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足石刻艺术特点

大足职业教育中心 刘彦辰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县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19xx年大足石刻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因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敦煌齐名，其艺术特点却截然不同，总体来说大足石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造像题材和内容极为丰富

首先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题材在大足石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三教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和平共处，在教派关系上也不像唐以前那样互相斗争为主，而是以互相融合为主。此时的三教在各自的造像中也掺杂了外教的思想，同时各教派内部的不同宗派更是相互融合，其背景在造像中皆有反映。对于造像背后的宗教思想下节将详细论述。此外，大足石刻中也有很多关于现实的生活细节的雕刻，如石篆山的《鲁班出工图》等。由此可见，大足石刻是多种宗教、多个

派系、多种思想下的造像，内容自然是丰富多彩的。

二、构思布局巧妙

大足石窟依山而凿，无论是北山还是宝顶山的造像都是在勘察了地形后统一规划，然后再开凿的。设计者将石刻与周围的一山一水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借景发挥，山峦溪泉均在艺术家的构思之中，溶为一炉。这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这里的石刻都比较有创意，构图布局与其它地方造像不同。这是我国雕塑史上一次统一指挥总体设计，分工合作的大型集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发展。同时，由于提前规划，图纸在大足石刻中至为重要，反映在造像作品中，可见雕塑和绘画的关系在大足石刻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三、艺术形象生动

大足的佛和菩萨被塑造成具有人情味和鲜明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使人们耳闻目睹的事件在石刻中得以体现，人们乞求的愿望找得到对应的对象。原本冷冰冰的石头之所以会给人有血有肉的感觉，是因为雕刻艺术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词汇，雕刻家用动态的线条表现了人物的冷暖悲喜。同时，借助想象和夸张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例如千手千眼观音。这一时期的主题造像已经完全从僵硬的姿势中解放出来，由威严肃穆的表情转变为面带笑容的颜面，从天上来到了人间。菩萨的形象变化最大，脸庞已从丰腴变为

清秀，双肩瘦削，体态婀娜，身体的裸露部分减少，衣饰已经全部汉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审美心理的共同情趣。

四、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和特有的蜀乡情趣

宗教艺术的世俗化也是宗教艺术的生活化，从宝顶山石壁上的佛和菩萨以至鬼神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还能直接了解到宋代社会家庭和人物风貌，整体造像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牧牛图》中牧童和牛的各种动态情节十分质朴生动，牧童性格天真活泼，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表现教义方面却也仍不逊色。大足造像的主体佛教造像反映的多是伪经或中国僧人着述的内容。因为从理论依据上已经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在造像中艺术家又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创作，那么生活气息在大足石刻中得到充分反映就是宗教艺术发展的必然了。

五、风格技法多样

由于大足石刻延续时间比较长，即使同一时期艺术家也并非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同一个地方的石刻的内容和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就大足石刻整体而言，其丰富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北山的心神车窟和宝顶的圆觉洞，前者简洁，无背景，刀法刚劲，阴线较多，后者富丽，运用粗犷的写意山水风格作为背景，衬托细致柔美的菩萨，刀法圆润，追求质感，近乎泥塑效果。

单从北山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出大足的风格发展，唐朝

的面形丰润，俏丽庄严，气质雄浑，薄衣服饰；后蜀的小巧玲珑，童颜丰肌，衣饰浅刻，仪容俊美，璎珞成串；宋代的除继承唐代风格，又有新发展，浮雕衣饰，璎珞飘带复杂细致；明清的粗犷近俗。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综合因素的产物。大足石刻造像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与中国政治中心向南流动的历史变迁潮流密切相关的。大足石刻在雕刻技术方面，人物形象重视解剖比例，衣饰器具质感强烈，刀法洗练，线条流畅，细腻精巧，浑然天成，兼具雕塑与绘画之妙，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具有东方民族所特有的文雅、娴静、内秀美的特征。

六、雕刻图文并茂

佛教发展至唐朝，佛经变文得到极大范围和数量的流传，这是佛教的新发展，也是与儒道斗争的需要和进一步宣 传教义的手段。变文从文学角度与绘画角度的变相图互为补充，把佛教在更大意义的信众的认识中的形象和其理想信仰对象融合。造像在早期只是参考变文，或是造像旁雕刻变文，但是发展到后期造像两者的关系便融合了。把图文结合在一起的宝顶摩崖石刻，在石窟艺术中是少见的，通俗的立体绘画（浮雕）和易懂的文辞说明成为大足石刻艺术的又一特征。同时，这一特征也可以看作是“信仰性佛教”对佛教艺术史的贡献，即民众的要求在左右宗教造像的发展。

