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良：喜欢波普尔的一个理由

这是我写于四年前的一篇学术随笔,今天还发出来,只是希望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英国的波普尔，这个人的思想很深奥，但是表达却很通俗，论证过程繁杂，但是结论却很明朗。他的思想中囊括了马克思及以前的思想哲人的精华，同时与爱因斯坦、薛定谔等科学巨人讨论自然宇宙及思维。如果你走入此人的思想境界，那么你就不会痴迷不悟于辩证法教条，不会热衷于简陋的中庸之道，不会因为害怕犯错误而终身不敢越雷池一步，你不会迷信历史规律，不会盲从与迷信，也不会刚愎自用，总之，你会逐步开放多元共融，却唯独不会向专制极权妥协。总之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我就是在接触了这个人之后,思路通畅,眼界大开,颠覆了我以前的许多看法。中国人对这个人基本上是陌生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波普尔自身也不完美,但是,这个不完美,本身也是可以按照普波尔的思想推理出来的，因为他的理论就是

反对任何完美的神，他的理想社会只是零星的开放社会，而不是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最近在网上看到风石堰先生的《学术与思想的重逢》，文中在谈到学术与思想相结合的问题时，提到了英国的卡尔.波普尔，风先生借用刘擎的新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一书中的话为波普尔辩护说：“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波普尔，并且深受波普尔影响的人，我以此深有同感。喜欢波普尔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他既是思想大师，又是学术大师。作为思想大师，他的思想不像康德、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那样古奥难懂，也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高处不胜寒，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令人可望不可及，也不像罗尔斯那样虽然结论清楚，但是论证繁冗复杂，令人如坠云雾之中，但是，波普尔的著述思路与语言是“罕见的清晰”，这个词语用得是准确的。我曾经精读过他的科学哲学方面的代表作《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并且作系统的笔记，反复的思考，也广泛涉猎过过他社会科学方面代表作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认为自己领会他的思想精粹与要旨。他的博士论文《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他的成名之作，一直很想找来阅读，但是终于到现在也没有买到。但是，我对他的《猜想与反驳》及《客观知识》的阅读足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他的专著，往往是以论文或者演讲稿的方式推进。他的每一个演讲都是对他思考的系列问题的一个突破。既独立成篇，又是系列思考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是他的著作的一大特色。

尼采作为思想家，其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哈耶克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底色是经济与社会，罗素作为思想家的学问底子是数学与逻辑，但波普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家中少有的一个能够博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他的思想兼取古今，也网罗各家，横跨自然与人文社会。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刻而表述清楚。每每有独到的发现，与深刻的见解的时候，往往采用极其通俗的表达方式与极其常见的例子慢慢切入，令你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不见洞底的水潭。他带你去大海，但是总是从小溪开始。中间还旁涉许多源泉细流，令你欲罢不能。比如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谈到一个非常深奥难懂的问题：人类的理性问题与人类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曾经最早被发现是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他为此提出了一个令人类一直困惑不解的老大难问题——“伊壁鸠鲁的二难推理”，但是在波普尔这里却用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题目作为切入口——《关于云和钟》，用“云”表示人类的追求自由的倾向，用“钟”表示人类的理性寻找确定性，人类就生存这这个云与钟之间。并且说，小狗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更像云，但是由于经验的增加，逐渐变成了老狗，

