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域的语言

摘 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地区，

也是东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汇之地，世界六大语系中的三大语系——

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汇集在这里。从汉代以来，

有30多种语言和近20种文字在这里留下了被使用的痕迹。本文依

据所见的资料，尝试探讨西域语言突厥化之前的语言状况。

关键词：西域；语言；文字

新疆，古称西域，今天是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

等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古往今来，操印欧语系、汉藏语系、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在这里相遇、融合，留

下自己独有的痕迹。在这里可以发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

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和定居于绿洲

开垦者的农耕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域成为文化交流的大

海，而语言则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

一、两汉时期

张骞凿空之举，是西域与中原正式联系交往的开始（虽汉之前就

有文献提及与西域的联系，但其记载多神话传说，荒诞不经）。然

而，两汉时期对西域语言的明确记载却少得可怜，只是偶尔涉及，

但是从这少量的记载，尤其是从西域诸国设有译长一职的记载上，

可推测出，西域语言与中原不同。但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汉书?西域传》中多处提及“塞种”。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属于印欧人种，汉以前就广泛的分布在西域，甚至河西地区，他们

建立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当时，

西域如龟兹、焉耆、车师等国都留下了塞人的痕迹，塞语在西域的

语言中占有重要大的比例，于阗居民就广泛的使用于阗塞语。

在西域宗教伊斯兰化之前，西域的佛教盛行，随着佛教的传播，

至晚到公元2世纪，一种名叫佉卢文的书写符号传入西域，广泛被

鄯善、于阗地区的居民使用，用以拼写当地居民的语言，并且用于

拼写梵语。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西域的数十个小国通过合并成为六个大的

国家，它们是疏勒、龟兹、焉耆、于阗、鄯善和高昌。通过史料记

载，可以发现，这六个国家中，高昌是以汉族为主体，或者说，高

昌的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主体文化而存在的，故《梁书?西

北戎传》记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

子集”。这可以说是，关于西域语言的最早的直接记载。这一时期，

中原战乱频繁，但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并未停止，在今新疆地区发

现或出土的载有汉字的文物，有篆体、篆隶体、隶体、章草体、楷

体、行书体、草体，汉字书写变化的各种字体，说明汉文化对西域

的影响是不间断的。汉语也在西域诸国中广泛流行。一些上层贵族

使用的比较多，他们的汉文化程度是很高的。

《高僧传》记载，西晋武帝年间，竺法护“随师至西域，游历诸

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无不备识”。有力的说明，西域的语言

环境十分复杂，各国使用的胡语不同。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魏晋

以来，印度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日渐加深，佛教盛行，印度文字和语

言也普遍使用，尤其是“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另研究者认

为，梵语作为显示使用者身份高贵的梵语不仅在佛教界取得主导地

位，而且进入了宫廷，在统治上层使用。

在这个语言复杂的地区，以何种语言作为其交际语言，用于日常

交往？史料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推测其可能行，在统治上层，

应当大多具备梵语、汉语、胡语等语言的能力，梵语、汉语足以作

为上层的交际用语。再者，西域胡语是相互渗透的，而西域大国的

势力范围内，大国的语言很可能作为这一地区的交流用语，故史料

常见“语与某相类”的记载。另西域了大量的双语(或三语)对照词

汇表或者对照文献，双语字书的出现为西域居民解决语言交往中的

困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同时也可看做是西域居民学习外语的材

料。像竺法护这样通三十六种语言的情况，是居住在语言单一地区

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又《周书?异域传》记载，“自高昌以西，诸

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这则记载，

可说明当时的西域居民仍以印欧人种为多，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则

记载的真实性。相同的人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且

当时西域诸国流行的胡书，多是印度婆罗米字母，文字的相似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交流的进行。

