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张太盛 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 上传时间:2010-6-5 浏览次数:8974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内容提要:企业间借贷行为已是公认的、社会长期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对其效力的认定，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从我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向、规范借贷关系的法制环境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分析得出企业间借贷合同一般可以认定为有效的结论，以期使其从法律层面上得到完善的解决。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认定无效的法律依据

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无效的。尽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均未对其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历来的政策特别是部门规章对其合法效力是不予认可的。

19xx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通则》，其中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这里的借贷直接体现的就是借款合同, 变相借贷所形成的也无非是形式上的非借款合同，诸如明为联营或者投资入股实为借款、名为垫资实为融资等等。

19xx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这里的“有关金融法规”，就是指《贷款通则》。

19xx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19xx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五）项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述国务院颁布的第247号文件当属行政法规。因为企业间的借款行为属于合同行为，认定是否有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全部将企业间的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认定为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所签合同也就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维持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xx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xx年修订一次，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法复〔1996〕15

号）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法经发〔1990〕27号）、“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 的规定（法发〔1996〕19号）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发布司法解释（即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一）》），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xx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布司法解释（即法释〔2009〕5号《〈合同法〉解释

（二）》），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限缩性解释，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细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

三、变相借贷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xx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月9日发布《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xx年2月9日，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从事融资活动，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典当业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仅属于部门规章，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xx年8月,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xx年，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xx年４月17日发布《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其中

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号文件予以废止，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至今有效。

20xx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

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20xx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又各有侧重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但其性质是行政法，属于公法，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不是转手放贷。此贷非彼贷，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必将灭杀市场活力，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如何适用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规定，解决了正确协调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重大问题。我们既要严格遵循国家的立法意志，严惩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也要防止对“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滥用，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损害交易人的合理预期和交易安全。一般可以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当属有效。

第二篇：法律知识承担潍坊律师：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

潍坊律师：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关键词： 企业借贷/合同效力/民事责任

内容提要： 企业间借贷合同符合合同法原理，现行政策及有关立法并未一概否定其效力，原有司法解释缺乏法律依据，现已着手修改，并已先行对部分企业之间变相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因此，应确认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经济学上说，利息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在法律上，利息是由作为主债权的金钱债权而产生的法定孳息。因此，在责任承担上，利息的性质决定着在企业间借贷合同中，除本金债权外，利息债权也应予以保护，对此相关判例已经先行一步，期待司法解释能够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予以明确，以便统一司法尺度。

一、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概念及种类

(一)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概念

企业间借贷合同，是指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业法人相互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非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及非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所订立的，由一方向另一方给付一定数量的货币，并要求接受给付的一方在约定的期间内归还相同数量的货币，同时支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资金占用费)或利润的合同。上述金融机构指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

(二)企业间借贷合同的种类

根据《贷款通则》第61条的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形式总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以借款合同的形式直接体现的借贷合同，二是非借款合同方式所形成的变相借贷合同。[1]前者的表现形式是双方以协议形式直接确定借贷关系，协议内容把借款数额、利息、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都加以明确。有的还设定了保证、抵押等担保条款，并有担保人参与签订协议。后者的表现方式则比较模糊和复杂，大致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

1. 联营形式的借贷 当事人签订联营协议，虽约定共同经营某一项目，但内容却约定其中一方只负责出资和监督资金使用情况，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论经营项目盈亏，出资方均按期收回本息，或按期收取固定利润。这种出资人不承担亏损的保底条款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为借贷关系。[2]包括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3]

2. 投资形式的借贷 法律上的投资，一般是指取得股权并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有的投资合同，投资者并不对所投资的项目或对被投资的企业法人承担经营风险，也不以所投入的资金对被投资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无论被投资项目盈利或亏损，均要按期收回本息或固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出资人所投入的资金并非股权而是债权，这种投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借贷关系。

3. 存单表现形式的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

4. 票据形式的借贷 根据《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因此，我国法律禁止纯粹融资性票据， 当前银行承兑汇票一统天下，商业承兑汇票微乎其微。当然从释放自有资金的角度讲，通过签发出票、背书转让实现的票据支付功能本身也蕴涵了融资功能，形成本质上的企业借贷。

