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他与他并肩作战，因为他们志同道合——女人不能当皇帝。最终，他们的反抗被镇压了下，一个押入焚字库做苦工，一个被贬至底层并残了一只手。八年后，兄弟再见，深情相拥，一个已官复原职，一个也已升迁至监工，正为武则天建造“通天浮屠”大像。
但至此，一切都只止于浮生平和，暗波汹涌中，是敌是友这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沙陀和狄仁杰在八年前的目标是打垮武则天，八年后沙陀要杀了武则天，而狄仁杰已经改变了初衷。
看起来，似乎狄仁杰才是背信弃义的那个，可这深厚的兄弟情谊当年也是因为同一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究根溯源，两者的动机本就大相庭径。狄仁杰是不相信一个女子可以担负起治国重任，他以天下苍生为本；沙陀更多的是不允许一个女人登上男人专属的宝座，他是封建旧制的囚徒。因此，八年后，狄仁杰因太平盛世而臣服于她；沙陀却因为她的得志而心理扭曲，并因怨生恨，恨她毁了自己一只手，而不顾一切代价也要置她于死地。
狄仁杰与沙陀的冲突是一条情节暗线，贯穿始终，只是到后来越演越烈才逐渐明朗起来。其次，狄仁杰所查案件背后始作俑者，正是沙陀，两人的对立已经无可避免。再者，武则天一句话就让被关押的狄仁杰官复原职，这对于沙陀，对于低声下气、忍辱负重八年才升到监工位置的沙陀，就是不公平。沙陀的心里定是纠结与痛苦的，他们曾是至交，如今却必有一死。沙陀珍惜他们的情谊，曾旁敲侧击狄仁杰别再查下。同时，他又利用他们的情谊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裴东来以敏锐的洞察力怀疑沙陀时，狄仁杰几乎是毫无犹疑地替他担了保。
沙陀的复仇是自私至极的，通天浮屠的陷落会致死多少人他不在乎，他既然认定一个目标，那么，无论周围环境人物如何变幻，他仍会固执地走下。这种固执，与他迂执的礼教等级又是那么的合拍。相较之下，狄仁杰身上的现代气息则十分浓郁，思维开放，无视君臣礼节，不因富贵举人，不以贫贱废人，做事不按套路出牌。他最在乎的是黎元百姓：八年焚字库天天读奏折，因此他深知武瞾有其过人之处，治国有方，而天下太平。这八年里，他有足够的时间收敛锋芒，反思省醒，渐渐接受武则天适合做皇帝这一事实，坦然面对自己曾经错误的认知。
许多大错，就是这样。一路走下来不停歇，却忘了是怎样开始。断章取义地选择原始动因，一路偏差，把自己绕进了死胡同，凄厉不止，至死方休。更可悲的是，已经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却发现最初的方向便是错误的，回头便是前功尽弃，继续下则是万劫不复，不甘与不屈之间，总有人或心存侥幸或满腹绝望地选择了后者。
沙陀不曾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也许他可以逃走，但他永远不可能安逸的生活。影片结尾，他与狄仁杰的矛盾终于爆发而起正面冲突时，狄仁杰质问他：他害死那么多人，同武瞾又有什么区别呢？沙陀是否曾幡然悔悟，还是仍执迷不悟我们都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看到他是不甘心就此罢手的，苦心经营多年的棋局，只一子未落，便是全胜或完败的两个极端。
执念至此，走向悲剧便是必然。罢了，罢了，只愿各位看官有所启悟吧。
第二篇：通天塔
通天塔
创世纪之初，普天下人同操一种语言，人类相互理解，因此无比强大。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惹怒了耶和华，他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高塔顷刻坍塌。
--《圣经》
四个国家，四个家庭，因为一支来复枪而被捆绑在一起。不是一枝美丽的玫瑰花或一本意蕴隽永的书，而是一支枪。枪，代表了一种具象的冲突，而这支枪所引发的危机却代表了抽象的潜藏着的隔阂。
摩洛哥的人们本生活在一片略显艰难的平静中，查理希望在这里找到他所渴求的安宁。苏珊却不停地揉搓着洗手液，对待病毒般的对待当地提供的冰块，即使身受重伤，也不愿相信一个以烛火给缝针消毒的当地医生。只有自己国家的可乐让她觉得安全，只有自己国家的医疗让她觉得心安。她深信自己国家的文明才算是真正的文明。
在苏珊眼里以及大多数美国人眼里，摩洛哥是落后可怕的地方，墨西哥也是“很危险的地方”。而这正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文化上冲突在个体成员上体现，或者说是发达国家那种自以为是的文化优越感的显著证明。但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却又并非只出现在“自大”的美国人身上。在每个国家，这都是普遍现象。总有人大力提倡说要践行文化相对主义，并发表许多关于如何从多角度正确看待非我文化的观点议论。但在实际实践中，大多数人还是会不自觉地运用到种族中心主义，因为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深刻习得的，很难改变。
而当苏珊接受了老人的烟杆，导游拒绝接受查理的酬谢时，我被平等的文化交流所感动。
影片中，美国人一听说国民遭袭，便主观地认定是“恐怖袭击”，并迅速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且以做作的外交辞令回应查理迫切的救助请求。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却又是那样真实。落后国家在发达国家面前是弱势的，而本国国民在政府警察面前也是弱势的。美国不停地重复说将召开国会慎重讨论，将派谴直升机前往摩洛哥救助伤者，但堆砌起来的漂亮的话语完全抵不上一辆及时的救护车，更抵不上摩洛哥人的友好相助。而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墨边界，美国警察的“严格执法”差点害死两个美国小孩。文化规定警察为人民服务，但赋予警察的职权却又让警察变成一种权威，一种强势。这种强势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得人民缺少应有的“话语权”。
今天，美国大概有一千万的非法移民。艾米利亚曾经也是这一庞大群体中的一员。尽管庞大，尽管同时接受美国和墨西哥的双重约束，但这一群体仍属于美国的边缘人，没有任何生存保障。更不存在权利一说，一旦被发现，结果便是被驱逐出境。并不只是法治的问题，而是优势文化根本上的对于弱势文化的蔑视。如此，两种文化注定无法站在同等地位沟通。 语言本是最广泛最实用的沟通方式，而千惠子由于生理的缺陷，缺失了这把沟通的钥匙。这时候，语言割裂了聋哑群体与主流群体的交流，千惠子就成为了这个城市边缘人群的一员。这个聋哑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同时，主流文化深刻地
影响着这个世界的认知角度、行为习惯，无形中便剥夺掉了千惠子这一非主流群体的生存空间。少女的焦虑被困在身体之内，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延伸了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但当她站在另外的灵魂面前，她却仿佛陷入真空。而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就是肉体本身。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他人分享她的生命，却在失败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苦痛。
在不断延续着到人类文明进程中，冲突隔阂是无可避免的，但正如查理和苏珊的一吻释怀，千惠子给予父亲紧紧的拥抱，多么复杂不可破的冲突也会在爱与包容中渐渐化解。伊纳里多说，最暗的夜，最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