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谈“国学热”：于丹与易中天是务正业的 20xx年09月06日 15:57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宋弢，王原，姚昌

核心提示：于丹、易中天他们正是用生动的语言、故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再加上用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抓住观众，这就弥补了后一个方面的空白。所以我认为，像于丹、易中天他们，不是不务正业，而恰恰是务正业，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来源：大众日报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 20xx年1月4日刊 周末人物栏目 作者：宋弢，王原，姚昌 原题：史学大家眼中的“国学热”

安作璋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60年来，他在史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是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家。 20xx年12月23日上午，著名史学家安作璋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周年暨80华诞座谈会在济南举行，来自省内外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群贤毕至，向先生80寿辰表示祝福。 近年来以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国学”热持续升温，如何来看待“国学热”及国学研究？年逾八旬、一生治史的安老当然有发言权。趁为安先生贺寿之时，记者与他进行了畅谈。

于丹易中天是务正业

记者：这几年的国学热中，以于丹、易中天为代表的“文化超女”、“文化超男”的出现，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对此应怎样看待？

安作璋：近年来国学兴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也大大增强，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就有了更大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普及工作，让国学走到群众中去。于丹、易中天他们就应运而生。在电视上“百家讲坛”比较热的时候，连我这样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的也忍不住买了本“百家讲坛”精品集，闲来无事的时候也翻一翻。可见他们的出现是应合了社会需求的。

记者：可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们这是不务正业，脱离了传统、正规的学术研究。 安作璋：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要想让国学真正“热”起来，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需要有人对重大历史问题深入研究，不断出现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也要有人把成果从学术殿堂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从前我们过于注重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但先生、教授板着面孔坐而论道，连不少研究生都昏昏欲睡，还谈什么让群众接受？而于丹、易中天他们正是用生动的语言、故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再加上用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抓住观众，这就弥补了后一个方面的空白。所以我认为，像于丹、易中天他们，不是不务正业，而恰恰是务正业，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记者：但很多人对他们所普及的成果不以为然，感到并不十分符合国学的本来面目。 安作璋：这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实际上，几千年来，研究国学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作注、作疏乃至专门作专集的大师层出不穷。但是大家仍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国学是门极其深奥的学科。多年前，我曾经编过一本《论语》词典，对这个问题认识才更深刻了。举个例子，《论语》中有“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的话，有人就由此断定孔子轻视妇女。但在孔子一生的行为中，却看不到轻视妇女的痕迹。最简单的，孔子对他的母亲就是非常尊重的呀。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论语》是其弟子收录孔子的语录。既然是语录，那不少话都是在特定情况下针对某些人某些事来说的，具体分析就是不可少的。比如上面这句话，是在《子见南子》时说的，其实是孔子针对南子以及卫灵公的宠臣这些人说的。知道了这一点，才会对这句话有更准确的理解。

正是因为国学博大精深，所以我在这里冒昧地说一句：以于丹等人的学力、功力，要想把国学真正讲深讲透，弄通原意、精义，是力有不逮的。我佩服于丹的是，她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你看她讲的内容，叫做《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如果有谁来拿其中的一些问题

来责难她的时候，她就可以说，这是我自己读经典的心得，拿来跟大家共享，共同体会。这怎么让人真能再去挑她的毛病呢？所以我说，广大群众在接受他们的国学知识普及时，是应该了解到这一点的，知道他们讲的是普及的东西，要想更进一步就要进行更正规的研究学习了。

大事不虚与但求会有

记者：“国学热”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当前大量历史文艺作品的出现，如书摊上历史小说一直很有市场，而历史影视剧就更多了。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呢？

安作璋：关于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群众对他们褒贬不一。我认为这应当一分为二地去看。用文学艺术作品去把历史知识传播到群众当中去，这是扩大历史研究影响的有效手段，应该说不无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样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往往过于追求娱乐化和轰动效应，存在着对历史不尊重的“通病”。其中对于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少地方处理不够严谨，失真失实，甚至有意传播错误知识。比如《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编剧说是根据史记、汉书搞的一部正剧，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了。但其中许多大的事情弄错了，有时把汉文帝的事情弄在了汉景帝身上，把发生在周勃身上的事情又弄到了周亚夫那里，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是一种很不负责的体现。

