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廉政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提到全球性威胁，人们很快就会想到恐怖主义、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等这样一些词汇，而在这个不断拉长的名单中，现在又多了一个“品种”——腐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腐败定性为“全球性威胁”，他认为，20xx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缘起与贪婪和腐败有着直接的联系。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在今年全国两会之前，温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就曾经指出：“贪污腐败问题可以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以至政权的巩固。”在国务院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再次深刻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总理今年在两个重要公开场合，两次论述“腐败问题与执政党、政权的关系”，显示出中央高层对腐败问题危害性的清醒认识和在反腐败方面的坚定决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强调加大反腐的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进一步开放了制度反腐的空间，从而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将党的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在理念和现实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昭示着反腐倡廉的新时期、新阶段、新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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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体系，廉政思想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廉政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抑或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无一不折射着儒家学者们杰出的治国感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法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在当前反腐败的新形势下，我们重温我国古代儒家的廉政文化, 对于增强各级干部的廉政意识,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有着不可忽略的重大意义,深入研究儒家廉政思想的深刻内涵，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加快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意义深远。
一、儒家赋予“廉政”深刻的内涵
廉政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赋予了“廉政”以深刻的内涵。“廉政”作为一个构词，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较精确的界定，《辞海》中也未收入廉政一词。儒家对“廉政”两个字有着精辟而丰富的论述，“廉政”是儒家对清明的政治生活的集中概括，其中心思想是提倡“以廉为本”，主张把廉德同政治管理结合起来，要求为官之人在执掌政权的过程中，坚持做到清正廉明，克己奉公，平政爱民，光明磊落。
（一）何为“廉”
“廉”的含义极其丰富，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之作种种阐释。根据现有资料，“廉”字最早出现在《仪礼》中：“设席于堂廉东上。”廉为边，隅为角，廉指堂屋的侧边；引申为形容人品行方正刚直，一丝不苟。如，《荀子·不苟》曰：“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 2
容，夫是之为至文。”就是这个意思。
“廉”，不仅用来形容人品性的方正刚直，还具有清廉、廉洁和廉耻之意。荀子则直接用“廉耻”这个概念说明是否具有廉耻之心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他说：“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荀子·修身》）。
《周礼·天官》曾从六个方面阐明“廉”的内涵：“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里讲为官的六种廉德，“廉善”，指为官之人善于处事、办事，且受到公众赞誉；“廉能”，指能行政令，也就是使国家大政方针能顺利地得以推行，这表明为官者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廉敬”，就是做到对工作兢兢业业，毫不懈怠，爱岗敬业，安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廉正”，就是要求各级官员品行端正，公正无私，不徇私舞弊，搞邪门歪道；“廉法”，就是要求为官者依法办事，守法不失，执法不阿，铁面无私；“廉辨”，就是要求为官之人善于辨别是非曲直，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六个方面，讲的都是为官之人的道德素质和办事能力，全面的阐释了儒家对于“廉”的认识，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可见，以廉为本是儒家追求的为官之德。
儒家把“廉”列为治国之纲，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就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出于 3
核心地位。为官者要有“廉”的品德，其行为便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
儒家学者之所以如此重“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廉”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廉为政本”，“廉为官宝”。《汉书》作者班固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 。可见，为官不能不具备廉德。《晋书阮种传》云：“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深刻揭示了“廉”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清代王永吉更深刻地指出：“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御定人臣儆心灵循利论》) ，从上行下效的角度，说明官员能否清廉，直接关系社会风俗的优劣。正是在这些价值观的指导下，儒家学者中的许多进步人士，代代相承，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呼唤廉政，抨击暴政；颂扬清官，鞭挞贪官。
（二）何为“政”
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孔子说的重点其实不在说明何谓政，而是对执政者提出要求。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个问题：执政者必须率先正己，站得直，行得正，在道德上成为百姓的榜样，以执政者私德的高尚带来社会公德的高尚。为官者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毫无疑问，儒家创立了一条千古不易的原则，即执政者的高尚、廉洁、公正是良好政治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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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为“廉政”
基于对儒家廉政涵义剖析，可见“廉政”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统一，在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修养标尺、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是一种政治行为准则。儒家所谓的“廉政”是政府官吏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一种与贪、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它的反面是贪污腐败、贿赂聚敛，廉政同时也是儒家治国的政治思想。
二、义利之辨——儒家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
