连串厄运的人生，福贵年少时倾家荡产，中年后女聋儿亡，最后妻子家珍也离他而去；祥子三番买车，
最终人财两亡。相似的命运，却不同的结局，原因何在？
我细细体味，他们是不同的。祥子被剥削，被压迫，理想一次次破灭，在那个社会里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犹如无根之木，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悬在那里。而福贵，命运逼他退步，他虽然退缩了，最后却扑到田野里，找到了自己，尽管那仅仅是在老牛的眼睛里。
是的，福贵还保有苦难里对平凡生命的渴望，朴素的世界观还维持着他苦难里的幻光。同样，司马迁还有著书立说，通古今之变的幻光；文天祥还有光宗耀祖，国家中兴的幻光；杨六郎还有一雪前耻的幻光；霍金还有探索宇宙的幻光；张海迪、史铁生还有挑战生命的幻光。
我也经历过一些称不上苦难的事，悲伤，懊悔。现在的我，苦苦迷茫着苦难的意义，苦难让我们沉思过去，也挖掘出了我们真正拥有和真正追求的幻光，而唯有活着，才知晓。
可是活着，我们在苦难里，往往走不出来，受苦难的支配，也有祥子和福贵的两种形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坚守。
有人告诉我，屈原为气节而死，渔父隐居于世，他
们在苦难中不也在坚守吗？是的，他们也算是在坚守，但他们逃避苦难，否定苦难的价值，偏执于内心，这样的坚守，对于苦难，毫无价值。
坚守着活着吧，在生命苦难的幻光里。
活着的意志与尊严
谨敬司马迁。自沉溺缧绁之辱，择生。不愿鄙陋没世，择生。带血泪，思垂空文以自见，愤懑著《史记》，自成一家之言。此所谓择生之勇者，以生奔放践志者！ 生之大义亦如此。勇敢的生，不苟活，在我看来，他好过轰轰烈烈地赴死。以死明志，过于锋芒和壮烈，只空为后人留下些感慨和满腔热血，却留不下名垂千古的思想，以及实质性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亦好过超然平淡度一生以隐守志。随遇而安固好，也未免有些消极逃避的意味。以生践志，勇敢的生，体现积极的态度，才是人存于世俗的真谛。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以生践志。三年的耻辱他不曾忘记，在含辱而死以死守志和不苟活怀揣不消磨的斗志这两者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勇敢地面对所受的耻辱，不逃避，不隐忍，不屈服不臣服于所受的耻辱，决心报仇雪耻，以生践志，于是“目
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冻常抱冰，夏还握火”，又“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以此来苦心志，劳筋骨，磨砺身心。最终，越王勾践东山再起，一举灭吴。
只有将生命保留下来，好好地活着，才能践行自己的志向，而受耻蒙辱的以生践志，更是需要一颗大无畏的勇者之心。
开始所提及的司马迁亦是如此。他一直惨痛的体验着世道的冷漠悲凉，承受着身体残缺所带来的肉体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耻辱，他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让我们不禁为之唏嘘慨叹，扼腕叹息。 在这种条件下，死亡是他最好的选择。死能够让他解脱那些饱受的痛苦，能够让耻辱随着肉体的消亡而灰飞烟灭。他并不缺乏结束生命的勇气，却选择活了下来，活下来实现少年时就已立下的宏图伟志和人生目标。而他却要忍受世人的嘲笑、小人的讥讽、官吏的侮辱，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这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啊！苦难并没有磨灭他的理想，摧毁他的身心，反而擦亮了他被世俗蒙蔽的双眼，激发了他的斗志。当他那铸金融铁岩浆般的情感从胸口迸发而出，历经十一年的漫长敲打的时候，便锻造出了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史家巨著。
生，是一种比死更难的抉择，毫无保留的生者比赴死者更非凡。
做一个拥有坚韧不拨之志的择生者吧！
矢志不渝！
活着才是王道
古代总有许多人面临“名声”“生存”的两难选择。对很多人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考验。记得《甄嬛传》中崔槿汐与苏培盛之事败露的时候，甄嬛对崔津汐说过这样一句话：死是最容易的事，一脖子吊上去便完了，可是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他说得没错，死，是怯懦之人的退路，而真正的强者是不寻这条路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活着，才是王道。
真正教会我这个道理的，是于娟，一个乳腺癌患者。了解她是从她的博客开始的，博客名字使我震撼——活着才是王道。她的文字中未透露出半点病痛所带给她的痛苦与折磨，她反而比常人更活泼，更乐观。她用她的文字告诉我们，不要总是忙着追求物质生活而忽略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很多很多忠告，语言之轻快，几乎让我忘却了她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她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无所谓病痛，人没有不能承受的痛苦，能活着，我已经很满足了。”很简