因此就越来越像钟——理性增强的同时，灵活性与可改变性也逐渐在减弱。这是一篇非常深奥的论文，越到后面，他的论证就越是旁征博引，细致入微，结论清晰而自然地出现。令你叹服。再比如，他在论述两种对立的知识观时，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作为题目——《水桶和探照灯》，“水桶”代表一种累积的知识观，我们的大脑似乎是在用一个水桶装知识，谁的水桶大、谁的知识装得多，谁就更渊博、更智慧。这是一种旧的知识观。在这种知识观下，用之于教育，容易把学生的头脑当作有待填充的知识的容器。但是波普尔说另一种更为有效的知识观是“探照灯”，这个“探照灯”就是科学中的观察。而观察是有选择的，有意识的。每个人的观察都受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影响，也受外在的目的要求的限制。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他的学生到外面去观察，结果他的学生一个个迷茫而返，因为外面的世界很丰富多彩，不知道究竟要观察什么。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知识来源都是在用“探照灯”的方式，在汲取自己周围世界的信息与经验资源。也就是说，人们面对无限丰富复杂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选择自己所需，选择自己所要，而且这种选择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受制于经验、目的、及需要。可以是功利性的需要，也可以是内在智慧寻求谜底的需要。“探照灯”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柱强烈的光线，在黑暗中穿梭，也说明每个人的思考阅读都是有局限的。看既复杂又简单明了的波普尔。读波普尔的书，我得出的这样一个可能很偏激的结论：凡是不适宜于用来作精彩演讲的论文都不可能是一流论文，至少是有缺憾的论文。康德的古奥难懂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他的缺点。康德健康状况不佳，可能怕自己的思考不能面世，所以，他仅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译成汉语近六十万字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语言功底如果能够像卢梭那样优美、通俗，就会为人类的思想知识的传播带来更大的福音。可惜，人总是难以两全齐美。难怪，当年康德读到卢梭的《爱弥尔——论教育》会连续好多天打破一生都不曾打破的严格的作息时间表，通霄达旦地反复阅读卢梭的著作。他说读卢梭要读几遍才行，因为第一遍只顾了欣赏他优美的语言，而忘记了他的思想。这也可以看出语言表达能力是康德一种缺憾。但是，这个缺憾却没有在思想大师的波普尔这里重演。他的思想表述一直在通俗浅显与深奥难懂之间穿行。通俗时能够连不识字的农妇都能够听懂他的演讲，深奥起来，连爱因斯坦、塔尔斯基这样的思想与科学大师都得重新对自己的理论掂量掂量。在知识广博与深奥，论证浅显与深入方面，波普尔确实做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层面。如果我们在做教育理论研究的时候，从来没有旁涉过卡尔．波普尔这个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思想家，那至少是一种遗憾。他的思想及思想方法可能远比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更能够与我们的教育生活与教育实践能挂起钩来。他能够很快地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行动,而不必弄得那样玄而又玄。一个哲学专业的学者仅把海德格尔的“思”弄清楚可能就很不容易。更何况要把这些东东用来指导中小学生教师们的教育实践。

当然卡尔．波普尔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思想家。他曾经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里，当着罗素大师的面，与维特根斯坦争论过，而且激起了脾气暴躁的维特根斯坦拿着通红的火钳在空中飞舞，仅十分钟的争论，他们就此不欢而散。要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老先生在场，高大威猛，脾气暴躁，又当过兵，打过仗，祖上又有精神病遗传史的维特根斯坦可能就会用这把通红的火钳结束了瘦小无力的普波尔的性命。值得深思的是，当时被激怒了的维特根斯坦对波普尔说了句非常粗俗的话：“不要企图拉出比屁股还高的屎”。我想他们争吵的根源可能正在这里。波普尔的思想正是想解释一切，他太想说清一切了，从古代到现代，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及人的心理现象等等。这在那个一直主张“如果不能说的，就要保持沉默”，并且自己认为已经把能够说的话都由他说完了的维特根斯坦看来是极其荒唐的。维特根斯坦被激怒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波普尔本来就是要来准备激怒维特根斯坦的，他有

他的理由，因为他的知识进化观就是“猜想与反驳”，波普尔并不准备固执己见，如果维特根斯坦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的话。但是，他们的思想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思考。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一口深不可测的井，但是波普尔的思想却是无数个“探照灯”，他就是想探照探照维特根斯坦认为不能说而且必须保持沉默的那部分“黑洞”。

波普尔曾经因为是犹太人，在奥地利被希特勒的德国兼并后，被迫逃往南半球远离战火的新西兰大学里任教，日子过得很辛苦。在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匆忙写就了他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个书在我看来是专为了剥希特勒的皮而作的。为了剥这个专制独裁者的皮，他从柏拉图一直剥到黑格尔、尼采与斯大林，中间连马克思也不能幸免,都在他剥皮之列。为了达到剥皮的目的，他用的资料非常庞杂，有时把黑格尔的几本著作串在一起作为论证的证据。这种的作法是波普尔很少有的。也是不合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波普尔对专制独裁主义的政体有多么痛恨。在二战结束后，他的这部书稿在有着与他相同的痛感的犹太思想家、他终身的好朋友——哈耶克的帮助下，在伦敦出版了。也是凭着这部书，在哈耶克的极力推荐与全力帮助下，他去了伦敦经济学院任逻辑与科学哲学教授。与波普尔几乎同时，哈耶克也写了一部通俗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影响远超过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因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是波普尔少有的写得很有点学究气的著作。而哈耶克的那部书却通俗得简直可以在街头上与对着行人谈话。

