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感言 重申权利更须重建信仰

记者节是记者的权利日。正因为如此，3天前即11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意发布通知，重申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的权利。通知列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粗暴干涉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甚至殴打记者、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通知强调：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有关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

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个维权文件中，不难窥见中国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其实，关于记者执业环境之严峻，或者说关于记者权利之缺失、记者尊严之缺失，早就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当然令人悲哀。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现状，并不会因为它的不合理，也不会因为公众的愤怒，而在朝夕之间改变。历史的惰性是顽强的，现状的改变只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因此不得不与这样的现状共存，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

这也就是说，作为记者，我们注定了还要餐风沐雨，我们注定了还要历经苦难，我们注定了还要饱受熬煎。

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相伴生的，是新锐媒体的崛起，是公共舆论的突飞猛进。公共舆论改变了很多，公共舆论还可能改变很多，比如孙志刚事件，SARS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以及仍在僵持中的聂树斌事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公共舆论的滑铁卢其实更多更多，公共舆论不能改变的其实更多更多。我们生活中的邪恶仿佛多头怪，砍掉多少长多少，循环往复，似乎永无休止。

那种凯歌行进的浪漫岁月，于是与我们无缘。犹如填海，我们每填进去一座山，汹涌的海浪就会吞噬一座山；犹如地平线，我们每靠近一步，它就远离一步。我们投入的仿佛是一次没有尽头的竞跑、没有结局的搏斗。

这的确令人沮丧，令人意气消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与我们生活中的邪恶的对抗，从根本上说，就仿佛是人类与疾病的对抗。人类永远不可能根除疾病，每战胜一种顽疾，新的顽疾难免产生。人类与疾病的战争是一出没有尾声的连续剧，贯穿人类的全部历史。但人类绝不会稍有懈怠。因为任何懈怠，都会导致疾病的大举进军乃至人类的没顶之灾。同样，邪恶和我们对于邪恶的抵抗，也一直是此消彼长。

是的，我们都是常人，任何个体的力量，都决无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世界未必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努力，世界却肯定只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世界没有变得更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孙志刚的冤魂能讨回公道？难道不会有前仆后继的孙志刚？如果没有公共舆论，难道会有重庆“钉子户”的胜利和拆迁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公共舆论，还会有谁在意崔英杰不屈的呐喊？还会有谁在乎聂树斌不瞑的眼睛？诚然，我们取得的只是有限的成就，但既然我们都是常人，原本就不应对自己抱有过高的指望，能取得如此成就已属不俗，已足以奠定我们的自信，支撑我们继续坚守。

希望与失望兼得，光荣与悲愤并行，骄傲与羞惭同在，这就是作为中国记者的宿命。我们注定了没有坦途，而只能在两极之间跌宕。在这样的宿命中坚守，在这样的宿命中经受熬煎，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坚忍。如果说激情来自良知，那么坚忍则来自信仰，即对于自己职业理想的信仰，即对于真相和正义的信仰。惟其如此，记者节不仅应该是记者的权利日，更应该是记者的信仰日。我们不仅

应该在记者节重申记者权利，呼吁法制对于记者权利的切实保障；更应该反求诸己，扪心自问是否已经重建信仰。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会具备强大的抗打击力，始终以持平之心，应对外部风云的莫测变幻；只是因为信仰，我们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位置，做自己本分的事情，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因为热爱，而把没有尽头的苦役变成了诗意的栖居。（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南方都市报20xx年记者节社论：

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必须是一个记者

——写在20xx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

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足以催生年轻人的英雄梦想，因此常常听见记者豪情满怀地宣称，他们要忠实地全面地记录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然而，记者不是历史记录者，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记者是新闻记录者。新闻是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历史的全部。新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

新闻是当下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日常生活中突兀显现的事件，是社会发展中重大迫切的问题，是特例而不是常态。

当然，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记者有责任报道建设成就，报道好人好事，报道成功经验，但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历史，也不因为他们是现实生活，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们是新闻。

当一些地方负面事件过多时，那并不是记者报道的责任，也许是当地管理部门出了问题。当一些新闻事件引发强烈反响时，那并不是记者报道的结果，而是事件本身导致的结果。

记者也不是警察，不应该用警察的眼睛盯着罪犯。记者也不是法官，不应该用法官的头脑思考案件。

记者也不是商人。媒体固然是一个产业，追求符合市场规律的投资与回报，记者却并不惟利是图。

记者不应该拿事实讨价还价，记者不应该学会交易中的妥协和退让。 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并非简单的市场理论可以解释。当记者忠诚于事实的时候，他就是社会的良知。