三、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粟特商人的活跃时

期，粟特商人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并在沿线设立聚居点。粟特人的

经商和移民，加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西域、突

厥、中原的对外交往中往往充当译语人或使节的角色，粟特语也在

西域留下了痕迹。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粟特语的流行，并没有很

大地改变西域的语言状况，和前代一样，西域语言和文字仍受梵语

和汉语的影响，且印度的影响可能更大。

唐朝是亚洲几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西域剧烈斗争的时期。唐

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后都逐鹿西域。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

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东向平叛，吐

蕃军队乘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3年)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到贞元

七年(791年)，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这样，

整个西北地区大致以甘肃的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天山一线为界、以南

的地区和民族均归吐蕃的统治，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中叶。在新疆

米兰发现的古藏文文书，说明了吐蕃对西域占领地区的统治，同时

吐蕃在西域建立城堡，一批吐蕃人进入西域，藏语不免在西域产生

影响。事实亦如此，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

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吐蕃统治结

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一共介绍了18个

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15卷文书均为

10世纪的，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

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

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

响是长期存在的。

公元八九世纪以后，由于大批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葛逻禄人、回

鹘人进人西域地区，西域的语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而宣告西域

民族变迁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公元10——12、13世纪期间，

在西域形成了两个以突厥人为主体的政权，即黑汗王朝和高昌回鹘

王国。由于这两部分突厥人不论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优势，他们

与当地原居民通婚、融合的结果是:突厥语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通

用语言，原居民的语言逐渐消亡，不再使用了。

参考文献：

［1］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2:41-42.

［2］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1-27.

第二篇：丝路语言开启西域文明的钥匙

丝路语言：开启西域文明的钥匙

牛汝极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本文首先从丝绸之路的线路入手介绍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然后分别论述了丝绸之路上流行的雅利安语、中古伊朗语、汉语、藏语、西夏语、闪米特语、突厥语、蒙古语等语言情况，最后，阐述了西域语言文献的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语言；西域；新疆

中图分类号：H215 文献标识码：A

一、丝绸之路的干线和支线

从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1833—19xx年）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将中亚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开始，这条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商业道路就吸引了不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关注，在冯·李希霍芬眼里，丝绸之路仅仅是从中国中原地区至中亚各国的一段商业道路。这便是“狭义”的丝绸之路。其实，后来的考古和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远比这位德国地理学家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也漫长得多。丝绸之路从公元前开始形成，并逐渐遍及亚欧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此即“广义”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大致经历了使节时代、朝圣者时代、商人时代、传教士时代、航海家时代和考古学家时代等不同时期。在丝绸之路错综复杂的道路中，最主要的线路是3条基本上呈东西走向的干线和5条基本上沿南北方向展开的支线。第一条干线，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所说的“草原道路”。这条道路，东端的主要起点，在中国的北部，越过草原和荒漠到达蒙古，再穿过西伯利亚泰加森林以南的广阔草原，沿咸海、里海、黑海向西延伸。这是一条最早出现的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线路。第二条干线，是丝绸之路中最为著名，也最为繁忙和繁华的一条道路，即“绿洲道路”。这条道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东、西两段。绿洲道路的西段开发较早，至公元前6世纪，已逐渐形成了西起尼罗河流域，穿越两河地区和伊朗高原，向东延伸到犍陀罗等广大地区的商业、文化交通网络。绿洲道路的东段开发稍迟，自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后，才正式开辟了从中原内地到西域各地的交通线路，并逐渐将东、西两段沟通。此后，这条道路的东端又经陆路和海路，延伸到了东邻中国的朝鲜和日本。第三条干线，被称作“海洋道路”。这条道路的东端，主要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沿海港口。经太平洋的南海和印度洋的孟加拉海、阿拉伯海、红海后，可抵达非洲东部和北部的沿海港口。这条海路的开发也较早，在西汉前期便有中国船只经海道到达印度，罗马的船舶也曾在公元前远涉重洋，经印度和锡兰到达柬埔寨。5条基本上呈南北向展开的支线，则由亚洲东部到地中海东岸一字排开，不仅沟通了3条东西向干线的南北联系，而且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亚欧大陆乃至非洲的更广大地区。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一条支线，向南可到达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向北则可经黑海连接东欧和北欧，还可以通过多瑙河进入西欧。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亚欧大陆之间，也包括北非、东非等地区在内，数千年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就一直没有间断。其间，形成了以下几次规模宏大而又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以亚历山大东征为主要契机，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 1