对于我来说，波普尔犹如给了我一把思想上的“奥卡姆剃刀”。我的反思与批判的习惯，从国内来说是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从西方来说是深受波普尔先生的影响。鲁迅先生给我的“奥卡姆剃刀”是可以专用来对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辞滥调的，而普波尔给我的这把“奥卡姆剃刀”则可以在中西方思想文化领域里解剖任何专制的“恶性肿瘤”。现在我把这把“剃刀”送给我的学生，及喜欢我的学术界的朋友们，但是要小心的是，这把“剃刀”只有在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之手里，割去的才会是毒瘤而不是自己健康的器官。记住这把剃刀的要旨：“只有在开放的思想与社会中，我们才能进行真正的、自由的思考。”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８日

第二篇：波普尔

波普尔的哲学体系，重点在于批判的理性主义，这即与经典的经验主义及其观测－归纳法泾渭分明。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他的哲学思想，与休谟（David Hume）对归纳法的质疑一脉相承。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假想并不能通过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证明。而波普尔的看法，则与他的“可错性”原则相结合。他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宗教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属于科学范畴。根据这一标准，声称能解释人类一切行为动机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因其不可证伪的特性，不能划分到科学的类别。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检验真理”说也被推翻。就此，学界多年来争议不息。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之贫乏》中，波普尔抨击历史主义，捍卫“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历史主义指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波普尔则认为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预言的。对波普尔而言，形而上学与历史不可知论不可或缺。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批评。西方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指责为“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1]而大加鞭挞。他否认社会历史有规律可循,倡导自由意志论;否

认人们进行历史预言的可能性,进而取消理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误读。本文从反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出发,以梳理历史决定论的几种基本形态为视角,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新的阐释,展示其历史理论能动辩证的性质。 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主义,是指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波普尔否认社会历史领域有规律,进而否认人们可以对历史的未来进程进行预测。作为反对历史决定论的重头筹码,他提出著名的五项式(现概括为三点):“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第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他认为,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会扼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历史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的,人有自由,人是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主宰,因而只有他们自己的意识才是他们行为的裁判。波普尔说,是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生活,因而我们自己应对这种创造行为负责、对历史负责,历史取决于历史行为者自己,没有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决定性,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人的历史活动是自由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由意志论,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倡导与肯定,这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一个偏颇理解。 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为他所谓的“历史决定论”的典型来攻击,实在是一种严重的歪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辩证决定论。这种辩证性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历史必然性是在众多偶然性因素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种“中轴线”。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现实中,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它是在众多的偶然性因素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一种近似值、一种平均数。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着,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对社会历史或者任何一种社会规律进行考察,如果只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狭小的范围,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非常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恩格斯曾指出:“如果你划出曲线的中轴线,你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所

以,恩格斯的“合力论”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进行历史实践活动,这样,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冲突、交互作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态势,使得社会历史进程难以用单一决定论的因果联系加以描述,而只能选择用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因果联系加以解释。波普尔以历史事件的一维性、单一性来否认历史必然性,就在于他以偏概全,把历史必然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他从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出发,得出历史活动没有普遍规律的错误结论,说明他看不到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2.历史规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选择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规律不像历史上其它一切形态的决定论把某种预成的、先定的、神意或者形而上学的理念强加给人们,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观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特征。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绝对意义的决定论,更不是“宿命论”。它给人们通向未来的实践活动提供的并不是单一的、惟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从而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观条件是人的活动的基础,但并不绝对地限制人的活动,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也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此,客观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一定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违背客观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完全能并有必要充分发挥主体的选择性和能动性、创造性,这实际上也就是普遍性跟特殊性、整体性跟个体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事实证明,在相同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集团、民族或国家、群体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出现种种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地域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可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制度。这都是主体选择、主体有目的创造的结果。 3.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非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确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历史活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主义”强调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经济条件是极其有价值的,但是,把经济背景看成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则是错误的。在这里,波普尔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把经济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或者原因,而其他一切因素都是经济因素被动的结果。为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0]705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制约性,但它并没有把历史决定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而是认为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相反,经济必然性要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能发生作用。以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见解。 另外,波普尔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等同起来加以驳斥。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从机械决定论出发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因而肯定人类社会历史有规律。他提出诘难说,你们既然认为社会运动有规律,那么,就请你们根据这些规律制定一个社会现象的日历,怎么可以认为社会运动是有规律的呢?波普尔的这种批判是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的简单类比。马克思的历史

