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三贤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 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 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 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 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 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 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识的综合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所谓唯名论，即:承认感官对象的实在性，也
同时承认“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 亚里士多德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于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 ??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
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 ??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投奔齐国去发展，“仕”齐国3年后，当得知齐国大夫晏婴等人要治自己罪时，他迅速逃跑回了鲁国。(其实
孔子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据苏格拉底来裁割孔子，认为孔子藐视法律，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律，又何来藐视?这种完全忽视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单纯的个人PK，是很可笑的。) ??在《克里托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拒绝越狱逃跑。后人对此极为称颂，所谓求大义舍小节等等。虽然我就此写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是说，他在一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处，这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虽然两者的教学方式有点相似，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教材，以礼乐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其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仁与恕。 ??苏格拉底通过诘难、辩驳，其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其辩证法指向人的灵魂如何臻于至善。也就是说，灵魂臻于至善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高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邓晓芒教授指出: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 ??我认为这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后人看重什么样的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而孔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柏拉图与孟子思想的异同中浅析中西文化的异同
——我读《理想国》之孔见
国学实验班：沈相辉
冯友兰先生曾在其大作《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将孔子说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孟子则是中国的柏拉图，荀子则为亚里士多德。历来有人批评说冯先生不应该说孔孟荀是中国之苏柏亚，
而应说苏柏亚为西方之孔孟荀。此一问题乃是一种民族情结之表现，在此不多评价。但先生将孟子与柏拉图并论，确实有其理论依据的。孟子在中国之地位，与柏拉图在西方之地位，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分别看代表两人思想的著作《孟子》和《理想国》，就可发现二人在自己所处之年代与所处之文化区域所提出之思想理念所产生之影响是如此之相同，在许多方面，两位贤人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但同时也由于二人所处之地理区域的自然和文化思想等差异，又导致二人在面对有些问题是，又会出现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儒家历来有“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想辅相承”之观念，在对待孟子与柏拉图的思想时，我想也可作如是观。在中国，孔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而苏柏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人思想的相同之处，其实也是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其实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本文试图从《孟子》与《理想国》中所反映出的孟子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理想国思想作一浅陋的比较，企图从此窥见中西文文化异同之一斑，但由于才学有限，所看之书，尚只是二人之冰上一角，何况于圣人之意更不足以道。是以之作抛砖引玉之资，然耶否耶，以待大方之家。
孟子所主张建设的国家，是儒家历来主张建设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一书中也有具体的描述：“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
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当然，对于孟子心中的那个大同社会，他还进行过很多具体的描述，在此不多赘述，因为我们仅从上面两段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孟子的大同社会的一些特点：一是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四是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体系；六是各尽其力的劳动分工制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柏拉图的国家，作为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或者柏拉图其他的著作中，其“国家”的意义，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指的只是古希腊的“城邦”。所以，在柏拉图这里的“国”，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最显著的便是这个“国”的地理范围，柏拉图之“国”的概念，显然要小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国”的概念。所以，柏拉图关于国家的构建方面的思想，更确切来说是关于理想城邦的构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对“理想国”的描述较为分散，他分别从教育，政治，军事等关于国家的各个方面进行论述理想国家的具体情况，由于其描述方式是通过“苏格拉底式对话”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很难单单从某段或者某篇文章就能把他的理想国家总结出来，但通观全书，我们能够发现，其理想的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那么，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怎么样的国家才是正义的个国家呢？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在他看来，这三个阶层各尽其职，达到和谐便是正义的国家。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说：“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