图文并茂的形象之所以成为佛教晚期石刻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和唐朝以后士大夫推崇佛教文化有关。正是由于信众的范围扩大并泛化以及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在大足石刻中较多，同时也和图像结合较为紧密。

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大型的摩崖或窟龛石刻，要涉及许多艺术创作以外的工程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艺术家们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与艺术相结合，寓技术于艺术之中。对水和光与造像关系的处理，大足石刻可以称得上是技术中有艺术，艺术中有技术。

大佛湾第29号窟圆觉洞的设计者为了避免窟顶的滴水对洞窟造成破坏，巧妙设计融合环境学、美学，利用水的特点设计了洞窟的排水设施。叮咚滴水经过壁上雕刻的龙的脊背，滴入猴子托的钵盂，从而流入暗沟，其巧妙与长信宫灯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洞窟的采光利用洞口上方所开的天窗，使洞内显得明暗相映、朦胧神秘。第5号窟华严三圣龛的三尊佛像的雕凿完美的体现了力学原理，特别是文殊 菩萨手托八百余斤重的宝塔历千年而不坠，很好的利用了袈裟的支撑作用。

大足石刻的艺术特点既有时代性，也有地域性，大足石刻体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众多艺术家的智慧结晶。

第二篇：大足石刻概述2

大足石刻概况

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鼎足而立，齐名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它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把中国石窟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发展有重要贡献，是晚期石窟艺术世俗化、生活化的典范。同时，其在题材上为中国密宗佛教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佛教民间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正因如此，19xx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在这75处造像中，其中不乏世界和中国之最，诸如造像群最大、地狱变相最全、佛菩萨形象最小、观音菩萨造像最多等等。大足石刻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即北山石刻（包括北塔）、宝顶山石刻、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石篆山石刻，也称“五山石刻”（世界遗产部分）；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有4处，即尖山子石刻、舒成岩石刻、妙高山石刻、千佛岩石刻；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有66处，如西山石刻、圣水寺石刻、三教寺石刻、青山院石刻、老君庙石刻、半边庙石刻、七拱桥石刻、普和寺石刻、陈家岩石刻等。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处是大足石刻中最具规模、最有价值、艺术最精美的石刻造像代表。

（一）大足石刻的地理位臵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全部石刻的总称，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西距成都271公里，

东去重庆70公里。全县总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大足建县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距今已有1240多年历史，县名一取“大丰大足”之意，一因境内有大足川而得名。

大足石刻主要包括五个主要部分：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

宝顶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83米。宝顶山摩崖造像包括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的13处造像，由号称"第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主持于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1174～1252年），有总体构思组织，历时70余年凿成。这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93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37.1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3.30公顷。山顶有圣寿寺,造像以寺西北山谷中的大佛湾和寺东面的小佛湾为中心，东有龙头山、三元洞、大佛湾，南有广大山、松坡林，西南有三瑰牌，西有佛祖岩，西北有龙潭，北有对面佛，东北有仁功山等。

圣寿寺为南宋赵智凤创建，后遭元、明兵燹，明、清两度重修。现存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宝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建筑面积1631.68平方米。其依山构筑，雄伟壮观。

外院大佛湾——教相俗讲道场造像群。大佛湾是一条深幽的马蹄形山湾,长约280米,崖面高15～30米,位于圣寿寺左下一个形似"Ｕ"字形的山湾，共有31组大型雕像，各种雕像达15O00多躯，设计精巧，无一雷同；并保存记载宝顶山造像由来和佛教密宗史实的碑刻、题记、

舍利塔等。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25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31号。依次刻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磐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像、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像、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像、观无量寿佛经变像、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正觉像等。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内院小佛湾——事相道场造像群。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高2.31米、东西宽16.50米、进深7.90米。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通编为9号。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七佛龛壁、报恩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灌顶井龛等。

宝顶山石刻造像中，最著名的是“释迦牟尼涅盘图”佛像。佛像共长31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石刻半身卧佛，雕刻技艺精湛，线条柔美圆滑。曲眉丰颊的面容和硕壮丰满的躯体显示出一种典雅、雄浑的神韵和恢弘的气势。

