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xx年5月号第9辑
1. 不设防的朋友圈，莫让“微传销”肆意生长
2. 高考疯狂标语折射的社会图景
3. 靠什么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
4. “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价值的体现
5. 正视提高卷烟消费税的程序瑕疵
6. 读武大被骗，拿什么拯救不设防的心？
7. 问题是“价格信不过”又如何？
8.信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的背后
9. 有多少“合法违建”就有多少盘古大观
10. 乡村里的强捐，何以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11.京东等巨头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关
12. 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你感觉到了吗？
13. 以“何不食肉糜”的逻辑骂铁皮板房？
14. 年费管理费不申请不给免再证银行傲慢
15. 五常大米的沉浮，“农业再造”的缩影
16. 警察暴打学生，学校偏袒警察？
17. 垃圾分类靠“最高罚200元”能行吗？
18. 推行“抚养假”，不如落实带薪休假
1. 不设防的朋友圈，莫让“微传销”肆意生长
然 玉
一份工作，做好了可月入10万、108天买奔驰、6个月买房，投入只要几千元坐在家就能创业，你想干吗？它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新兴工种——微商。但据央视曝光，其实某些微商真正赚钱不是靠零售，而是靠发展下级代理商，其手段就是在朋友圈造假和炫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种做法都有点传销的影子。另外，不少“微商”大会也很像传销洗脑会，充斥着不停的掌声、口号、呐喊。（5月24日《现代快报》）
微商之风起云涌，迅速满足了全社会关于“电商创富”的最新想象。全新的社交平台、全新的目标客户、全新的推销模式，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预示着，微商乃是潜力无限的“蓝海”。于是乎，很短时间内，我们便见识了朋友圈内，那些令人钦羡的致富故事。可又有谁曾想，这一派繁华景象背后，却可能有“传销的魅影”在暗潮涌动??恰如一个古老而顽固的幽灵，屡禁不绝的传销，总是能在新的节点，找到新的“寄主”。这一次，轮到了微商遭殃！
疯狂洗脑、发展下线、赚人头费，这一系列做法，素来是“传销”的标准配置。可就是此类老套的招数，将之移植到微商领域，竟也能让不少人轻易中招，实在很是荒诞滑稽。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人心贪婪使然，但除此以外，微商所提供的“新幻想”，似乎也是一个重要诱因。要知道，人们总是倾向于对新事物寄于无限期待，久而久之甚至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暗示与欺骗——很多人就愿意相信，作为新事物的微商，当真能以颠覆传统的方式，极速攫取超额利益。
所谓微商，因其新颖和开创性，故而难免被镀上，一层“神话主义”的超现实色彩。在这种话语体系内，很多人忽略了营商的基本规律，忽略了对风险的起码警惕。由此衍生的狂热情绪与失智状态，最容易被传销者捕捉、放大并利用。事实上，我们已经一再见识到，“微传销”拉人下水的强大能量。被入局者，往
往会失去耻感，变得六亲不认、坑蒙拐骗。而最为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会视这一切为理所应当。
众所周知，所谓微信营销，本质上乃是交情营销、熟人营销。这种模式，以亲朋好友为推销对象，以个人信用和情感纽带为说服资本，的确可算是精准营销的经典范例。只不过问题在于，一旦传销网络渗透其中，也就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危害??微信朋友圈，本是纯粹的社交圈，如今则是“不设防的营销场”；而长此以往，谁也不知道，其会不会最终沦为，充斥着尔虞我诈，以至于人人自危的蛮荒之地？
关于微商，我们见多了，那些热血贲张的煽动性立场。但是，随着“微传销”的勃兴，此刻或许更应重申：在商言商，从没有可以一夜暴富的人间童话；从没有可以肆意轻践的亲友情分！珍惜你所拥有的，永远是做好生意的前提。
2. 高考疯狂标语折射的社会图景
邓海建
20xx年5月21日，广西桂北，高三教室里，一条条高悬着的“励志”高考标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等标语，提醒着毕业生，高考季就要到了。（5月24日新华网）
高考作文婉拒了诗歌写作，而在高考前夕的中国校园，到处都弥漫着古体诗的励志氛围。去年的一项民调显示：38.2%的受访者还记得自己的高考标语，58.0%的受访者认为高考标语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类似“人丑就要多读书”、“要想成功，必先发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等标语，尽管或令人莞尔、或歇斯底里，却也别有一种励志的动能，叫人不敢懈怠，叫人莫负青春。 有人担心，疯狂标语会“带坏孩子”。这样的杞人之忧，就像害怕言情小说会飙升性犯罪一样滑稽。这种价值洁癖，显然已经忘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一个成年年轻人，社会阅历又岂只是这几条无伤大雅的标语？尽管衡水二中曾将教学楼“铁栏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的中学，都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区区几条“疯狂标语”，就像每日里会心一笑的朋友圈里的段子，谁会死抠字面的意思？
每年，中国的高考励志标语都成为社会议题。这无非是因为在今天，高考依然承载着实现代际转换、阶层流动、改变个体及家庭命运的历史重任。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此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规则也进一步明确，“裸分高考”成为捍卫高考公平的不二之选。这一系列变革，客观上仍强化着高考的功能性地位。
在媒体梳理的高考疯狂标语中，“变”与“不变”的，是这个时代的图景。一则，“不变”的是强调自强自立，是褒赏吃苦耐劳的价值取向。譬如“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不苦不累，高三无味”等标语，不过是将“吃得苦中苦”的古训，找到了时代化译本而已。又譬如“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等标语，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段子式姿态，强调躬身自省，印证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思维。
二则，“变”中足以窥见公共治理的步伐。前两年，“战胜富二代，考过官二代，高考不拼爹，努力靠自己”等标语屡见不鲜，各种不同版本的标语固然意在唤醒个体的奋斗自觉，但显然也旁敲侧击了“拼字诀”下的社会乱象。拍蝇打虎以来，高招舞弊空间越来越狭仄；加之高招制度励精图变，也进一步净化了博弈平台——因此，在今年的励志标语中，才出现了“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
