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读后感

还记得第一次在北京看见晋商博物馆的时候，为它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business museum而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徽商精神影响的老徽州人（今安徽省黄山市）来说，这是一件接受不了的事情，心中浓浓的醋味总在传达着：晋商怎么就能代表整个中国商帮？其它九大商帮难道就没有中国商人的特质吗？不是说“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吗？徽商就算不能成为中国商帮的龙头，也得和晋商并驾齐驱。关于这个问题在这几年中一直想不通，每每与山西的同学喝酒侃大山的时候，都会借助酒劲与对方辩驳一会，为徽商正名。

20xx年10月份，在学校图书馆偶然间看见一本《晋商》的书，带着心中无数的疑惑打开了这本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品读之后，虽然还是不能接受它的代表，但不得不承认晋商在中国商业历史的非凡地位。

本书开头就引用梁启超的话来定义晋商在中国明清时代的地位，即为：“自夸与世界人之前”，并说晋商与著名的意大利商人有四个共同之处，晋商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更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了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这点跟现在的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特别像。晋商在企业中普遍采用财东出资，大掌柜经营的制度，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东伙制度。在两权分离下，财东与大掌柜之间除了以合

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外，还辅以信义，即财东信任经理，而经理以忠义来报答财东的知遇。财东的权力主要是对大掌柜的任免权、企业规模和范围的控制权，一些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以及依据程序处置企业分红的决定权，对企业负无限责任。大掌柜主要向财东和全体员工的利益负责，具体的为企业的结构设置、人员配备、选用及待遇、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决策、规章制度都由其负责。书中提及晋商的“亮财主”乔致庸分别任用阎维藩、高钰为大德恒和大德通的大掌柜，也正是利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方式，使乔家的商业规模和财富迅速增长。包括高钰在慈禧太后落难的时候给于经济上的坚持，使后者在后来授意官员将官款存于大德恒票号，为其带来了巨大利润。我个人认为大掌柜不对企业的风险负责任这条有它的漏洞在里面，如果竞争对手利用大掌柜整垮企业也是有可能存在，所以应在其基础上建立有限的监督机制，不能完全靠信义来维持财东和大掌柜的关系。精神道德上的约束机制满足不了人的私心。

二、 企业用人方面：

这用人这一块，晋商与徽商有异曲同工之效，在企业的人员配

备、管理组织和机构设置上都坚持采用“因事用人”的原则。在企业的经营当中，有其独特的人才培养、选拨方法。从学徒的录用到分号经理的选拨，都有其严格的程序和要求。比如学徒要有保荐人介绍，经考试方可进号，而分号经理更是要在本号多年培养的伙计中选拨，要选择信义尤著者，要操守严谨，文雅干练，并且交友广阔。通过这样的选拨，分号经理或总经理才能成为职业经理人，本

着对东家负责的态度，担起企业经营的重任。我个人认为此种人才培养制度有助于提升员工和人才对企业的忠诚程度，企业在他们的人生中充当着学校和提供岗位的角色。

三、 股份制：

一般认为，晋商与几乎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商人在商业经营中都采用股份制，但与意大利商人的股份制是为分散远洋航海贸易的风险不同，山西商人更多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和充实资本金。股份制可以迅速实现资本集中，即将生产经营所需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由出资人认股，出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认购一股或者若干股。这样，较大的投资额化整为零，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投资，大大加快了投资速度，也分散了个人独资的投资风险。股份有正本、副本、银股、身股之分。正本为股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两到数两白银不等，按股分红，但不计利息；副本中一种为财东除正本外存放于字号内的资本，另一种为东家、经理及顶身股的伙计在结账期，把其所得的红利中的一部分存与号内，不分红，只得利息。银股是财东出资并按一定的单位额度分配股利的股份合作形式，银股越多则分红越多。身股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获得一定数量的股份，按份额可参加分红。我个人人才股份制中身股这一块能够大大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忠诚度。

