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信息时代不断迈进，网民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网络已语言成为网民之间

交流的必备工具。其中，网络流行语不仅是网民交流的个性工具，更是网民对社会发出的个性呐喊。网络流行语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对社会、国家的各种情绪和观点，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时俱进的变化。而它的流行除了语言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网络流行语影响着现代汉语的前景和发展。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社会 汉语

研究回顾：

一、网络流行语流行的因素

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网络流行语流行的两个主要原因。网络流行语以其简洁、生动、创新、个性、别具内涵、与时俱进的反传统、反规范的新姿态吸引着一大批追随者。网络流行语的形式多样，有缩写、谐音、符号、数字、单词、语句等各种形式，极具个性和创新。而网络的普及、网民群体的扩大极大地推动了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和传播。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民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来宣泄情绪、发表意见和观点，网络流行语正好体现了这种”“新鲜”。国家领导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网络舆情，网民个性表达受到鼓舞，用“替代”、“隐晦”的网络流行语表达个人对社会敏感事件的观点和意见既是被迫也是必然。这是公民意识提高的表现，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网络流行语的既是个性化的代表，也是大众性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传达民情民声，记录着社会进程。网络流行语代表着一种时尚潮流，虚荣心、从众心理等社会心理诉求促使更多网民追随这些流行语，从而推动网络流星雨的传播。

二、网络流行语对汉语的影响

网络流行语一反传统汉语的规范，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丰富了汉语语言词汇，有益于汉语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网络流行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会造成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交流的障碍。网络流行语看似是书面语，却相当的口语化，这对汉语的书面表达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 我的看法：

所参考的四篇文献从社会心理、文化、国家政策、语言学、时代发展这几个方面阐述了网络流行语流行的原因。质性研究多于量性研究。我觉得在研究网络流行语流行的原因时也可以进行一些量性研究和比较研究。比如，国内的以年龄划分与以阶层划分的各个群体在使用网络流行语的数量、频率、范围上有什么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国外群体使用网络流行语有何不同？不同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是否不同？经过比较也许可以发现造成网络流行语流行的一些隐性因素，

发现一些更具背景性的深层原因。当然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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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世界，2009 (6) ：143-144．

第二篇：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扩散研究

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扩散研究

发布时间：2011-09-14 10:43:51

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以下简称“网络流行语”）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语言创新，其流行过程也是网民使用增多的过程，语言学把“一段时期内某一地区一种语言使用的增多”称为语言扩散（language spread），借用这一概念，我们也可以将网络流行语在某一时期使用的迅速增多称之为扩散。网络流行语在传播扩散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征，本文就网络流行语的扩散渠道、扩散动因及扩散对创新的影响做一些分析和研究。

一、网络流行语扩散的渠道

（一）扩散渠道梳理

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中提出，创新扩散的传播渠道基本上分为两种：大众媒体和人际关系网络。网络流行语由于是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扩散，因此其扩散渠道也可以理解为使用渠道。由于互联网兼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征，我们可以在罗杰斯关于扩散渠道的分类上再做细分，笔者归纳为：互联网渠道、传统大众媒体渠道、日常人际交往渠道。

互联网渠道可细分为：网络新闻、社区论坛、博客、微博客、SNS社交网站、QQ/MSN等网络聊天工具；

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报纸等。

日常人际交往渠道主要有：日常谈话、手机短信等。

（二）扩散渠道的调查分析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网络流行语的扩散渠道进行了一个大体的归类，同时也明晰了每一类渠道中的具体扩散细路。扩散渠道如此众多，那么哪些渠道是网络流行语主要的扩散渠道，这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

为此，笔者设计了一份网络流行语调查问卷，通过互联网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网民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7份。

其中，接受问卷调查的网民构成情况如下：

通过图1、2、3可见，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网民年龄段主要集中于20-29岁（占70.6%），其次是10-19岁（14.7%），再次是30-39岁（11.3%）；职业构成上主要集中于学生，占56.9%，其次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占22%，此外，企业/公司员工或管理者也有一定比例，占15.3%。在性别构成上基本趋于平衡，女性占57.2%，男性占42.8%。通过这些数据，笔者认为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网民在年龄、职业上分布相对广泛，性别比例相对均衡，所得调查数据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参考性。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笔者设计了“网络流行语您最常在哪些地方见到或听到（可多选）”以及“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使用网络流行语（可多选）”这两个问题，经过数据统计，所得数据图分别如下：

