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课程读书笔记

《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读书笔记

10111150120 牛焕文

控制国家就是限制权力，既要让国家掌握应有的权力，又要控制其权力的大小和使用范围。

一、如何控制国家

“行动的并不是国家，而是由国家的权威赋予特权的人”。[㈠]我们通常把国家比作是一个“机器”，但这个“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同时我们需要这个“机器”履行的职责如税收、防卫等都需要赋予这个“机器”很大的权威，这是没法回避的。即“国家（政府）”必须有权威，权威必须由具体的人来享有、行使，又人来行使，那么如何才能使权威只发挥他应该有的积极的作用呢。为了解决这样一问题，柏拉图曾想过“哲人治国”的方法，但是出现一个“哲人”是一个随机性事件，而且，一个人的品质是没有保证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况，一个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没法预测的，正如林达所说“认识靠不住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理想中的权力的看管人。另外，根据基本人性的考察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权力往往导致权力的掌握者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一个权力的掌握者去完全公正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因为首先，这个掌权者自己对“公正”这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都未必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其次，要让掌权者完全地避免将运用权力的中立规则与个人固有的价值观、本能的私人感情混同，这是很不现实的。

于是，人们决定用“制度”而不是“道德”去限制权力的使用者，用“法治”取代“人治”。但是，制度应当如何建设，“法治”应该是怎样的，显然不是仅仅建立一个普遍的规则那么简单。作者没有从法理的角度而是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了“法治”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在“法治”提供的同一个规则体系下，少数人的利益如何保证，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其次，就是在“法治”提供的同一规则体系下，如何规范有组织的少数人对无组织的多数人的支配。可见，如果“法治”仅仅是建立一个普遍中立的规则，权力仍然是无法被限制的，可能还需要建立规则之上的规则。接下来，还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当今社会，等级还是存在的，这个等级不是封建时期的身份等级，而是在公司、教会、工会、政府等社会组织中存在的有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一个最基本的组织等级，“在这样一个组织系统中，每一个层次都隶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直至人们达到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层次的层次，那就是不属于每个特定的制度的命令结构内部的层次。”。[㈡]第二个问题是：权力需要限制，那么用什么来限制权力呢？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就是要分割权力，使权力之间进行制衡，采取一种多元主义。

这样出现的问题就是，第一，普遍规则的适用需要一个中立的稳定的规则之上的规则，即“高级法”，来约束制定法本身？第二，等级化的社会，[㈢]如何保证同一规则在不同等级之间同一地实施？第三，采取多元主义、对抗模型可以有效的是权力得到限制，但是，在这种多种权力并存同时互相对抗的情景下，由谁来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呢？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就是“宪政主义”。

即使建立了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善的“高级法”，问题仍然没有结束。一个制度一旦建立，它就会依据当初的设计，像一个智能机器一样自己运行。但是，辩证地、发展地来看的话，这个制度不可能永远是好的，永远是全面的，它会可能会有出故障的时候，会有失控的时候，会有“路径依赖”的时候，它也需要维护，需要纠正。那么如何维护、纠正呢？就需要这个制度能容纳新的、多远的内容，在不同的观点的碰撞中做出改进，让它在左右两边的力的平衡作用中不偏离轨道。

这种控制国家的方法，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这本书中，作者斯科特·戈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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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了一个总结性的答案：在宪政之下的多元主义结构与对抗模型。

二、重新认识“主权”

在控制国家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讨论清楚的，那就是“什么是国家主权”。

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中，作者指出“‘主权’这个术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是指代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地位，表明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地理范围之内都拥有管辖权。另一个则是指??在每个个别的国家之内存在着构成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㈣]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对外主权与对内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我们有时会说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联合国是有主权国家的构成的，有时也会说，主权在民，主权在议会。

那么，主权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呢？关于对外主权，即国家管辖权，从当今社会来看，每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对自己国家的绝对主权，不允许其他任何主权主体侵犯。[㈤]但是，对于对内主权的认识，却是有一个发展地过程。最初，经典主权学说认为（对内）主权是不可分割，是绝对的永久的属于君主，霍布斯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等人提出了人民主权说，在英国近代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议会主权，这时大家还是认为，（对内）主权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在议会主权这种形式下，它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实施自己的权威的，同时也受到宪法的制约，然而，议会主权的（对内）主权形式上依然是绝对的，但实质上已经遭到了分割。首先，在议会中本身就存在着意见相左的政治团体，反对党的存在，就决定了议会的权威是被不同的政治团体分割了，更何况，这些政治团体还代表着选举他们的选票。其次，议会掌握的就是立法权威，而这种权威随着“司法造法”现象的出现也受到了分割。