北山又名龙岗山，位于距县城西北1.5公里处。其龛窟相连，密如蜂房，长约一里。造像始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五代至南宋，历时250多年，现存雕刻4600多尊，以精美高雅着称。从中既可了解到唐宋石刻造像的转化和艺术风格，又可欣赏到精美的雕刻造像艺术、“环宇间仅此一刻”的古文孝经碑、书法精品蔡京碑等上乘之作。

北山摩崖造像，位于大足县城之北而得名，以佛湾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处。北山海拔545.5米，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62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21.82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8.15公顷。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年间（892～1162年）。造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10米，分为南、北两段，通编为290号（1～100号为南段，101～290号为北段）。 北山石刻以佛湾造像最为集中，在长300多米、高7米的崖壁上，除石刻造像264龛窟外，还有碑碣6通、题记和造像铭记55则、经幢8座、阴刻“文殊师利问疾图”一幅。

南山又名广华山，位于县城南2公里处，南山是一处保存完好的道教石刻集中地。南山石刻造像缘起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明清两代稍有增补。此处摩崖造像一共有十五龛造像，现存造像500余尊，其中的"三皇洞"是难得的道教作品，腾飞石龙最为著名。作品刻工细腻，造型丰满，表面多施以彩绘。山上碑刻众多，书卷气极浓。

石门山位于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石马镇石门村，因其山两巨石夹峙如门故名。海拔374.1米，刻像崖面全长71.8米，崖高3.4～5米，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此外，尚存造像记20件、碑碣题刻8件、培修记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等工匠师镌名。石门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1.06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1.3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50公顷。造像分布于石门山和陈家岩两地，造像开凿于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年间（1094～1151年）。

石篆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西南20公里处的三驱镇佛惠村，海拔444.6米。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造像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1082～1096年）开凿而成。19xx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通编为10号。石篆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0.21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0.1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47公顷.

（二）大足石刻艺术特点

大足石刻之所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因为其在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中的地位重要，就整个艺术史来讲，其重要地位也是不容臵疑的。大足石刻与云冈、龙门、敦煌齐名，其艺术特点却截然不同，具体情况后面将有专节分析。大足石刻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造像题材和内容极为丰富。首先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题材在大足石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三教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和平共处，在教派关系上也不像唐以前那样互相斗争为主，而是以互相融合为主。此时的三教在各自的造像中也掺杂了外教的思想，同时各教派内部的不同宗派更是相互融合，其背景在造像中皆有反映。对于造像背后的宗教思想下节将详细论述。此外，大足石刻中也有很多关于现实的生活细节的雕刻，如石篆山的《鲁班出工图》等。由此可见，大足石刻是多种宗教、多个派系、多种思想下的造像，内容自然是丰富多彩的。

二、构思布局巧妙。大足石窟依山而凿，无论是北山还是宝顶山的造像都是在勘察了地形后统一规划，然后再开凿的。设计者将石刻

与周围的一山一水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借景发挥，山峦溪泉均在艺术家的构思之中，溶为一炉。这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这里的石刻都比较有创意，构图布局与其它地方造像不同。这是我国雕塑史上一次统一指挥总体设计，分工合作的大型集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发展。同时，由于提前规划，图纸在大足石刻中至为重要，反映在造像作品中，可见雕塑和绘画的关系在大足石刻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三、艺术形象生动。大足的佛和菩萨被塑造成具有人情味和鲜明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使人们耳闻目睹的事件在石刻中得以体现，人们乞求的愿望找得到对应的对象。原本冷冰冰的石头之所以会给人有血有肉的感觉，是因为雕刻艺术有它自己独特的语言词汇，雕刻家用动态的线条表现了人物的冷暖悲喜。同时，借助想象和夸张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例如千手千眼观音。这一时期的主题造像已经完全从僵硬的姿势中解放出来，由威严肃穆的表情转变为面带笑容的颜面，从天上来到了人间。菩萨的形象变化最大，脸庞已从丰腴变为清秀，双肩瘦削，体态婀娜，身体的裸露部分减少，衣饰已经全部汉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审美心理的共同情趣。

四、生活气息浓郁。宗教艺术的世俗化也是宗教艺术的生活化，从宝顶山石壁上的佛和菩萨以至鬼神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还能直接了解到宋代社会家庭和人物风貌，整体造像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牧牛图》中牧童和牛的各种动态情节十分质朴生动，牧童性格天真活泼，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表现教义方面却