记者：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关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要想在实践中得到更好地解决，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安作璋：我认为首先要注重历史的真实，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适当进行艺术加工。我对一位历史小说作家的两句话印象比较深：第一句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不能搞错的；第二句是“不求真有，但求会有”，如果不可能有的有了，这就成了问题了。这两句话我比较赞同。

所以说，在创作中，大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趋势不能错，当时是在一种什么社会背景下，出现什么人物、事件，尤其是重要性的历史人物，重大历史情节不能错。在这种前提下，可以用当代思想水平、高度来处理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也允许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合理想象。否则，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给人误导，这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利的，也不可能成为令人信服的好的艺术作品。

多读历史提高自己

记者：不可否认，“国学热”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历史故事中了解中国传统，并汲取做人办事的经验。

安作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和发掘历史智慧，从历史的规律中探索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既然历史是资政育人的宝鉴，我们多用用这面镜子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的确，我们看过许多这样的历史故事：在当政者对某个政策犹豫不决时，往往某个智囊大臣列举一个历史故事来，一下子就让当政者豁然开朗。可见以史为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安作璋：中国史学不仅有“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以史为鉴的事例自古至今不可胜数。比方说在治国上，秦始皇与汉武帝的比较就很有说服力：秦始皇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及时将工作重点放在治国安民上，而他偏偏继续穷兵黩武、大兴土木，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很容易就亡了国。汉武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连年与匈奴开战，搞得举国疲惫，也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一国之君的汉武帝，能够做到轮台悔过，向全国下“罪己诏”，从而收拾了民心，这是很高明的。很明显，汉武帝这是汲取了秦始皇的教训。因此，司马光才有“汉武有秦王之失，而得免秦王之祸”的结论。

记者：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从历史中得到教益的事情也有很多。

安作璋：是的，有时候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错误，如果注意学习点历史知识，就是可以避免的。我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趵突泉水位持续下降，在是否加强泉水保护上，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很统一。有一次，我出席了一次保泉研讨会议。针对有些同志对保泉意义认识仍然不足的情况，我在发言中首先发问：大家现在都生活在济南，请问谁知道济南最早的原址在哪里？多数人答不上来。我就解释说：最早济南就在章丘的东平陵，千年前曾经繁华一时。而到晋代突然变成一片废墟，只好迁到了今天的历城。为什么发生这一变故呢？就是因为人类活动使东平陵发生了严重的水荒。因此对济南来说，泉水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命脉所在，现在不加大保护力度，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这样一说，大家就很容易信服了。这就是史的力量。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大家更注重从历史中学习人生体验，不失为提高、发展自己的一条好路子。

第二篇：史学与传统文化35

十二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东方史学与西方史学，在古代世界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在西方，史学处于民间位置，而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史学一开始就与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史学较早地充当了统治的工具。纪事、垂训，是其根本使命。史学的借鉴功能被无限放大，而其他功能则处于抑制状态。因上好焉，下从而好之，史学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社会上处于显要位置。这种史学，后人称正规史学。宋朝以后，我国的史学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通俗史学的兴起。下面重点对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和历史普及读本编撰三个问题作一介绍。讲史传统与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中国史学走向民间，始于讲史。讲史是“说话”的一种。“说话”是唐宋人用的习语，是指职业化民间艺人讲说历史故事，相当于后世的“说书”。民间性讲故事活动，从源流上说可以溯得很远，像周秦汉魏时代的俳优、侏儒就是一种从事民间讲唱活动的艺人。但我们所谓的“说话”，不是指民间零星的讲故事活动，而是指面向广大群众的职业化的伎艺。今人谈通俗史学，有源于夏以来者。我以为扯得太远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严格说来，是城市通俗娱乐文化兴起后第 236 页的产物。城市娱乐文化的兴起、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的市民群体。作为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余暇时间不多，所以对业余精神享受要求不高。而城市中的市民，则正相反，有较多的空余时间，所以对业余生活的要求很高。这是通俗娱乐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和城市管理制度有关。许多文章谈到了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不够的。城市及商品经济，早在战国以来，即发展了。之所以迟迟不能发展为通俗娱乐文化，这是和城市夜生活制度分不开的。汉唐时期的都市，尤其是首都，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犹今天的“新村”，而市则犹今天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白天热闹，晚上关闭。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每个大门，有小官管理。又行宵禁制度，夜间不准出入。一到晚上，没有行人，没有商店，如此“军事管制”，自然谈不上发展城市娱乐文化。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开始变化。这时期，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人口的膨胀，打破了规则的坊里制度；商店的繁荣，打破了封闭的“市”。商人们在沿河近桥地带，或城门内外等交通繁荣地段，开设了新的“ 行”