单的话语，却足以让我感到她的人生观的强大所在。她曾在半夜里用尽了氧气瓶中的氧气，她就那样度过了数小时，虽难受之极，但她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知道没有生命，一切免谈的道理。
生命是追求一切，拥有一切，享受一切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一切。我想于娟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她作为一位大学副教授的妻子，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她有太多的责任，他们都是她最大的眷恋和牵绊，所以她深刻明白对于她来说，活着才能拥有这些，活着才是王道。
很多关于学生自杀的新闻总会使我感到不解，有的是与老师父母冲突，有的是与同学有矛盾，更有甚者则是因为一次考试失利，真是让人觉得可笑又悲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不会总是一帆风顺，遇到挫折时也不能逃避，可死亡却是最为极端的方式。我总是不明白，既然连死亡都无所畏惧了，那么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呢？活下来，勇敢面对就有成功的可能，选择死亡则是绝无可能了。所以，活着才是王道。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犹能在冰天雪地中隐忍数日，傲然绽放，我们为什么不能坚定信念，勇敢地活下来呢？苏轼曾说：“古之成大事
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由此看来，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能承受住那近乎压垮生命的挫折的重量，而不是选择逃避，选择死亡。
若你胸怀大志，请昂首挺胸，迎接成功前的风雨洗礼，命运给你安排苦痛，你就要反手扼住命运的喉咙，永远不要选择死亡，请时刻谨记：活着才是王道。
死生一局，落子无悔
短短一周之内，我们接触了三种人生观——渔父的超然避世，屈原的舍生守节，司马迁的隐忍坚毅。依我个人观点，择生抑或择死与个人的经历有关。渔父不入政坛，所以他自可恬然自安；屈原入世忧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义愤填膺跳江自尽也理所当然；司马迁《史记》未成，壮志未酬，才能忍辱负重著成名作。他们的人生追求各有不同，但联系当时境遇，我更佩服司马迁做出的选择。 人生如一盘棋局，一个抉择便是一步棋。渔父与另二人的起点不同，他能在乱世中恬然自安，他“择生”也便顺乎自然。而屈原、司马迁生来都是心系天下的人，彼时的他们身处同样一盘濒临崩溃的棋局。有句话说，人生常常是由转折点决定而并非由起点决定。
他们都错算了一步，才把局面引于此，引至一个转折点。屈原选择了自尽，他成功地保留了尊严，没有落得被对手羞辱的下场。而司马迁则坚持将棋走完，哪怕在看客眼中他必输无疑，但他的坚守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以至于最后裁判不得不判平手——这便给了他证实自己存活价值的机会。虽然耗时保棋的手段被众人不齿，但从大局来看，他确确实实是明智的。 《史记》于司马迁，是一个使命，一个夙愿。受极刑之辱时，他也应想过以死明志，但尚未完稿的《史记》如一个小小的熠熠的光源，常驻于他蒙尘的心中，执着的散发着光与热，构筑出一个不垮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成就了《史记》，同时《史记》也成就了司马迁。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要延续绝望之人的生命，需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这个信念必须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引导他将已经踏入深渊的一只脚收回。但这又何谈容易？古往今来，多少人心愿未了，抱憾而终。他们也许死得轰轰烈烈，名垂青史，却再也无法启开双眸，看一眼他们爱过也恨过的世界，更无法抖擞精神，去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棋局既定，便无反悔一说。而时间这位公正的长者兼裁判则会过滤假象，沉淀事实，谁是谁非便如棋
盘上排列整齐的黑白棋子，一目了然。
择生，则一切皆未定局，哪怕伤痕累累，希望渺茫，仍有机会翻盘；择死，则是亲手布成一个死局.两难抉择，唯智者方能落子无悔。
生的分量