决定论与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固然有一致的方面,但是,这种一致只是表面现象。在本质上,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只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客观性,否认偶然性存在,是一种完全的、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表现为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只承认因果规律的客观性,否认其他规律的存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仅承认因果规律、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并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演变,认为历史必然性不过是偶然性中的一般性和可能性,而且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同时,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和创造活动所推动的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已经实现了历史决定论的根本性变革,是对不科学的非决定论和僵化的机械决定论的超越,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能动的决定论。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诘难有点“屠龙术”味道,因为马克思早已扬弃了机械决定论和波普尔自己所持的非决定论等社会历史理论。波普尔哲学的主干是他的科学哲学,他自己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有时又称之为“证伪主义”。一、对归纳主义的批判波普尔是一个激烈的反归纳主义者,他的经验证伪原则就建立在对归纳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波普尔把科学哲学叫做“科学发现的逻辑”,即分析经验科学的方法。他指出经验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是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归纳法。波普尔认为归纳法是根本不存在的,从单称陈述中归纳出普遍陈述,这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三个例子:(1)过去太阳每24小时内升落一次,现在已被马赛人在比戴河发现“半夜的太阳”而推翻了。(2)“几人必死”或“每一代生物要死”,已被细菌(癌细胞)自身分裂繁殖而不死所否定了。(3)“面包给人以营养”,但由于法国农村发生麦角中毒事件而被反驳了。上述三例说明归纳只能告诉人们过去,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认为归纳原理是没有根据的,它本身就是用过去推导出未来的原理。归纳主义用归纳法来证明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用自身尚待证明的论据论证其自身。波普尔不仅反对归纳法能保证我们获得必然性知识的传统归纳主义观点,而且也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归纳法具有或然性的见解。其理由是:(1)过去重复,不能保证今后或然重复,也许今后不再重复了。地球因其自转每天日出东方,将来某一天,地球毁灭了,也就不再重复了。(2)从数学观点看,无论过去重复多少次,它只是一个有限数,而未来是

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无限数之比其所得概率只能是零,有限不能代表无限。根据上述理由,波普尔认为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既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必然性知识,也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或然性知识,人们应把它拒斥于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应该看到,波普尔对归纳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离开演绎,纯粹的归纳的确无法提供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但以此来否定归纳法的作用,这就割裂了辩证思维中的归纳与演绎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二、经验证伪原则既然归纳法不是科学的方法,那么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波普尔认为是假说、演绎法。科学的任务在于建构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与事实来检验它们。这种检验不是为了证实理论以提高假说的概率,而是提高假说的可检验性,增加经验内容。波普尔正是在反归纳法的基础上,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提出了著名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任何科学命题的陈述都必然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如“任何两物摩擦都会生热”等等。但是从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事实都是个别的陈述或单称的命题,由于个别是不能通过归纳法上升为一般的,因而经验不能通过证实个别而证实一般。就像人们能通过观察而证实“这只天鹅是白的”,但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样。所以“理论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波普尔否定了归纳法也就否定了经验对科学理论在经验上的可证实性。波普尔继续指出:经验虽不能通过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但可以通过证伪个别命题而证伪科学的普遍性理论。因为任何个别只要与一般概括不相符,就可以推翻全称命题。例如,经验虽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的普遍性命题,但却能通过证伪“这只天鹅是白的”或“那只天鹅是白的”,而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证实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归纳法不能保证前提的真性定会传递到结论上去;证伪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种演绎推理,是一种否定后件的推理,结论的假必定会传递到前提上去。它所采用的是演绎法,用符号来表示就是:如果t,那么p;由于非p,所以非t。波普尔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强调普遍性命题的经验证实和经验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这是有道理的。但在证实与证伪问题上,他夸大了证实的相对性,证伪的绝对性。事实上,同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实践证伪,而在另一条件下,又可能被证实。理论只有在不断的实践