与“ 市”“。行市”、“ 街市”的兴起，打破了旧有的封闭式集市。商业区与居民区的混合，有了大街小巷，有了街市、行市。北宋开始，因循上千年的宵禁制度取消。于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楼、茶室，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勾栏）。如此，城市娱乐文化开始发展起来。开封、杭州城内有众多的瓦肆、勾栏。都城的文化生活进而影响到中小城镇，乃第 237 页至乡间集市。城市娱乐文化的核心是围绕故事而展开的。说故事，唱故事，演故事是其一大特点。听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是大众的一大嗜好。城市经济的繁荣，夜生活需求的提高，职业说书人便产生了。“讲史”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分庭抗礼，在宋朝瓦子勾栏里，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项目之一。关于它的源头，有人认为讲史源于文人的“咏史诗”，也有人认为源于唐代的俗讲。这是不可靠的。中国话本小说专家胡士莹说得好，讲史源于“唐代或更早时代的民间说唱历史故事的伎艺活动，它不是由和尚俗讲那里继承而来，更不是由咏。史诗而来”两宋是我国说书制度的发展时期，也是我国讲史的大发展时期。宋朝的说话主要有小说和讲史两种。两者有区别，简单地说，小说篇幅短，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内容多关一人一事；而讲史则以讲说前代兴废历史故事为主，篇幅显得长。北宋的讲史，主要有说《汉书》、《五代史》、《三国志》三种。南宋时除这三种外，还有说《列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南宋时还有一种说“铁骑儿”，介于两者之间。它是说当代战争的，以抗金英雄人物和农民领袖为主线，有点类似后世的英雄传奇。宋代的讲史人很多。《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讲史之人有位，《武林旧事》所载演史之人有人。这虽是大头，但当时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年版，第页。第 238 页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是可以肯定的。说书人多是一批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讲故事活动。一般说来，说书人“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须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有较好的口才。南宋末人罗烨曾在《醉翁谈录》中，对说书人的基本条件作过论述，称说书“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草木、山川之物理，知州、军、县、镇之途程”。由于他们的说书生动有趣，“纵横四海，驰骋百家”，“说国贼

怀奸从，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所以在大众间博得了“ 解元，，“、贡士，，“、进士，，等雅称。两宋的讲史以及各类说书，主要集中在汴京和临安，也有一些散见于部分城镇和农村。汴京和临安两地，有相当多的讲史听众，上自皇帝、百官，下至普通市民、士兵。据说，南宋时的供奉局，有专门的说书人。在有宋历朝皇帝中，仁宗和高宗是两个听话迷。高宗“退居二线”后，经常听故事，其中演史有张氏、宋氏、陈氏等女说书人。皇帝如听了开心，演史之人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讲史人最活跃的地方是城中固定的娱乐场所如勾栏瓦市（勾栏是指周围设置栅栏，有门供人出入，内有艺人献艺的所在；瓦市也作瓦肆、瓦子、瓦舍，是易聚易散的娱乐场所）、茶肆酒楼、寺院庙会、军中教场等。在这些地方，只要有节目，天天人山人海，不分风雨寒暑。首都是这样，在其他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四明有“旧瓦子”、第 239 页“新瓦子”。在一些小镇，如乌青镇，有“北瓦子”。在农村，没有文化的农民，也对说书感兴趣，刘克庄《田舍即事》诗称“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说书的繁荣，带动了“说话”脚本即“话本”的创作。话本，是说话人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文人对已讲、待讲、旧有、新编各种故事的详细梗概的记录，是说话人据以献艺，并在献艺中随时“生发”加工的底本。宋朝著名的话本有《孙庞斗智》、《刘项争雄》、《黄巢》、《三国志》、《晋宋齐梁》、《收西夏》、《吕相青云得路》、《中兴名将传》、《洛阳古今记事》等。流传至今的有《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平话》、《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等。《梁公九谏》讲唐大臣狄仁杰谏开武则天事。《新编五代史平话》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盛衰兴亡的历史，取材多模仿正史，编年叙事并杂入不少有助于说明当时历史状况的民间传说。《新刊大宋宣和遗事》讲述金兵入侵，北宋衰亡，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杂录野史杂传笔记诗文，融两宋之际社会政治生活于一炉而成。两宋话本的共同特点是分卷立目，编年叙事，以诗人史。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开首诗曰：“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天里，易君变国若传邮。”这首诗，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五代更替的现象。两宋话本是说话人用的脚本，不是独立的演义小说，所以多是大纲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年第期。第 240 页式的说

