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积累之药家鑫事件
柘荣一中 潘源祯
事件回复
20xx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xx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相关精彩时评
关注药家鑫案件的“破窗效应”
《艾斯德庄园水的嬉戏》是李斯特创作旋律柔美的世界名曲，以弹奏这首乐曲考入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却因为开车撞人并连刺受害人张妙八刀致死的惊人案件，成为我们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于此曲李斯特曾给后世的演奏家留下这样的话语：我将要给他的水成为他心中的井，涌出而成为永恒的生命。而如今弹奏此曲走入音乐殿堂的药家鑫，留给我们的却是关于生命的残酷争论：律师主张的“激情杀人”、心理学家认可的“强迫杀人”、被害亲属悲愤指责的“残忍杀人”。
公共论坛上出现苦涩的关键词:“全民皆法官，火星都知道”、“药家鑫不死，药八刀不绝”、“北有，西有药刚”。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反思，药家鑫为什么带给我们这么多苦涩?我们又怎样将这种苦涩化解和消弭？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过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定律: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相关试验是：两辆完全相同的汽车，一辆完好无损地放在杂乱的贫民区，另一辆捅破天窗放在中产社区，结果放在坏社区的车辆安然无恙，放在好社区的破损汽车当天被人偷走。再把那辆好汽车弄坏，几小时后丢失。这个定律告诉我们，阻止坏的东西更坏，并阻止其无限蔓延的办法是修补破损而不是仅仅将其诅咒得更坏。化解药家鑫案件的社会阴影，最重要的是尽可能的找到其产生的根源，而不是再用我们的所谓理性无休止争论案件本身，宣泄、放大旁观者的个人情绪和观感。
杭州飙车案中被称为“富二代”大学生的胡斌超速驾驶改装车撞死浙大毕业的谭卓，警方最初公布车速只有70码，整个事件让我们记住了网络名词“欺实码”；河北大学校园被认为是“官二代”的李启铭酒后驾车撞死该校大学生陈晓凤，最后让我们记住的是“我爸是”这句网络经典。我们的社会在对这些案件嘲笑之余给自己留下的是没有愈合的伤口，却没有关于责任和生命的深层次领悟，没能阻止之后更严重的药家鑫案件的产生。如果现在我们只是牢记“药八刀”这个名词，满怀悲愤争论他的“该生”和“该死”，社会的“破窗效应”还将继续传播和扩散，对于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药家鑫们”，对于把刀藏在心里没有拿出来的“药家鑫们”，我们更应该避免这种“破窗效应”，负责任的去深刻反思和幡然醒悟. 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三十多年了，但是关于个人道德的高考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考核体系。当我们每一次投机就获得回报后，当我们每一次抛开道义获得名誉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放弃尊严获得利益的时候，我们给“药家鑫们”的心里都藏进了一把刀，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这把刀伤害无辜的人们。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激烈的社会竞争，让我们心里只有对手没有伙伴，只有赢的
1 / 6
快乐没有输的心安，我们变得猜疑、浮躁、急功近利。药家鑫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破窗效应定律”的典型案例。试想如果在重压下，我们的法律心态是“不得不骑墙”，我们的教育心态是一定要成功，我们的社会心态是假借他人强调和宣泄自我焦虑，我们就只能陷入“破窗效应”的轮回中，等待下一个“药家鑫”出现时，再跳出来开场舆论盛宴，周而复始轮回往复。
值得关注的是，药家鑫案还没有宣判，上海又发生了一起留学生在归国到港的机场，向母亲刺了九刀的恶性事件，关注社会的“破窗效应”，弥补社会教育的心理缺失，除了喋喋不休的争论和指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反省与担当。在物欲横流的氛围中，我们是宁折不弯还是随波逐流，我们的心灵给“药家鑫们”折射出的是对良知、道义的缺失还是温情、大义的光芒？时至今日，面对法庭上的药家鑫，我们有责任以成熟的心态面向公众平台，表达我们的意愿，还原法律的独立性，尊重法律的判决。有责任以冷静的心态反思我们的教育，中国是全世界大学生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重外在技能、轻心灵塑造的模式，造就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投机心态。我们更应该为社会阐明一个道理：一个用反思和爱构筑的组织才更有未来，一个自省自律的社会才更有希望！
附：刺母案时评
“刺母案”提醒我们补好“学会做人”这一课
今年愚人节，在上海浦东机场，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悲剧：赴日留学生汪某因学费问题，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拔出水果刀连刺母亲9刀，致其当场昏迷。日前，这个悲剧又出现了“反转”情节：原本在亲戚口中，存在不打工光“啃老”、要求无法满足会动手等毛病的汪某，时隔几天，忽又成了汪母及亲属眼里“勤勉、懂事，知道给家里分担压力的好孩子”，刺母行为则因“精神不正常”。对此警方表示，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状况司法鉴定程序。
