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大国崛起》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1868年成为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进行了急速的资本主义改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在世界的东方崛起的强国。

50年后，日本成为当时世界大国俱乐部里唯一的一个东方国家；他的铁蹄践踏了亚洲的许多国家，他的野蛮和凶残让世界为之震惊，“大日本帝国”最终在疯狂中败亡。

19xx年，明治维新100年后，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是什么原因使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国跻身强国之列？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它在衰败的战后环境中迅速崛起？在《百年维新》中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大炮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这和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 日本人能迅速认识到幕府体制的僵化，改变国体为天皇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当中国的皇帝还在紫禁城内醉生梦死的时候，日本不但派出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天皇也亲自到欧洲发达国家考察。日本最终目的作出了脱离亚洲，与欧洲列强为伍的明智选择，为自己的崛起找到了伙伴。日本的百年维新让自己成为世界经济第三强国，日本的强国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

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百日维新却是失败的。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百日维新又为什么失败了？

从主观方面看，有人说失败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从客观方面看，是因为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改革。这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人们害怕，而不是尊敬有权的人。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但是并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里边，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新政实行后，还

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共同点很多。两国都是非现代化国家，在列强的刺激下要搞现代化，动员国家资源，抵抗列强，这是两个国家基本的 共同点。在日本中央政权的力量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很强的全国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由儒生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国家开始了改革。

日本的维新变法是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谈到政治改革，最后才搞别的东西。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对这个改革极没有信心，所以认为一定不能性急。想过来想过去，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但是结果是明治维新成功了。于是采用了慢三步。而中国从总的策略上来讲是快三步，急于求成。第一步先搞技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想要马上能见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先买进大炮，建现代化工厂。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比日本的要大，但是战争失败了。所以说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才开始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快三步。民主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年以后就搞起了集体化、大跃进。我觉得这时候提出的两个阶段和百日维新时的两个阶段有相通的地方。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先引进西方技术，然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以后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问题，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快三步又重复了一下。晚清的时

候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个快三步，历史经常是相通的。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些关系呢？

英国统治印度，不是为了印度的利益。满清统治中国，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些话语今天看来似乎有大汉族主义之嫌疑，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千真万确的。当亡国奴是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因为日本是中央政权虚弱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国人总喜欢叫“小日本”，很看不起日本这个岛国，如此莞尔小国何以与我泱泱大国相提并论？可就是这样一个莞尔小国，在同样面对列强时，开拓进取，通过明治维新一越成为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产生负效果，导致其急剧扩张，二战几乎毁灭一个国家。半世纪之后，这个战争废墟上满目疮痍的国家如凤凰般浴火重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小日本”？！日本真的“小”吗？

第二篇：百日维新与百年沉思

文化纪念戊戌变法１１０周年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戊戌变法即便不

是开辟鸿蒙的第一步，但其在近代政治变革、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却不容置疑。

百日维新与百年沉思

□倪晓一

抚今追昔，作为历史名词的

“戊戌变法”，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刚刚１１０年。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起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始“诏定国是”终结于９月２１日的政变的“百日维新”，也不过短短的１０３日。百日与百年，与悠悠数千载中国史相比，犹如稚草之于寿椿。但这个百日，有除弊，有革新，有论争，有流血，曾经何其扰攘、振荡、喧哗、冲撞，乃至归于

暂时的沉寂；这之后的百余年，又是何其沉重，何等艰辛。维新人士当年的激情、呐喊、呼号、奔走已成历史陈迹，唯有六君子的鲜血依然殷红。俱往矣。而他们的爱国热忱，他们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得失功过，仍然会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戊戌变法即便不是开辟鸿蒙的第一步，但其在近代政治变革、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却不容置疑。有鉴于此，戊戌

发动变法的过程也就是维新派及维新思想逐步形成、集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步与政权核心靠拢的过程。其中的一些方式卓有成效，确实发挥了思想准备作用，为后来的革命派所借鉴。

借助舆论，宣传维新。梁启超认为“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变法的启示和影响仍然具有进一步深入探求的价值。

变法方式的示范性

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⑧，决心为变法而死。随后几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徐致靖等人被捕入狱。维新派遭受重大打击。

八月十三日（公历９月２８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

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对严复虽然也有人主张惩办，但因为未参加维新活动而未被追究。

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重新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

光绪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之后再也没能走出去。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最终宣告失败。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１０００３１

注释：

①《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１６页

③《杰士上书汇录》卷一④《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⑤《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⑥《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１６０页

⑦《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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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确是卓见。从最初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到著名的《时务报》，维新派充分借助报刊在官员、士子间广泛宣传维新思想，扩大舆论影响力。专注于论议、译介西方时政的《时务报》曾风靡海内，创下中国创办报刊以来前所未有的销行量，在广布维新、开启民智方面收效显著。

创办学会学堂，广泛发动。强学会、时务学堂、保国会、南学会等维新社团，既有学术性，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由于其创办的背景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客观上，这些学会也起到了增强凝聚力、有效组织、广泛发动的作用。一般认为，近代学会是政党组织的雏形，维新派创办的各种学会对中国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戊戌变法结束７年之后，孙中山即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和规模的社团———中国同盟会。