5. 融资租赁形式的借贷 融资租赁是指有金融业务经营权的出租人(一般指金融租赁公司或信托公司)根据承租人对供货人或出卖人的选择，从出卖人那里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承租人只有在合同期满并付清租金之后，才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在市场经营过程中，有的出租人并不具有金融业务经营权，其出资向借贷人购买租赁物后，在提供给承租人使用的同时，把租赁物的所有权也一并出让给承租人，承租人只须承担一次性或分期付清租金的义务。这种形式上的租赁关系，其实质是借贷关系。

6. 补偿贸易方式的借贷 补偿贸易是指一方在信贷的基础上，从国外另一方买进机器、设备、技术、原材料或劳务，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用其生产的产品、其他商品或劳务，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其主要特点是： (1)贸易与信

贷结合，一方购入设备等商品是在对方提供信贷的基础上，或由银行介入提供信贷。(2)贸易与生产相联系。设备进口与产品出口相联系，出口机器设备方同时承诺回购对方的产品，大多数情况下，交换的商品是利用其设备制造出来的产品。

(3)贸易双方是买卖关系，设备的进口方不仅承担支付的义务，而且承担付息的责任，对设备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有的补偿贸易合同，则是直接约定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资金，另一方必须限期归还或分批归还本金，并无偿提供一部分货物作为利息或利润。有的还约定接受资金一方必须以优惠价向对方提供货物，对购销关系双方另行结算。这种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货币并要求对方归还货币的合同，在本质上仍是借贷合同。

7. 委托理财形式的借贷 委托理财，顾名思义，是指委托人将自己拥有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委托他人管理、处分以获取收益，受托人获取报酬的行为。广义的委托理财关系包括委托代理和信托。委托代理是指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经营管理委托财产，所有后果也由委托人承担。信托则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资产。通常情况下，一些非金融机构或没有经过许可的一般的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以各种方式吸引机构投资者投资于证券、信托、国债、基金、外汇、期货、黄金等理财产品，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 ，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之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

8. 买卖赊欠形式的借贷 企业之间在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时常常会由于各自的生产和经营周期与交易对方的周期不对称，出现资金的一时短缺，使交易受

阻。在买方暂时缺乏可用资金，而卖方又确信其资信可靠的情况下，就会自发产生赊销商品、延期付款的商业信用行为。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则是采取卖方收回价格优惠承诺或买方直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方式处理。这种自发的商业信用活动解决了商品交易中资金短缺的困难，从形式上看，它只是商品交易方式的一种变通，但从实质上看，它是一种金融活动，是卖方为买方提供了一笔购买货物的资金，其实质仍是借款合同。

9. 空买空卖形式的借贷 所谓“空买空卖”是指买卖双方都没有货款进

出，只就进出之间的差价结算盈亏。其表现形式一般为，买卖合同当事人双方中，“买方”向对方“预付货款”后，到了一定的期限，又向对方收回“货款”及利息或“违约金”，双方都不打算交付和接收所“买卖”的货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买卖”的货物。由此可见，双方实施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借款行为。

10. 虚拟回购形式的借贷 有的在签订买卖标的物(常见的有债券等，也可以是其他一切法律上可以转让的权益)合同后，卖方从买方取得货币，但并不把标的物交给对方，或者根本没有标的物。但到了合同约定的期限，卖方又以更高的价格把并不存在的标的物从买方模拟“买回”。这里，双方给付和收回的只有货币，并无其他标的物，因此这也是一种借贷，严格来讲这是属于上一种情形中的“空买空卖”形式的借贷的一种特殊情形。中国人民银行19xx年2月15日发布的《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证券回购的期限、交易对象与同业拆借相同。因此，放出回购款，未收回有价证券，实际上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无异。属于“假回购，真拆借”。在实践中，无效的证券回购交易是作为有效的同业资金拆借行为来对待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国发[ 1996 ]20号”文《批转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请示的通知》的认可。该文认定：“证券回购实际上已演变为资金拆借”。当然，认定为资金拆借的前提应当是证券回购双方当事人均属金融机构。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是金融机构，则属于“假回购、真借贷”，是一种变相的借贷行为。

二、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一)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不同认识及处理

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无效的。理由是尽管《民法通则》、《合同法》、原《经济合同法》和《借款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未对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对此问题历来的政策特别是部门规章是不允许的。中国人民银行19xx年6月28日发布并于19xx年8月1日实施的《贷款通则》第2条规定：本通则所称贷款人，系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对于“依法设立”，《贷款通则》

第21条又明确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其中第61条也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据此贷款人应当是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及其他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基于以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中作出规定：“企业借贷合