腐败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利用公职谋私利，腐败是对名与利的非理性追逐，而导致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和畸变。所以，如何处理利与义的关系，就代表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从而决定了人的廉洁或腐败，义利之辨的思辨程式和内容确定了廉政思想的维度和主要内容，所以义利之辨是儒家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程颢也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语录》十一）。义利之辨是关于如何处理道义与利益关系的思想和观点，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说源远流长。
（一）承认“利”的存在，注重民利。
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是说，要看重民的衣食等物质利益，以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获得利益。孟子认为：“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有一定物质利益的要求，是人必然有的欲望；一般的民众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不会形成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即所谓： 5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荀子也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因此统治者要重视民众的这些物质需求，天赋地载、尽其所有为民造福，计利而富民。
（二）重义轻利、先义后利。
孔子讲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他主张无见小利，不能因小利而坏大事，见利要首先想到义，以义的原则取利。孟子讲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在生之利与死之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可舍生取义，这足见其把死之义看得比生之利更为重要。荀子讲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这里，荀子认为义与利是人所具有的，即使圣人也都有利欲，把义放在首位就能治世，而把利放在首位，就无法治理好国家；判断荣辱的标准就是看是把义放在首位，还是把利放在首位。
（三）承认义与利之间存在统一性。
程颢认为：利是人的正当要求，没有利，人就不能生存。当然，对利的追求应该顺利无害，无度的追求就会出现趋利之弊。利不能妨义，只讲仁义不讲利不行，只讲利而违背仁义更不行。程颢说：“仁义未尝不利，利不妨义”，同时他还说：“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 6
善也”（《河南程氏遗书》）。
如何认识义与利关系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存在根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实践准则，义利之辨构成了儒家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廉政思想和廉政建设正是义利之辨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儒家的义利观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三、儒家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官德修养
在我国古代，君主只有通过官吏才能实现国家的统治，官吏作为君主与民众之间最重要的媒介，对于服务君主、稳定民心、发展社会具有关键作用。然而，一旦一定数量的官吏行为失范、腐败滋生，就会危害民众的利益，导致其不满甚至反抗，这种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和解决，封建君主的统治就会随之处于危险境地。因此，自古以来，历代君主都要面对如何“治吏”这一重要问题，而“治吏”的根本和首要问题就是官吏的道德情操、修养问题。儒家廉政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构建官德修养的理论体系。
第一，官德修养的基本内容—— “志于道”和“据于德”。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在这里提出个人修养要守道、修德并重，要立志学习遵守行为规范，尤其要注意道德情操的修养。“道”是指的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德”是人内心的情感和信念。他讲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修养的具体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礼的修养，孔子讲道：“不学礼，无以立”（《论语·述而》）； 7
二是美德的修养，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美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三是性情的修养，包括“寡欲”、“养气”、“虚心”、“心统性情”等。孟子讲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官德修养的主要途径——学、思、行、恒。儒家学者认为官德的修养有四种途径，一是“学”。荀子讲道：“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二是“思”，内省和慎独。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三是“行”，孔子讲道：“君子耻于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四是“恒”，个人修身养性，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孔子有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讲，修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第三，官德修养的最终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理论上说，就是通过官德修养，实现有为与无为、理想与现实、境界与人伦、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从现实来看，官德修养就是为了治人、治国和治天下。正如《大学》中所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总之，官德修养就是立足于政治实践，把对个人修养与境界的体认，归结于政治溯求。为官者的修养，首先就是为人的修养，通过自身的完善，实现官德修养的目标，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官德的修养 8
也就完成了，官德修养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二）勤政为民 第一，勤政为民的理论前提——“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战火纷飞，经过社会涤荡，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统治国家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于是，以重民、爱民、富民、教民和民为政本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民本思想逐渐形成，并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指导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论语·尧曰》）；司马光说：“民者，国之堂基也”（《惜时》）；王夫之生动的论述了勤政爱民与廉政是为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夫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读通鉴论》卷19）。 第二，勤政为民的必要条件——官德修养和从政能力。君主和官吏的思想与作为，对于能否真正做到勤政为民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而官吏的官德修养和行政能力则是直接动力。官吏具备一定的官德修养，就能够认识民为政本的原理，并对自身的角色和职责有合理而全面的认知，从而把如何处理勤政与为民的关系上升到认识论高度，并与自身的伦理道德认知和崇高的道德理想相结合，不仅把勤政为民作为工作职责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还把它当作提高自身修养和实现理想道德境界的途径和内容。当然，加强官德修养，提升对勤政为民的认识高度只是真正做到勤政为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官吏更要具有较强的行为能力，即行政能力。