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被证伪和证实才能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三、划界标准波普尔从其经验证伪原则出发,提出了一种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划界标准(判据)。他所说的划界,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就是经验证实原则:即任何命题,凡能被经验证实或否证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属于“形而上学”。波普尔则与之相反,认为科学命题根本不能证实,只能被证伪。所以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经验证实原则,而是经验证伪原则。他说:“一个命题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被经验证伪的,反之,就属于形而上学一方。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可证伪指逻辑上的可证伪,即凡是逻辑上可以被经验证伪的命题或理论,都是科学的理论。这其中既包括历史上已被经验证伪的理论或命题,如地心说、燃素说等等,也包括迄今未被证伪的,但在逻辑上将来有可能被证伪的理论,绝对正确的理论或命题,他认为都是非科学的命题或理论。据此划界标准,波普认为下列几类命题都是非科学的。1.重言式命题和数字命题如“单身汉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这只是同义词的更换;而“2+2=4”，这属于同义反复,它们都不表述任何经验内容,是不能被证伪的,在逻辑上是永真的,因而都是非科学的。2.在逻辑上列尽了各种可能的命题如“明天这里将下雨或不下雨”,这种命题穷尽了事物的情况,是不可能被证伪的命题。3.形而上学命题和宗教神话如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它们讨论的是经验之外的问题,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因而也是非科学的命题。宗教神话也与形而上学命题一样,属于经验之外的非科学命题。4.伪科学它们虽讨论经验问题,但用词含义不清,论断模棱两可,无法用经验证伪,因而是非科学的,如占星术、相面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等。5.“证伪原则”划界标准本身是经验无法证伪的,因而也属形而上学波普尔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有些形而上学理论,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变化,可以转变成科学的理论,如古代的原子说和进化论等。波普尔在持经验证伪这个划界标准的同时,看到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界限是可以变动的,这有合理之处。但是他又把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日心说)与虚假的理论(如地心说)混为一谈;把本来属于科学的理论如数学,却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这说明他的划界标准是不科学的。波普尔也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形而上学命题没有意义应予排斥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把划界问题与意义问题等同起来,把证实原则既作做划界标准,

又作做意义标准,认为只有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科学命题才有意义。波普尔认为划界问题与意义问题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不能混淆。科学命题固然有意义,然而形而上学命题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任何科学家都必须有一定的本体论观点即形而上学观点来作为方法论的指导。他认为,把形而上学描绘成为无意义的废话是浅薄的。如果没有任何纯思辨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朦胧的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在对待“形而上学”问题上,波普尔自称是一个实在论者。他坚持实在论的观点,即承认肯定经验之外物质世界存在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因为,他认为,实在论观点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实在论对科学研究有指导意义。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如果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科学研究就变成主观游戏,科学家就不会有积极、严肃和认真的科学态度了。其次,实在论对于人生态度有积极意义。如果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人生在世,就成一场空梦,那还有什么人会抱积极的态度呢?最后,实在论对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如果否认我之外还有他人存在,就不会有人去关怀他人的苦乐,也就没有什么伦理道德可言了。波普尔虽然拥护实在论,但他反复声明,他所拥护的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即认为这种实在论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或认识论根据的,它仅有一种必需的假设,因此没有认真讨论它的必要。四、理论是大胆的猜测(一)理论先于观察波普尔否认理论来源于经验的观察,坚持“理论先于观察”。其根据在于:首先,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这种目的性和选择性是由科学家理论观点、兴趣和期望等决定的。他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经验事实是无限复杂多样的,观察只能在其中选择十分有限的部分。如果你什么都想观察,其结果是什么都没有观察到。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观点为指导。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坐在书房里,看到书桌上的笔墨和纸张,斜射进书房的阳光,窗外大街上络绎不绝的汽车,报童的吆喝声由远而近……我内心思绪万千,我该记录什么才好呢?观察需要选择。他认为“我们的观察不是随机摄影,更像是一个有选择的作画过程”。其次,在观察中必须有所理解,无理解的观察只是熟视无睹,而理解必须在一定的理论观点指导下进行,这就会影响观察的结果。他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实验为例证明,对同一张鸭兔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预想去观察一切事物的。总之,波普尔追随康德关于“理性给自然界立法”的先验论观点,认为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是来自自然界,恰恰相反,它是

