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理论）
20xx年
1月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Theory）
Jan.
2010
“大跃进”时期农业浮夸成风的原因
冯庆芳
［摘要］
“大跃进”运动是
20世纪
50年代末我国经济领域里无视客观经济基础，盲目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速 度的全民大生产运动。伴随高指标、高速度，浮夸风也四处泛滥，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浮夸“卫星”接连升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所
有参与方都难辞其责。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风；农业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53（2010）01-0011-02
“大跃进
”运动是
20世纪
50年代末我国经济领域里无视客观经发展规律的忽视，由于“大破条件论
”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党
济基础盲目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速度的的全民大生产的领导人认为靠六亿人民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创造出
“奇迹”来。当时的
运动。“大跃进
”时期，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农业科研机构也对万斤水稻高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行所谓的
“科
獗，浮夸风尤烈，风靡全国，危害极大。“大跃进
”是从农业开始的，浮夸学”论证。一些个人和基层单位不负责任表决心、喊口号，给中央产生
风的“卫星”也是最先从农业领域升空的。如果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工形势大好的感觉，从而使中央过于乐观，做出超出实际的计划。这样，
业建设不熟悉，工业生产中出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他们不一定能觉唯心主义笼罩着中国，全国进入了狂想蛮干的年代。当狂想的高指标
察，但是，农村从战争年代起作为根据地我党就着手进行建设，对农业达不到的时候，虚报、假造便成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亩产万斤、几
生产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农业领域出现诸如
“中稻高产
130434斤”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
“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的“奇迹
”时，媒体还在广泛宣传，国家领导人还提出粮食太多吃不完
怎么办的担忧，使浮夸风愈演愈烈呢？本文试就其原因作一浅显分析。二、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
一、无视经济规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和人民公社化过
盲目自信“大跃进
”
程中的
“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
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急于改变落后现状的人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
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但表现出巨大的建设热情，而且迸发出惊人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
的生产能力。于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原定十五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
义改造只用了三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这些现实又促使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
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全国人民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只要敢想敢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
干，在经济上就可创造出奇迹。再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通过发动尽快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2］因此，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
军民大生产运动，发展了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要缺点和错误导致的浮夸成风与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是分不开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年代都能做到的事情，和平时期怎能做不到？的。
因此，毛泽东等共 产 党人认为，只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干其一，个人专断导致决策失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在加强党的
劲，有中国共 产 党的巨大威信和坚强领导，中国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
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基党委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结果以个人做出决
于这种认识，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共八大提出的
“综合平衡
”的观点是
定，然后由领导集体去执行。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全国人民
“消极平衡论
”，19xx年的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是给群众泼冷水，损中享有崇高威信，19xx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
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策权。但是，
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宣称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毛泽东决不轻易使用这个权利，坚持遇事与中央领导集体商量，注意
十年”的伟大时代。在这种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但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形成
观能动性和生产发展高速度思想的指导下，未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严格的完善的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毛泽东在发扬民主的同时，萌
点，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生产指标越定越高。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生了个人说了算的一面。国防大学研究员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
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十二年提前到五至八年，最后定在五书中分析认为：毛泽东“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
??
年之内。19xx年
6月华东农业协作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了
“在三年到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
??在坚持组织原则和
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
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
”［1］就连一向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
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
19xx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
3000斤的目标。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
虽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大话，但是，由于盲目自信的心理和对经济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
［作者简介］冯庆芳，女，通辽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及研究（内蒙古通辽，
028000）。
“大跃进”时期农业浮夸成风的原因
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3］因此，虽然在浮夸风盛行 之时，许多领导人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大跃 进’时，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 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也没有说话”［4］可见，由于民主制度的破坏， 当毛泽东违背经济规律提出大跃进、高指标，致使浮夸成风时，已无法 用领导集体的力量来纠正其错误了。