也仍不逊色。大足造像的主体佛教造像反映的多是伪经或中国僧人着述的内容。因为从理论依据上已经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在造像中艺术家又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创作，那么生活气息在大足石刻中得到充分反映就是宗教艺术发展的必然了。

五、风格技法多样。由于大足石刻延续时间比较长，即使同一时期艺术家也并非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同一个地方的石刻的内容和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就大足石刻整体而言，其丰富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北山的心神车窟和宝顶的圆觉洞，前者简洁，无背景，刀法刚劲，阴线较多，后者富丽，运用粗犷的写意山水风格作为背景，衬托细致柔美的菩萨，刀法圆润，追求质感，近乎泥塑效果。

单从北山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出大足的风格发展，唐朝的面形丰润，俏丽庄严，气质雄浑，薄衣服饰；后蜀的小巧玲珑，童颜丰肌，衣饰浅刻，仪容俊美，璎珞成串；宋代的除继承唐代风格，又有新发展，浮雕衣饰，璎珞飘带复杂细致；明清的粗犷近俗。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综合因素的产物。大足石刻造像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与中国政治中心向南流动的历史变迁潮流密切相关的。大足石刻在雕刻技术方面，人物形象重视解剖比例，衣饰器具质感强烈，刀法洗练，线条流畅，细腻精巧，浑然天成，兼具雕塑与绘画之妙，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具有东方民族所特有的文雅、娴静、内秀美的特征。

六、雕刻图文并茂。佛教发展至唐朝，佛经变文得到极大范围和数量的流传，这是佛教的新发展，也是与儒道斗争的需要和进一步宣

传教义的手段。变文从文学角度与绘画角度的变相图互为补充，把佛教在更大意义的信众的认识中的形象和其理想信仰对象融合。造像在早期只是参考变文，或是造像旁雕刻变文，但是发展到后期造像两者的关系便融合了。把图文结合在一起的宝顶摩崖石刻，在石窟艺术中是少见的，通俗的立体绘画（浮雕）和易懂的文辞说明成为大足石刻艺术的又一特征。同时，这一特征也可以看作是“信仰性佛教”对佛教艺术史的贡献，即民众的要求在左右宗教造像的发展。

图文并茂的形象之所以成为佛教晚期石刻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和唐朝以后士大夫推崇佛教文化有关。正是由于信众的范围扩大并泛化以及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在大足石刻中较多，同时也和图像结合较为紧密。

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大型的摩崖或窟龛石刻，要涉及许多艺术创作以外的工程问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艺术家们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与艺术相结合，寓技术于艺术之中。对水和光与造像关系的处理，大足石刻可以称得上是技术中有艺术，艺术中有技术。

大佛湾第29号窟圆觉洞的设计者为了避免窟顶的滴水对洞窟造成破坏，巧妙设计融合环境学、美学，利用水的特点设计了洞窟的排水设施。叮咚滴水经过壁上雕刻的龙的脊背，滴入猴子托的钵盂，从而流入暗沟，其巧妙与长信宫灯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洞窟的采光利用洞口上方所开的天窗，使洞内显得明暗相映、朦胧神秘。第5号窟华严三圣龛的三尊佛像的雕凿完美的体现了力学原理，特别是文殊

菩萨手托八百余斤重的宝塔历千年而不坠，很好的利用了袈裟的支撑作用。

大足石刻的艺术特点既有时代性，也有地域性，大足石刻体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众多艺术家的智慧结晶。

（三）大足石刻与其他石窟的比较

我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和内涵。不同时期的石窟代表不同，因此，石窟的发展时代变化和地域变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本部分把我国各时期的石窟代表做一简要梳理比较，以期达到与大足石刻的比较的目的。

一、从开凿时代的早晚来看

云冈石窟佛寺，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石雕佛像群，云岗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年间（460年至46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北魏后期都城）城南约15公里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东山。龙门石窟的历史，较云冈石窟更为复杂。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国、隋、唐和北宋诸朝，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其中尤以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造达一百五十多年。北朝石窟多数都在龙门山。龙门石窟最盛期是唐朝，分布较广，数量较多，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

大足石窟造像要数北山佛湾的开凿的最早，开凿于晚唐前蜀时期（公元892年至922年）。唐玄、僖二宗分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和黄巢

起义，带着中原的能工巧匠和文化典籍来到巴蜀，使“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邓春《画继》）。但是，大足石刻中北宋和南宋时期开凿的窟龛，占有全窟龛的极大多数，而绝大多数作品是属于南宋的杰出制作。

