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勇投弹手》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八路军招兵，来了一位参军的老百姓陈傻子，说他傻，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只是憨厚罢了。在训练场上他投弹非常准，长官让他们去战场上去投弹，他在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他投的手榴弹一个比一个远，一个比一个准，炸的敌人横尸遍野，四处逃窜。

在打仗途中，他还捡了一个小孩给他取名叫丢儿，丢儿和傻子关系极好，丢儿还叫傻子“爹”。 他对待丢儿一丝不苟、乐乐呵呵，还常逗丢儿笑，那情景我至今难忘怀，后来傻子依依不舍把丢儿托给了一户人家

这部电影真正打动我的不是牺牲的人，而是傻子那种仗义、纯真、能为战友牺牲的精神。

八路军的队伍如果都像陈傻子一样投弹准就好了，就能早一天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了。

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军人，在作战的时候要像陈傻子一样勇敢，来保卫自己的祖国，不能再让历史重演。

第二篇：杜威一

杜威与《哲学的改造》

来源： 作者： 时间：2008-11-29 点击：

约翰·杜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深远的影响。杜威是个品性高洁无比的人,他在见解上是自由的,在待人接物方面宽宏而亲切,在工作中孜孜不倦。”[1]当代美国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则把杜威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并称为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代写论文

杜威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使实用主义沿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发展,即始终和社会以及现实结合起来,从而保持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活力。他的《哲学的改造》正是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杜威与大多数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固守在哲学家的永恒的主题上,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哲学生长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哲学的改造》中。他认为哲学不是哲学家头脑中臆造出来的,它必须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在工业、宗教、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和危机中去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去建筑新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这一点不仅是《哲学的改造》一书中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也是杜威一生始终不渝的哲学信念,这也正是杜威思想生命力的活的源泉。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并不是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修正或增补,而是在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基础上的重构。我们可从《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所体现的几方面内容来探寻这位哲学大家的思想轨迹。

首先,哲学改造中的历史因素。杜威在对人类思想发展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培根是现代思想的真正的缔造者,认为他背叛并批判了人类思想的最大权威亚里士多德,成为人类新精神的代表。培根最大的功绩并不是归纳法,而是发现理论和发现法,他使人们从注重过去转向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把培根看作为新精神的代表。培根的新精神和倾向在于发现的理论,在于强调新的事物和新的真理的发现,在于不断地去探究自然的秘密。自然的秘密是隐藏着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去挖掘它、发现它。正如培根指出的,靠纯粹推理来判断体系的人,犹如蜘蛛从肚子里往外吐丝;靠积累材料和经验的人,犹如蚂蚁贮藏和收集原料;真正的工作是蜜蜂的工作,它既收集原料,又进行制作,制造出新的蜂蜜。所以培根认为发现法比证明法高明。真理不是教条,要用新的经验来重新验证,并在研究中去发现和探索新的真理。杜威不仅第一次科学而准确地揭示了培根新精神的实质,而且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

其次,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胡适指出,实验主义(杜威称自己的哲学为实验主义、工具主义或经验的自然主义)“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19世纪乃是科学史上最光

荣的时代,不但科学的范围更扩大了,器械更完备了,方法更精密,最重要的是科学的基本观念都有经过一番自觉的评判,受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2]。杜威在论及哲学的改造时,十分重视科学发展的因素的作用影响。他提出,古代的科学和哲学都认为世界是封闭的,而近代科学则证明世界是开放的;古代的哲学家都把世界看成是固定和静止的,运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但是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世界是变化的且时空是无限定的;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性质不同、按照优劣差别排列的等级系列,而在开放的世界里研究和理解的界限突破了,观察与想像也被解放了,自然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人类的奴隶。