其二，反右派运动对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破坏，使人们的言论变
得谨慎小心。一方面经过整风反右，批判冒进，对彭德怀等高级干部的 错误批判后，党内其它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毛泽东讨论问题，甚 至不敢与毛泽东争论是非了。另一方面，由于反右派运动，大批有才华 和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人士被打为右派，中断了社会主义 民主化的进程，致使民主党派再也不敢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广大民众 的言论变得极为谨慎小心，生怕祸从口出。陈云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时就曾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 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 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 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5］另外，一些决策在制定时，不是先 想到人民接受不接受，是维护群众利益还是损坏群众利益，而且经常 上纲上线，施加政治压力。对于高指标，“谁怀疑
八大二次会议就提出：
高指标，谁就是
、
，‘插红旗’‘拔白旗’在
‘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号召
、
，
全国上下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6］因此，大家虽然知道浮夸的后果， 但迫于压力，也不敢妄加评论。这样，上级下达任务，下级竞相攀比超 额完成，上级又根据下级的热情和虚报浮夸，再修订计划，形成了指标 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高产卫星争相开放此起彼伏的局面。
四、新闻媒体的不当宣传
新闻媒体应该具有真实性、指导性和社会监测功能。既要把党的
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准确及时地传递给群众，又 应真实地报道民情及社会发展情况，从而起到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纽
带作用。但是“大跃进”时期新闻媒体却处于无序状态。以《人民日报》
为例，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脱离客观实际，缺乏实地调研 的报道随处可见。比如：《小麦低产区树起红旗，郓城县宜路乡出现了 3540斤高产纪录》(19xx年
6月
17日二版)，《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
稻六万斤》(19xx年
9月
5日一版)。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
安县胜利乡的上报早稻亩产达到了
36900多斤、花生亩产达到
1万多
斤时，19xx年
8月
13日《人民日报》以《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为题，欢
呼：“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解放了的人民 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事迹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
7320斤、四川
郫县、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分别高达
82525斤和
130434斤的卫星也
是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而家喻户晓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报道更加推 动了各地的浮夸主义，各地纷纷虚报高产。
同时，由于脱离自然规律，毫无科学根据的“瞎指挥”充斥于《人民
日报》的报道中，对人民起到了误导作用。比如《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 富》（19xx年
2月
17日十二版）、《事在人为，地在人种》(19xx年
6月
9
日二版)等文章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规律，提出了大量 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19xx年
7月
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
的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布，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 第二位。“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一 切以农业产量只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 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这些报道非但没有起到指导人民生 产的作用，反而误导了人民，导致人们盲干、蛮干、弄虚作假。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人民日报》等媒体是他们联系群众的主要
方式之一。各种媒体所营造的农业迅猛发展的“大好的形势”使他们长
期处于一种虚拟的环境，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误以为冒进的政策是科
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致使国家领导难于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五、地方党政机关的盲从和推波助澜
一些地方领导人为迎合中央，不但接受了中央制定的高指标，而
且更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如当年河北徐水县委机关报《徐水报》向党 和全国人民展示了雄心壮志：徐水县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社会 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xx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河南省在 南宁会议上提出要在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年底全省城乡消灭 文盲。被“大跃进”热晕了头的人们都没有对此表示怀疑，而是展开了 一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竞赛。于是，农业战线上的浮夸风、高估产达 到了极其荒诞的程度。
为了使浮夸变为现实，一些个人和基层单位不断隐瞒事实，想方
设法证明产量的真实性，使上级及中央难以调查。如河南和平社为了 证实平均亩产小麦
7320斤，镇、县领导均参加收割、打场、过秤，并多
次核实证明，来说明其产量的真实可靠性。［7］19xx年《人民日报》报道
“第一颗甘薯大卫星—
———浏阳一亩田产了五十六万多斤”。报道说，这
颗卫星是从
1.03亩石子黄泥土地发射出来的，90个人共挖了
3天才
挖完。为了证明报道的真实性，特别说到，县常委、县长亲往验收，参加 验收的还有某公社第一书记及农业局干部十余人。以此证明产量不是 假的，给中央产生大丰产大丰收的错觉。山西洪赵县委还向中央写了
一个“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小麦亩产究竟可以达到多少？他们以社 员的口气说“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他们和谷子嫁接，让每 个麦穗有八寸到一尺长，每穗结籽
500粒，每亩如果是
250万株，还可
以产到
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象石榴那样
大，产量就无法计量”［8］。对于这样不切实际的想象，中央却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希望运用这一方法总结各项作物的经验。对于虚假的东西 不但没有批评，反而大加赞扬和宣传，结果，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的浮 夸风到处泛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央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导致地方虚报浮
夸，而地方报喜不报忧及逼真的浮夸，又使中央激动万分，以为我们进 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发展的时代，于是进一步调整计划，地方 则继续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万斤思想，就没有万斤收获的
氛围中展开思想创新，结果指标越定越高，卫星越放越大，形成了恶性 循环。浮夸的结果是带来了高征购。为了完成浮夸的成绩，一些地方的 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口粮都上交国家，有的还把第二年的种粮都交了 出来，导致了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悲剧。
［注释］
[1]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 4月第二版.133.
[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354 .
[3]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xx年
5月版
.208.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297.
[5]《陈云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190.
[6]曹学恩《.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控探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年
11月）.
[7]人民日报[N]
19xx年
1月
10日.
[8]萧延中《.晚年毛泽东》[M].北京：春秋出版社，19xx年版.165. （责任编辑：黄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