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教案
一、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司马池为官清廉正直，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就出生于其父在光山（今属河南）知县任上，因取名光。司马光六岁（1024年）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开始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用功诵读，深思明辨。
他20岁（1038年）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1071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著史。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高氏不满王安石新法，召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入主国事，被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执政期间，废弃新法。同时仍事史学，推荐黄庭坚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通鉴》，还编了《稽古录》一书。他因多年用功写书而体质衰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又因近年为废除新法而带病视事，以至心劳力竭，终于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去世，终年68岁。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虽然政治上保守，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但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为官清廉，恭谦正直，襟怀坦白。 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少至老，语未尝妄。”（《宋史·司马光传》）他热心治国，为国事殚精竭虑，深得百姓拥戴。他任相国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而死。当时“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宋史·司马光传》）。 他生活简朴，不喜华靡，民间流传曾流他“典地葬妻”的故事，他“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宋史·司马光传》）
他一生热爱读书，勤奋好学，不喜佛老，留意史学，博通经史，知识渊博，写作认真，字迹工整，著述宏富。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7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二、司马光的思想
1、 政治思想：
（1）理想的圣王模式
司马光企盼出现“圣帝明王”，并依靠圣王的力量把社会带入“有道之世”。他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来塑造理想的圣王模式，试图通过这个模式来对君主进行引导和规范。他极力赞扬明君，斥责昏君，对那些无道之君则进行无情的揭露。他将君主品分为“五才”，即五类: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他说:“创业者，智勇冠一时者也。??守成者，中才能自修者也。??陵夷者，中才不自修者也。??中兴者，才过人而善自强者也。??乱亡者，下愚不可移者也。”（《稽古录》卷16）他在《稽古录》（卷16）中说，要成为英明的君主，首先要具备“三德”，即仁、明、武。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就要修炼和完善自己，然后才能顺利地实现政治统治。司马光塑造的圣王形象是具有高尚道德修养、超凡气度和渊博学识与才智的明君，这是他所追求的君主的理想人
格。他把政治的复兴以及国家稳定寄托在圣王身上，表现了他的政治历史观是一种英雄史观。
（2）以德为先的用人之道
他在《传家集·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认为，要发挥君主的决定作用，还必须把“三德”体现在政治过程之中。他在《资治通鉴》卷68中认为，君主的政治统治艺术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即“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用人之道包括四方面：广采众长，辨伪识真，善用其长，用人不疑。他探讨了才与德的关系，据此分人为四类：“才德全渭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1）
2、史学思想：以史资治：以史为鉴，以史正心，以史论政，以史定礼
（1）以史为鉴
司马光超出前人史学家的地方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审视历史，把历史看成政治史，因而他以史为鉴的政治意识更加强烈。他对历史材料的选择、编纂都渗透了这种观念，《资治通鉴》一书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他说:“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传家集·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司马光把“师古”与“治天下”联系起来，强调了“师古”的现实政治意义。
（2）以史正心
司马光发展了以史正心的传统，认为人们只知道历史过程还不够，还要对历史上的是非善恶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让人们懂得什么是善或恶。他以史家的政治责任感，把“正心”视为首要任务，他说:“吾闻古圣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闺门睦而四海率服，朝众和而群生悦随。”（《传家集·交趾献奇兽赋》）。
（3）以史论政
司马光在叙述历史过程的同时，以史论的方式阐发政治见解，将史论和政论一体化。从《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基本内容看，大多是选择那些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史事进行评论。如对那些不遵礼法，为政不仁，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违背纲常名教的人和事严加痛斥，对那些恤民、求贤、守信、尽忠、孝顺的人和事则加以赞扬和肯定。他指出:“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传家集·上谨习疏》）司马光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通过论史来论政议政的。
（4）以史定礼
司马光著史，意在以史来确定政治规范，重构社会的秩序性和规范化。他把礼视为人们最高的行为准则和政治规范，在《资治通鉴》开篇中，就对礼的作用进行了表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他对历史上遵礼者给予充分肯定，违礼者则予以贬斥。
三、《资治通鉴》及其编撰
1、《资治通鉴》主要内容及特色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战国初期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末年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往上去是和左传相衔接的，因为《左传》最后一段叙智伯的事，而《通鉴》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叙起，也正是智氏被灭的结果。虽然中间还差七十几年，事实却是一贯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通鉴》是继《左传》而起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计294卷，另附目录30卷，《考异》30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320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2、《资治通鉴》的编写
编写《通鉴》这样的巨著，决非司马光一人所能胜任。这部著作是汇合当时第一流史学家的智能能力，费19年（终于1084年）不断努力的光阴而完成的。成书以后，又经许多学者钻研讨论，给后来读史的人不少便利。司马光是主编，还有三名助编。他选请来的三名助编是，刘恕（字道原，1032—1078）、刘攽（字贡父，1023—1089）、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1041—1098）。司马光选择这三人参加编写工作，既是因为他们政治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在当时都不赞成王这石变法，企图通过编写史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又考虑到他们每个人都学有专长或有志于史学。刘恕对几千年的史事了如指掌，刘攽精于汉代历史，范祖禹年轻而有干劲，专治唐代历史。他们掌握了当时官府和私家的图书资料，除采用《史记》至《新五代史》19种正史外，还参考了杂史、奏议、笔记、文集等300多种。