人给予自然界的。但不同的是,他认为对理性应持批判态度,并自称是“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二)科学始于问题波普尔认为,从知识的来源上说,理论先于观察,但从科学的发展来说则科学始于问题。这是因为理论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又是什么呢?问题就是理论与观察事实不一致。首先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不一致;其次,是理论与理论的不一致;再次,是同一理论内部的不一致。正是这些问题或不一致,引导人们去进行科学探索,对它们作出猜测,于是就有了理论。所以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由此他否定了科学始于观察的传统观念,断言“理论开始于问题”。(三)理论出自灵感理论始于问题,而理论又是如何提出来的呢?波普尔认为它来自于科学家的灵感,即灵感对问题所作出的普遍性的猜测。科学家在创立理论时的依据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前人的知识,还是当下的经验,都是参考性的,理论的真正提出必须依赖科学家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灵感。他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承认这种灵感。波普尔认为“灵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或非逻辑的东西,无法用逻辑来说明,它突如其来,神秘莫测。他把灵感与柏格森的“创造性直觉”等同起来,说这种非理性就是柏格森的“创造性直觉”。(四)理论是大胆的猜测波普尔认为理论的实质是一种猜测,是一种在先天期望推动下对自然界作出的普遍性猜测;由于它仅是一种大胆的猜测,因而总是不正确的,总有一天会被证伪的,被新的猜测所代替,因此仅是暂时性的假设。像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都是如此。波普尔由于不懂得相对真理中有绝对真理成分,从而否定了真理的绝对性。五、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猜测,而最终无一幸免地要被证伪。人们不禁要问:如何来说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科学还有进步可言吗?如果有,那么进步的标志是什么?科学进步和发展的模式又是什么?对此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度”作为衡量理论进步的标准。(一)可证伪度波普尔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可证伪的,因而都具有可证伪性。这种“可证伪性”的程度就是可证伪度,它就是衡量理论进步的理论标准。由于每一个理论的可证伪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理论易被证伪,它的可证伪程度就高;反之,则低。那么,又如何判别理论的可证伪度呢?可从两方面进行。其一,从信息内容的普遍性上比较。如理论表述的内容愈普遍,那么它的可证伪度就愈高。试比较这样两个陈述:A.所有天体运行的轨道是环状的;B.所有行星的运行轨道是环状的。A命题讲的是一切天

体,B命题陈述的是其中的部分,那么命题A比命题B易被证伪,命题A的可证伪度就高。又试比较这样两个命题:A.所有天体的运行轨道是环状的;B.所有天体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由于“椭圆”的规定比“环状”的规定要精确,因而B的可证伪度就较高。概言之,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愈丰富,它的可证伪度就愈高。可证伪度与理论所表述的经验内容的普遍性和精确性相关。但可证伪度只是检验理论是否进步的理论标准,理论可证伪度高,只表明它的进步性可能高,至于是否真正的进步,还要看它是否能经受经验的实际检验。只有经受了经验的检验,得到了经验的验证,它才是一个真正进步的理论。经验检验就是事实方面的标准。波普尔进一步指出“验证”与“证实”两个特性完全不同的概念。“证实”,就是在内容方面证明理论是真理,在时间上证明它永远正确,不再被证伪了。“验证”则不同,它并不证明理论是真理,也不证明它永远正确,而只是证明它暂时经受了经验的检验。一个理论,今天被验证了,明天则可能被证伪,而且今后总有一天它要被证伪。因而任何理论都不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暂时地“验证”。(二)逼真性既然“验证”并不证明理论是真理,那么它证明了理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波普尔观点前后不一致。早期,波普尔把理论内容的不断增加看做科学的目的。因为,他认为如果科学家有时得到真理,纯属偶然,并且他也不知道,这理论是真的。经验对理论的验证,只证明了理论的“确实性”。至于这种“确实性”与真理是什么关系,他却闪烁其词。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了“逼真性”概念,明确肯定了“验证”证明理论的一种“真实性”或“逼真性”。波普尔是实在论者,他承认客观真理,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真理。但他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否认科学能认识真理。因为在他看来,客观世界存在于人的经验之外,是不可能被经验到或认识到的。波普尔认为尽管科学不能认识真理,却能够探索真理。因为,对于客观世界,人们虽不能反映它却能猜测它,即根据问题对它作出探索性的猜测。既然科学理论只是猜测世界,而不是反映世界,迟早要被经验证伪,那么科学与真理是否就绝对无关呢?波普尔认为不是,因为它能通过不断地猜测而逼近真理。猜测,证伪;再猜测,再证伪……这就是科学接近真理的道路。波普尔把科学理论具有逼近真理的性质称之为“逼真性”,而把逼真性的程度称为“逼真度”。他认为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逼真度。理论愈是进步,其逼真度愈高。科学发展的历程就是理论逼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目标的。波普尔认