第二篇：晋商++观后感

《晋商》观后感

花了几天看完了八集的纪录片《晋商》，我为他们的成功感到一种自豪，也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而感到震撼。但，对于后期，他们的衰落，又感到一种惋惜。

一种商业的发展，不仅要经济做保证，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人民的需要。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是一个国家富裕的条件之一，如今的金融业，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注重金融的发展和完善。

晋商是由早期的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帮演变而来，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并且商人分布的广泛，以至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海外贸易、跨省贸易的发展。所以，解决资金融通问题， 解决异地汇兑，就成为了晋商当前的问题。因此，早期的银行——钱庄、票号就出现了。票号、钱庄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社会的商品流动 ，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需要等原因，构成了票号的起源。还没有看《晋商》时，我就想，票号为什么是晋商创立的呢，看了之后，我知道，山西商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恶劣的地理坏境，诚信，努力创造，敢于创新、对商机的把握和对管理体制的了解。晋商在经营中的成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山西富商巨贾不可胜数,他们掌握了巨额资本。第二，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第三，把商业做到了国内外，在国内外都建立起了分号，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

我们说晋商成功的原因归结于以下几点：

1.环境恶劣，被迫从商。

明清时的晋商之所以能在如此恶劣环境中崛起，是因为有明清晋商创造奇迹的特殊条件；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山西人渴望去贫致富；一方面地理位置优越以及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当时政府的开中法政策，为山西人致富奠定了基础。令现今晋商发家的资本不是财富，而是穷困所迫，也可以说是因为山西地不养人，元末明初时的山西，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在如此恶劣环境下，他们迫不得已，为了生存，他们远离家乡，去闯西口，以经商谋生，开辟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造起伫立于三晋大地的深宅大院。

2.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

一位哲人说过：精神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决定，精神是人类对自身事业的崇敬。一个人 有了坚韧不拔、敢于进取创业精神，在漫长的创业道路上，就会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挫折都能战胜，身处逆境能发展，经历磨难更精强。一个企业一旦具备了这种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就不会畏惧艰险，勇往直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激流险滩能闯过，国际一流可创造。

正是拥有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创业精神，山西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的大海之间走出来一条通行于四海的财富之路。晋商将全国各地产物货物，车载船运，牲驮畜运，盈千累万，运到全国各地，许多地区竟出现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依赖局面。以此同时，晋商势力还伸向了国外市场。像晋商这样市场庞大，负货远征千里，致货都在千里或万里外，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是不可能达到的。

3..抓住机遇，敢于冒险。

就是拥有这种精神，山西商人，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

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创造了山西商业的首次辉煌。盐的买卖是利润巨大的。晋商帮政府运粮，政府作为交换给他们盐引，也就是给他们一些贩盐的权力。 盐的买卖是利润巨大的。晋商帮政府运粮，政府作为交换给他们盐引，也就是给他们一些贩盐的权力。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成了最大的收益者，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由此也可以说明，明清晋商的兴起是由于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

4..信誉道德构建

晋商成功的因素和经验除了节俭吃苦之外，善于管理，敢于冒风险，开拓进取外，“诚实守信”、“信誉至上”则是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近代思想家、文化巨擘梁启超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更是写下了“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大字。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商人执著地践行“诚信第一”的准则，才使晋商在激烈的商海搏击中能不断地抓住商机，拓展市场，发展壮大。

清代后，晋商又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是清政府的统一边疆、开放边疆、管理边疆过程中，晋商抓住机遇，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做到了“货通天下”。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凡行商于恰克图一带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这几方面的政策，使得晋商的市场更为广阔，远距离贸易庚为发达。这一策略对推动晋商的持续繁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个是，道光年间的金融的创新——票号出现啦，票号的出现，将晋商的事业推向了事业的顶峰。二是道光年间票号的出现，晋商的票号创造了一段辉煌历史，将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晋商票号是我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着许多自己独创或发扬光大的管理制度。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上，晋商票号的管理思想对现代金融企业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启示。20xx年底，一场由美国20xx年春出现端倪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华尔街职业经理人置风险管理于不顾的种种金融创新在多重传导机制的作用下让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从中国古代金融业管理制度中会发现许多有建设性的方案，对完善我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管理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晋商票号的兴衰对金融企业的管理还是有着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能给予我们许多的启示.