对比图4、图5，笔者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第一，知晓渠道与扩散渠道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QQ/MSN、网络新闻、日常交谈、社区论坛是人们获知网络流行语的四个主要渠道，同样，这四个渠道也是人们使用网络流行语的

主要渠道。而微博客、博客、社交网站、传统媒体这四个所占比例较低的知晓渠道，在使用渠道中所占比例也较低。

第二，互联网渠道是人们知晓和扩散网络流行语的最主要渠道。以上两图显示，QQ/MSN作为网络即时聊天工具，是人们获知和使用网络流行语比例最高的渠道。

第三，人际传播是网络流行语扩散的主要方式。在图4中，四个主要知晓渠道代表了三种传播方式，依次是人际传播（QQ/MSN、日常交谈）、大众传播（网络新闻）、群体传播（社区论坛），从柱状图可见，四个主要知晓渠道在所占比例上差距不明显，说明三种传播方式都对人们获知网络流行语起到了作用。但在图5中，代表人际传播的QQ/MSN和日常交谈所占使用渠道的比例却明显高于网络新闻跟帖和社区论坛，通过QQ/MSN使用的比例高达70.6%，通过日常交谈而使用的比例也达到了63.9%,分别比另两种使用渠道高出了近30和20个百分点。可见，人际传播是网络流行语扩散的主要方式。

二、网络流行语扩散的动因

（一）媒介间议程设置

通过观察“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等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的扩散过程，我们发现该类网络流行语的扩散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网内、网外交互前进，这主要是由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作用。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xx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这一理论针对的是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议题影响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发现媒介间也存在议程设置。19xx年，丹尼利恩和瑞斯对1985-19xx年间媒介上突出反映的毒品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并非社会上的毒品问题出现了恶化，这其实是媒介之间互设议程的结果，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建构了意义或社会现实。

媒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议程设置的呢？研究者们发现了“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两种议程流向方式。一部分媒介最先报道某事件后，其他媒介也会跟进报道。意见领袖的媒介通常是传统的建制媒介(established media)，跟进的媒介是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共鸣效果”；与“共鸣效果”相反，议题也可以由另类媒介流向建制媒介，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溢散效果”。

在“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等网络流行语的扩散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媒介对公众关注议题的设置，另一方面通过“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的作用，议程既可以从传统媒介流向网络媒介，也可以从网络媒介流向传统媒介。在这样动态互动的过程中，

新闻事件成为公众和媒介共同关注的“大事”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而与之相关的网络流行语也伴随着新闻事件的传播而得到了扩散。

比如“躲猫猫”事件，《云南信息报》最早报道该事件并将新闻刊载于云南网，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网易、凤凰网等知名新闻网站迅速予以了转载，这引发了广大网友对“躲猫猫”事件的关注和质疑，“躲猫猫”事件迅速升温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躲猫猫”一词也迅速成为了网络流行语。在此影响下，国内报刊、电视等媒体也纷纷对该事件给予了关注和报道，最终共同推动了事件发展。从该起事件可以看出，传统媒体作为“意见领袖媒介”首先设置议题，网络媒体的介入推动事件升温，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联动最终形成共同的媒体话语与舆论共振。在媒体共同的推力作用下，新闻事件得到扩散，而伴随事件的“躲猫猫”一词也获得了扩散。

（二）网民狂欢精神

巴赫金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语言哲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丰富多彩的理论宝库之中，狂欢理论是其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巴赫金研究了现实生活中的狂欢语境--狂欢节，他认为“狂欢节建构了一个在官方世界之外的第二个世界第二种生活”，它意味着对等级森严的官方秩序的颠倒与推翻，从而使得平日里受日常生活和等级制度约束的人们获得人性上的释放、实现内心情感的宣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狂欢需要特定的情境，比如狂欢节提供了没有地位和等级差别的情境，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中可以暂时忽略自己的身份、地位、年龄、相貌等，不用害怕权威和禁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释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狂欢节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在互联网上由于网络的自由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等特征，使人们参与狂欢没有了时间、地点等外在因素的限制，成为了人们狂欢的理想情境。以狂欢理论观照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和扩散,我们发现其中无不激荡着网民的狂欢精神。

