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异途

从《小巷深处》到《红粉》看60年代与90年代妓女题材小说的差异及原因 摘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无数中外人士的目光。离我们最近的当代文学成就一样显著，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每个时期的文学有各自的特色。就十七年文学和九十年代的妓女题材小说来说从语言艺术，结构安排来看有着明显的不同。针对这些不同以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为代表分析具体的不同之处。对于这些不同也有其时代原因，比如，当时的国情，外国兴起的文学创作思想对我国作家的影响等等。 关键词：《小巷深处》、《红粉》、妓女题材、差异、原因

佳人一直以来都是文人骚客笔下熠熠生辉的形象。从遥远的三皇五帝时期到今天，文学作品中楚楚动人的美娇娘从未消失。妖媚惑纣的妲己；烽火戏侯的褒姒；溪畔浣纱的西子；凝神拜月的貂蝉；琵琶遮面的昭君；痴情魂离的玉环??她们用美貌、才情与生命给文学史增添无数奇葩异果。司马迁、杜甫、李白、苏轼等大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这些人物。如杜甫《丽人行》、《长恨歌》尤为世人知晓。不过妲己、褒姒等只是女性文学创作原型的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像苏小小、薛涛、陈圆圆、李师师一样的风尘女子。在封建制度统治中国的时代，她们不像西施、杨玉常环伴君侧，而是身处社会最低层。一入风尘深似海，低落无尽红颜泪。凄惨的命运造就了风尘女子悲苦的一生。轻佻放荡已经成为世人眼中风尘女子品行的主要形象。

在旧社会，女孩往往是家庭经济崩溃时的救命稻草，父母兄弟把她们卖给青楼舞馆。有的女子是因为战争或饥荒年代，家国破碎无处安身不得已沦落风尘。无论哪种原因，只要她们沾了风尘气凄苦的一生就开始了。老鸨、客人的欺侮，世人鄙夷的目光和冷嘲热讽她们都要承受。即使有点才情容貌的女子能遇上自己钟爱的人，也不免被抛弃。薛涛就是其中之一，元稹有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据考证就是说的薛涛。负心男人自古以来不计其数，妻子都可以抛弃更何况一个烟花女人。容颜失去，韶光不再时，多少曾经名冠一时的舞姬歌女委身凡夫俗子，爱情是她们一生追求的却又永远得不到的。

可时代在变迁，社会主义踏入华夏大地的那天，我们的国家就变了模样。五四运动再一次清洗了国人浑浊的封建思想，建国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更是新中国一段历史的新开端。风尘女子的命运在改变，对于这类题材的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家也有他们不同的写法。在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后的文学有着截然不同之处。我们通过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 苏童的《红粉》的比较去探寻一下60年代与90年代风尘女子题材的小说在内容和艺术特色上的差异。

建国后，国家领导关注社会的每个阶层，对于在旧社会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进行改造，让她们有了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但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仍对当时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在《小巷深处》和《红粉》中从主人公的命运可以看出来。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些的建国后被改造妓女的故事，但是又有所不同。

《小巷深处》中的女主角徐文霞是一个文静，温柔的女人。她住在青石铺道的小巷深处。曾经做过妓女的经历让接受改造后在阳光下抬头做人的她始终无法释怀。她拒绝别人的求婚，可是又因为本能爱上大学生技术员张俊。她矛盾、困惑却又情不自禁地陷入爱河。一段时间内他们很幸福的约会，共同学习。美好的爱情让她几乎忘记曾经的不堪往事。但是，忽然一天一个叫朱国魂的人闯入她的生活，打断了她的甜蜜。这个人曾经是徐文霞的客人。因为朱国魂知道张俊与徐文霞的关系，就以徐文霞曾经做过妓女的经历威胁她，企图迫使徐文霞就范。徐文霞内心苦苦挣扎，她害怕张俊知道一切不接受她，又不愿与朱国魂再有牵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徐文霞终于决定向张俊说明一切，她希望用牺牲爱情换来良心的宁静。小说最后写到张俊原谅徐文霞的隐瞒，去小巷找她。整个故事以一阵急急的擂门声结束给人