之间。在此期间，统一了希腊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经过长达10年的东征，建立起了西起希腊，东抵印度河，南至埃及，北接锡尔河的庞大帝国，不仅在这一广大区域内推动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东方的埃及文化、两河文化、中亚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且开启了与遥远的中国经济、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大门。如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由古印度佛教文化内容结合古希腊雕塑艺术形式而产生的。沿丝绸之路展开的第二次大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出现在中国的汉唐之际，并以中国汉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和阿拉伯经济、文化的崛起为突出标志。自汉代正式开通中原至西域的交通线，绿洲道路东西两段全线开通后，不仅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通过交流很快形成了的互补的格局，而且东亚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南欧、北非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规模也在日益扩大。此期，佛教沿丝绸之路，经西域而传入中国内地；里海南岸也着手种桑养蚕，发展丝绸纺织业。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在都城长安聚集着来自亚、欧、非大陆的各种物产和物品。景教、袄教、摩尼教在此期传入中国，佛教与中国的茶文化也于此期东传至日本。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民族和文化崛起的重要时期。强大起来的阿拉伯民族不仅将自己的教义和文化传播到了亚欧大陆及非洲的广大地区，同时也作为“中转站”将其他的文化和文明向亚、欧、非大陆广泛传播。中国的造纸技术，就是在唐朝经阿拉伯人之手，开始逐渐向西传播的。沿丝绸之路形成的第三次经济、文化大交流，主要在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队横扫亚欧大陆，在客观上推动了这场经济、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和大融合的形成。公元1096年至1291年的欧洲十字军远征，具有强烈的宗教狂热和财富劫掠性质，但客观上让这些仍处于“中世纪黑暗”之中的欧洲人大开眼界，使东方文化也包括古代地中海文化第一次全面地传播到西欧，古希腊的哲学、科学等文化，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已译成的阿拉伯文，再转译为拉丁文，然后才在西欧广泛传播的。从公元1271年起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迅速强大起来的蒙古军队，横扫亚欧大陆，所到之处对当地经济和文化造成很大破坏。但蒙古帝国建立后，又为这一极为广袤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济、不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创造了广阔的舞台。中国发明的火药、纸币等，就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西方的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也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

在过去的百余年中，西域出土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等大量古代文献文物。其中文字如：汉文、佉卢文、梵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粟特文、于阗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希腊文、叙利亚文、摩尼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等。其中语言如：汉语、犍陀罗语、梵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月氏语、图木舒克语、粟特语、大夏语、婆罗钵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突厥－回鹘语、藏语、西夏语、阿拉伯语、哈卡尼雅－察合台语、蒙古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等。这些珍贵的语言文字文献记录了西域的历史和文化，反映了东西方的对话和丝绸之路文明。本文主要介绍丝绸之路中国段，尤其是新疆段的语言情况。

二、塔里木盆地的早期语言：雅利安语

塔里木盆地早期印度雅利安人使用的语言可以分为吐火罗语、犍陀罗语和梵语。

吐火罗语是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一种印欧语系的死语言。20世纪初，在库车、焉耆、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文书写的写本，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的名字，后来缪勒和西格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记跋文中发现了这种语言的名称Tohr?“吐火罗”，于是定名为“吐火罗语”。 其实，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每一卷卷尾的跋文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第25卷的跋文说：

“毗婆尸派圣月菩萨大师自印度语制成吐火罗语，帕尔坦喇可西提大师自吐火罗语译成 2

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中的《指示大地狱》为名的第25卷完了。”