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人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作为一个人可以有多种活法。我始终坚持，我要活出自我，活出分量，不枉此生，以生践志。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活得步履维艰，似乎是再也无法走下去，觉得我们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太重。可是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又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承受一些重量，让我们不会失去自我，难以降落。生命的轻，才是最难承受的。试想，一张纸片，我们再用尽力气抛向比较远的地方，也是很难的事，只是因为没有想要的厚重，太过浮夸。所以生命切不可太轻，太没有分量，说放弃就放弃。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像纸片，可是如果太空虚，没有能让自己稳下来认真做的事，或许我们会比纸片还要轻薄。大鹏在抟扶摇而上时，比纸片飞
向远方承受的重量要多得多，而司马迁就像大鹏一样，承受着无比的重量飞往自己生命的南方——南方的天池。司马迁所承受的是身体上的痛苦，灵魂上的侮辱，这种痛苦和侮辱让他难以挺起胸膛，直起腰杆，可是他还是选择了忍辱负重的生，他一定觉得就如此死去，太轻太轻。支持他生的《史记》，不只是为他自己志向的实现，还有父亲，还有祖父等的数代人，他们要展示出作为不起眼的史官也可以举足轻重的为世人称赞的风采，他们尽力的完成自己的使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历史的真相——而了解真相对于我们又是何等的重要——为此，他不能舍生取义；为此，他必须活着。而活着，为了不让生命轻到尘埃里，所背负的重量，如果没有坚强的心，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于我而言，我不知是否可以承受司马迁那样，或者说鹏鸟那样的重量，但我绝对承受不起生命之轻。也许我能力有限，但我可以让自己厚重起来，活出分量，活出自我。
我不能轻易选择死，我不想做人生战场上的逃兵，因为我知道，人一旦死去，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不能像神一般存在，保佑着我深爱的人们，所以我只能勇敢地活着，背起我的行囊，奔向生命的远方。
勇敢地活出自我，活出分量，不枉此生，以生践
志。
做个举足轻重的人！
蹈死不顾者，主浮沉
我欣赏屈原，欣赏他以身殉国的节操，欣赏他蹈死不顾的气量，欣赏他宁赴湘流也不蒙受世俗尘埃的执着。那是我学不来的豪放。
有人说，屈原太冲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还有再创辉煌的希望。有人说，项羽太愚昧，活着的话，“卷土重来未可知”。有人说，司马迁才是智者，受辱后成就巨著，坚强隐忍的活着。有人说，刘邦才是英雄，忍辱负重，成就了一番事业。
我不想否定这些观点，但是我绝不会赞成这些观点。在我看来，生命的真谛在于向自己想去的圣地一路奔驰，如果神圣的殿堂已被玷污，那么我宁愿退出这场旅途。
我想屈原定是这样，他心中的圣地是他的国家繁荣与富强，还有平定中原的那一天。因而楚国灭亡的时候，就是神圣殿堂轰然倒塌之时，于他而言，此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于是他奔赴湘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屈原生命最后的真谛。
我想项羽亦定是这样。虽然他有些急功近利，但他亦是重任在肩，扛着父辈留下的使命的。战败的他既然注定要接受失败的耻辱，与其受辱，毋宁自刎乌江。以死守志，这或许又是他生命的真谛吧？
他们虽然都没有到达“圣地”，但是他们不甘受辱的精神让我欣赏。既然做不到精彩的活，那就决然的死，以死来保住高洁，又有什么不值得呢？他们才是赢家，才是真正的王者！
翻读历史，不是为了歌颂名人旧事，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做一个大写的人，成为一个王者。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证明：通往圣地的旅途固然辛苦，可是辛苦算不了什么，而如果圣殿已经惨遭玷辱，甚至消失殆尽，那才是自己的最大失败，最重的耻辱，那么，与其屈辱的活，还不如求得一死！
在我看来，这便是实现生命真谛的最后途径了，谁如果勇敢地做到了，谁便是王者！
在如今的一些人眼里，死亡是一件恐怖的事，对他们而言，甚至是谈死色变。可想而知，为气节而主动赴死，对他们将是多么得遥不可及，或许他们连自己的圣地在何方都不知道吧？没有追求，没有方向，只是一味的乏味地活着，一味的重复着枯燥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有色彩吗？
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蹈死不顾，坚守气节。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屈原也，项羽也，蹈死不顾者也。
胸怀天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学习《报任安书》《渔父》有感
大家都见过一种青铜钱，就是那种形状外圆内方的。用它来比喻我们的处世态度再合适不过：做人就要既有内心的端方正直的刚性，又要有外在圆融无碍的灵活。