以20xx年网络流行语“我爸是”为例，起初网民对该句的使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去要为无辜死去的学生讨回公道，出于对权力荫庇下的狂妄行为的批判和唾骂，但是网络世界的过度开放，对语言行为的放纵，使得一场原本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声讨会，逐渐转化为了网民的一个狂欢派对，围绕“我爸是”的造句比赛、歌曲改编一时间充斥互联网，好一番热闹景象，在这样的情景氛围下，网民也变得乐此不疲，参与人数不断增多，“我爸是”一语也在这样的狂欢式中进入了更多人的心头。 三、网络流行语扩散对其创新的影响

语言的使用只能针对一定的表达对象进行，所以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扩散的过程实际上是将某一语言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对象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每一个网络流行语作为一个符号都有自身的所指，未必适合我们意欲表达的所有对象，这就产生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

指、所指与表达之间的矛盾，于是在网络流行语扩散的过程中，当某一对象超出了现有网络流行语的所指范围，而我们又有迫切表达意愿时，网络流行语就会进行二度创新。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或两个阶段：

（一）语义泛化

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之初，通常在语义上具有专指性，这是由于它们的逻辑语义不具有类的概括能力所造成的，这些词语使用过程中只能针对与其逻辑语义相匹配的对象，否则就会造成语义混乱、表达不畅。如“周老虎”、“范跑跑”之类，这些网络流行语要满足人们更大的表达需要，扩大表达对象范围，唯一的对策就是进行语义的泛化。

专指性的词语流行语最基本的泛化方式是隐喻。例如“范跑跑”是专指性的，只要发现其他对象上也具有“范跑跑”原先唯一指向的那位教师的性质，“范跑跑”就能被隐喻到这些对象上。比如“NBA版范跑跑：科比为对手让道 科沃尔扮卧底”（腾讯体育20xx年03月21日），“金子山：推开老人逃生，日本也有‘范跑跑’”（凤凰网20xx年3月17日），“活动中心失火老师跑在前 市民质疑合肥‘范跑跑’？”（安徽商报20xx年12月27日），在这些新闻标题中，“范跑跑”一词已不再专指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而是将其“临阵脱逃，不负责任”的特征隐喻到了其他对象上，“范跑跑”一词具有了类指化的倾向，即使该词离开原先的话语情景也能被人们理解，比如“医院员工集体成为‘范跑跑’”（深圳商报20xx年3月20日），“皮海洲：保险资金当范跑跑 中小股民被忽悠”（金羊网-羊城晚报20xx年8月26日），“??20xx年2月5日，央视2套经济台一场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当前大局之下，是“做朱坚强还是当范跑跑”的讨论吸引了众多的北京市民和北京许多著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焦点BLOG 作者：刘光宇 20xx年），在这些用语中，表达者分别用了“成为”、“当”等动词，可见“范跑跑”的类指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一旦脱离专指性，具有了类指功能，那么它就扩大了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变得更有利于扩散。

（二）格式框填

语义泛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周老虎”、“范跑跑”等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范围，但由于泛化主要采用的办法是隐喻，隐喻结构理论（STM）认为“隐喻是将分属不同但是可类比的概念场中的概念结合起来的话语。凯特（1987）认为没有这些概念聚类，隐喻几乎是不可能的。”将词聚集成聚类的方法有很多，但语义相似性、主题相关性则较为常见。因此，隐喻实现的条件是“始源”和“目标”具备相似关系，无法建立这种关系泛化也就无从发生。以“范跑跑”为例，语义泛化后它可以类指“临阵逃脱以保护自己”的人,但它与电视辩论中以“声色俱厉、暴跳如雷”为主要特征的郭松民之间却很难建立起这种关系，因此我们无法将“范跑跑”一词用于对郭松民的语言表达上。这时，就需要新的语言对策来突破语义泛化后仍存在的表达受阻，这就是格式框填。

我们发现，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流行语所蕴含的文化涵义和形式意味并不总是同等程度地吸引着使用者的兴趣。这里，我们还是以“范跑跑”为例，网民之所以对该词有如此大的兴趣，主要在于其形式意味--姓氏与概括了对象行为特征的单音节动词重叠的组合，简单表述即“ABB”形式，这种形式创新在人们以往的语言经历中是不多见的，于是当“范跑跑”发端于互联网后，迅速招揽了大量网民的兴趣和注意力。在大量使用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无论什么姓氏，也无论是什么单音节动词，只要按照“ABB”的形式进行组合，我们曾经在“范跑跑”一词上感受到的无限魅力依然会重现出来，因此“郭跳跳”、“姚抄抄”、“周逃逃”、“王蹦蹦”、“谭踹踹”也在瞬间喷涌而出。（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研究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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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