记者却又不是思想导师。他可以传播思想，却不是思想家本人。他可以训导道德，却不可以道德感压倒事实。他可以义愤填膺，却不可以攻击“敌人”。他可以痛哭流涕，却不可以用泪水模糊了字迹。

记者也不是学者，不必高屋建瓴。记者也不是诗人，不可浅唱低吟。记者也不是演员，不可千变万化。记者更不是化妆师，不可涂脂抹粉。

记者也不是过客，可以袖手旁观。记者有义务报道新闻，媒体有责任告知事实。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一个记者至少应该知道他的理想。 他的理想很简单，那就是做一名记者。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可能是，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记者。

正如有时候一个官员，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公务员；正如有时候一个法官，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法律工作者。

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同行——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必须是一个记者。

南方都市报20xx年记者节社论：

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

又是中国记者节。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今年有别于去年，去年不同于前年。但是对记者而言，更多的没有变：它的使命依旧、光荣依旧，它的处境依旧、信念依旧。

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就像士兵必须战斗，就像农民必定耕种；就像神经在感知、头脑在思考；记者寻找真相、说出真相、传播真相，这天职不必论证，这荣誉无须加冕。

记者的处境，就是真相的处境。真相结实地存在，但未必赤裸裸地昭示，常有浮云遮蔽，常有积雪掩埋。真相拥有破土而出的力量，但是难免遭遇沉重的压力、严密的阻隔。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真相都必须冲破围剿，真话都必须与谎言战斗。

一个月以前，20xx年10月7日，一位俄罗斯的女士在莫斯科居家电梯里被人枪杀。此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包括俄罗斯警方在内，普遍怀疑死者被害与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她叫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从事新闻工作。她是一名记者。

安娜生前曾经说，“人们为了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得冒着生命风险。”这本身已经是一句大胆的真话，这句话揭示了恐怖的真实存在。今天这个世界，信息在互联网上泛滥，言论自由早已是不争的人权，但是说真话仍然不容易。

所幸中国没有这样的恐怖，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克服困难，就能直抵真相。这困难可能是显于行动表象，也可能隐于意识深处，还可能不知不觉地弥漫在体制惯性之中。就在上个月底，广州市还有8名记者在采访车祸时遭遇围殴；就在上个月中，还有地方政府要求记者，在中央主要媒体发表正面报道，否则不能评定副高以上职称；就在今年夏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归其统一管理--这些事情的发生，未必意图于阻碍记者说真话，但是在事实上，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必须克服的困难。

这些困难，很多都无从归咎，它可能就是散漫的现实存在；这些困难，当然不是中国记者职业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是记者工作的特殊之处。这些困难，也在发生变革，今天是这个形式，明天是另一个内容。而从长远来看，中国记者的处境正在改善：假大空话在逐步消失，舆论监督权力日益得到民众与政府认同。这变化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也是新闻工作者持续争取的成果。今天这变革并没有完成，争取也必须继续。

中国记者的处境，早已没有了非生即死的戏剧性，因此也不需要流血牺牲的古典主义英雄，但它却是当前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活生生见证。在这一转型中，有些谎言毫无意识，有些束缚是出于惯性。而事实上，记者往往也无异于他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有软弱空虚，有自私有畏惧，有错误有妥协。但是，在这处境之中，如果软弱以至于不再相信真相的力量、错误以至于不再能够寻回正确的方向，妥协以至于不再在乎新闻的模样，那即便还顶着记者的头衔，其实却早已与记者无关。

每一个记者节，我们按捺不住地温习那些最初的憧憬与冲动；又一个记者节，我们习惯性地提醒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为了追寻真相，我们才成为记者，因为说出真相，我们才是记者。

《南方都市报》20xx年记者节社论

记者,请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

11月8日，中国记者节。一年一度这是一个机会，新闻工作者反观自身：我们的处境、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期待。

已近年尾的20xx年，对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说，依然可以盘点出那些追寻真相的冲动与成绩―――九江大桥断桥事件、凤凰石桥塌垮事件、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新闻调查的进展，停在了半路。舆论监督的权利，遭遇遮蔽真相的权力，依然脆弱。