进行集会，扩大影响。维新派发起的最典型的集会和请愿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不仅在当时极具轰动效应，从而扩大了维新派及维新理论的影响，更确定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领袖地位。在此之前，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魏源，或是早期改良派如陈炽、王韬、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文化的宣介都仅限于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整体的文化氛围。而公车上书，在爱国的前提下聚集起一大批士子阶层，激发了这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群体意识，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主流政治舞台。而使用集会、群众请愿的手段，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色彩，成纪念戊戌变法１１０周年为近代史上常见的斗争方式。必要的条件，影响深远；预备立宪的相关措施也表明，古老的封建帝变法内容的持续性制曾经缓慢而确实地向近代社会政治体制发生转变。变法期间，光绪帝围绕政治、而在戊戌变法中已经部分实施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颁布了的兴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等文化一系列除旧布新的谕令。在政治方教育措施，为培养新式人才、促进面的主要措施有诏定国是、鼓励士思想解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民上书言事、命各省保选人才、选宗室王公游历各国、裁撤闲散衙变法教训的深刻性门、请求开懋勤殿以议新政等；在经济方面，命各省筹设商务局、振戊戌变法的失败，除了阶级局兴农业、振兴工艺、奖励新法等；限的根本原因外，还有许多自身认在文教方面主要有设立学堂、改八识和具体举措方面的失策。股为策论、诏举经济特科、翻译新缺乏坚实领导，介入帝后党争。书、选派留学等。尊君思想的过度泛滥，导致以康有可以说，这是光绪帝在康、梁为为首的维新派在进行如此重大的等维新派和帝党大臣的策划、支持变革时，把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下提出的一套比较全面的社会改良光绪帝身上。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方案。诚然，这个方案有着种种不任何改良、变革或革命都很难取得足，并且绝大多数没有在变法期间真正的成果。近年来的许多学者都得以施行，但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论证过，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并非良性质的施政方案，它走出了此前从一开始就站在维新的对立面上，洋务派专注于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没有她的首肯，光绪帝甚至根本不层面，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政治体制可能开展变法。换句话说，假若维变革上。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新派没有不智地参与到慈禧与光绪月二十八日被召见时这样说：“所的帝后党争中，甚至在二者之间制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造了更多的矛盾，令慈禧感到自己定。”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具有的权威受到挑战和威胁，那么戊戌一定的历史突破性。变法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此后不久，戊戌变法各项未能政策制定重形轻质。百日维新实现的改革在清末“新政”中大都期间的１００多条上谕有很大一部分付诸实施，有些方面甚至远超预是形式上的变更，如发式、服制、期，如科举的最终废除，为发展现礼仪、衙署与官衔名目等，这些变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准备了更并不能带来政治上的实质变革，戊戌变法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之前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个体宣传活动，之后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承前启后的一环，其作用、价值不可复制，无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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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纪念戊戌变法１１０周年

却会触痛守旧势力的敏感神经，徒野心，对光绪帝说：“此人居心叵然增加阻力。变法给人的感觉是摊测”，可见其嫌憎之极。张、翁一子张得很大，货物却不多。这与维为实权在手的地方大员，一为帝党新理论自身的缺陷有直接关联。维之中坚，失之臂助，转为寇仇，实新派人士对西学的引进也好，托古是一大损失。

改制也好，目的都是实现其政治方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曾建议案，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缺乏深皇帝“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入的理论沉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二人”，为变法开道，结果闹得朝下，也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让维新野上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变法人士进行深入的理论沉淀。因此，中又下了裁撤冗官、冗衙的上谕，理论本身流于肤浅，落实到政策却没有给这些被裁撤的官员制定一上，难免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个稳妥的善后保障计划，进一步激

四面树敌，激化矛盾。变法化了矛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只能说明康有为和光绪帝既没有认《新学伪经考》一经问世便掀起轩清新旧势力双方的实力差距，又非然大波，至今史界对之仍然毁誉参常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谋略。半。这些著述在学术上的严谨与否变法在这样缺乏支持力量的环暂且不提，对现实的辅助作用又如境中进行，自然举步维艰。何呢？康有为在这些著作里宣称，

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思想启蒙与中国近代化进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程的延伸性

一下子推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所有

文化根基。离经叛道，授人与柄，戊戌变法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甚至连思想启蒙潮流，所创造的文化体原本有心支持变革的张之洞、翁同系，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也因此与康、梁划清了界限。张独特的作用。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之洞撰写《劝学篇》令守旧派势力是否完成了现代意义上政治体系、大盛，在他们的围攻下，保国会在文化形态的建构，而在于传统知识变法之前已名存实亡；翁同读了分子们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开始自《孔子改制考》后，洞悉了康有为发集合，打破了清代长久以来通过自认为当代孔子、孔教教主的个人罗织文网形成的严禁士人干政的局

面，产生了自愿改造

当时社会体制的群体

政治意识。在这种群

体意识的驱动下，他

们开始满怀热情地学

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文

明与经验，试图在现

有的社会体制下改变

其内部结构，这种觉

醒和尝试本身便具有

捉拿康有为等奏折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６６中国档案│２００８／０９│ＣＨＩＮ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中西、古今、新旧、科举、学校之争，凸显出双方的价值观念的冲撞，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冲撞中批判对方，并壮大了自己。维新派所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迅速传播，在国内引起“火山大喷发”式的震撼。从严复译介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要政的提出；从康有为的多次《上清帝书》、《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到谭嗣同“日新”、贯通、平等精神的论述，维新派的思想理论并非完全首倡，而是集合总结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观点和主张，并为之奔走呼号，著述讲演，从而使新思想如清泉浸润了正处在救亡图存、迫切需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社会。在变法运动前后，维新派还积极移风易俗，革除时弊，倡导社会风俗的现代化。康有为看到中国妇女裹足之风沿袭日久，毁折肢体，摧残心灵，便首倡“不裹足会”，并禁止自己的女儿裹足，力图废止缠足陋习。此外，他们还宣扬“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变革婚俗，反对禁欲主义等。这些主做法，无疑是对传统陋习的破除，有利于涵育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社会风气。总之，戊戌变法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之前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个体宣传活动，之后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承前启后的一环，其作用、价值不可复制，无法取代。（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１０００３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