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 “民本”思想对于其不受统治者青睐影响 国政1001 20104108 何长天

[摘 要]在春秋战国之际，与儒家并成为显学的墨家却在秦统一全国后走向衰落。而这其中其本身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墨者多来源于社会下层，其反对儒家的社会等级观念，提倡“兼爱”，俭约节用，其对于人性的要求十分之高，这势必将与统治者的利益和追求相左，从而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和打压。

[关键词] 墨家 民本思想 统治阶级 利益

一、墨家的生活主张形成对统治者利益追求的挑战。

墨家由于出自下层社会，要求做到勤俭节约，并主张人们应辛苦劳作，这明显异于统治者所追求的生活态度。并且，墨家主张应将人们所得集中起来共同支配，这更是对于统治者利益的极大挑战。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①，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不同于孔子代表一些传统的力图通过周礼的改良等方式来安定社会的统治者的思想，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墨翟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这一点可以从墨家名号的由来看出。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这样，就被称为墨了。

墨家主张“非乐”、“节用”、“节葬”，这与儒家所代表的统治者利益诉求相矛盾。认为为人君者“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③。

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墨家极力主张吃苦耐劳，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这显然又为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所不容，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

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另外，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而对于积极掠夺和累计自己财产的贵族而言，这些言论和思想无疑是①

② 孙诒让. 诸子集成[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清)孙诒让.墨子·非乐上[M].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257.

③ 《墨子·辞过》

对其利益的严重威胁，在当时腐朽的制度下，怎能容忍这样的思想？

但从客观上讲，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不只是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需要。墨家的价值目标中过分强调生存需要, 并以此来排斥、否定人的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墨家的价值目标在确立之时就既不符合人本身的实际, 也不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 没有丰富多彩的需要, 社会生产也就没有动力。所以, 从墨学价值观的立足点来看, 墨学的中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墨家对于弱者的同情和支持对统治秩序造成了动摇。

在统治者眼里，墨家的侠客行为，却是藐视法律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异己力量。墨家“侠以武犯禁”扰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挑战统治准则的做法，对统治者是一种蔑视和威胁，自然遭到当政者的忌恨和封杀。

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墨子把交相利作为一种政策思想, 他特别强调政策要有利于民“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 圣王弗为。”这样把符合民众利益作为一种重要政策思想。

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

另外，墨家主张统治者为政就要唯贤是举, 不应因其出身、相貌、社会关系等因素而受到影响“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 而任使能, 不党父兄, 不偏富贵, 不娶颜色。”墨子反对社会等级制度、门第观念, 反对贵族垄断政治。他明确指出“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定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 而民无终贱。”为下层人民参与政治, 为出身贫贱的贤者能够走上领导岗位, 成为政策的制定者而大声疾呼。这样虽利于治国和人民的利益，但明显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统治者的专断不允许自己的权力下放到人民手中，从而其政治思想遭到弃用是在预料之中的。

社会生活方面, 墨子是一个平均主义者, 他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①有道者劝以教人” ,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饥则得食, 寒则得衣, 乱则得治, 此安生生”。

在政治上, 墨子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墨子的这个政治主张在反对贵族世袭政治方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综观墨子的整体思想,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同时也包含有平均贵贱的意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最早的陈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到后来的农民起义者所提出的“等贵贱, 均贫富”口号, 在思想特征上和墨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在社会政治上，墨子的国家性质是倾向民主选举体制的。从维护统治等级、秩序的立场出发, 后代的统治阶级排斥、打击墨学也是必然的。

墨家的“兼爱”的实施需要崇高的奉献精神才能达到, 而且有很强的功利因素。而儒家的仁爱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儒墨相比较, 儒家建立在人的情感需求基础之上的推己及人的仁爱更容易获得现实的支持。由此看来,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除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需要之外, 儒学能在一般意义上为民众所接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① 孙诒让. 诸子集成[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反过来说墨学中衰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然而, 墨家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 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 当时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确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度, 只有对这一政治目标有利的政策思想, 才能被他们所接受。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等, 当然不合他们的胃口。从根本上说, 墨家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 儒家代表了向地主阶级转化的下层贵族, 法家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言人, 这就决定了墨家政策思想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需要的是维护中央集权体制的工具和顺从的奴仆, 如此像墨家这样凭借实力对执政者指手画脚的组织的存在必然引发统治者的恐惧心理, 最终由于威胁大一统的局面而被取缔。

墨家的“选天子”思想是封建专制的最大威胁，墨子在“尚同”篇里，反复强调“选天子和地方长官”的思想。这种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的世袭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如果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封建统治者的权利地位便岌岌可危。

三、墨家自身社会地位为其思想的传播造成了障碍。

在当时的社会，墨家并没有发出很大声音，他们更注重的是对器械的制造，对各种物理原理的发现，对“任侠”精神的实践。这也是墨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墨子虽然是庶民的代表，但他毕竟属于士族阶层，终究跳不出士族的圈子。他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必然导致其妥协性，因而他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又甘心为统治者效力，甚至不惜舍弃生命。这就造成了其动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相悖，从而使他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自相矛盾①。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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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墨家思想

浅谈墨家思想

墨家文化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结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是何等让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很令人惊奇的是，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换言之，墨家精神，迥异于中华文化的其它分支。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处我亦不多谈。在物理学实学方面，墨家虽然还未能达到古希腊的数学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诸子中，却是雄视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术方面与鲁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学成就十分的丰富，详细可参看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

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辩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梁漱溟先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缺乏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权利、义务、纪律、法制观念等，向下推之于个人，即为个人的权利，向上推之于国家，则是国家观念的发达。中国缺乏集团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过集团生活，墨家就可列为集团生活的典型。当汉代以后，以家庭为本位的观念的兴起，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便无法见容于社会，而此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汉之后，中国专制集权主义的高度发展，在政治专制臻于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便急剧地压缩，那么学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与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是儒学的道路；要么躲避世事，空谈玄理，这是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学学派的消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纯洁，纯洁得无法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也无法象道释一样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象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

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即国家专制集仅一旦成熟，墨家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终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的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的践行上既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致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的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从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两千年，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着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

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将两千年来几乎绝迹的墨学，提升到与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谭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响在前，系统学习墨子的理论在后，“吾自少至壮??，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而且谭本人也以其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xx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xx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xx年），约十万字，这本书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这里引胡适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推广墨子学说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

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溶合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可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别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体系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二千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秦以后两千年的总和。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倍受学界关注，但我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史提供些材料罢了，我们也不用抱着墨子两千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来引为自傲的本钱。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会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