我们比较一下《孟子》和《理想国》，可以发现一些异同。在叙述方式上，二者都是通过对话而引出各自对于国家建设的观点。《孟子》的叙事方式是典型的中国请教式对话，如统治者问孟子治国之术，或者是学生问孟子安邦之策。《理想国》是古希腊最流行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但二者虽然都是典型的对话时叙述方式，但孟子的思想较为集中，这也就是为什
么我们只要从书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中就能大体上把握其主要的观点。而柏拉图的却较为分散，我们难以快速把握其主要的中心思想。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西方在思维上的异同所造成的。在中国人看来，我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我直接把握的观点讲出来；而在西方人看来，我虽然有这个观点，握还得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行。所以，中国的哲学藏于简短的名言之中，《论语》《孟子》是也；而西方的哲学却藏于繁琐的论证过程之中，《理想国》是也。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中国人在智商上不如西方，其实不然。我个人觉得，之所以中国之哲学少了西方繁琐之论证，其主要原因非但不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擅长与思维，反倒是因为中国人太过于聪明而不屑于在做无谓的论证。如果说论证，《孟子》里面也有，但正如孟子所说，是在“予不得已矣’的情况下才进行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之不屑于论证呢？其主要原因乃是在于中国人对于一个哲学问题，一眼便能看出其本质所在，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又何必再没事找事的进行所谓的论证呢？就好像天本来就在你头顶上，你又何必再去证明一下呢？中国人对于这类问题看的极破，所以对此也就极少去论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只在先秦时期出现过极短时间的萌芽，如《老子》等蕴含哲学思想的典籍的出现，至于其他的中国古代典籍，虽然也含有哲学的思想，但却极少有自成一系统的哲学，所以西方人常常说中国没有哲学。殊不知，中国人的最高哲学，是不为哲学而哲学，而是为生活而哲学。中国人太聪明，所以对于哲学，他们在先秦的时候只稍微思考了一下，就发现路子不对，因为你作为个体的人，不好好的立足于你自己的脚下，却老是往天上去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况且这是极容易“摔跤”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西方人却是连为什么天空在头顶这样的问题也要追问而以至于论证的，就好像吃了个鸡蛋，他还得知道下蛋的鸡是那只。西方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热情，并不断的用自己的思维去论证，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这种钻研的功夫，一方面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另一方面，却也未必就显的高明，就好像西方哲学里所谓的纯粹理性批判，试想一下，以
理性来批判理性，岂不是一个人即时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吗？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不做深一步的讨论。言归正传，我们从柏拉图《理想国》的叙述方式中显而易见的知道，西方人的谈话之所以繁琐，是深受其内心对于理性的强烈渴望而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一个没有经过理性论证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也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而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里，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再作任何的论证。所以，梁寿铭先生说：“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见梁寿铭先生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再次，我们再来看孟子与柏拉图对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孟子将一个国家里的人分成统治者和人民两个部分，而柏拉图将国内的人分成三个阶层：统治者，护卫者，人民。这实质上反映出中西方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喜欢用二分法，而西方人喜欢用多分法。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人有崇尚简单的传统，在中国人看来，大道至简；而西方人却最怕疏漏，所以他们必要将一东西作一解构而分析之。所以，中国人最怕麻烦，西方人则最不怕麻烦。同时，在对待男女关系上，孟子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虽然在《孟子》一书中他没有明显的说明，但儒家的伦理观念里面“男尊女卑”是历来都有的，因而，孟子作为“亚圣”，其实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而在柏拉图这里，男女是平等的，在《理想国》的第五卷中，他公开的提出男女平等，并且说女子也可以充当“哲学王”来像男子一样统治城邦。在《理想国》全书中，关于女子的篇幅很多，其中还有像第五卷一样的特别讨论女子的，这种情况在《孟子》或是儒家的其他书籍中是不多见的。这也反映出中西方在男女平等方面是极其不同的。我们再看国家中的权利分布，在孟子这里，他主张“民贵君轻”，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虽然他也看到人民的力量，要求统治者实施“仁政”来笼络民心，但却没有提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概念。而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却系统的提出选举的概念，并指出统治者只是为城邦服务而进行统治的，也就是统治者的权
力是来于人民的。因此，在孟子这里，统治者的权力极大，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实际是迫不得已才出任的。因此，中国的专制政治及其发达，而民主不足；西方的民主政治及其发达，而权谋不足。孟子之理想统治者是“仁者”，柏拉图的理想统治者是“哲学王”，二者对于统治者个人的要求都极高，因而在中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都要求统治者对于自身素质尽善尽美。不同的是，在孟子看来“仁者”“兼济天下”是“天降大任”，所以应当当仁不让；而在柏拉图的“哲学王”这里，“哲学王”其实是在城邦人民的推举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二者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实则反映出中西方民众的不同态度。
总的来说，虽然两种理想各有差异，但没有谁优谁劣的区别，二者各有千秋。孟子之大同社会，柏拉图之理想国，其实都共同反映出东西方民众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和谐。虽然在现在他们的理想仍旧显得那么的不现实，但谁又能斩钉截铁的说在将来也不可能呢？在思维中存在的东西是不是在现实中也存在呢？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