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现在的吐火罗语（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不是回鹘文的母本，回鹘文本根据的是另外一个吐火罗文本。顺便提一下，我在19xx年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会议上曾提交论文阐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属佛教文学中的譬喻故事类文献，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所谓的剧本。

吐火罗语和公元前1650—前1190年赫梯王国（今土耳其和叙利亚）流行的印欧古语，即赫梯语关系密切。印欧语系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可分为东方语支（如：雅利安语、大夏语、粟特语、波斯语、斯基泰语、斯拉夫语等）和西方语支（如：意大利语、凯尔特语、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等）两大语组。语言学界把印欧语西支称作肯图姆语（the Centum languages），将印欧语东支称为萨特姆语（the Satem languages）。研究者发现，尽管吐火罗语的地理位置在印欧语东方语支分布区，但语言特征却属西方语支。例如：数目字“一百”在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中写作k?nt 和kante，这与拉丁语centum“一百”十分接近，而与梵语的?ata“一百”不尽相同。吐火罗语至少可以分为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西部方言，即吐火罗语B（龟兹语），见于新疆库车石窟和遗址出土的8—9世纪婆罗迷文写卷、题记和文书；东部方言，即吐火罗语A（焉耆语），见于新疆焉耆和吐鲁番出土的8—9世纪婆罗迷文写卷和题记。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远古族群分化迁徙的认识。

目前见到的完整的吐火罗语文献全部是用婆罗迷文字母书写的。德国学者西格（E. Sieg）和西格林（W. Sieglin）和法国学者列维分别主持了柏林和巴黎所藏吐火罗语文献的解读和刊布工作。50年代前，德方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19xx年）、《吐火罗语B》两卷（1945-1953）；法方出版了《龟兹文献残卷》。50年代后由德国学者W. 托马斯和W. 温特、法国学者费里奥扎和G.-J. 皮瑙、中国学者季羡林等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犍陀罗语（Gāndhārī）属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俗语方言，文字用佉卢文（Kharo??hī）字母书写。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后来作为中亚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流行于中亚。犍陀罗语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以前曾称作印度西北俗语或中亚俗语，英国学者贝利建议称其为“犍陀罗语”，后为学界普遍接受。大约公元2世纪末犍陀罗语开始向帕米尔以东传播，一度成为塔里木盆地许多国家，如疏勒、于田、楼兰和龟兹的官方语言。不过，于田、疏勒和龟兹等国很快就改用婆罗迷文拼写各自的地方语言，只有楼兰人继续使用佉卢文犍陀罗语至公元4世纪末五世纪初。中国所出佉卢文书主要在鄯善国境内的尼雅、楼兰和米兰遗址发现的，以出土约千件文书或木简，内容主要为国王谕令、公私往来书信、契约、籍帐和佛教文学作品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欧美几位学者如波叶尔、拉普逊、塞纳、巴罗和中国学者林梅村等解读并刊布了斯坦因收集的700余件文书。

佛教梵语尤其是早期佛教梵语不是纯梵语，其中往往有许多俗语的成分。佛陀最初传教的语言是佛教发源地的语言——半摩揭陀语（Artha-Māgadhī），而其他地区则采用各自的俗语，后来，佛教上升为统治阶级信封的宗教，佛教徒开始摒弃俗语，改用印度贵族语言梵语（Sanskrit）作为“圣语”。巴利语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Māgadhā）的一种形式。梵语和俗语的关系有点像我国的文言和白话，不同的是，梵语是波尼你和波颠阇黎等古代印度语法大师制定的人造标准语，而俗语则是未经人为加工的自然大众语。中国发现的梵语佛经是用多种文字书写的，起初使用佉卢文，后来多是用婆罗迷文的各种变体书写，如笈多字、悉昙字、兰查字等。梵语佛经在丝绸之路沿线各主要城镇均有发现。德国学者吕德斯、瓦尔德施米特、美国爱哲顿、中国的季羡林等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梵语文献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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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丝绸之路上的中古伊朗语