已近年尾的20xx年，对中国新闻工作者来说，还有一些让人沮丧的坏消息，这些坏消息来自我们的同行。

兰成长在山西被煤老板打死，但是被害者本人涉嫌敲诈。这是多重的悲剧，令人羞愤交加。煤老板的黑社会化倾向固然可耻可怖，大量真假记者在矿区的受贿、敲诈行为也着实没什么光彩。严厉一点去反省，记者利用自己手中的软权力换取私利，这在行业内并不罕见。舆论监督的权利尚未独立且不完整，舆论监督者便已经开始寻租―――或许新闻人与其他社会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会被光荣感召，也会被利益诱使，只是在一个普遍腐败的社会里，一个记者更容易背叛他的职业、玷污这个职业的荣誉。

北京电视台上演“纸包子”假新闻，这是令人费解的闹剧，让人恨其愚蠢、怒其不争。有关“纸包子”假新闻的新闻，最初比“纸包子”更让人感到难

以置信。但是仔细追究这怪事成因，我们看到电视台内部企业化的雇用制度和竞争规则，看到机构利益主导之下新闻工作的偏离和扭曲，为拼收视率、为内部竞争、为职业前途、为眼前利益，在现实规逼之下，假新闻炮制出炉顺理成章不足为奇―――或许理想、使命和光荣，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全部内容，媒体本身就有企业逐利的一面，那些为广告客户撰写的软文，那些在利益诱惑之下放弃的负面报道，也是当下中国新闻媒体的真实。

某地方报纸做了一个崭新的“假版面”申报中国新闻奖。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这超凡的想像力背后，有追逐利益的动机，但更多的是一个缺乏专业精神的新闻机构的虚荣和轻佻。它对自己没有尊重、对自己所在的体系也没有尊重，这个笑话不过是一个不尊重专业的体系对自己的报复。然而这一类型的新闻机构，也是中国新闻行业的真实的一部分。

已近年尾的20xx年，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自己爆出了几则颇为轰动的负面新闻，这让整个行业倍感耻辱。然而，这些耻辱的故事泄露了久已存在的行业现实，被寄予厚望的“社会良心”面临祛魅―――神话破灭，回归真相，这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

中国新闻行业的真相是什么？新闻媒体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例外。在这个庞大结构中，新闻媒体的位置非常尴尬，它在权力面前是弱者，它在资本面前不是强者；它在公众面前难免逞强的承诺，但它明知独立完整的舆论监督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个混杂失信的环境里，新闻媒体的性格具有两面性，时而以理想主义自我鼓励，时而以现实主义自圆其说；有些人为理想和光荣、真相和正义而战斗，有些人为小权力小利益而谋职混饭。

体制的约束和社会恶势力的阻挠在事实上妨碍记者探寻真相，但是这不过是外部的障碍、是改变新闻人行动的力量。然而，体制结构决定行业的尴尬位置和软弱性格，社会潜规则扭曲从业者的职业初衷和价值取向，这便从内部改变了新闻行业的主体意志、新闻人的主观意愿。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外部的阻挠，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样一种危险：新闻行业也许被它的监督对象所同化，至少存在着被同化的压力；而新闻人也常常要面对孤立的压力、失望的打击、利益的诱惑，如果没有坚定的内心力量，新闻人也许就会放弃职业理想，滥用职务权力。

在令记者感到羞耻的今年，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比想象的更加艰难；在记者必须重温初衷重拾理想的今天，我们明白自己必须比自己所能够的还要坚定。20xx年记者节，我们希望能够祛魅之后再复魅，在内外交困的压抑中，我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信念：有一群人不可能放弃理想，有一群人永远对真相忠诚，有一群人奔走淹没在人海当中但是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这群人，他们是真正的记者。

第二篇：南都社论

南都社论：2012 创造历史，相信未来

新年是一个许愿的节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你是顺风满帆，还是命途多舛，是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无奇，也无论你有几许辛酸，怀揣多少愤懑，都请在这个时候，许下自己对未来的祈愿。诗人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是因为他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和“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们经受生活的各种重压还能倔强地抬头瞻望，则由于新的一年代表着一种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恰恰才能催生梦想。

世间万物皆有妙谛，惟变动不居才是永恒的状态。如果20xx年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份区分开来的话，也许只能说人们的思变、求变远不如今天这样迫切，也远不像今天这样于社会各阶层达成广泛的共识。