围绕这一事件，各方评论汹涌澎湃，尤其对刺母者汪某不乏口诛笔伐。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一方面应尊重司法程序和专业操作；另一方面，也不妨跳出案件的细节纠缠，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观照反思。“刺母案”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行凶者那残忍的9刀，不仅刺伤了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刺中了我们社会的一些软肋。实际上，类似事件也有发生，诸如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等。在某网站关于“刺母案”的网络调查中，近四成网友认为这是中国教育问题的体现，还有将近半数的网友认为这一事件绝非个案，而是源于社会问题。
问题到底出在哪？面对“刺母案”，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悖论”：母亲的爱，为什么结出了恨的恶果？回到案件，人们不能不为汪母对儿子的深爱而感动，她以并不富裕的家底、每月7000元的收入，苦苦支撑着儿子每年8万元人民币学费、开销30万-40万元人民币的华丽留学梦，甚至在儿子连刺她9刀之后还是给予原谅，希望社会给孩子机会，把“可怜天下父母心”演绎到了极致，可叹亦可悲。
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过于沉重的溺爱。汪母的心理和做法，和许多父母一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凡事都应有度，量力而行，并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一般的家庭条件，高昂的留学消费，五年的漫长时间，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母亲把生活的艰难全扛在肩上的同时，也消减了儿子体验人生、认识社会、感知责任、磨练意志的机会，缺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样的成长课程的修习，造成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溺爱，忽略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塑造、心理问题的解决，而学校教育，也往往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为指挥棒，对心灵成长、人格培养重视不够，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汪某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日本留学，这样一个尚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一
2 / 6
方面身负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巨大期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适应异国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地震海啸的冲击，其心理的紧张焦灼可想而知。
据了解，汪某在读大学之前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去日本第三年开始变得压抑孤僻，尽管他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仍需等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但就已经披露的案情而言，可能存在调试心态、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而遗憾的是，母子之间一直未能有敞开心扉、解开心结的交流沟通，这就使得消极情绪一直处于积累状态，成为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汪某拔刀向母之时，就是这颗“炸弹”的启动之时。社会学家说，溺爱和棍棒都出不了孝子、才子。不少类似案件也一再说明，爱不是罪过，但畸形的爱、糊涂的爱、错位的爱，往往是悲剧的源头。
汪某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留学生群体存在的心灵困境。20xx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47万人，留学生的自费比例越来越高，留学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项针对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网络调查显示，留学生因业余时间无处可去而常以网络和影碟打发时间者占26%；找不到倾诉对象和途径的占17%；学习、工作或经济压力大导致失眠者占16%。自认为“吃得好睡得好，心情畅快”的，仅占被调查者的7%。
其实，不仅留学生，在国内学习的学生们，同样存在旺盛的心理需求、多样的心理困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刺母”一事，提醒家长处理好物质给予和心灵呵护的关系，提醒学校统筹兼顾知识灌输和人格健全，提醒学生理解把握成功和品德的关系，提醒每个人补足补好“学会做人”这至关重要的一课。
同学们，反思之余，别忘了20xx年5月8日的母亲节即将来到，拿什么来回报我们的母亲呢？
“不忍其觳觫”应成为一种普遍表情
学音乐的大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因为受害人要记其车牌号码，“激情之下”便杀了对方。