留下无限遐想空间。这一声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给那些曾经在旧社会承受压迫的人们带来的希望，也说明人们已经开始重新接受风尘女子。

苏童的《红粉》所说故事却不是大团圆的结局。妓女秋仪和小萼在国家新政权建立后，被人民政府从窑子中解救出来，带到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进行改造。秋仪很机灵，在中途跳车逃走，小萼则和其他妓女一道参加生存金能培训——学织麻袋。秋仪回到城中找到老鸨要回自己多年的积蓄后又和自己的爱人老浦重逢。老浦祖上是旧时的地主，家中颇为富裕，有自家的宅子、土地和丰厚的积蓄。而老浦本人却是一个生性放荡，喜欢寻花问柳的风流公子。他喜欢秋仪，因为秋仪丰满漂亮，但是老浦的母亲——一个传统的封建富有家庭的女主人——不喜欢秋仪。当老浦带着秋仪回到家里，希望母亲接受并让他们结婚的时遭到浦母的强烈反对。不能和老浦结婚，得不到浦母的认同，秋仪在浦母的严声厉语中离开了老浦家，去尼姑庵出了家。而小萼则在训练营中饱受苦难，她身体不好做工慢，还遇到同性室友的调戏，几度寻死未遂。直到训练结束后，她进入玻璃瓶加工厂做活。后拉，老浦几经波折找到了她，照顾她。老浦的母亲已经去世，老浦自己决定和小萼结婚。可是过惯了奢侈生活的老浦和小萼很快就把老浦家中的财产消耗殆尽。为了维持生活，老浦无奈之下挪用了公款导致被枪毙。小萼带着与老浦的孩子无法生活就把孩子交给了秋仪，自己又再嫁了一个商人。秋仪这时已经和一个叫冯老五的驼背老男人接了婚。在尼姑庵时，老尼姑嫌弃秋仪做过妓女还总和老浦这些人来往而把她逐出了尼姑庵。秋仪收养了小萼和老浦的孩子，小萼则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小说在结尾写到小萼的孩子长大后拿出小萼以前从妓时用过的胭脂盒，询问秋仪是什么，秋仪神情凄恻的说：“这是一只胭脂盒，小男孩不能玩的。”这一悲剧性的点睛，突出了这几个女人的悲惨命运更展现了对自己身世毫不知情的小孩的可怜。

这两篇文章故事的背景大概一致，但是结局却截然不同。前者是大团圆，后者是悲剧。这就体现了十七年小说与新时期九十年代小说的第一个差异——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十七年小说给读者建造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积极向上的，少去了现实性，生活性。而九十年代文坛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先锋小说盛行，《红粉》就是其中之一。该类型的小说更居于生活性、故事性，比较如实的反映生活。人物塑造的差异主要是，十七年妓女题材小说多数显得片面性、主观性；九十年代小说更全、客观。比如《小巷深处》中塑造的徐文霞作者的笔墨主要用在她与张俊的爱情上，故事更像作者的内心的美好愿望的重现，过度的和谐显得脱离现实。而在《红粉》中苏童敢于描写妓女们不愿接受改造的放抗心理，甚至还涉及同性恋这样敏感的话题，人物内心的矛盾、痛苦刻画的逼真感人。这些都使得人物更加真实、饱满、生动。从艺术特色方面来看，《小巷深处》代表的十七年妓女题材小说语言质朴，清新；修辞方面没有过多渲染；文章的结构安排简洁。而九十年代妓女题材的小说语言更加华丽，新颖；表现手法、表达方式更加丰富；结构安排更是十分精细。比如《小巷深处》在介绍徐文霞生活的环境时写到：“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象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那不大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婆娑的树影在石子马路上舞动，使街道也布满了朦胧的睡意。城市的东北角，在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有间屋子里的灯还亮着。”而在《红粉》中作者描绘山洼训练营的环境时时这样说的：“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周围有几株桃树。当她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四面都是平缓逶迤的山坡，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士兵就站在哨楼上了望营房的动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语言艺术特色上的不同。