为科学的最大逼真度“仅仅是一个遥远而不可达的理想”。这是因为理论是猜测自然,而不是反映自然,不可能绝对正确;世界是无限的,科学的发展是没有终极的。总之,在波普尔的真理论中,既有许多合理之处,同时又有许多前后矛盾、思想混乱的地方,其错误根源在于其认识的主观经验主义。六、科学的发展的模式波普尔认为,人类知识增长表现为科学的进步,这是一个新的理论不断替代旧理论的过程,而不单单表现为知识内容在数量上的累加。他说,通常人们喜欢把人类知识比做一座宏伟的高楼大厦,知识的增长犹如在一个坚实的地基上进行添砖加瓦的累进式建构。但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因为人类知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基础的,知识的增长也不是以现存知识为基础的构造,而是对现存知识的破除;并且,破除旧知识与建构新知识的过程体现为同一过程,这不能用拆旧房盖新房来比喻。正因为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与传统观念不同,所以他把科学知识增长问题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科学的界限以及性质作了证伪主义说明之后,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的“四段式”模式。(一)科学发展“四段式”模式波普尔把科学的增长过程概括为:(1)科学始于问题;(2)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测,即理论;(3)各种理论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和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4)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问题……以上四个环节、循环往复,无止无境。可用公式表示为:P→TT→EE→P……这里“P”表示问题,“TT”表示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EE”表示通过批判和检验以清除错误,P表示新的问题。这就是波普尔著名的科学发展“四段式”动态模式。(二)试错法波普尔指出,从上述四段式中可以看出,科学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猜想与反驳,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试错法”,即尝试与清除错误的方法。他认为,科学的试错法要取得应有的成果就必须做到既要大胆的尝试,又要足够严格的检验。“大胆尝试,严格检验”的格言正是由此而来的。(三)从错误中学习波普尔从其试错理论出发,认为要在科学中实行“大胆尝试、严格检验”,就必须提倡三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包括:第一,敢于犯错误的精神。他认为真理和错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科学只能在不断清除错误中前进。为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从错误中学习。”认为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的人应不怕犯错误。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要使自己在连续的失败中成为一个特定问题的专家。第二,批判精神。波普尔认为,科学是在

竞争中发展的,只有批判才能前进。“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不仅勉励科学家要敢于批判他人、敢于批判权威,而且也要求科学家们敢于进行自我批判。第三,否定精神。只有敢于否定旧理论,才能创立新理论,不破旧不能立新。这种否定不仅仅是对准别人,更应勇于否定自己。他勉励科学家,在建构理论之初,就应当想方设法去否定它,例如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的典范。由此可见,波普尔一反传统的科学静态累积的观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强调科学的批判精神,试图从动态上描述科学发展的过程,总结科学发现的逻辑,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从错误中学习的科学方法。这样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内容。但是,波普尔用其证伪主义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完全否定了后者的合理性,这是片面的。事实上,证明方法在科学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波普尔以证伪来否定证实,仍是用一种新的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此外,波普尔的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也有明显的严重的缺陷:首先,是他对“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的分析,局限于“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囿于主要用“理论”这个逻辑范畴来重建科学发展过程;片面夸大科学发展中淘汰、摒弃旧理论的一面,否定了科学知识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一面。其次,新理论代替旧理论并不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是简单地抛弃旧理论,而且还包含着对旧理论的补充、修正和发展。这就忽视了科学发展在正常时期的建设性活动此外新旧理论更替之时,有时还与科学之外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波普尔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