之所以强调药家鑫的“大学生”身份，是因为这个群体总的来说，应当是文明、理性、对生命有着起码敬畏的。但不幸的是，药家鑫恰好没有这个群体所应当有的基本素质。他骨子里缺乏那种人类最起码的“觳觫情感”，这值得整个社会深思，而非只是对其家庭、教育、人际环境进行指斥。
“觳觫”意指因恐惧而浑身筛糠般颤栗之态，语出《孟子·梁惠王》。作为一种宗教祭祀活动，有人要杀牛，取牛血衅钟，梁惠王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与此相联系，孟子还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不忍其觳觫乃恻隐的外显，恻隐为不忍其觳觫的内情，所谓“人性”，大约就在于此。
面对生命，“不忍其觳觫”应当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表情。
自己把人给撞伤了，非但不救，为灭口免责，居然将伤者致死——药家鑫骨子里的“恶”难道与现实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非良善因子的浸淫毫无关系？
常识是，一个孩子从发蒙起，应给他营造一个宽容、和谐、宁静、慈祥的世界，而非营造一个狼性和仇恨的空间。当然，这个环境远远不是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个“纯教育”体系所能完成的，它还包括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建构。
儿子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接他回家，他低着头对我说：“爸爸，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您别骂我，老师要求我们为灾区捐款，我有多余的两块钱，帮一个没有钱的同学捐了。”我当即俯下身去，在他小脸上亲了两口：“儿子你做得对，不仅不骂你，还要表扬鼓励你！” 当然，遇到这样的事，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教育”孩子：“你傻啊？自己钱不会自己花，你给别人干吗？”孩子以后会“很聪明”、很自利，同时也可能开始变得缺少同情心。
3 / 6
今天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好多人认为要培育并放大自己孩子与其他孩子争执时的狼性基因，不然他长大后会吃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才显得更加重要——在谁都不傻的情况下，谁拥有善，谁就拥有潜在的道德感召力，也就是作为个人的“软实力”。
也因此，我强烈反对“教育孩子”的说法，其实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往往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以及我们所在的环境。
早在30多年前，李泽厚先生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大量军事术语充斥在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大打一场??的人民战争”、“建立??桥头堡”之类。战争是人类利益冲突的流血政治，是人类相互仇恨的现象，在孩子成长的所有细节和环节中，潜移默化地宣扬这些东西，较之宣扬和善、慈悲、宽容，其高下判然有别。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和善、慈悲、宽容的，便会拥有一个爱意融融的社会，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药家鑫”：不小心把那个妇女撞伤后，赶紧停车，设法把她送到医院急救，同时给交警报案，听候现场勘查，接受法律处理。妇女的生命被挽救，自己的过失犯错或者犯罪会得到人们的谅解和法律的轻判??
可惜没有，“激情杀人”的药家鑫于是成为丧失起码人性和社会道德失范的“范本”。 倘从这个角度看，要阻止个别人的残忍，靠的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营造和善、慈悲、宽容与仁爱的心灵高地。
盲目力挺药家鑫捅伤了道德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据传此话来自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这一言论近日在网上疯传开来，网友们纷纷指责李颖的不是，教育、心理专家称，“药家鑫们”正给我们的教育敲响警钟。
药家鑫师妹李颖的言论令人发指，但令人更加遗憾的是，李颖并不孤单，在她的身后，貌似站着一个群体——药家鑫的同学群，在李颖的回帖截图中，有多位都发表或转发了内容相同的帖子：“我都会站在我同学立场，不管他是对是错??”这些言论尽管没有李颖的言论偏激、露骨，但是也表达出了基于同学情谊盲目同情力挺药家鑫的鲜明态度。
药家鑫撞伤人后再杀人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触犯了法律。药家鑫的同学以“不管同学是对是错都要支持”为圭臬，则在自私狭隘的同学情谊中迷失了是非曲直，迷失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迷失了理性，“捅伤”了道德。
一个肇事者把人撞伤，应该义不容辞地对伤者进行尽可能的慰问、救护，比如，诚恳地道歉安慰，如伤者身体状态允许把伤者送到医院，打120叫救护车或报警。如果肇事者非但不救伤者，反而满脑袋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想着如何才能彻底地了却麻烦后患，并把记车牌的伤者乱刀捅死，那么，在那一刻，肇事者彻底泯灭了人性。对李颖同学，我要问：肇事中的受害人记车牌是一种对肇事者的侵害吗？是一种必须用“捅”来“惩罚”的恶劣错误行径吗？受害人记车牌只是针对可能出现的违法逃逸行为而进行的一种维权准备，合情合法，天经地义。如果李颖同学还执迷不悟，我建议，李颖同学进行一次换位思考——比如，把肇事中的受害人想象成自己的同学或亲友，我想，李颖同学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对受害人的记车牌行为以及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形成一个趋于理性的公正立场了。
