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一行人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和采集、潜水艇的构造??最令我惊叹的是，凡尔纳书中描写的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敬佩作者儒勒·凡尔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敏锐的科学预见力。他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预料到未来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就像一个迷。他性格阴郁，却又知识渊博。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落泪。他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更是挣扎在深深的矛盾中。
然而我却认为他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我的这一观点并非来自尼摩船长对贫苦人民的乐善好施，而是源于尼摩船长与阿罗纳克斯教授最开始相见的那段对话。
——“先生，您要知道，我是有权利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的。”
——“我犹豫了很久。我没有任何义务接待你们。如果我要撇开你们，我就不想再来看你们了。我会把际们重新放在曾经作为你们避难所的这只船的平台上，就当你们没有存在一样，只管潜入海中。难道我没有这样的权利吗？”
——因此，我迟疑不决，但是我认为，我的利益是能够与人类天生的那种同情心相一致的。既然命运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你们就留在我的船上吧。你们在船上是自由的，但为了换得这种自由——毕竟是相对的自由，我要你们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只要口头上答应就可以了。”
纵观全书，这是最打动我的一段对话。尼摩船长说的十分正确，阿罗纳克斯教授一行三人原本是为了抓捕“海洋怪鲸”，因此登山了亚伯拉罕·林肯号战舰，行动失败后成为了鹦鹉螺号的俘虏。鹦鹉螺号船长尼莫完全有权利杀死他们，或者强迫他们离开鹦鹉螺号。但尼摩船长犹豫许久，还是决定热情相待。
尼摩船长是一个受过深深的打击从而厌倦陆地，憎恶陆地，甚至与陆地断绝一切关系的复仇者。书中只用了寥寥几句话侧面描写了尼摩船长曾经悲惨痛苦的经历，我却可以想象一个正常人遭遇这一切后产生的厌世、仇恨之情。按道理说，尼摩船长心中应该只剩下负面情绪，应该不顾一切地报复——拥有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毁灭人类社会恐怕就在尼摩船长的一念之间。但是尼摩船长并没有干涉陆地的生活，反而隐居海洋，对侵犯他安宁的阿罗纳克斯教授一行三人给予盛情款待。这一切都说明尼莫教授深埋于心中的善良，这种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他曾经经历了什么，他身边发生了什么，这种善良都不会泯灭，并且会永存于世间！
第二篇：后汉书 读后感(8)
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们的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缯相时，竟能没收缯侯刘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收考缯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刘敞流涕认罪，可见后汉的诸王已经完全不可能具备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由于制度的约束，兄弟之间没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导，使后汉极少见到兄弟之间反目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对师道的重视也导致了家学渊源的兴起，不同的派别经常会出现相互交锋，甚至会为哪种经可立博士而争论不休，所以，后汉的学问尤其崇尚家传正宗，子承父业很常见。杨震以明经学博览而入仕，直到四世玄孙杨修仍以好学出名，后为曹操所杀；袁安的祖父就曾以明经任太子舍人，而到他的玄孙袁绍、袁术时，袁氏一门已有六人任过三公之职。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而其他的官宦世家也不少见，久了就自然形成门阀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
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
就爵位而言，皇帝常招德高望重的大臣子弟为郎官侍卫，待成年后任以重职，使他们的爵位能得以承续。杨、袁两家四世三公，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袭爵也是常用的办法。邓太后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对亲族、功臣中因为大宗无嗣而绝国者，大部分都慷慨的通过支族“承爵以奉大宗”的方式给予了恢复；而桓帝诛杀梁冀，一次就封侯十三人之多，对其中的宦官，竟能允许他们收养子嗣以作传爵之用。所以，后汉已经开始重视门第，一个好的出身，等于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容易进入仕途，还能够凭借几代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各种势力做长期的抗衡。
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一旦自然灾害到来时，百姓和官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储蓄物质来救济，卖官鬻爵、以钱释罪也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而百姓则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了反抗的火种。
其三是重文轻武。