古丝绸之路沿线曾生活着操不同中古伊朗语的族群，这些族群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和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目前在新疆发现的中古伊朗语主要有塞语、粟特语、大夏语、中古波斯语等。

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个古代语言集团为塞语族群。起初，人们不知这个族群使用何种语言，德国语言学家劳伊曼把这种语言成为“北雅利安语”，认为是印度和伊朗语之外的第三种雅利安语。后来，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发现这种语言与伊朗语接近，故称为 “东伊朗语”。最后，德国语言学者吕德斯证明这种语言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中的塞语最为接近，故将其定名为“塞语”，这命名广为学术界接受。塞语文献都是用婆罗迷文书写，主要发现于塔里木盆地西部巴楚、和田和克里雅古代遗址和敦煌等地。目前塞语文献已经可以分为于田塞语、疏勒塞语等。于田塞语材料比较丰富，数以千计。于田塞语的解读主要归功于挪威语言学家柯诺和英国东方学家白利，其中刊布工作主要是白利主持完成的，在他生前已出版七卷本《于田文献》。疏勒塞语文献主要发现于喀什河下游托古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佛教遗址。起初，柯诺认为，文书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于田语。但贝利认为与于田语属不同的赛与方言。最后，英国语言学家埃默瑞克根据出土地点将其命名为“图木舒克语”。目前发现的图姆舒克与材料不多，约有50件，内容主要是佛经、契约、书信和籍帐等。林梅村认为图木舒克语实即疏勒语。

粟特语（Sogdian）属印欧语系中古伊朗语东支的语言，主要流行于以今撒马尔干和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区，粟特人，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是一个经商的民族，曾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他们从故土沿丝绸之路东行，一直到中国内地，粟特人几乎在每个交通要冲和重要城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敦煌和吐鲁番是粟特人的两大聚集地，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用粟特文、摩尼文和叙利亚文景教体字母书写的粟特语文献，其总量比粟特人本土发现的还要多得多。这些文献目前主要保存在德国、英国、法国、俄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文献内容主要是有关摩尼教、佛教、景教和一些世俗文书等。最早的粟特语文献是发现于敦煌附近的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大致为公元4世纪初。历史上的安禄山，《新唐书》说他是康国人，也就是粟特人，安禄山是粟特语Rokhshan的译音，粟特语记作rwxshn，是“光明”之意。粟特语文献的释读和刊布工作主要由缪勒、亨宁、高狄奥、汉森、宗德曼、希姆斯-威廉姆斯、吉田丰等人完成。

大夏语（Bactrian）也属伊朗语的东部方言，用草体希腊文书写，20世纪中叶以来曾发现于巴基斯坦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吐鲁番和楼兰等地，主要是碑铭文献。19xx年英国学者亨宁首先解读了这种语言，由于最早的碑铭都发现于古代大夏境内，所以他建议命名为“大夏语”。 目前发现的大夏语材料多是贵霜帝国统治大夏时的碑铭，少数为嚈哒入主大夏后的碑铭。20世纪初，在楼兰和吐鲁番也发现有用草体希腊文拼写大夏语佛教和摩尼教写经。在阿富汗北部Surkh Kotal和Dashi-i-Nanar发现的铭文，其年代多在公元2世纪，在阿富汗北部Dilberijin遗址和乌兹别克斯坦南境及楼兰遗址发现的碑铭和文书多属公元3-4世纪，巴基斯坦北部Tochi遗址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属公元7-9世纪。

中古波斯语有南北两个方言，南部方言即巴列维语（Pahlavi，也叫婆罗钵语），北部方言即帕提亚语（Parthian，也叫安息语）。中古波斯语的东传是与摩尼教的东渐密切相连的。自摩尼教被视为异端遭到迫害，教主摩尼及其信徒来到波斯传教，其教义主要是用巴列维语和帕提亚语写成的，这种语言也得到传播。阿拉伯哈里发国家7-9世纪在西亚建立政权，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其他宗教收到排斥，中亚地区成为摩尼教的避难所，中古波斯语也随之传入中亚。7世纪由于大食入侵，波斯王室贵族流亡中国。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古遗址发现了大量中古波斯语摩尼教文献，后由英国学者亨宁、德国学者鲍伊斯和宗德曼研究 4

