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爱国情感与楚辞爱国主义理想
中国历代以来，文人往往因其忠君忧国的高尚品德而提升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含量及受欢迎的程度。相反奸臣的文学造诣就难免因其道德品质受到的非议而为人所不齿。这里不妨举一二例作为佐证。
曹操在文学上的作为在东汉末年鲜有人能及，很多诗句至今也耳熟能详。“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在这里我们不能否认曹操这些诗词写的也很美，可是这种文学上的美感因后人对他道德行为的评价而打了折扣。“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些处世的准则与国人褒扬的忠义二字背道而驰。“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作品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这首《过零丁洋》，这首诗流传之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作者自身的气节与高尚的爱国情感。因此可以说高尚的品德往往赋予文学作品在文学之外的更多光辉，而道德卑劣的人即使写得一手好文章，也难免少有读者。我们对屈原的熟知首先便是出于对他气节上的尊崇，其次便源于对他文学作品的喜爱与赞赏。在下文中将着重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感与《楚辞》审美意象相得益彰的关联。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公元前340年12月21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楚国丹阳，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于丹阳交战。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屈原的著作《国殇》即是对这场战争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
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在复国无望，国将不国的时候，屈原选择了自沉江底，以此与楚国同归于沉寂。
屈原从怀着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为楚国奔走的时候就已经和楚国站到了一起，可以说楚国的振兴就是屈原理想的实现，而楚国的破灭也势必成为他万念俱灰、投身汨罗江的最终选择。所以屈原的悲剧更多的是局限于战国末期的时代环境，不管是屈原还是楚国都已经回天乏术。此外屈原又有着极深的爱国爱民情感，正是这一点让他投身汨罗江变成了事先就已成真的谶言。也正是由于他这份实现理想无望，爱国却不被祖国理解的现实逼得他忧愁发愤而造就了流芳至今的《楚辞》。屈原的爱国情感无处表达就只有将这种理想诉诸于文字，因此“香草美人”才有了浓浓的理想主义的味道，这种味道更深沉次是源于爱国主义的情感和忧愁无奈的处境。
五月端午赛龙舟，吃粽子是对屈原的纪念。人们怀念他的高洁不屈，钦佩他“国已灭，恨独生”的大义凛然。即使不是《楚辞》，屈原也将是不朽的。在那个时代人人自求富贵，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为的不过是自身的荣华。又有多少人像屈原一样将自身的命运已紧紧同祖国捆绑在了一起？即使不是屈原，《楚辞》也将是不朽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舍去自身安危不顾，只求国家振奋，其词其文飘逸俊秀，正像屈原为国为民的高洁理想。
《离骚》是屈原及《楚辞》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是诗人蕴含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忧伤怨愤之歌。忠怨之情和爱国精神是《离骚》的主线。全诗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现了诗人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表明了诗人忠君报国的坚决态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其爱国爱民之心，掷地有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使粉身碎骨，他也决不改变志向。
第二部分主要写诗 人驰骋幻想。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部分，写诗人幻想中的追求。当诗人就要离开楚国的一刻，他在太空中忽然看见了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时，仆夫悲伤，驷马徘徊。车驾不能前行了。怎么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国人莫我知兮。叉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祖国啊，我既无法留，又不可去，只好以死殉国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在选择与祖国同归寂灭的一刻就已经对其自身或者《楚辞》作了最好的定义。
《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的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激励。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富于正义感的。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树立的一座璀璨无比的丰碑。19xx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隆重纪念。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伟大高洁的人格，千百年来指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向 ，今后也必定与其文字一同继续辉映后世。
第二篇：论屈原的爱国主义
武振伟《从楚与中原各国关系看屈原的爱国问题》：
周代，包括屈原在内的人所爱之国，实有三种:其一，是出生之国，即“乡国”;其二，是居住之国或奉仕之国，即“君国”;其三，是构成神话谱系的先祖之国，即“祖国”。屈原对楚国的感情，正是这三种概念的结合体。从屈原一生历程看，先为怀王信任，制定宪令，有着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但是不幸的是，受到奸臣的谗害，而被流放。虽然如此屈原仍冀心楚王能觉
悟其忠诚而召回自己，能够重新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有着强烈的宗族意识，他是楚国王族，他不会看到自己宗族的覆灭而无动于衷，而当时，秦不断攻楚，怀王时期，楚先后失去巫郡、黔中郡等等，郡郧都城之地也被秦军所占，楚军数次大败于秦。楚国的强盛维持到怀王前期而告结束。由于楚王的信谗任俊，决策失误，楚国的衰亡已成定势，屈原痛感于此，不忍离去，他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宗族，他是站在保存楚国社稷的立
场上来看问题的。纵观中原各国，每一国对传国宝器的重视，对宗庙的重视，莫不是其宗族意识的表现，楚国正是处理好了它灭掉小国之后对待灭国贵族的问题，才得以使灭国贵族能够安心做楚国的降臣，不再叛乱。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即是灭国不灭其祀。屈原的联齐抗秦的主张，也是站在宗族这个立场上的。应该将屈原的“爱国”界定为“热爱宗国”，这样比较合理。如果说是热爱宗国的话，那么屈原的“爱国”是成立的，同样，我们
可以称许穆夫人为“爱国诗人”，因为她也是站在其宗族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种界定，显然是从狭义上的 “国”的概念上说的。历经几千年，中国人的宗庙观念至为强烈，祖宗的基业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也就可以理解了。屈原不愿看到楚国先公先王创立起来的基业毁于当代人的手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熊绎、若敖、纷冒等几代君主，“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楚国先祖的艰难创业，使屈原不忍看到楚国千百年来
的基业毁于一旦，他对宗国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忍离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司马迁从屈原的作品中，看到了屈原“存君兴国”的一致性。屈原系心楚国、系心怀王是密不可分的。屈原的爱国思想虽然与现在的爱国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是不同意义上的。但是千百年以来，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了屈原身
上的积极的人生精神。
屈原爱国精神的认可，更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缺省性解读，人们不必拘泥于对国家范畴的阐释，而只需从中汲取利于现代人的那种精神，特别是特殊的社会原因造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即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国家形势与当时的楚国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时，人们更容易理解屈原的精神。抗战时期郭沫若《屈原》历史剧演出的巨大成功也正在于此。这种爱国情感的共鸣是千载而下我们读懂屈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