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全部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具体理由则包括以下几方面：

对于直接以借款合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间借贷，法院一般认为其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即《贷款通则》)而无效。[4]但是，可能出于对《贷款通则》效力层次的考虑，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之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5]有的法院也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的民事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6]

对于变相借贷合同的处理，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适用更是纷繁多样。对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法院一般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经]发[ 1990 ]27号)第4条第(二)项的规定直接确认合同无效。由于该条司法解释的内容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因此，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径直以双方协议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为由，确认合同无效。[7]

以委托理财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间借贷，这类合同一般都有保底条款，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因此有法院认为，应以《合同法》

第52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最高院在一起上诉案中确立了上述思路;并且对一审法院以《合同法》

第52条第(三)、(四)项为依据确认合同无效予以纠正。[8]名为买卖债券(但并

未进行债券买卖) ，实为资金拆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也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依据《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确认合同无效。[9]

此外，对于以投资协议、以货易货和预付购销、融资租赁合同等形式，实为企业之间借贷的合同，法院一般也按照《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的规定确认无效。

由上可以看出，对于企业之间借贷，虽然在确认无效的处理方面，不同法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援引法律上差别比较大。笔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引用法律上的较大差异，是因为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次上，尚无条款明确禁止此种行为。

企业之间的借贷违法，究竟是违反了什么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有观点认为，在《合同法》实施以后，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5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规定，来认定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行为。由于该办法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法规，也是禁止性的规定，因此，根据《合同法》

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就属于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还有观点认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应当认定无效。其无效的理由，还可以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考虑，即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确认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的借贷，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影响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有违《合同法》第7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规定”，因此，可以认定企业之间的借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确认其借款合同无效[10].

但也有学者对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法律适用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应确认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有效。具体理由是：

1.不能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推定无效

从法院原有判决无效的理由来看，一般都认为

是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但实际上对该类合同的处理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是十分牵强的，这是因为： (1)从法理层次上讲，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借贷关系即为合同关系。企业间借贷终归属于私法范畴，规避金融监管的“绕行”不能使其变为无效; (2)从法律层次上讲，《合同法》中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企业作为贷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但企业之间的借贷并不属于银行法律中所指的“贷款”业务，借款对象根本不具备银行贷款业务中借款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而一般的具有经营性和特许性的特征，以发放贷款为营业目的，并获取利润，经营贷款业务应经过批准;(3)从行政法规层次上讲，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发放贷款”即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贷款，系指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金融机构，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还本付息为条件，出借货

币资金使用权的经营行为。显然此“贷款”与彼“贷款”也是有区别，不应混淆金融业务与一般的借贷行为的区别; (4)从部门规章层次上讲，惟一的明确禁止企业间借贷的部门规章即19xx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61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证监会近期下发《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5)从司法解释的层次上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并且规定约定的利息应当收缴国有。但根据此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1999〕19号)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法院依据部门规章判定无效显然是不适当的。

2. 不应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判定无效有学者认为，由于缺乏与国家产业调控政策相呼应，融资自发，信息隐蔽，容易受高利润的诱惑，极易导致这些资金流入受限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当地产业结构和信贷结构的调整，也容易出现风险。另外，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

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相关部门难以监管，一旦发生纠纷极易影响当地的经济金融稳定，存在着社会不稳定隐患。金融服务的特殊性质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都要求加强管制。因此法院依据公共利益理由判决企业之间借贷无效的，比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理由似乎更说得过去。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呢? 目前，我国没有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很模糊，对“公共利益”一词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在强势的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甚至特殊的利益集团手中。

[13]对于这个概念，在理论界有原则性解释和具体性解释两种定义方法。原则性定义方法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相当于各国民法中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概念，因此人们惯常的一种认识是把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确定为是公序良俗原则[14].

徐国栋先生在其著作《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一书中，将之表述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并认为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反面规范。它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绝对权之行使方面，就是将绝对权限制在社会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内行使。具体性定义方法则是通过列举方式将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分为10种： (1)危害国家公序的行为; (2)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 (3)违反性道德的行为; (4)非法射幸合同; (5)违反人格和人格尊重的行为; (6)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 (7)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 (8)违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 (9)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 (10)暴利行为[15].笔者认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实际上很难与原则性定义方法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更无法与具体性解释方法中所列举的十种合同相对应。因此法院亦不应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判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