后汉是一个十分重学的时代，从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开始，崇尚学问渐成风气，而其中的经学更是兴旺。尽管刘秀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信谶学，甚至以谶语定过官职，也宣布过“图谶于天下”，但当时普遍是把谶学当作经学之一的。桓谭敢当着刘秀的面说“谶之非经”，表明正统的儒家经学仍占据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早在后汉立国之初，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困、桓荣等辈就开始云集京师，在他们的传授下，经学极度繁荣。当时《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类被朝廷立博士，其它未立的更是不胜数。明帝还亲自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在这种重视和推动之下，社会上的名士都是文人，他们的言谈举止，甚至衣装服饰都成了百姓们争相效仿的对象。后汉还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类如马融、郑玄、许慎、卢植、王充、张衡、蔡邕、班固等，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巨大，真可谓文才济济。
与之相对应的是，后汉轻武备很严重。刘秀在他晚年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事的厌倦，甚至以“中国初定”为由，完全放弃西域，对西域多次请求设都护都明确给予拒绝，对周边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势。结果西域尽从匈奴，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设都护、校尉。后来的章帝又以“路远费多”为由，再罢校尉，不复遣都护，结果几乎又陷入被动。幸亏班超准备撤回时在于窴被抱住马脚，当地王侯哭涕着死活不让他走，他得以利用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动辄领西域诸国兵数万征讨叛汉者，最多的一次竟能达7万之众，以夷制
夷。当时班超手下汉兵最多时也不过千人，却安定西域达三十年之久，以这样的功劳，也不过封了个千户侯。安帝时放弃西域的呼声又占了优势，结果都护前脚刚走，北虏连与车师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关闭玉门、阳关了事。到顺帝时，班超的儿子班勇再次出击，可谓三绝三通，但此后中国日渐衰落，终于完全放弃经营西域，对西域的影响力遂至消绝。
后汉的边疆问题主要倒不在西域，西边的羌人才是后汉的重要对手，可惜后汉能征善战的将帅不多，只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还略有些名气，其中皇甫规、张奂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战不懈，范晔干脆把他们都放入了一卷中来讲述。我们看他们三人的结果，大略可以发现后汉对武将的轻视到何种地步。作为后汉的名将，皇甫规最高不过封了个二百户的小侯、张奂更是什么爵位都没有，可他俩还算善终。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军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这样的战绩，他还不得不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总算有万四千户，但随后伴着宦官的倒台，他无辜受到牵连，在狱中被迫自杀。可见后汉重文轻武已现倪端。
其四是重气节轻法律。
后汉儒者普遍重气节，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举官，久则民间多走向偏狭一路。儒家的教导，使民间颇好清名，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目的只是为了有意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或者是直谏敢为，这种偏激之举风靡整个社会后，遂有党锢之祸的发生。其实，重气节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后汉书》中记载贼匪遇孝悌而放过不杀的事可谓俯拾遍是，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为气节而走向偏激行动，问题就来了。陈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的法律，为民间重义之举开了绿灯，而某些人通过种种极端行动而获得的收益使重义之风刮得更起劲。《后汉书》记载：郭亮、董班冒死给李固收尸，太后饶过不杀，他俩一夜显名，“三公并辟”；刘矩在父亲未出仕前坚决不当官，太尉、太傅“嘉其志义”，任他父亲为郎，他于是举孝廉。至于因为义气、名节而相互结党报私仇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朝廷时来的赦令也使这些犯禁杀人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震。于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刚直气节的虚名，不惜走极端、用诈术，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甚至因为一句话失了面子而互相杀戮，早脱离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大派系之间的冲突调和无法进行。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轻视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存在。后汉的皇帝除极个别外，对官吏管得多不严，官员经常可以称病，甚至弃官而去，使后汉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间对子报父仇的赞誉，使官吏对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加上朝廷时常有大赦，国中上下对法律的轻视实已达到极点。这种轻视甚至地方官员都存在，他们一旦手中有权，就凭借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昙兄弟，一个为沛相，一个为广陵太守，他们志除阉宦，凡宦官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部分酷吏们也往往以诛杀大姓右族为荣，所以行使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民间私相报仇的风气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恽甚至替朋友父亲报仇而杀人，对法律可谓毫无顾忌，他们最后都没事，反而名声大显，堂而皇之的记入了《后汉书》，足见后汉的法治非常混乱。
以上的这些特征可以说都是儒家兴盛后出来的副产品，它们深深的给后汉打下了“好名务虚，重仁轻法”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