白。元代政治压力大，“小说”衰落，讲史一科比较发达。元代讲史和说“铁骑儿”有点合流。元代的讲史话本称“平话”，也作“评话”。当时编刊的讲史话本，据《永乐大典目录》卷所载，有种之多，惜均已失传。其他刊本保存至今者，主要是“全相平话五种”，即《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乐毅图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平话五种”是后人加的标题，原来当是一套断代的中国历史平话丛书。其规模也还要大，似乎包括《七国春秋前集》、《前汉书正集》、《后汉书》等。此外有《吴越春秋连象平话》、《仁贵征辽事略》等。元代平话比宋代讲史话本有所进步，在形式上有了大的改进，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可以供人阅读。题材兼及英雄传奇，和“ 小说”“、铁骑儿”有所合流。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两部演义体历史小说，一是由讲史直接而来的《三国演义》，一是由“铁骑儿”及“朴刀杆棒”相承的《水浒传》，这标志着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正式出现。。“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生有者也”《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作品。它可以说是我国民间艺人和知识分子合作而成的作品。三国故事一直是古代中国人喜讲听故事。古代有“柴堆三国”一说。所谓“柴堆三国”，就是我国古代被剥夺了教育权的、①（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第 241 页缺少文化的农民为自己的伙伴讲的故事。据研究，《三国演义》产生以前，有关三国的戏文有本。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则直接为《三国演义》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作者生卒年和籍贯，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说，他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曾在元末群雄之一的张士诚手下做过幕僚。明朝建立后，他改而从事历史演义创作工作。这个记载是可信的。没有元末群雄逐鹿这种现实的战争背景，罗氏是不可能创作好《三国演义》的。《三国演义》经过罗贯中重新改编，较诸宋元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生色不少，但仍保留说书人语气，因而讲读均宜，雅俗共赏。作者饱经世故，洞悉人情，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表忠义虽多败笔，但写奸邪却颇为生动。《三国演义》是古代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部讲史小说。经过戏剧家的再创造，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摇羽毛扇的诸葛亮，都成了人们一看便知的人物。《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和罗贯中的生活时代差不多。《水浒传》讲的是北宋宋江起义一事。宋江等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敌，后为折可存所镇压。这是有史可证的史实。由于宋江人事迹有较多的传奇色彩，所以早在南宋时，便已有他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242 页们的故事流传。《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宋江等人姓氏、绰号和部分传奇故事了。到了元末明初，终于出现了《水浒传》。《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专门写农民起义的历史演义小说。这部小说尤其受下层人民欢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中国影响面最广的两部书。几个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受其影响。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一说。意思说，少年人血气方刚，读了《水浒》容易激发叛逆精神；老年人饱经世故，读《三国》后会流入阴鸷狡猾的一路。此话不无道理。《三国演义》的人物相当多，关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听众，读了、听了《三国演义》，在人生经验的积累上，确实会提高不少，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三国演义》不但是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军事读物。历史上的草泽英雄，其“奇谋秘策”，多取自此两书。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多来自野史，尤其是“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不仅农民将领如此，政府军队也如此。皇太极视《三国演义》为兵略，入关之前，命人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入关后，又重译刊布。清初“满族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刘銮《五石瓠》卷五《水游小说之为祸也》。②张德坚：《贼情汇报》卷五《诡计》。第 243 页于此”。此书竟成了不识汉字的满族武将的“古兵法”，也可见此书的影响之大。演义体在明清间的创作进入高峰。明代嘉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达，出版业兴旺发达，一时写书、刻书、读书成风。这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小说。这种成功，直接带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嗣是效日众，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小说，如周游《开辟演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余邵鱼《列国志传》、甄伟《西汉演义》、谢诏《东汉通俗演义》、佚名《续三国演义》、杨尔曾《东西晋演义》、袁韫