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其时代的烙印，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差异，并且作出恰当的分析，这对于我们学习现当代文学史很必要的。就上以上论述，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国情不同。建国初期国民的心态还不稳定，文学创作服务国家政权的因素，许多作家不得不在文学作品中给人们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园，让

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到了九十年代，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政府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变小。作品的内容改变了以往的理想化变得更加现实，接近读者和生活。第二，外来文化的影响。十七年时期，我国还比较保守，接触的也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增多，作家受到西方写作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而作品本身也就融入了西方的一些元素。九十年代后，现代写实派逐渐成为文坛主流。

我们无法用好坏去评价这些时代的不同作品，在文学史上他们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苏童《红粉》[M]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03

2、陆文夫 《小巷深处》[M]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09

3、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中国当代文学50年》[M] 中国海洋出版社2004. 09

4、白槐 《中华历代名妓》[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07

第二篇：《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红粉》对《小巷深处》的元话语解构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在五十年代新中国解放背景下关于妓女改造的作品。同题材的作品却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小巷深处》写旧社会饱受摧残的妓女徐文霞在解放后接受政府改造,通过政府和社会关怀,自我救赎,使自己的灵魂升华并获得幸福。《红粉》写妓女秋仪和小萼在解放后由于妓院被查封,被送去改造而开始她们的坎坷命运。它们对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安排有明显差异,甚至是相反。这涉及两位作者的叙事角度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原因也有作家个人原因。

陆文夫19xx年发表的《小巷深处》虽然写徐文霞的个人命运,我们可以看看徐文霞的命运轨迹:十六岁被迫沦为妓女——新中国解放得以拯救和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学习——得到爱情并重生。作家借人物命运轨迹反映那个人人歌颂的伟大时代。当年有人评论说:“陆文夫能够从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看出一个人向上的灵魂,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这种观点至今都具有代表性、受大家认可。大多评论把徐文霞命运的转变视为歌颂大时代的绝好题材。可见陆文夫在塑造小人物形象的时候,仍没摆脱“宏大叙事”的叙事方式。

利奥塔德大力批判“元话语”,反对“宏大叙事”。“元话语”是利奥塔德赋予了特定涵义的术语,即一门学科知识证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话语,也指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式如理性价值、整体范畴、财富发掘以及人性解放等。利奥塔德认为人性解放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

事”,这让人们在创作中崇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 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 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 追求社会理想以及社会解放等。陆文夫笔下的个人命运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小巷深处》正是用所谓的“元话语”来完成宏大叙事。

然而,两位作家选取的叙事角度的不同,话语方式差异导致作品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红粉》的人物命运就与《小巷深处》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就是《红粉》对《小巷深处》“宏大叙事”的解构,通过对“元话语”解构完成历史叙述的改写。

一.对个体历史命运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曾经最羞辱、最下贱的徐文霞得到肉体和精神的解放,获得了爱情和幸福。文中写道:“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约丽的光彩:尊敬、荣誉、爱抚的眼光,一齐向她投过来。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那就让它过去吧,像恶梦般地消逝吧。”新中国解放让徐文霞感到“生活的光彩”,她第一次感受到尊敬、荣誉和爱抚,她感谢这个美好、伟大的时代。陆文夫赋予徐文霞赞颂时代的重任,那一段历史在他笔下是光辉、伟大的。

苏童笔下的妓女改造可不像陆文夫的顺利。查封妓院、改造妓女、“三反”、“五反”这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光芒都被小人物的悲剧遮蔽:秋仪遭到尼姑庵和亲戚唾弃最后下嫁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小萼难忍劳动之苦投靠老浦,虚荣的她逼得老浦贪污公款被枪毙,最后不得不把儿子留给秋仪,改嫁北方。这是两个妓女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失败。秋仪说:“把我们撵散了这个世界就干净了吗?”她对这个时代充满质疑

和不信任。因此小人物命运脱离历史意义,个人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特色,恢弘的历史背景被淡化,作家更多重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先锋作家苏童通过这样的改写,让人们看到历史本身的悲剧性和复杂性。