刊布。

此外，中国丝绸之路上还发现有少量的犹太波斯语和新波斯语材料。

新疆塔吉克族使用的塔吉克语属现代伊朗语族的语言，不属于中古伊朗语。

四、汉语、藏语、西夏语

汉语在两千余年的丝绸之路的东西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并保存有大量汉文文书、碑铭、写本等文献。其中也有不少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双语文书文献。较早的汉文实物为新疆拜城县博者克拉格沟发现的属汉代的《刘国平筑亭诵》刻石。新疆还出土带有汉文的汉代丝织物，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王侯合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长乐明光”等。在楼兰和尼雅曾发出土大量西晋时代的汉文木简。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区出土一件汉文晋代书信。在和田地区发现有大量2-3世纪通用的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也叫和田马钱。吐鲁番曾出土数千件汉文文书，根据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纪年汉文文书，时代最早的是晋代《泰始九年（273年）翟姜女卖棺券》木简，最晚的是《唐建中三年（782年）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高耀墓志》，在汉文文书中还有《论语》、《孝经》、《千字文》、《尚书》、《三国志》等。唐代以后，新疆各地均发现大量汉文写本和文书，其中主要为宗教类、公文类、世俗类文献。马赫穆德-喀什葛里所著《突厥语大辞典》曾描述回鹘人使用汉文的情况：“回鹘人的语言是纯正的突厥语，但彼此间还使用另一种语言。回鹘人使用由25个字母组成的突厥文（即回鹘文——牛注），这些字母我已在本书开篇作了叙述。书契和信函就用这种文字书写。他们另外还使用和秦人通用的文字以书写正式函件和公文。除了非穆斯林的回鹘人和秦人外，其他人均不识此文字。”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公元7-8世纪，吐蕃曾一度统治西域，故而有大量藏语文献遗存，总数约5000件。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发现了大批吐蕃简牍，其中在今若羌县和和田地区发现的吐蕃简牍就有400多枚。在米兰的吐蕃遗址中还发现了300多件吐蕃文文书和卜辞。敦煌曾发现大批吐蕃语文献，其中涉及西域社会历史的文献，仅F. W. 托马斯研究刊布的就有600余件。

西夏语是古代党项羌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党项首领李元昊于1038年建立大夏国，先后传十代帝王，立国190年。11世纪30年代仿汉子创西夏文，约6000多字。西夏文意佛教文献为多，西夏语文献在内蒙古黑城、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等地均有发现，数量可观，其中不少都流失国外，尤其是俄罗斯。

五、闪米特语

在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丝绸之路古代遗址曾发现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的三种语言文献：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语最初用腓尼基文书写，后来改用阿拉美文，以后逐渐形成一种方形文字，即希伯来文。唐宋之际，犹太人开始活跃于东罗马与长安和开封之间的丝绸之路上，随之而来的是犹太教和希伯来语。伯希和曾在敦煌发现一件希伯拉语忏悔祈祷文书（编号为P. 1412），可断代为公元8世纪，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希伯来语文书。在和田北部沙漠遗址丹丹乌里克出土过公元718年犹太波斯语书信。开封犹太教堂曾存有大批希伯来语犹太教经典。

公元3世纪后，叙利亚语成为基督教东方教派的正式圣语，唐代，随着基督教的景教教派的东传，叙利亚语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景教石碑是汉语-叙利亚语双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为唐代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于明 5