玉《隋史遗文》、林瀚《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纪振伦《杨家府通俗演义》、佚名《皇明英烈传》、冯梦龙《新列国志》等。清代前期有陈忱《水浒后传》、褚人获《隋唐演义》、佚名《唐代演义》、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钱彩《说岳全传》、佚名《说唐》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说，从盘古到明朝的中国历史，每一朝都有了历史演义小说“，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这其中，《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通俗演义》流传最广。历史演义小说，它既不是完全的历史，也不是完全的小说，是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作为历史学来说，我们是把。①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②（吴门）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③（吴门）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第 244 页它当作半历史或民间历史来看的。通俗史学与正统史学，虽有雅俗之别，但在封建文化的宣传上是一致的。中国是一个“道本位”国家，“文以载道”，什么艺术形式都讲究正统文化的宣传。讲史盛于宋朝以后，而宋朝正是理学正统思想的确立期。此后几个朝代，都以理学所宣传的“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所以，宋朝以后兴盛的俗史学，也以正统文化思想为指导思想。彭卫称中国古代的通俗史学，其历史观念有四条脉络，第一条是命定论和因果报应观，第二条是英雄史观，第三条是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第四条是阴阳五行观念。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明代的俗史学作者，就认为正史枯燥乏味，应以“传奇”的“彩笔”去补，并把“因果报应之理”、“纲常伦理说教”“、天命有分之言”隐于惊魂眩魄之中，使读者、听众和观众能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娱乐境界中“，渐入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以期“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 。明末文人凌梦初明确提出“从来说书的，不可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谈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理，把平时邪路念头化收转束，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清人余冶作《庶几堂今乐序》，称平生“拟善恶果报戏十种。一以王法天理为主”，不是纯粹的“俗情”“，意欲取诫??以之化导乡愚”。某种程度上，雅史学与俗史学是封建文化上结下的两个果，它们的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①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见《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②杜纲：《娱目醒心编》引自怡轩主人评语。③《二刻

拍案惊奇》卷十二。第 245 页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就史学的发达程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但中国史学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很浓。它的读者群，只局限于有知识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是一种“雅学”，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又，历代之史，篇幅很大，卷帙浩繁，文字艰深，令人望而生畏。这种史书，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是难以阅读的。在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里，历史的位置越来越小，除了专业史家外，绝大部分人没有时间去阅读浩繁的史书。这样，历史的普及便成问题。讲史的产生，打破了这种格局。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民间化。历史有多种用途，它除了政治、军事、人生、德育教育作用外，还有娱乐、消闲功能，这是古代正统史家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市民、农民、士兵来说，他们也有懂一点历史知识的内在需求。他们学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业余消遣。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之真”与“传闻之真”是一样的。他们关心的是情节，关心的是故事发展的结局，关心的是前人的事迹，以从中获取一些人生经验。至于历史上是否是真这样的，他们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历史演义小说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出现，适应了大众的这种文化需求。它使非专业的各社会成员、无知识的社会底层人员得以凭感官，也有机会接受历史知识。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第 246 页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历史演义小说能起到如此大的社会历史教育作用，这是正规史学远远达不到的。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还开辟了一条形象化中国史编纂的道路。历史的发展是人、事、物综合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生动的、形象的。中国的史体很丰富，但没有一种史体是综合反映这个过程的。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但面广而散；纪传体则将人、事、物分开来写。这种书太板实，读起来太吃力。而历史演义小说是用形象手法来重现历史过程的，这种情节性很强的书，某种程度上说，更符合历史实际过程。史体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历史是可以从多角度来观察的。用形象化的手法来写历史，是一种创新。史书编纂是一个不

断的重构过程。现代人之所以要写历史，是因为历史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后人能用活生生的手法重现古人的故事，是最能受到大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