思变和求变，首先缘于目睹了变化的迹象。过去的一年，世界多变，环球同此凉热，而目光放到中国，则如同《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所概括：“治理格局的变革、网络舆情的变奏、精神世界的变化，在发展的高速时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图景。”其次是因为弥漫于社会的焦灼和不安的情绪正在为所有人所感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似乎很少会为一起交通事故而全民声讨，一个刑事判决也很难成为专业内外的议论焦点，而一个帖子一条微博招致全民围观更属不可想象。热点事件中的每一个细节仿佛都可以轻易触动我们，让人感同身受、浮想联翩，这种典型的公共焦虑已经到了必须纾解的时候了。

贴近并理解这种公共焦虑，正视并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思变、求变之心，2012有望以“变革之年”而为人记取。这对一个以“变则通”为哲学传统的民族，对一个已经习惯从改革中获益的国家来说，当属水到渠成。

未来之变无可置疑，关键或在把握变动的方向。一百多年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经是蕴涵多么丰富的一句感叹！蓦然回首，我们才恍然，昔日做对了一些，但也错过了许多。一个民族没有太多的百年，社会本不应该因“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的泡沫争论而虚耗。回溯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检讨志士仁人所投各式药方，其中失误者并非谁主“激进”谁趋“保守”，而在于为民族危机感所逼迫，欲以个体权利之暂时的牺牲而图国家之富强，反倒南辕而北辙。

痛定思痛，回到个体的本位，不但契合国家之起源，因为“国家因人而设，人非为国家而生”，而且实系现实之要务，过去一年里“举牌哥”、“拇指妹”等踊跃登场无一不在提醒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看重个体价值的新生代公民将不可抗拒地占据舞台的中心。

回到个体的本位，这意味着承认没有个体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个体的尊严，就没有国家的体面。一旦国家都以公民个人拥有的尊严为荣，在

个体权利面前尚且退避三舍，还有谁敢以拙劣的借口来侵犯、剥夺这种尊严和权利，又有谁会轻视这样的国家呢？

回到个体的本位，这将改变权力的姿态，公民个人的责任感也必将由此而生。没有享受权利、不懂权利为何物的人，他的责任感虚无缥缈，无法信赖。权力和权利各归其位良好互动，在这样的价值共同体内，国民的道德自省才不会流为空谈。

回到个体的本位，这预示需要重新设计权力结构。“人是目的”，不能随时预备牺牲；“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能反为物所役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理应以此出发构建公共空间。

为了今天的变革，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变革的物质基础，顶层设计的理念给人以变革的信心。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变革，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我们朝自己看好的那个方向变革。不分在朝和在野，无论精英和草根，我们都在创造历史，留下一个怎样的20xx年供后人评说，这是每一个具备历史自觉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请珍惜万众思变而形成的合力，请珍视创造历史的机遇。我们和诗人一样，“相信未来”。

南都社论：从老酸奶疑云到皮革胶囊 公众安全交托何处？

又见废旧皮革与工业明胶！据昨日央视《每周质检报告》报道，在浙江省新昌县“全国有名的胶囊之乡”，皮革下脚料提炼出的劣质工业明胶被用于药用胶囊，包括吉林海外制药、四川蜀中制药、修正药业等知名企业被指涉嫌使用该种工业明胶原料制作的胶囊，其多种药物经检验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超标最多

的达90多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随着媒体调查的镜头，公众所见令人震惊。各种皮革的琐碎下脚料，经过生石灰浸渍膨胀、工业强酸强碱中和脱色、多次清洗等一系列工序，以其为原料所熬制出的工业明胶，被厂商信誓旦旦地保证“完全能够用来生产药用胶囊”，大肆销售。而为其行为背书的，则是诸多胶囊制造厂、制药厂，明知不可为却悄然为之，不经任何必要检测就让这样的胶囊药物流向市场。经检测发现，诸多涉案药物重金属铬严重超标，原本寄望于治病的药物，却俨然成了致命的“大杀

器”，如此“公开的秘密”实在骇人听闻。(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此之前，则是另一场至今未见完全消散的“老酸奶涉嫌添加工业明胶”风波，尽管有多家行业协会出面表态，言辞间甚至不乏赌咒发愿，但个中疑窦依然让公众心有余悸。而今，围绕工业明胶被指大面积用于胶囊制造，是否还可用一句“不足虑”轻松带过呢？眼观“业内非常普遍”的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