道德认知只有转化为政治行为，勤政为民才能真正做到实处。所以，官吏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官德修养，还要有工作能力和行政能力，能够把所知所想转化成有效的行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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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勤政为民的重要保障——廉洁奉公。廉洁奉公为勤政为民提供道德前提和重要保障。古人常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在政治活动中，勤政与廉政是紧密关联的两种政治行为，具有前提和目标的一致性。要想勤政为民，首先要有一心为公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操，这样，才能胸怀天下、勤勉为政，不为一己私利所动摇。在这一点上，廉政为勤政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前提。另外，勤政与廉政是有效政治行为的两个重要环节，目的都是促使政治权力的顺利运行。勤政是廉政的基础，没有勤政，廉政就失去存在意义；廉政是勤政的保障，没有廉政，勤政就会迷失方向，更不会持久。勤政是廉政保障下的勤政，廉政是以勤政为前提的廉政。只有同时做到勤政与廉政，才能真正做到政治的清明与政权的稳固。
（三）任人唯贤
我国传统以重才、选才、用才为主要内容的人才观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 第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重贤之道。尊贤重才，被我国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孔子主张“举贤才”，任用正直的人，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孟子主张尊贤任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他还强调：“不信任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荀子主张“尚贤使能，无能不官”（《荀子·王制》）。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天下兴亡、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第二，以德为先、察言考行的求贤之道。重贤更要求贤。以何种 10
标准和方式求得人才，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古人认为真正的贤才应当德才兼备，并且把德作为评价人才的首要标准。朱熹说：“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3）。如何考察人才也是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古有俗语：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这是说，对人才的培养、观察和重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一旦获得经受过长时间观察和考验的优秀人才，对于事业的发展、国家的治理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贤之道。这主要是针对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现象而提出的。面对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现象，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予以批判，并提出打破论资排辈、唯才是举的思想。如荀子指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唯才是举、打破论资排辈，要注意才尽其用、不求全责备。孔子就强调“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古代的用人之道还讲求赏罚分明。对使用的人才，制定衡量标准和考察制度，以检验其是否达到封建的伦理道德要求及是否符合政治职能要求，并对之做出相应的奖惩。正所谓“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荀子·王制》），赏罚分明，既有利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又可以惩戒不合格的人才，对于整顿吏治、维护统治者队伍内部统一、有序的运作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促成官场中勤勉敬业、奋发有为的风气的形成。
四、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清朝思想家龚自珍也曾说过:“出乎史,入乎道,欲知 11
大道必先为史。” 儒家廉政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 到了今天仍未丧失它的理论光辉, 只要我们善于发掘、总结, 完全可以为今人所利用、借鉴, 使之在现代廉政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 发挥它的应有价值, 并再放其思想异彩。
（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在“春风浩荡，春潮滚滚”之时，各种披着美丽外衣和隐形外衣的消极东西，仍然会以各种形式迷惑并侵蚀着人们的心灵。一些干部由于不能抵制金钱的诱惑，变节失贞，走上了经济犯罪的道路。如何才能真正抵制干部队伍的腐败变质?如何才能真正开创廉政局面?这之中，虽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基本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必须引导干部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儒家的“以义制利”原则，完全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廉政的关键在于廉心。
（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修养、提高其道德素质对于从根源上扼制腐败至关重要，党员领导干部的伦理行为，昭示社会的价值导向，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表率，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巨大， 诚如孔子所言：“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因此，在当前的廉政建设中，儒家的廉政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指明了内容、途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做到勤政为民，不心浮气躁,不随波逐流，不为习俗所累, 不为时尚所惑,将为政之德自觉付诸人们“不睹不闻”之处，充分发挥榜样的无声作用。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本职岗位上带头 12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当好人民公朴，而且要在“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带头严格自律。只有如此，干部队伍才能逐步培养起“尊廉抑腐”的自律观，才能掘弃腐朽的贪贿理念，从而达到缓和干群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儒家的廉政思想是前人留给后人们进行廉政建设的宝贵财富。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不是劣根。传统是文化和历史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文化基础。汲取传统精髓，根基方能牢固；融入时代精华，风尚方能弘扬。
20xx年是集团公司改革发展关键之年，集团公司“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发展战略，必然带来体制、机制、制度、观念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改革中，反腐倡廉的任务艰巨，保驾护航的责任重大。儒家廉政思想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为集团公司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支持,同时也将为当前集团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我们要传承文化、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把反腐倡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推进集团公司科学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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