3、《资治通鉴》的优缺点
优点：（1）采用编年体叙述和重大历史事实详述相结合的方法，使人既能清楚了解史事的发展线索，又能在整体历史背景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2）虽然记史事，但却能简明扼要记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和它实际运用的情况。（3）虽然是编年体，可是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不忽略，利用各种资料来补充，通过细致生动的刻画，将史事的内容更逼真地烘托出来。（4）保留以前正史的记述，并慎重补充以别史杂史以及其它私人著作，采摭宏富，前所未有。（5）叙事平平实实，清清楚楚，虽大体上保存《左传》的语气和文体，但前后映带钩勒，却比旧史更为分明。做到了编年兼具文学性。（6）附录中收录的与正史本传相关的文章比以往的史籍更丰富，且能重视对反映时代风俗诗文的收录。（7）对于正统僭伪的看法，更为通达，且删除旧史中一些迷信的内容。
缺点：（1）主观见解过于浓厚，由于思想保守，重德而不重才，在人物和史事取舍上，对于革新和进取的人物史事重视不够。如对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中改革的言论，删除过多，史事记述过简。（2）轻视和排斥与政治相关的文人和史事。如屈原谏止怀王之事只字不提，对于忧国忧民的杜甫也提之过少。
四、课文赏析
1、赵武灵王改革介绍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
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2、课文串讲
[课文]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译文] 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大兵经房子城，抵达代地，再向北直至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到黄河，登上黄华山顶，与大臣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学骑马与射箭。他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样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于是带头改穿胡服。
[课文]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译文] 国中的士人有不少反对，公子成假称有病，不来上朝。赵王派人前去说服他：“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向人民宣传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总以有利人民为根本；办理政事有一定常规，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宣传道德要先针对卑贱的下层，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公子成拜谢道：“我听说，中国是在圣贤之人教化下，用礼乐仪制，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让四方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仿效远方外国的服装，是擅改古代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慎重考虑。”使者回报赵王。赵王便亲自登门解释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怎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领土，掠夺人民，又引水围灌鄗城，如果不是老天保佑，鄗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国之仇。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国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已经忘记了鄗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憣然醒悟，欣然从命，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于是，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学习骑马射箭。
3、段落层次分析
第一段简要写赵武灵王向肥义表白为占领胡地、中山推行胡服骑射的志向。
第二段详细写赵武灵王为推行胡服骑射，扫除反对阻力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与公子成展开的论辩。分两层： 第一层（第二段始到使者以报）赵武灵王委托使者传达自己意旨与公子成的第一次论争。
第二层（剩余部分）赵武灵王为推行胡服骑射，与公子成的第二次论争及推行胡服骑射。
4、人物形象分析：此篇虽是述史，但完全可以当作一篇小说来读
赵武灵王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远见、有魄力、有智慧、有策略的人。第一自然段他与肥义的一段话显示了他的理想和抱负，他采用胡服的行动说明他有远见，未雨绸缪，他对肥义说完这番话就开始实施胡服也说明
他有魄力。第二段他在克服实施胡服阻力的过程中，选择公子成作为突破口，显示出他的智慧与策略。与公子成的一番论争也显示出他思维敏捷，善于辞令，逻辑缜密。
5、艺术特色
（1）以言行（尤其是语言）刻画人物形象。这从我们上面对赵武灵王的形象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对肥义和公子成的一番话显出他的性格特征：有理想、有抱负、有远见、有魄力、有智慧、有策略。赵武灵王和公子成各自的一番话使各人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行动的描绘是一笔而过，作为人物性格辅助性的刻画的手段，与语言的结合比较完满。
（2）善于以简单的语言描绘历史事实。其实本文的情节非常简单，但历史事件演绎成相当清楚。首先，司马光非常善于选取历史人物的言行来记述历史事实，使历史事实在人物的言行中得以展开。其次，语言非常精练。如关于历史事实的叙述：遂胡服。
（3）详略得当。作者对于人物语言叙述较详，这尤其有利于刻画人物。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人物褒贬的价值取向及作者的英雄史观。
五、研习与思考
1．赵武灵王和公子成分别代表了变革和保守的两面，他们分别阐述了自己主张的哪几项理由？你觉得公子成听服于赵武灵王的原因又有哪些？
答：公子成的理由：中原大同为礼乐中心，不能效法蛮夷之道，否则人心不服。
赵武灵王的理由：（1）加强军备可以抵御外辱；（2）前有中山国侵鄗的历史教训；（3）叔父保守，拘泥于旧俗。
公子成听服于武灵王的原因：（1）武灵王使之请之在先，又亲自前往劝说，能礼遇自己；（2）武灵王从国家大局利益为重，言之有理。
2．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历史却一次次地证明没有冲突的变革，便没有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异曲同工，一个是主张胡族向汉人学习，一个是主张汉族向胡人学习，前后相映成趣，都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资治通鉴》对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也有详细的记载，阅读下列文字，谈谈孝文帝是怎样让大臣们听从他的主张的。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迅之卜筮。”帝曰：“昔周、邵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何为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
……
魏主欲变易旧风，（十一月）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卷一百三十九）
（建武二年五月）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如何
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卷一百四十）
答：第一步，说服尚书于果和平阳公两位要臣，讲明治国不应墨守陈规，也不能诉诸迷信。第二步，在朝廷上，当众问明群臣意见；采用严厉的措施，命令全国上下坚决执行，违者治罪。
孝文帝也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是最主要的；其次，他能抓住主要官员进行劝说，讲明道理；对一般臣民，则采用严厉的惩罚制度，迫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