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在西安西郭门外俗称金胜寺的宗仁寺内发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xx年）为防外人偷盗移于西安碑林。关于此碑的发现和研究中外学者已有较长的历史和丰厚的学术成果。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遗址曾发现了大量属公元9-10世纪的叙利亚语文献。元代是景教在中国复兴和空前发展的时期，在新疆的霍城、甘肃的敦煌、内蒙古黑城、百灵庙、四子王旗的王墓梁、呼和浩特、赤峰、北京房山、江苏扬州、福建泉州等地均有叙利亚语文景教碑铭、写卷、题记的发现。公元19世纪末，中亚七河流域曾出土600余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其中有至少7件墓碑铭文注明墓主的籍贯为阿力麻里。说明七河流域的景教徒与阿力麻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地距离不远，而且当时没有今天的国界限制，这两地在元代应属一个景教教区。

阿拉伯语是经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于公元7世纪中叶后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渐传入中亚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穆格山发现的阿拉伯语文书即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产物。莎车曾出土一批喀喇汗朝时期的阿拉伯语法律文书，时代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其中一件属伊斯兰法院审判文书。此后，中亚和塔里木盆地屡有阿拉伯语《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相关文献的发现。福建泉州古称“刺桐”，“刺桐”是阿拉伯语zaiton的译音，意为橄榄或橄榄树，因古代此地盛产橄榄树而得名，宋元之际泉州是重要的丝绸之路东方大海港，这里留下了大量阿拉伯人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就有大量阿拉伯语墓碑铭文。

六、突厥语、蒙古语

古代“突厥”原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部落的一个名称，隋代前后就已见于我国的史籍。突厥诸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现在“突厥语”这个名称指有同源关系的突厥诸亲属语言，因此，它既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突厥语诸族在不同地区留下的书面文献的语言，也包括现在世界上的几十种活的突厥语诸民族语言。最古老的突厥语文献鄂尔浑叶尼赛文献(或称突厥鲁尼文碑铭文献)主要是发现于蒙古叶尼赛河、鄂尔浑河、塔拉斯等地，多属于公元7至11世纪的文献。其后还发现有婆罗米文、粟特文、回鹘文、汉文、摩尼文、叙利亚文、藏文、阿拉伯文、察哈台文等文字书写的突厥语写本、碑铭和题记文献材料。全世界操突厥语的总人口有一亿多人，其中中亚占多数。突厥语族语言大约有30多种，分布在西起波罗的海，东到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陆上，东经21°－ 160°，北纬35°－ 55°之间的地区，其中说土耳其语的人口最多。在中国，突厥语民族主要集中在西北天山山脉南北，阿尔泰山南部地区。中国说突厥语的民族有7个：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和撒拉族。中国有9种突厥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东部柯尔克孜语和图瓦语。突厥语的分类法兼顾突厥语言史和地理因素原则可将突厥语分为上古、中古和现代突厥语及布尔加尔－楚瓦什语四部分。

蒙古语也属阿尔泰语系。蒙古人在蒙元时代的崛起及其在欧亚的扩张也将蒙古语带到了广大的地域。从东到西的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中亚及西亚、欧洲出土了大量蒙古语文献。除了传统的蒙古文献外，在新疆、中亚等地还保存有大量托忒蒙古文文献。今天新疆的蒙古语与内蒙古的蒙古语有方言差异。

由考古发现的材料可知，公元15世纪前西域的古代语言按语言系属划分大致有下列二十余种，括号内的年代表出土文献语言在西域流行的大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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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汉藏语系

