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文化因素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

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苏继祖：《清廷戊戌朝政变记》）。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篇：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反思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反思

一、历史背景：

1898年（农历戊戌年）进行的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二、戊戌变法的失败：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历时103天就失败了，时人有喜有悲，但对大多数的百姓来说是茫然。当然失败的原因有多种，有内因有外因，不是一二句话所能道得清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维新派没有广泛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最后的失败在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

（2）经济方面

维新派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用今天的经济观点来看，是没有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放任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3）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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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忘记了老一辈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忘记了国家是千千万万的先辈打下来的，没有满人那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光绪也太糊涂了。

（4）政治方面

维新派令各衙门删改条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一下子裁减大量国家机关，把大量公务员推向社会，只会使本来就高失业率的社会更加动荡。那些将被裁机关的工作人员当然是拼死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了。

（4）军事方面

维新派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力行保甲，实行团练。——老祖宗说的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改革，军队还能听朝廷的话吗？

（5）文教方面改革科举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这，丢掉了历代朝廷的优良传统，忘了祖宗的家规，我们可是泱泱五千年的大国，千秋基业难道真要毁在你们这一代手中。

（6）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用现在的观点看，上访是错误的，刁民也会乘机闹事的。

三、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维新变法、议会民主、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迅速传播，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多方面的反思。反思历史才有可能创新历史。历史的当事人对其历史的反思则更值得关注。

（1）首先，对梁启超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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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9月26日亡命日本起，他的许多论著都对变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个别论点真是入木三分。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全面论述了这场变法的经过、成败和得失。但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反思最多的是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他不同意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对变法的夭折有自己系统的看法。

（2）再次，梁启超在日本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归之为康梁维新派“急激误大事”[1]，于是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梁启超认为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定他们的所谓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温和改革不能有成效。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

（3）梁启超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梁启超认为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当时，梁启超对李鸿章提出批评，李鸿章晚年也承认他所办的洋务只是一座“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问题的实质在于梁启超是以此来证明李鸿章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他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

那么，是不是康梁等人太激进而遭至戊戌变法的失败呢？当然不是。梁启超的反驳和推论是有道理的。当前，仍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激进”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很难令人接受。反过来讲，假如康梁的变法主张温和一点，变法的速度再放慢一点，变法就可以成功吗？肯定也不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具体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 3

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从维新派本身去寻求失败的原因，是从枝节上来找，自然进入了误区；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考察，才可能合理地去解释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缺少这方面的思考，在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时总是就事论事，显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具体分析，也还是发人深思的。

四、萧一山、陈恭禄对戊戌变法的看法：

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2]

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3]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4]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五、改革开放以来对戊戌变法的理解：

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时代。史学界反观历史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戊戌变法也有了新认识。

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的影响，学术界逐步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一个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不少学者把“五四运动”前80年的历史概括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也有一些学者把近 4

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作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的

历史，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明的重建作为评判这段历史的标尺[5]。 无论哪一种提法，实质上都是用新的史观即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史观

去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学术界应该重视对这种新史观的研究。

六、戊戌变法总结：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 ，竟失

败得这么快，这不仅暴露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

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中

国才能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xx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xx年。

[3]清，康有为《上皇帝书》。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xx年。

[5]章开沅，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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