因此，到了现代，主权学说的批评家们就明确公开提出，（对内）主权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实质上已经被分割。（对内）主权就是一种国家内部的权利体系，这种权威是一种政治权威、规则权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权威掌握在一个人或组织或机构的手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同时，也许这也是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社会中发展的必然结果。那这种分权、多元是怎么体现的呢？首先，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上的分权，即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的分割。其次就是区域上的分权，每个地方政治组织立足于当地发展的需要，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中央的权利，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府权威的赋予由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选举），这种地方上的分权也就成了必然。第三，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分权，这种分权体现在大量非官方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出现，这样，政治权威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掌控一切，对于经济中、社会中的一些事务，它的权威起不到作用。

（对内）主权的分割就意味着一个多元的世界，正是（对内）主权的相对性，才使得一种宪政下的多元主义结构与对抗模式成为了可能。此外，我们在听到有人说主权绝对、不可分割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主权是对内主权还是对外主权，如果对内主权绝对、不可分割，那一部宪法也只不过是形同虚设。

三、如何看待“国家”

国家究竟是什么？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工具主义”国家观,一种则认为国家是一个“集体性的道德超人”，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一种认为国家是“物”，一种认为国家是“人”。 根据前面对本书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书作者所坚持的是国家是“物”，是一种“工具”，这也正是本书作者进行研究所坚持的哲学基础，（虽然作者没有在书中明确提出）。 如果认为国家是“人”，赋予国家神圣的意义，美好的寄托，甚至认为国家有其自己的意识，那结果就是把权威尽可能的赋予这个美好的家伙，不容许分割它的权威，这种想法发展到极端就是：美好的国家是目的，每一个个人是手段，个人存在与牺牲是为了实现美好的国家。这种哲学思想由黑格尔提出、马克思继承在希特勒那儿变异、利用。如果认为国家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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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就是可以分割的，它的存在是为了每一个个人的福祉，每一个个人对有权提出根据国民利益最大化对它提出修改意见，同时还要有相对稳定的“说明书”（宪法）来限制这个“物”的操作者（们）的行为。这种哲学观点在康德那得到体现，并被当今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正是这种对国家的认识，国家才制度才在发展中被人们不断设计以使之变得不断精巧，也正是这样，分权得以实现，多元得以存在、多元之间的对抗也得以存在。

此外还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宪政中必须得“宪法”，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工具，也有认为那是一种信仰。事实上，宪法和国家一样，是人类经验的产物，它究竟也还是个“物”，也许相对稳定很多，但是还是需要人们去设计去维护去纠正，尤其是它也有出错的时候。信仰宪法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种“宪法意识”，懂得遵守宪法、使用宪法，将一种“宪政思想”变成一种民族性格。另外，既然宪法是物，那就具有可使用性与可改良型，否则，像一些不发达不文明国家一样，变成了徒有其表的摆设。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同国家、宪法一样，作为人类经验产物的政党，也是需要我们用“物”的眼光去看待的，它也是可限制、可质疑、可改良、可使用的。

[㈠]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xx年，第10页

[㈡]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xx年，第18页

[㈢]

事实上，除却作者所说的那种“组织等级”的存在外，社会也是客观存在着不同的阶层的（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这也是社会“等级化”的表现。

[㈣]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xx年，第20页

[㈤]

当然，从国际法上的一些观点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大量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存在，对外主权实质上也是相对的，受到了其他主体的分割。

第二篇：《历史研究》的读书笔记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汤因比的。而知道汤因比的人，又是最应该研读汤因比鼎鼎大名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的。

汤因比，英国人，1889年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母亲萨拉·汤因比是一名历史学家。他的叔伯老阿诺德·汤因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而另一位叔伯佩·汤因比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正是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使汤因比接受了完善的古典教育。他称“希腊、罗马的语言、艺术、历史乃至时代精神气质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希腊时代西欧的文化对我的影响”。青年时，汤因比已经成为一名希腊史、罗马史专家。19xx年一战爆发，汤因比在给学生讲授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领悟到：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已经历过了。他深感有必要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19xx年，汤因比萌生了撰写一部宏观性多卷本《历史研究》的念头。19xx年他拟出大纲，19xx年完成前三卷，到19xx年最后一卷付梓，19xx年由他手订的节录本出版，前后历经几十年，可以说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在这部巨著中，他对近6000年来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发展了文明形态史观，汤因比也因此书成为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宏观结构体系。他在该书自序中这样说：“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做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继承”。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