所以我敬重屈原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硬气”，却不欣赏他一了百了的去死；我钦佩渔夫洁身自好的情操，却不赞成他抛却红尘、置身世外的无牵无挂。 是的，“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已然失败，楚怀王已然不听劝阻死在了异国他乡，而自己也已被流放荆楚之地再也无力挽回大厦将倾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抱定“与国共存亡”的信念，奔赴江流，的确是一种爱国之举。可是赴死之后呢？楚国还是要亡，楚国人民也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警醒，倒是这一“跳”，
成就了一个响当当的“爱国诗人”的名号。
很自然的就联想到了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朝将亡之际，王国维是跳进未名湖“殉”了他的大清帝国的。可是结果呢？结果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该咋地还是咋地，历史并没有因为王国维的一“跳”而停下脚步，反而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却因此缺失了一位大师，损失了一位文化巨匠。
举王国维的例子是在说屈原死得不值。他完全可以在楚国灭亡之后，像伯齐叔夷那样存活于世。如果这种想法在他那里是苟且偷生，玷辱了他的清誉的话，他还是可以有继续活下去的诸多理由的，比如做一个“反秦复楚”的旗手，带领楚国人民，联合此时还未灭亡的燕国和齐国，“戮力西向”，再挣扎一番。因此建立了一番宏图大业也说不定呢。身为熊氏的后裔，楚国的贵族，曾经的“三闾大夫”，屈原应该是有这份号召力的。
可是他为什么选择死呢？其实，有时候活着比选择死去更需要勇气，在厄运面前选择活下来的人，有时比为了所谓的气节而选择死的人更是英雄！就如司马迁。从“士可杀不可辱”这个角度讲，为了保全气节，他不死的话我们都不会答应。可是如果司马迁真的受辱死了呢？中国文学史上还会有《史记》吗？我们还
能这么完整地知道十二本纪、三十列传、七十世家、十表八书吗？气节与责任孰轻孰重，司马迁看得很明白，所以他甘愿接受宫刑而“无愠色”。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这是一种公而忘私的“无我”之境啊！ 所以我敬佩司马迁“隐忍苟活”的大英雄行为，不赞成屈原的自投汨罗江。
再说渔父。渔夫是个什么人呢？他应该属于追求清静无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一派，是个隐士。道家一派不主张政府作为，强调自身的修养，追求自我的完美，对社会的兴衰与否、进步与否，不太关注，他们注重的是个人，因而忽视了社会。所以按佛家的品级来划分，道家隐居之士的终极目标充其量也就是声闻缘觉的境界，而很难达到自觉觉他的一佛乘。
当然道家隐居之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强调自我修养，追求真善美，完善自我，这本身就值得学习。试想，一个人人向真向善的社会，还会有纷争吗？还会有公平和正义的沦丧吗？那必然是一个美至极致的大同世界！
所以我敬佩渔父之伦固守洁身自好情操的高洁行为！
但是一个人不能仅仅为了个人而活着，为个人而
活，即使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完善，也是一种自私的“自了汉”行为。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还应该有责任，心中还应该装着他人的安危，装着百姓的所需，装着天下苍生的福祉！惟其如此，才配得上一个大写的“人”。 我在这里倡导“为天下苍生谋福祉”并非一个吓煞人的大题目，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心中装着天下苍生。
这句话我特别想对那些可以影响世界走势，决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命运的生杀予夺者说一说：你们的一个决定，是善念还是恶念，天下苍生面临的就是或者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或者河清海晏、安居乐业！握有权柄者们，不能不当先心存善念啊！ 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作用也分大小，但是思想是不分贵贱尊卑的。一个顶顶无能的人如果他心中只有别人唯独忘了自己，这样的人，也是应该像喜马拉雅山一样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
所以不要惧怕能力大小，不要担忧地位高低，先从心存善念，敢于担当开始吧。
善念生而天下定。
我们不是天天慨叹世风不古道德沦丧吗？如果为官者一心想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平民百姓的心里时刻想的是孝敬父母，友爱邻里，人人都心
存正念，何愁社会风气的不为之一大改观！
路就在脚下，善念自在人心。就让我们先从点滴做起吧。相信我们点点滴滴的善念必将汇聚在一起，形成洗刷社会污垢、荡涤社会魂灵的滚滚洪流！
读庄子《逍遥游》随想
（一）
鹏鸟“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结果蜩、学鸠和斥鷃们就不理解了：“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彼且奚适也？”