乱象，在同等戒备状态的食用领域，是否还能确信真的安全无虞？

面对如此岌岌可危的安全困局，各方仓促的表态已无法消弭公众的诸种疑虑。而回到此前“老酸奶涉嫌添加工业明胶”传闻的风波，至今无法完全消散的

焦虑，让公众的信任无以托付。惟有的脆弱反抗，只剩下“因噎废食”这一项看似荒诞的选择。因为在“不必惊慌”的安定人心之外，最应当细细展开进行证据呈现的爆料者，采取了欲言又止的作态继续他的“不细说”。争相上场的商家表态，除了缺乏信赖度的笼统誓言，依旧无法让人看到哪怕一份权威的检测报告，职责部门至今不出面回应，倘若没有此次“皮革胶囊”的及时接力，工业明胶与老酸奶之间的暧昧关联，是否还会有机会继续追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彼时所谓业内人士从成本角度曾有计算，用“如果用工业明胶，一吨酸奶也就省几十块钱”来推导“用工业明胶不划算”的结论。此类说法亦曾屡屡出现在诸如三聚氰胺、地沟油等公共安全事件的早期辟谣中。如20xx年8月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声称：“‘地沟油’味道很大，如果处理到没有异味，那么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所以回到餐桌是不可能的。”这已为全国各地破获多起地沟油案所证伪。事实证明，造假或者使用劣质原料的高成本，并未阻挡不法企业(甚至不少知名企业)的冒险脚步。且只要是稍微成熟的黑色利益链，在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方面，总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已经查处的案例已屡次给予

人们这样挫败感十足的体验。

食用抑或药用，工业明胶均在国家严格禁止的行列，同样都有堪称严苛的准入与监管制度，此厢工业明胶侵入制药的同时，工业明胶与食用产品绝缘的信心，是否真的还充足？因为那些严苛的准入与监管制度，亦曾经在刚刚过去的时间，被信誓旦旦地用来论证老酸奶与工业明胶之间的“不可能”。有媒体曾刊文称，明胶的生产供应有着极为严格的分级，“食品级、工业级和药用级有分别的生产许可”，普遍性采用工业明胶可能性不大。而现在看来，起码在药用领域，这种“严格的分级”与生产许可并未禁绝工业明胶的横行。即便是在严格监管的状态下，“不可能普遍使用”所给予消费者的，恐怕也并非一份安全，而是更不可捉摸的恐慌——— 那被轻松忽略的“个别使用”，将殃及人们对整个行业的信任。 在社会陷入普遍性不安之时，有必要追问的，不仅是在这条肮脏的利益链条上的诸多环节企业和被形同虚设的制度管理，还有在千里之外的媒体调查出炉之前，“灯下黑”的各地执法监察部门———对猖獗违法的长期无视，是真不知情，还是已成为那条利益链不可或缺的一端？据昨日央视报道，媒体报道中的涉事企业，当地执法部门赶去执法时，厂房却突然起火，票据和电脑被烧毁。个中玄机，

究竟何解？

丑闻既出，调查结果和辩白总会应声出炉，但如何真正给公众以交待与信心，却显然没那么简单。媒体的调查绝非问题的全部，只能作为冰山一角的引子。拥有更广泛调查能量的政府部门，需要检讨事发前的失职(各项常规抽检何以检不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必须迅速启动彻查程序。需要彻查的，不仅是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几家企业、几个地方，必须涉及乱象频出的整个行业，以及很可能同样

失陷的相关行业领域。

地铁故障，莫因细小而忽之

去年多个城市的地铁电梯事故给公众造成的阴影尚未完全消失，最近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又在微博上透露，近一个月来，广州地铁发生包括信号障碍、自动停车、不能折返等至少10起故障。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对此，广州地铁于2月21日凌晨在官方微博上坦承，最近一个月可以算是“广州地铁线网有史以来故障最频密时段之一”，而导致故障的原因，他们也给出了说明，称除了检查不到位、部分设备接近寿命之外，相当一部分系偶发故障。结论

是，随着广州地铁“加大维保力度”

