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走出疑古时代》

徐典 12历师本 112512114

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学勤先生，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这本书就是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成果的体现，是他与“走出疑古，进入释古”的思想相关的论文合集。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19xx年一次演讲的题目，这次把那篇演讲作为书的导论，题目就成了书的标题。李先生演讲之后走出疑古的思潮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xx年这本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97年又出了修订本，07年由长春出版社出了新版，后两个版本跟初版比多了一些李先生新作的短文，我看的这本就是最新的07年的版本。

首先解释一下标题，什么是疑古？从字面意思看，疑古就是怀疑古代，实际上差不多，它是对古史资料的怀疑，是一种辨伪思想。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史学界的三种趋势是“信古，疑古，释古”，信古是对古史全盘接受不加辨别，疑古专注审查史料，即史料的辨伪工作，释古则是将史料融会贯通。疑古思潮在宋朝首次流行，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清初时第二次流行，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清代的文人大部分是反对宋学的，他们对古书辨伪往往是为了批判宋学，但疑古这一思想本身，却是清人对宋人的继承；到了晚清，疑古的思潮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有了特殊的进步意义，即破除对古史资料的一味尊信，冲破网罗，批判旧的传统观念，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总结了宋清以来辨伪的成果，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其中以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最有影响。而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就是对古书的辨伪。但是自宋以来的学者疑古辨伪，往往议论纷纭，难于折中，以至于梁启超认为汉以前的古书几乎无不可疑，产生了“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李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疑古派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找到实际论据，所以无法重建古史。而解决方法在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即研究古史，除了地上的证据（古史文献）外，还要注重地下的证据（考古发现的新材料）。

标题说的有点多，其实也有一部分导论的内容。然后讲一下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它共分为六篇，第一篇是关于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第二篇是关于早期玉器的研究，第三篇是说最新（当时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化研究的关联，第四篇探讨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发现，第五篇说的是境外的中国文物，第六篇是续见新知，即修订版增加的李先生相关的新作。李先生在书中着重谈了四个问题，包括上古时期的宇宙论，饕餮纹的演变，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和早期的中外关系。

先说第一篇“论古代文明”。在这篇中，李先生提到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跟以前相比有四个特点：一是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三是重视传说的价值，四是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其中的重视考古研究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正确性，重视传说的价值

则说明一味疑古不可取，如果细心整理分析古史传说，应该能从中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线索。继续说第四点，文明起源单元论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而近期的考古研究有了新的发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早期文明的遗迹，除了中原地区，四川等我国西南地区也有早期文明存在的遗迹，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源的。

炎黄二帝的传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都称是炎黄子孙，疑古思潮却否定了他们的存在，怀疑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子虚乌有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一下子就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砍掉了一半。而李先生的观点是，上古的传说不能单纯的看成神话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考察，黄帝是中原的传统，炎帝是南方的传统，而炎帝早于黄帝。他们之后还有清晰地传说谱系，这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肯定在商代以前，而它在萌生的过程中就有了很广泛的分布。

然后是第二篇“神秘的古玉”。这一篇中我着重看了饕餮纹的演变问题和良渚文化玉器符号问题。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这是饕餮作为器物纹饰的第一个文字记载。近代有人注意到，古玉上也有类似青铜器饕餮纹的纹饰，不少学者论及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在发掘出的良渚玉上见到了典型的良渚玉器饕餮纹，其图像上半部分是人身，下半部分是兽型，被认为是“人兽合一”的表现。这种纹饰的演变分四个阶段，期间省略化、图案化的饕餮纹时有出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饕餮纹与之相对比，有耳向角的转化，眼睛由卵圆形向尖眼角、内眼角勾曲的转化，宽阔的口和口部向下的区分，羽冠简化成额头隆起，面两侧都时有衬托花纹，都曾出现把正视的人面对剖为左右两半以表现侧视的手法，都有云雷文。这些证明了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虽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相同或相近，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文化和商代文化之间有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它们的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上有着近乎良渚和商代之间的饕餮纹饰，更加证实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李先生提到，甲骨文不应该视为商代唯一的文字，也不应该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应该就有了文字的起源。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发现了一些位置独特的刻画符号，它们和玉器的花纹有很明显的区别，不是由雕刻技法完成后装饰在玉器的主要部位，而是划得很细很浅，不容易被发现，并且其中一些符号不止一现，具有相当的通用性。除此之外，与之年代相似地理位置相近且有过交流的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和玉器符号有共通之处的的刻画符号，这更增加了说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可能了。