二.对人物形象的改写

《小巷深处》中徐文霞曾沦为妓女,改革开放使她重生。她对过去不堪回首,她积极接受改造并憧憬新生活。她勤劳并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渴望爱情和幸福,她是一个“向上的灵魂”、被挽救的典型代表。张俊是徐文霞的恋人,一个阳光的大学毕业生。当他知道恋人的过去之后,没有因此离弃她,而是一如既往地爱她。“她忍受着那许多痛苦来爱自己,又那么向往着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地努力。”张俊展示出的是一个积极乐观又高尚的知识分子形象。此外,作家还有意设置了如纱厂厂长的积极形象。纱厂厂长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对徐和蔼可亲,“别织布了, 学电气去, 那里需要灵巧的双手。”这反射出政府对底层人民的呵护和帮助。陆文夫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完成了他对历史的定位。

《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与徐文霞最大不同是她们自愿并且乐意做妓女,拒绝劳动改造。政府查封妓院反而促成了她们的悲惨命运。秋仪性格刚强但骨子里依赖男人。她跳车逃跑后立即投奔老浦,“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赖男人。”她的意识里女人只是金钱和男人的附庸,根本没有自主劳动意识。小萼更甚。她进劳动营后,因每天缝不完三十条麻袋就想寻死,

她意识里没有“妓女是被摧残的对象”的概念,认为妓女挣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她说,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是个贱货。”她贪慕虚荣,嫁给老浦后逼得老浦贪污公款来满足她。她是一个 “向下的灵魂”。苏童注重从侧面来改写妓女形象。妓女们被卡车带着离开繁华的城市,她们却哭着央求回去,这颠覆了陆文夫的妓女形象。秋仪跳车逃跑,一个军官骂了一句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这与《小巷深处》的纱厂厂长形成鲜明对比,可见社会对妓女并不都是关爱和谅解。 《红粉》的妓女自轻自贱、贪慕虚荣、处处受到歧视和贬低,不同于读者对旧社会妓女的认知和理解,它使人们对妓女有新的认知,表达了苏童想说的“社会的历史进程与个人的命运遭际间可能存在的悖反关系”,这也是新历史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的特点。新历史小说摒弃了传统的典型化写人手法,注重人物个别性的书写。这些人物庸俗渺小,却能代表广大群众。同时,作家用人物命运的颠簸坎坷来突出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新认识。

三.探究两部作品差异的原因

造成《小巷深处》和《红粉》的差异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笔者仅从创作环境、文学自身的发展和作家个人因素来试析其原因。

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化环境以及业已存在的文学传统和各种惯例,对作家的创作始终有或隐或显的影响。《小巷深处》发表于19xx年。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的总方向。在这样的创作

环境下,陆文夫很难突破限制书写自己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激昂的年代,为政治服务也是作家的自觉。作品发表后影响颇大,大多评论把《小巷深处》作为歌颂大好时代的好作品。徐文霞能摆脱妓女命运,与新政府取缔妓院以及人民当家做主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歌颂新社会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作家意识难免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和文学思潮的影响。《红粉》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强调:“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作家们不再阈于为政治书写,而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淡化其政治功能。苏童是有个性的作家,但他的个性创作也要归功于一个良好的、开放的创作环境。 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三十多年,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容忽视。如果把《小巷深处》看做是“历史小说”,《红粉》就是“新历史小说”。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使新旧之间突出了文学内部的发展,如叙事理论的发展演变。两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忠于现实,叙事方式却不一样。陆文夫选择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苏童却选择一种反抗“元话语”的途径,解构传统观念和叙事角度。这也显现出“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

作家历史观不同。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历史常被看做潜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高高在上,社会个体往往要皈依历史。历史意义与价值总是以最高、最有力的规范与标准高居于个人的头顶之上,成为

个人追求意义,完成自我的价值尺度,《小巷深处》就是典范。陆文夫无法脱离对历史的崇拜和尊敬,只能用仰视的角度观照历史。苏童则跳出了传统历史观的圈子,用个性的眼光审视历史,在“元话语”解构过程中,表达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也从新的、真实真切的角度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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