A. 汉语（公元前1世纪至今）

B. 藏语（公元8～10世纪）

C. 西夏语（公元11～12世纪）

II . 印欧语系

A. 印度语族（雅利安语）

1. 梵语（公元2～11）

2. 佉卢文犍陀罗语（公元2 ～5世纪）

3. A种吐火罗语 （公元2 ～9世纪）

4. B种吐火罗语 （公元2～9世纪）

B. 伊朗语族（中古伊朗语）

1. 佉卢文塞语（公元3～4世纪）

2. 婆罗米文塞语（公元4～11世纪）

3. 图木舒克语（公元4世纪）

4. 粟特语（公元4～10世纪）

5. 大夏语（公元3～7世纪）

6. 巴列维语（公元9～10世纪）

7. 帕提亚语（公元9～11世纪）

8. 犹太波斯语（公元8～9世纪）

9. 新波斯语（公元11 ～12世纪）

C. 斯拉夫语族

俄语（公元18世纪）

III . 阿尔泰语系

A. 突厥语族

1. 回鹘语（公元8世纪至今）

2. 柯尔克孜语（公元9世纪至今）

3. 哈萨克语（公元15世纪至今）

4. 乌孜别克语（公元15世纪至今）

5. 塔塔尔语（公元14世纪至今）

B. 蒙古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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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语（公元13世纪至今）

IV . 闪-含语系

A. 希伯来语（公元8世纪）

B. 叙利亚语（公元9 ～14世纪）

C. 阿拉伯语（公元11 ～16世纪）

七、丝路写卷与西域文明

西域被世界认识是与西方探险家从西域豪夺大量珍贵文献和文物相联系的。由于这些文献文物的研究刊布吸引了世界的眼光。

大约在19世纪下叶至20世纪初叶，欧洲列强从中国西北地区的古遗址中掠夺了大量文物和文献，其中以敦煌和吐鲁番的古物最多，各国探险队所掠文献不同，因而决定了欧洲各国此后东方学研究的格局。

文献或史料对于文明史和文化史研究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可以说，西域文献的收集、挖掘和整理的程度决定了西域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西域文献整理研究而言，在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考释等方面利用、挖掘得较为充分，而非汉文文献的整理、译释和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百余年来，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古道上出土了大约20多种文字和语言的数以万计的文献。其中大量文献文物被西方列强劫掠国外，并分别保存在德、英、法、俄、日、瑞典、芬兰、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由此掀起了世界范围的西域语文的研究热潮。德、日、英、法的成果最多，水平较高。近20年，我国在这一领域发展快，有些方面已接近国外研究水平。

西域语言和文献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新疆古代民族语言和文献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中国文明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次，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语文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文明，因而，语言文献研究是文明源流研究的一把钥匙。第三，西域语言涉及民族语言学、文学、文字学、文献学、翻译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加强这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为中国语言文学和文献学发展提供新材料。第四，作为东西方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西方，西域文明实际上是东方和西方文明交汇碰撞的结晶，西域语言是西域文明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舍此，西域文明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就不能深入。第五，西域语言是新疆的人文财富和无量宝藏，在建设新疆的热潮中，珍视这笔人文资源并合理有效地开发，必能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形成，是数千年来亚欧（也包括非洲）众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的最卓越贡献之一。纵横交错而又四通八达的丝绸之路，所连接和覆盖的区域，是人类古代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最主要地区。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地中海文明乃至花剌模子文明，都形成和发展于这一区域之中。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袄教、摩尼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也作为上述文明母体的子文明或子文化，在这广袤区域形成和发展，并从这一区域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最主要的科学、技术也发明和发展于这一区域，如陶器、青铜器、铁器的制造技术，农业耕作和水利灌溉技术，马及其他家畜的驯养技术，马具、车辆、造纸、 8

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等的发明和使用，都产生于这一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使用，将上述不同文明和文化紧密编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使之不断发生接触、碰撞、交流、吸收和融合的辽阔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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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牛汝极等著《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xx年6月

Languages on Silk Road:The Key Opening the Door of Serindian

Civiliztion

NLIURU-ji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Research Ceu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cultural wa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long the Silk Road.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languages shuch as Indo-Aryan, Iran, Chinese, Tibetan, Tangut, Semitic, Turkic and Mongolian on the Silk Road.Finally, it exponds the value of languages and documents found in Serindia.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language, Serindia, Xinjaing

收稿日期：2007-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2JAZJD840013）

作者简介：牛汝极，(19xx年—)，男，甘肃天水人，现为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域文献、中亚史及民族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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