二、从供养人来看

云冈石窟属于皇室出资建造。公元5世纪初，山西大同是北魏的都城，当时称为平城，至5世纪末迁都洛阳，在近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北方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初期的北魏朝廷非常崇信佛教，并奉其为国教。公元446年，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了佛教史上的“太武灭法”。不久魏太武帝病，疑为灭法所致，大悔，杀崔浩。文成帝继位后，首先恢复佛法。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当时著名和尚昙曜奉文成帝之命，役使了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和雕刻家动工开凿的。

龙门石窟为上层统治阶级（包括皇室）和群众共同出资开凿。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仅使政治经济中心从平城转移到了洛阳，佛教石窟中心亦是如此。洛阳由于是唐京城的陪都（东都），也是当代上层统治阶级的游乐之地。所以，洛阳龙门不仅是北魏时代佛教石窟中心，在唐代更形成了一处佛教圣地。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崖龛“奉先寺”，就是在高宗李治时代开凿，并有皇后武则天“助脂粉钱两万贯”题刻。

大足石窟的供养人中已经找不到皇室的踪迹，而更多为当地的达官贵族和普通民众，整体上属民间出资开凿。虽然如此，地方统治者

如唐末的韦君靖的赞助才使北山的雕刻美轮美奂，这种情况和敦煌的情况倒有些相似。

三、从艺术风格来看

以云岗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北魏前期，公元4-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云冈石窟早期的特点分三个时期：

早期造像绝大多数为佛像，一般是面相椭圆，宽额、高鼻、长眉、丰颐，整个形象多具有严肃的表情，体态衣纹多显得劲直，特别是形体高大的大像，更显得雄伟健壮。表现了中国北部游牧民族的精神气质。据有的专家考证，昙曜五窟的主像的面容是按照北魏五位皇帝的模样雕凿的。从雕刻手法上看，这一时期表现在衣纹皱褶的刀法上，多尚平直，随处露出锋利的棱角，具有一种新颖而又原始的时代风趣。中期随着佛窟结构逐渐走向中国化的发展，造像样式从脸型到服饰，都倾向于现实，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当时流行于中原一带的服装。晚期所有的佛、菩萨形象，看来都是从现实中取得的典型，不仅是神态表情显得生动活泼，具有人间的生活气息，而且是一个个造型都富有了中国人的形象特征。雕刻的佛像脸型有的丰腴而瘦削，明显是当时中原人的形象。

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北魏后期至隋唐时期，公元5-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龙门石窟由于石质是石灰岩，比较坚细，所以在雕像的制作上，较云冈更为精致。龙门北朝雕刻在总的倾向上是较为摆脱了神的幻想，更接近于人间的

真实。同时也更富有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龙门北朝石窟中一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一处是宾阳中洞的造像。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古阳洞自慧成北魏始创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龙门的唐代造像，形象比较庄重，没有那种近于浪漫式的形态的表现（只有极少数菩萨像例外）。但是面貌祥和，造型优美，比北朝造像的艺术价值更高。

大足石刻作为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较前代都有所突破。其以鲜明的民俗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南宋之后，石窟开凿一蹶不振，按时代而论，如果说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分别是处于石窟造像早、中期的代表作，那么大足石刻也就无可争辩的占据着晚期石窟造像代表作的地位，并展现出晚期石窟艺术的风采。它所体现的审美观和所表现的造像内容及其艺术风格、宗教信仰等，已经是中国本土化的了，这个时期的石窟艺术的精美细致正是其社会特征的反映。

大足石刻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造像精美，保存完好。其造像数量之多、题材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同时伴随造像出现的各种经文、傍题、颂词、记事等石刻铭文有15万余字，而且多为金石史中的佳品，可称得上是一座难得的文化艺术宝库。大足

石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足石刻规模之宏大，造诣之精深、内容之丰富，均可与前期各代石窟相媲美，特别是两宋造像风范独具，展示了我国南方晚唐之后的宗教信仰和造像内容、风格的变化和发展特点。这是前期各代石窟所不能代替的。大足石刻，“凡佛典所载，无不备列”，在艺术上“神的人化与人的神化”达到高度统一。大足石刻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史等方面，都可补晚唐至宋末史上的缺页；它在我国石窟史上占据着晚期石窟代表作的地位，起着正史之遗误，补史之缺页的重要作用。

大足石刻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这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