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生平
孟子（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约在祖辈时迁于邹。三岁时，他父亲孟孙激去逝，全靠母亲仉氏教育。史书中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佳话。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15岁左右，他入学读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上承孔子、子思之学。
孟子学成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门生中著名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当时诸侯混战、七雄争霸，孟子便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约44岁时，他率领弟子，首次出游齐国，50岁时出游滕国，然后返邹。不久又拜访了代理任国（今济宁）国政的季子；接着由任到梁（魏）见梁惠王，55岁左右，由梁再次到齐国。据历史记载，孟子游说诸侯时名气很大，；“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曾在二次游说齐国期间在齐做客卿数年，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但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因而，对于当时“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他各国也都未采纳。 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抱负仍然没有实现，
只好停止自己20多年的游说生涯，象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言，作《孟子》七篇，以诏来世。”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他“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
孟子还十分注意人格修养，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孟子大约活到84岁。他去逝之后，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
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予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封为仅次于“至
圣”孔子的“亚圣”。同时，还建造了占地66亩的孟庙。孟子是邹城市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孟子》一书早已被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介绍到世界各地，并对全世界的精神文明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才真正认识到孟子思想的精微与深邃，《孟子》由子书升格为经书，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孟子与孔子的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有学生问朱子：“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朱子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不幸的是，孟子性善说即使经过宋儒的充分阐释，后人还是对其产生种种误解。
与孟子性善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既然是全能而又至善的，上帝创造的所有事物也应是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却存在着缺陷甚至罪恶？上帝是世界的起点，是运动变化的第一推动力，但绝对的起点其实是不存在的，起点必须在趋向于终点的过程中才有意义。上帝作为世界的本原是起点，更是终点；是动力因，更是目的因。或者说，世间每个事物既是上帝创造的，同时每个事物也是相对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物”其实是“事”，所谓“物，犹事也”。上帝本身就存在于这个关系网络中，体现为秩序和规律。一方面，万物由上帝创造，所以每个事物都是善的，并且在趋向善。另一方面，每个事物又相对他物而存
在，必然存在着不和谐和缺陷。只有实现“与物无对”，把与他物的联系收摄在自身之中，才能与上帝合一而上达至善的境界。《中庸》所谓“慎其独也”，即相当于《大学》之“止于至善”。
不能从经验层面来否定孟子性善说，孟子曰：“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言性善，正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相合，把超越性的“天命之性”融入到当下，不得不言性善。显现出来的“恶”是“迹”，而“善”是内在的“性”，是目的因，故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善”是目的因，故“善”是绝对的，而“恶”是相对的，在过程中展现出来又不断被转化掉。不仅佛家以空论性，常人总是习惯于以“空”或“无”来建构“有”，认为“性”作为开端为“无”，“善”或“恶”都属于“有”，所以“性无善无不善”、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性恶说”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孔子十五岁立志为学，“入太庙，每事问”，但孔子却说自己空空如也，“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孔子反复点拨子贡，就是要告诫子贡“学”要往心性上走，要由“博”反“约”，落实在德行修养上。孟子提出性善说“上合千古圣人不言之心”，根本目的是要为学问之道立一个大本，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反对向心外求索，做“义袭而取”的功夫，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仁而得仁，故不怨天，不尤人。同样，格物穷理也是无条件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即是“学”，“反”是复其性。“心之官则思，思
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思”也是“学”，“思”是尽其性。北宋大儒张横渠区分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功莫大焉。阳明先生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提出“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与孔孟之言一以贯之。
除了性善说之外，孟子的王道仁政学说、民本思想，王霸义利之辨、知言养气论，以及“集义”“养心”“反身而诚”的功夫论，继承了孔子学说，丰富了儒家思想。但孟子思想最核心部分还是心性论，伦理道德学说、仁政与民本思想、功夫修养论等均是从心性论中自然派生出来的。例如，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文王视民如伤，文王施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只不过是扩充其恻隐仁爱之心。宰我反对三年之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女安则为之”。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功不在禹下。儒家主张仁爱，仁爱是“修己以安百姓”，墨家兼爱是务外而忘本，追求抽象的平均。儒家为己之学落在心性修养上，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自然有开物成务、化民成俗的事业。杨朱贵己，只养身而不养心，所谓“养其小体”，故人我是截然对立的。然世人不识儒家仁爱思想和为己之学为中道，对孟子辟杨墨产生误解，以为孟子好辩，为人刻薄、思想褊狭。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是从良知本体起用，良知自然能知是知非，如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孟子“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曰：“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这两句蕴含着丰富的义理，其中“率天下而路也”一句只有阳明先生在《传习录》给出了正确的解释。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但孔子“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内在德性的充实圆满。“率天下而路也”与之相对，是随心所欲而不守规矩，无“理”无“义”，天下皆路，其实是天下无路可行。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问题的往复辩论，也充分体现了孟子“知言”。如告子说“生之谓性”，孟子知道告子以“生”解“性”，把“性”落在所生上，已经把“性”外化，故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结合亚里士多德对实体与属性的区分，才容易解读孟子这句话的深意。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得于言而求于心，这是心外求理，并且是先知后行。孟子认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应该做“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功夫。“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可参照《中庸》“诚者自成也”“至诚无息”来研读。因为“无息”，所以“必有事焉”；因为“诚者自成”，故“勿正心”。这比《大学》“诚意、正心”的境界要高。《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也不同于《大学》“格物”之“物”，而是应该结合“必有事焉”之“事”来理解。
在四书中，《孟子》与《中庸》的联系最为紧密。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界定了“性”与“反”两种功夫境界；《中庸》则区分“唯天下至诚”与“其次致曲”，“诚者”与“诚之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曰“尧舜与人同耳”；《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第二篇：《孟子》主要思想
孟子的主要思想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要“保民” ，要“与民同乐”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二、仁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1、养民：一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2、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三、王道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四、性善 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都有向善的能力。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再次，“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五、尽心知性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是前提条件。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夫，就可能实现“尽心知性”
。六、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明人伦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教育方法：“存养式”，即保持并发展人的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