蜩、学鸠和斥鷃之所以嘲笑高飞九万里而图南的鹏鸟，是受他们自身的条件所限，“决起而飞”，仅能飞至树梢，在蓬蒿间遨游的小雀，就是让他们放开胆量，大胆设想，他们也不会明白居然还有高飞九万里而图南的鸟。
人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闭塞的环境，他就极可能坐井观天，如果再加上自身能力有限，又不善于学习，那么他就很容易夜郎自大。鲁迅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里塑造的阿Q，他讥笑城里人“叫长凳为条凳；油煎大头鱼，把葱花切到很细”，说这样做“都是错的”，“感到可笑”。读过《逍遥游》
才忽然顿悟其深刻的内涵。一叶障目的人总是自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二）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才能胜任一个职位，善行在一方有影响力，道德让一个国君满意，能耐可以让全国人民信任）的四种人，相较于芸芸众生而言，都是人才，但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却都用在了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上，“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已经抛弃了世俗的功名利禄，所以有理由讥笑他们。但是宋荣子是站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讥笑别人的，从这点讲，宋荣子还处在自我之境上，所以他自然要受到“我”的限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列子列御寇比较宋荣子，其境界又上了一个层次，他已经不执著于我，所以他能“御风”，他能天上人间“旬有五日而后反”。可是他是否已经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呢？没有。正如文中所言，他虽然“免乎行”，但是“犹有所待者也”，而且测算一下列子天上人间“旬有五日而后反”的速度，可以推知列子的御风速度也就相当于孙悟空学习筋斗云的初级阶段，也即其师讥笑的“爬云”阶段，所以列子还未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那么怎么才能算是“逍遥游”呢？庄子说“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就是说顺应了大自然的法则，掌握了六气的变化，以逍遥于无穷无尽的宇宙，再也没有任何凭借。这是编书人的解释。这种解释还停留在表面上。庄周梦蝶以后，不知道自己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庄周中有蝴蝶，蝴蝶中有庄周，物我两忘，浑然一体。同样的道理，达到逍遥游之境的庄子，他中有宇宙，宇宙中有他，他与宇宙物我一体，他与宇宙
同化。这应该才是真正的逍遥游吧？
（三）
从庄子的“逍遥游”之境抽身出来，再反照世俗社会，又明白了一个理儿。通常赞誉一个“廉洁”“两袖清风”的人，总是说他因为“无欲”，所以“则刚”。确实“无欲则刚”不失为拒贪拒贿，成为一个良吏的有效手段，而即使一介平民，如果能够做到无欲，也完全会获得一份挺直腰板做人的资本。尽管对一个官员而言，要求他“无欲”虽属合理，但要做到却实在太难。
但是仔细想想，“无欲而刚”还不能算作为人的最高境界。不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它的基点是“我”，是从“自我”出发的，之所以淡薄于功名利禄，其目的是使“我”能够更好地为官或做人，因此“无欲则
刚”只能叫做“有我之境”。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虽然是文学艺术上的“有我之境”，但是与“无欲则刚”有共同的东西——皆著“我”之色彩。
“有我”虽然超越了“小我”而进入“大我”之境，但仍未超越“我”，仍有一己在，故还不能算是充分自由的境界。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自由的境界呢？
需要由“有我”之境进入“无我”之境。
毛泽东在他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要求全体共 产 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建国后，我们国家的干部又被称作“公仆”。无论是上述的“全心全意”“毫不利己”，还是后文的“公仆”体现的就是一种“无我之境”。试想，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做到舍弃自我，大公无私，又何愁反腐倡廉没有效果？根本就没有“私”字可言了，又何来贪污受贿呢？
所以要拒腐，当务之急还是要从思想上下功夫。如果思想认识到位，真正明白做官是“全心全意”“毫不利己”地做人民的“公仆”，相信即使再穷一点，物质再匮乏一点，也会做一个“好官”。相反，如果
“私”字当头，“利”字第一，即使惩罚再严厉，防范措施再得当，也有敢触“高压线”者。
为人为官，“无欲则刚”已属不易，由“无欲则刚”走到“大公无私”则是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