第三篇中李先生介绍了新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和他的看法，比如西水坡龙虎墓用蚌壳排列的龙虎图形说明史前时期末叶已有四象的说法或者至少有龙虎等，都是用考古发现的文物来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或者补充新的看法，说明史学研究无止境，新的发现可能会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认识。第四篇中李先生采用了文化圈的概念，把古代中国划分为若干文化圈，介绍了非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发展，通过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介绍了蜀国历史文化，以蜀地禹生石纽的研究说明夏、蜀以及戎的关系，还讲述了西北地区、太湖地区的历史文化。第五篇介绍了在瑞典的针刻纹三角援戈、在英国的鲜簋、在美国的楚王盏、在日本及阿富汗的铜镜、在韩国的铜鼎以及境外的一些其他文物。第六篇有接前面良渚

文化、文化圈、牙璋等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章，也讲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的第十一篇详细讲述了“信古、疑古、释古”的问题，可以结合导论来看。

这本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个人是支持李先生的观点的，虽然他的书中可能出现一些学术上的错误，但不影响书所表现的思想的正确性。有些人批评这本书说，书里也讲了疑古辨伪的必要性，那么何来要“走出疑古时代”之说呢？所谓疑古的必要性是指书中李先生引用的冯友兰先生的观点，说历史研究要疑古和释古并存，就是讲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都要进行；而“走出疑古时代”中所谓的“疑古”指的也许是疑古派或者说疑古派的局限性，走出并不是放弃，只是要跳出局限，以新的方法来进行古史的重建，把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的古史研究相结合。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理解。

第二篇：读古诗词有感

读古诗词有感

中国古诗词源远流长，是中国古文化的精粹，俗话说读诗聪慧，读史明智，是很有道理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唐诗宋词，原曲杂剧，读千遍不厌。唐如李杜、宋如苏陆，篇篇佳句不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山谷的句子，每一读此,都有种忍不住击节一叹的悲怆.无关羁旅,不在离愁,只为这从容淡定的思念.“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人总是这样,少年时意气飞扬，到老来萧疏落寞,就像花开漫天,团团锦蔟,转眼聚的已散,零落风中,其可奈何.“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城楼，爱上城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人的生命中,总是有些东西,让我们在暮年夹风带雪扑面而来的时候,仍然小心翼翼揣着藏着掂着想着.山谷七尺男儿,半生漂泊,阅尽沧桑,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场桃李春风把酒言欢.一夕桃李春风,十年江湖夜雨,两个人半生的遥遥对望,怎样的一个朋友,怎样的一场桃李春风,怎样一份山长水阔，其情不改，其色不易的情谊,才能让人在十年里,无论颠沛流离,无论世事沧桑,都一直一直想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唐诗的博大，宋词的细腻，在当代诗歌中是看不出来了。诗词，还是要慢慢地品味。人说，读书其实是心灵的感悟，读古

人的书，就是今人与古人灵魂的对话。“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每天读一点点这样的诗词，站在诗人的心境里感悟他们的生活，仿佛和他们一起疯狂，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真是美好。至少，我就认为生活在大唐盛世的人，比今天的人幸福，农业社会的人，压力不大，只要有吃的，就没有压力，就非常满足，你看“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呀。相反，现代社会的人，压力反而比古代人大的多。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欲望太多了。

读唐诗宋词，感觉古人太浪漫。古人往往能从大自然的变化中得到细腻的情怀。物是人非，今人则太浮躁。我想古人的幸福指数应该比现代人高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