，“进一步完善检测手段”，公众不必担心，因为“地铁运营系统是安全的，近期发生的故障是由个别部件造成的，不会影响整体行车安全”。

从形式上看，广州地铁费心给出、期待公众欢欣接受的这一结论，有点像食品监管部门那个多年不变的承诺：食品总体是安全的。可由于地铁本身的高技术性，多数人也只能姑妄信之。

遗憾的是，广州地铁下达结论仅仅两天，23日早晨广州地铁一号线再次出现问题，列车在广州东站不能折返，11分钟后才排除故障，列车延误持续至少1小时，时值早高峰聚集大量乘客。虽然广州地铁向乘客表示了歉意，但却经不住一个简单的质疑：经历了“地铁线网有史以来故障最频密时段之一”之后，广州地铁不是声称提高了检修标准、加大了维保力度吗？为什么故障还在不断发生？

与上一次的信心满满相比，这一次广州地铁自己似乎也有点信心不足，面对媒体的追问，他们的回答是“无法给出解释”。

地铁运行不论出现何种异常，其背后肯定都有原因，原因不找到不进行消除，就没法指望其恢复正常。而现在，专业人员居然表示他们也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样的回答公众听来真是哭笑不得。连专业人员都一片茫然，又怎么希冀公众对地铁安全充满信心？

据说因为韩志鹏在微博上追问地铁故障，有疑似广州地铁工作人员的网友认为韩志鹏是吹毛求疵，因为近期地铁发生的仅为“故障”，完全没有达到“事故”的程度。是的，正由于目前发生的还只是故障，所以我们还能坐在这里从容地讨论地铁安全。但是从故障到事故，真的有很远的距离吗？地铁电梯一次莫名其妙的失灵，当然不过是一起故障，但一旦这个故障没有引起重视，电梯就可能在下一次卷走一条生命，到那时，谁还会说这不过是故障而已呢？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从故障到事故，很多时候可能连一步的距离都没有。

地铁为公众出行所不可或缺，没人愿意对其经营维护者吹毛求疵，但地铁不能出事故，一出就是天大的事，这个弦必须时刻绷紧。唯因为故障和事故的距离并不遥远，所以哪怕再轻微的故障，也不能以其细小而忽之。

绷紧了这根弦，广州地铁接下来该如何做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街谈]台湾景区的门票为何不涨价？

5月是个旅游的季节，估计有不少人已经收拾起行囊，意气风发地准备访名山、吊古迹、吃美食。

不过请注意，最近全国各景区的门票可是在上涨啊。扬州瘦西湖门票要上涨

60%，为此还曾开了个听证会，据说连一声“反对”都没有。其他有名的景区，要不早已涨得够高，要不正悄悄地涨，再不就在申请涨。总之，想看价廉物美的景致是没指望了。

这真叫人徒唤无奈。的确，在国内旅游，真是件让人为难的事：看古人畅游留下的诗篇笔记，加以某些旅游材料的宣传，很多人是不禁心动，即使做不了徐霞客，也想效仿李太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起码用假期可以做到吧；但是等你亲临其境，才知道文字图片描述和现实的差距是多么可怕。自然景观固然不错，但人文环境却让人揪心，买东西怕上当，下馆子怕挨宰，遇上货不对板的服务，想理论还怕挨打。这些窝囊事小心一点还能避免，但这门票是免不了的。看到各地门票，你只能替徐霞客李太白庆幸，庆幸他们没有生在今天的中国，否则，什么名山什么古刹，光是门票估计就耗尽他们的盘缠，还有什么心情勤记笔记喝酒写诗？不和我们诸多游客一样破口大骂就是好事了。

所以我们这里赶集式的旅游，虽然都冲着名山名胜而去，但好多人以看人头受鸟气收场，直呼“花钱买罪受”。触景生情，有些人不免有牢骚，说中国人没救，甚至说根子还在于历史和文化。

不过，这样说也不对。因为同为炎黄子孙，同为华夏文明的台湾地区，就和我们大不一样。《北京晚报》就有报道说，在台湾，没有一个寺庙收费。因为“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西方国家那些著名的教堂也都是免费参观）。至于自然景区收取高门票费，在台湾是“闻所未闻”，更别说门票一涨再涨。比如日月潭这样驰名神州的景点，也不收一分钱的门票费。台湾的博物馆倒是收费的，不过那也只是象征性的。