同学之间是有情谊的，但是这种情谊不能影响对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的判断，不能影响法律的公正，因为同学情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是非进而选择法律立场的理念是糊涂的、悲哀的。
“钢琴论”挨批，说冤也不冤
4 / 6
做客央视分析药家鑫案时，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表示，“由于平时情绪不好时会用手指砸钢琴键盘来发泄，药家鑫连扎受害人八刀，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机械动作”?? 这些话引起轩然大波。一些网友就此认为她是在给杀人犯开脱。而李玫瑾表示，她没有为药家鑫开脱罪行，作为犯罪心理学学者，她的研究领域与量刑无关。（4月11日《京华时报》） 李玫瑾的钢琴论，使其一度被称为“犯罪漂白家”。对此，李玫瑾显然颇为委屈，她冤吗？确实有点。打量她的所谓钢琴论，不少网友确有断章取义之嫌，联系前后语境可知，她的意思并不是说药家鑫把杀人当弹钢琴。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个人的委屈，折射的却是学者面对社会喧哗的困惑与慌张。实际上，我们更该追问的是，为何一句钢琴论就引得轩然大波？并非是民众对李玫瑾有成见，而是李玫瑾的言辞勾起了民众的三重复杂心理。
一是对“砖家”的自然排斥，对伪专家的不屑与警惕。放眼当下，某些专家没有了独立的思考，被权力豢养、被资本包养，屁股决定脑袋，经常为乱权者擦脂抹粉，或为不良资本代言。某些专家混淆视听、为虎作伥，直接导致真相迷离、正义不彰，备受舆论诟病。因此，当钢琴论一出，民众本能地认为李玫瑾是为药家鑫辩护。
二是对司法不公的本能厌恶与痛恨。按说，药家鑫该判何刑，应该是司法的事，无需专家置喙，也不用媒体审判，但近年来司法不公时有发生，导致民众对司法公正缺乏信任。在此语境中，民众也担忧药家鑫得不到应有惩处。
三是弱者自况的悲情反应。在药家鑫事件中，被害人张妙死于非命，抛下年仅两岁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令人哀愤。张妙的遭遇让不少人联想到自己同样处于食物链的末端，声援张妙就是声援自己，挞伐药家鑫就是挞伐张狂的权力，质疑和嘲讽专家就是批评为虎作伥者，此时，药家鑫和专家已经成了一种符号，而部分网友自身的弱势地位，也强化了这种悲情心理，如果日后自己陷入困境，谁来帮腔？
即便李玫瑾是无心之论，也招致民众不满，但是，仅把板子打在网友的屁股上，并不公平。李玫瑾们也应该反思，为何当前不少人批判专家？专家不也应该反躬自省吗？
更可怕的问题在于，李玫瑾的境况，隐喻了社会共识的裂痕化。即，不管你（专家、官员）说的对不对，我（不少网友）都没有耐心听你的，更不会相信你，认为你包藏祸心、必有所图，这从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可得到验证。同时，不少专家也对民众缺乏信任，在他们看来，网友是浮躁的，是架秧子起哄，是故意不明真相者??这种社会共识的裂痕化，无疑值得警思。
“民意”不是比谁的声音大喇叭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李玫瑾因点评药家鑫案，被网友称为著名犯罪漂白家。李玫瑾称遭到多数网友误解（4月11日《山东商报》）。
不妨看看李教授说了什么：她说药家鑫杀人动因与其长期练琴等心理背景有关；她还说所有技能、艺术、知识都要使孩子具有人性的时候，才有价值；更关键的是，她说她没有审查案件、不是刑法专家，更不可能参与民意审判。就冲她最后坚持的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并接受她在专业领域的私人意见。
在李玫瑾教授与民意互动的过程中，有几点是耐人寻味的：一是“民意”并不在意李教授说了什么，只是以自己预设的立场来揣度其专业能力——你合我心意，就是神，不合我心意，就是魔；二是对李教授的评判，完全不以知识和逻辑为理据，纯粹是价值先行，甚至自由蔓延至人格攻击、人身侮辱；三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不少“专家”，以领头羊的姿态，引领暴躁的民意，疯狂围剿殊异于己的观点，丝毫不谈程序正义。
这样的场景，我们时常在经历。比如在许霆案的时候，支持对许霆判决有罪的意见，几无例外地遭受到“民意”的恶毒攻击；而在当事人的自辩引发公众反感之后，“民意”又纷纷倒戈——转合之间，是非判断莫衷一是。
有真民意，自然也就有“伪民意”。有时候，“民意”会以“无知无畏”的姿势，消解
5 / 6
一切权威、以最原始的常识或常理度量一切是非。在民意的“羊群效应”里，你只能扯嗓子喊一声“万岁”，不然，就是“悖逆民意”、就是和公共利益过不去。
这样的“民意”，没有谦虚的品质，也没有辩理的习惯，更没有对话的意识，有的只是呼啸而行，有的只是呼风唤雨。大快“人心”是不错，但问题是，“坏人”就是一坏到底？我们要不要给“坏人”申辩的机会？自由审判的民意一旦得逞成惯性，在原生态的民意面前，我们要不要人人自危？难道“民意”就是比谁的声音大、谁的喇叭响？冲动的“民意”自豪过严谨的科学？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是这样给正义下定义的：“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传统社会的民意与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法意终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情理交融”，纠结于具体情境，而后者则是高度抽象，无差别适用。如果法律动不动就要弯下腰来适应更多的具体情景，如果身强力壮的“民意”可以左右着正义的天平，还有什么值得信仰的、稳定的价值体系？
6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