汤因比摒弃了以前的研究世界史狭隘的国别视角，而代之以更宽泛的“文明”概念。他认为，历史研究中最小的单位不应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他认为文明是一种带“文化相对论”色彩的存在。从这一论点出发，他总结概括人类历史上的26个文明形态：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可分为拜占庭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伊朗文明可合并为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它可分为中国文明和朝鲜—日本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

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墨西哥文明、育加丹文明、玛雅文明以及5个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奥斯曼文明。

他认为，上述文明之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就像几代人的生命延续。例如，古代希腊文明的母体是爱琴文明，而子体则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他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一部分文明演进的进程，但是世界各地的文明演进又要比这复杂得多。他将中华文明分为远东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将秦汉和隋唐两帝国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则是不恰当的。后来他在“重新思考”中承认了错误，认识到中华帝国从秦到清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历史的就是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中央集权，农本经济，官僚结构以及士大夫文化等文明精髓。中国文明不存在自东汉亡后经历过渡期而进入一个新文明这一假设，这一反映了汤因比对中国历史认识的不足。

二、 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和同等价值的。

汤因比认为，历史最长的文明形态也不过6000多年，而整个人类历史少说也有30多万年。两者相比，文明形态的历史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短暂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同时代的。就价值尺度来说，各个文明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与人类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文明价值都可以说是相等的。

所以，汤因比得出：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不仅要进行纵向比较，还要把一切文明的全部历史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才能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正是《历史研究》成书的理论基础。

汤因比文明形态价值相等理论是有进步意义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文明，自恃先进，瞧不起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在西方很有市场，美国总统布什就说过要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而这种对其他文明的敌视也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汤因比的理论让人们开阔了视野，看到其他文明的长处，各种文明都有着灿烂的成就，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这种文明平等观念是有利于和谐世界形成的。

三、 文明形态兴衰的动因是“挑战—应战”机制

汤因比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明，就是由于人类面对

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在应战中，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发挥，文明得到产生和发展。但是只有强度适中的挑战才能引起富于成效的应战。文明的生长需要一种“生命冲动”以便使挑战的对象再度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从而刺激它进行新的挑战，随后又使它面临新的挑战，又引起新的应战——如此周而复始，文明得到生长和发展。

为了适应这一理论，汤因比有时用一些片面的史实来迎合它的理论需要。例如，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非长江流域，即由于黄河多灾，又多次改道，正合其“挑战—应战”理论。然而，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在黄土高原地区，并非由于环境的恶劣，而是历史上这个地区土壤的肥沃。华夏祖先正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才在此定居，发展农业，奠定了文明的基础。所以说，这一理论是不严密的。

四、 文明解体的类型分为希腊—罗马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

他认为，文明解体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体一分为三，少数创造者蜕变成少数统治者，多数模仿者则转化为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少数统治者依靠暴力建立了国家。内部无产者便创立了统一教会与之对抗。正是统一教会使文明的种子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外部无产者则组成军事集团侵入文明社会，与内部无产者一起摧毁了统一国家。随着母体文明的灭亡，从中又产生了新的子体文明。汤因比把这一文明解体的类型称为希腊—罗马模式。

由于这一理论还不足以概括文明解体的诸多途径。于是他又增加了一个中国模式和一个犹太模式。在古代中国，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落和解体，但是秦始皇统一了国家；不过，秦统一后不久，国家又走向了分裂，中国文明呈现了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局面。正像中国古人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汤因比认为这种模式比较符合各大文明后期的历史。历史上的犹太民族长期没有自己的国家，人民流浪于世界各地，但他们以犹太教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为精神纽带，经营工商业，在寄人篱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民族认同感。

汤因比力图用这三种模式概括人类文明解体的所有类型，实际上只能是徒劳的。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各异，他们文明前进的道路只会千差万别，解体的类型也只能是万千姿态。不过，汤因比借助模式对各个文明形态的历史进行多线式的比较，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历史研究》，它的规模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史实错误。在许多他不熟悉的领域，它不得不转手资料，冒着人云亦云的危险。汤因比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部科学性的著作。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法则既不精确也不能普及。有时甚至与历史真实背道而驰。他自称“科学研究”，但在书中却表达了强烈的宗教意识，多的是神秘感而缺少实证感。《历史研究》“这部展示博学，大的令人恐怖的书，竟是在否定理性主义”。

虽然如此，《历史研究》毕竟它是开创性的。它破除了欧洲中心论和单线发展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演变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它开创的宏观历史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历史学术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