当然，这不是说台湾人就不想赚钱，台湾景区维护就不耗费，但他们的路子是这样的：不收门票，当地零售业、餐饮业、旅馆业和交通业都因为游客的到来而得到发展，政府每年的税收也因此增加。税收的增加让台湾观光机构的预算费用每年递增，最后这些费用返还到景区用于维护和运营。

另外，据说台湾景区门票便宜，但要涨价却不容易，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票价先要经过审核，审核通过后，还要经过立法机构，如果有一位民意代表有意见，相关的主管就要去说明为什么要涨，需要提供一大堆数据。立法机构要经过协商，如果觉得合理，就可以涨，如果觉得不合理，可能就不敢涨。”

这样一对比就非常清楚。台湾那里的风景区，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门票管理则有严格的制度。而我们大陆的诸多景区，则是能捞则捞能抢则抢，即使不杀鸡取卵，也是急功近利得走火入魔。所以我感觉，如果李白徐霞客生在今天，他们肯定也要渡过海峡，到祖国宝岛一游，至于大陆的景区，估计他们是受不了的。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市民来说，受不了也没办法。只是不知那些旅游部门管理公司是怎么想的？

社论]承续五四精神：从“建设国家”到“建设社会”

又到“五四”青年节，这通常是宣扬爱国主义观念的一次绝佳机会。的确，近代中国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缘故，“国家意识”的构建成为百年来政治文化意义上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在近两年来迅速崛起的微博上搜索“五四”两字，所看到的结果却大多是“五四节是不是要放假”、“会有半天假吗”这样一些和国家，也和科学、民主毫无关系的发言。

在距离19xx年5月4日已然过去93个春秋的今天，中国与世界都已经发生了难以形容的剧烈变化。曾经的年轻人所普遍持有的“救国情怀”、“革命意志”，在数十年市场大潮的冲刷之下，已经演变成为当下所盛行的“个人前途”与“消费欲望”。在这个日趋多元的时代，诸如革命救国这样的宏大叙事早已与年轻人渐行渐远，反之，市场的力量开始统治我们的观念，这一代年轻人更关心的是房子、车子或事业。

从19xx年开始，青年一代的力量就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轨迹上留下了他们深刻的烙印，但是，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步收窄了国家干涉的范畴，并释放、培育了一个越来越广袤的市场领域。“国家叙事”的退潮使得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开始陷入迷惘，一个名叫潘晓的23岁女孩“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慨引发了那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接下来的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定地位被确认，年轻一代也开始向“市场”索要人生的意义，当时所兴起的一轮又一轮“下海潮”，正是那一代年轻人状态的直接写照。

20xx年，中国正式加入W TO，这也意味着13亿人口正式汇入全球经济大家庭。此后，市场力量披荆斩棘，个体主义、消费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成长于此一时期的80、90后，在探寻青春的意义或者生命的意义时获得了怎样的结果，成为大家所关注的命题。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当国家开始步入常规化运作，年轻人注定只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而无法获得出彩的个体意义；当然，当市场缺乏法治保障，且公务员群体福利优厚之时，“考公热”成了年轻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甚至，因为社会竞争缺乏规则的保护，年轻人也只能用“拼爹”来表达自己的无奈，用“高帅富”和“屌丝”作为年轻人群体分裂的指代。

因而，面对当代的年轻人，我们有理由去同情他们，但是，我们也同样有理由去指责他们。作为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应当明白人生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获得一份安稳的工作，青春的色彩更不应该仅仅用欲望的满足来涂抹。要知道，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前提下，物质仅能作为一个基本保障，而只有真正的精神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需要回眸五四，重温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有理想、有行动、敢突破的状态。

今天的年轻人，过早的世故，也过早的“成熟”，很大一部分人把游走于庞大的官僚体系作为毕生追求，把浸淫于消费市场当做人生意义。如果说80年代的年轻人因为“国家价值”的式微而感到困惑，那么今天年轻人则由于沉迷消费干脆停止了反思。这的确是一个多元时代，但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都应该富有朝气，充满阳光，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应成为年轻人屈服稳定、丧失开拓精神的理由。相反，在新的时代，“社会建设”的浪潮已经开始掀起，大到参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小到扶老人、做义工，环保、公益、慈善、教育等种种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世界紧密相关的领域，都需要年轻人的加入。从曾经的“建设国家”，到现在的“建设社会”，我们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承续五四精神，并从中探索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