一、完善管理制度

人力资本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本，“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培养合格职工的体系。晋商早在一百余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人力资源看做票号的第一资源，十分注重培养职工业务能力与道德品质，并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培训体系。

对于现在的企业而言，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避开企业的固有风险，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在当今的许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不缺乏管理制度，但真正能有效执行，行之有效的很少。所以制定的合理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固然很重要。究其原因，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制度管理缺少统一的管理部门，制度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管理思想，缺少制度分级分层管理体系、规章制度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规划计划管理，有些制度尚处于各个部门自发建设管理阶段，形成了各个部门各自把握制度管理原则的态势，有可能造成制度管理的割裂；二、制度的制定，由于各部门在制度制定和制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自发和无序”状况，本位主意现象存在，存在制度的合理性和操作性不足，导致执行的效果差，或者无法执行。三是制度的执行环境，各级领导的以身作则是制度执行的关键，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行事的环境有待加强。四是制度的执行，制度的内容不合理或偏离现实具有偏差，按照制度行事的氛围对制度

的执行具有影响，制度执行的刚性不足，同时公司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监管部门，缺少周期性、有序的监督、评估和改进，至使制度的陈旧，更新慢，难于适应企业的变化，造成的执行不利。

二、抓住机遇，创造辉煌。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票号没出现前，晋商看到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人们需要白银的总量增加，可他们所能带的资金又有限，于是他们需要借贷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的票号成立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背后有必然。

票号出现偶然的，但由晋商最早进入票号行业却是必然的。晋商在我国的商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主导全国商业的“十大商帮”之中，以晋商与徽商的成就最为耀眼，而论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山西票号的地位更是不能忽视。那时的商人挣钱，为了把钱运回去都要雇用镖局，这样不仅麻烦，而且押运过程中非常危险。当年雷屡泰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乐于助人又一次偶然的机会，雷履泰看到了商机。那年，商人在外经商，资金调动全由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但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盗贼纷起，各种农民起义不断，许多商人让西裕成李东家帮他们把白银带回家乡。西裕成也需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调动资金，就把别人托带的钱留在分号，写个条子让他们回平遥的总号取白银。就这样，雷屡泰看破了其中的商机，把以颜料为主业改为经营银两汇兑。这样就解决了商人们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票号出现在山西，并由山西人首创，是必然的结果。随着商业活动的发达，它一定是金融事业的发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商业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也就为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要求。也就是商业发达了，商品经济发达了，一定要金融也发达。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票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要求。晋商从资金、网络、人才和信誉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因此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必然。

金融业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金融业。同时也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金融业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中金融业最发达的形态票号业是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结果。因此，票号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二是金融业的发达。在当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晋商。晋商是当时十大帮商之首，无论是财力还是历史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

因此，票号、钱庄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

而晋商的衰落也绝非偶然，他们衰落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2.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

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缺乏创意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通过看票号的兴、衰，知道它是盛极而衰的，因为它的制度没有银行完善 资金不雄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封闭和保守。这些告诉我们无论是国有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我们应该有一套有效地激励机制，而这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是我们企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我们做商业，要讲商业道德，就是要讲诚信。

在我国，明朝中叶就形成了具有银行性质的钱庄，到清代又出现了票号。第一次使用银行名称的国内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最早的国家银行是19xx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19xx年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一直沿用至今。银行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银行是金融机构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它主要的业务范围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办理票据贴现等。

每个银行，要是它步走向灭亡，就不应该闭关、保守。闭关、保守不仅会使一个银行走向灭亡，如果一个国家闭关锁国，灭亡也是必然的。所以，企业要想立足，就应该有一套有效地机制，完整的管理制度，并且要不断完善自己，要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做到取长补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银行的体制会更加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