再次,现代科学突破性的进展所带来的现代危机以及权威的冲突对哲学改造产生的影响。所谓现代的危机,是指科学的长足发展所形成的新的观念与传统的旧的观念的冲突和对立。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新观念向哲学的旧观念冲击,造成一种对立和矛盾的状态,从而使哲学陷入困境。现代科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维护科学原理的同时又要维护价值领域。这就造成了科学与宗教的公开冲突。哲学不是为了解决天文学发展与基督教创世说之间的矛盾,而是要填平自然的基本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鸿沟。杜威认为,如果人们把价值观念与人的实践行动的后果联系起来,那么对科学产生的疑问就纯属人为的了。但由于现代科学所造成的现代危机迫使人们面对科学和价值两个体系的冲突,以至于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哲学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近代哲学存在一个内在矛盾,这就是一方面它要接受自古希腊以来所传下来的关于知识本性的结论,即终极实在的本性是完全理想和合理的,它是以绝对的理想性和合理性成为哲学的必然属性,成为哲学上的至高至尊的理论权威;另一方面,自17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界有了崭新的看法,这就是经过系统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相对科学的结论。在保留传统哲学思想和接受现代科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人们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保留古代传下来的权威观点,又不能忽视并且必须接受自然科学所证实的新结论,而两者又是针锋相对的。古代哲学权威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权威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这就是权威的冲突。杜威认为,人们既然把自然与精神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又必须把二者联系起来。近代哲学不能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自然主义的,也不能无视物理科学的结论而把自己完全看成是精神主义的。人类一方面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精神领域的成员。这样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人类这双重性上。杜威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斯宾诺莎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加上逻辑的技巧,同样全面地接受了从宗教传统演化而来的见解,即最后实在是衡量和完善的标准和人类活动的规范。他还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为近代哲学提供了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模式。康德是调和自然性和道德权威的又一个典型,只是他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划分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理智占统治的领域;另一个是意志要求至上的领域,两个领域不交界、不发生争吵。黑格尔则不同,他是从理智上和人格的实质上去把握已经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从逻辑的必然性出发,它们不过是最终实在即绝对观念体系,从而证明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有

效性和绝对性。杜威指出,现代科学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实践活动在认知活动的实践过程与结果中去改造传统。通过这种改造,人们将会发现实效性的标准和验证存在于外部活动的后果中,并不存在于认知活动相脱离的先在的实在中。所以杜威说哲学与生活的隔绝是哲学的最大的不幸,只有哲学与生活密切相关才会有哲学的新生。最后,科学是引起推动变革的决定力量。科学发展历史表明,科学上每一个重大发现的诞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总是要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学的变化推动科学观的变化,而科学观的变化又推动着哲学观念的更新,推动着哲学的改造。杜威指出,科学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学术职业和工商业的不同看法,不仅影响了社会关系,也影响了哲学。二是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代表两种不同的态度。古代科学把对象作为最终的实在,认为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和安全性,把追求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而近代科学实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即把对象变成了素材。对象与素材的差别在于,对象代表着最后完成的,人们只是界说、分类和逐渐证明,而素材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东西,它只是征兆、证据、标志,是尚未达到的事物的线索,是中间的、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结果。三是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和认识论。杜威认为,伽利略的重力实验有力地驳斥和打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力地驳斥了牛顿力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清除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本体论的障碍。杜威评述道,伽利略等人的工作不是科学上的演进,而是科学中的革命,这个变革是从定性到定量、从差异到同一、从内在形式到关系、从美感和谐到数理公式、从静观鉴赏到积极操纵与控制、从静止到变化等。这里,杜威新哲学的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相比,已非单纯地演进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一场哲学上的革命。恰如梯利指出:“对杜威这个进化论者来说,实在决不是一个完全已有的、现成的和固定的体系,而是处于变化、成长和发展中的事物。”[3]

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这本书虽然只是一部薄薄的小册子,但是作为一部哲学的经典之作却内容广泛,它告诉我们哲学的改造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而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逐渐形成和改变着的,由此诞生着新的哲学思想。因为时代的变迁、人的主体性的逐渐强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等等因素影响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让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面对着这些问题我们应如何处置?未来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当代人类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哲学理论还是人类精神的精华,如果哲学还是文明的灵魂,它就应该同生活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就应该不断进行改造,惟有如此,才能永葆理论的青春和活力,才能像生活一样是常青的。总之,要进行真正的哲学的改造就必须让哲学回归到生活的世界,这正是杜威《哲学的改造》给予我们的启示。

考文献

[1][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葛懋春等·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责任编辑 常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