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等新鲜说法。仔细品读，这里既有政治脱敏的新鲜感，亦有大气磅礴的正能量的价值旨趣。
高考标语其实比高考作文更耐人寻味，因为相较于后者，看似疯狂的标语，更真实而大尺度地显示了年轻人的“壮怀激烈”，以及他们对于这个时代与社会的认知与评判，乃至于昭示着他们如何因应民族与国家的梦想。少点吹毛求疵，多些理解宽容，在高考疯狂标语里，也许舆论会读懂更多的有效信息。
3. 靠什么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
朱四倍
5月21日下午，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来到华南师范大学，与600多名广东大学生互动。与大学生面对面互动中，如何科普成为首要热点。韩启德说，如何打破科普不给力的局面，凡是科技人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必须要尽一份科普的责任，不能光发论文。
“全国科技馆都顶不上一部科幻小说”直接表明了科普的重要性，也说明我国科普缺少与公众互动的尴尬。有关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与同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相符合。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普通公众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徘徊，相信不少所谓“神医”的忽悠、大师的鼓惑，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给江湖骗子创造了生存的土壤。站在这个层面，笔者以为，重新审视科普的重要价值，不仅有助于个体科学素养的提升，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文明品质的提高。
科普“不能光发论文”的背后，既与人们包括科学人员对科普的狭窄化、不当化理解有关，也与公众对科普的错误认识有关。我国早在20xx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并把科普界定为，“科普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但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非理性的现象。其一，科普工作者积极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科普成绩不被纳入评职称晋级的考查因素，而在一般人眼中，科普是“小儿科”，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或者说是低层次的行为，不重视科普工作者的付出。相反，那些搞科研的才是正道，只有搞科研的成果才是成绩，科普作品无法上台面。如此种种，严重挫伤了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最终都去争取项目，争取课题，忘记了科普对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从常识判断，科普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不压于科学发明，且在对公众科学素养和社会科学精神塑造上，可能效果更佳。
其二，我国尽管科技馆众多，但多数运行困难，科普经费和场地经常被挪作他用，调查显示，科普活动教室在科技馆建筑面积中所占比例不足8%，近20%的科技馆无教室。吊诡的是，科技馆中的客房和餐厅面积明显超过了展厅，有的科技馆被出租。
其三，我国科普工作习惯用灌输的方式进行，缺少有效的互动。有的科普成了“形象工程”，不注重公众的参与，用应付的方法来做科普，效果可想而知，不仅使公众无法判断和选择，而且让公众学习的热情也一一抑制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2%，而同期欧盟具备科学素养比例达44%，是我国的23倍，美国则高达69%，是我国的35倍。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公众还不具备基本程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 一个看得见的恶果就是我国公众还不具备分辨科学和伪科学的能力，不具备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不具备用科学方法思考和解决社会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能力。科普关乎民众生活和社会稳定。民众生活中充斥的似是而非的流言主要是
健康谣言，很容易裹胁一般人的认识，加重心理躁动不安情绪，处理不当的话，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抢购风波，如对绿豆、食盐之类物品的集体无意识抢购就是明证。但假如我们能拥有较高水准的科学素养，不仅能让各种各样的神医无立足之地，恐怕连生活领域中的各种流言和现实中出现的类似“谣盐”都能消灭。 科普的定位已经从“讲解科学知识”到“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转变，对社会和公众来说，读懂国科技馆都顶不上一部科幻小说”的深意和期待确有必要，对科普工作来说，从改变体制和机制着手，提升责任意识，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更是一种必须。
4. “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价值的体现
李劭强
5月7日，25岁的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打工时，突遇工友落水，为了救出东北工友，王超杰不幸落水牺牲。让人心寒的是，“同命不同价”的闹剧再次上演：王超杰和另外一位救人牺牲的工友，因身份不同，赔偿标准也不同。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根据农民收入来核算，只能赔偿19万多。（5月24日新华网）
既然人是生而平等的，为何人的生命却被区别定价？虽然，赔偿只是一种事后弥补，再多金钱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是，一定程度上，经济赔偿可以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亲人的抚慰，这种尊重和抚慰取决于赔偿政策与赔偿数额。所以，当两个宝贵生命因为见义勇为的壮举而消逝时，必须通过应有赔偿体现出对这两个生命的尊重，以及对逝者亲人的补偿：在赔偿过程中，赔偿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赔偿的数额应该是相同的；在见义勇为的壮举上，这两个生命都值得敬佩，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农村和城市之分。
遗憾是，生而平等这个常识，在现实中经常被冲击得狼狈不堪。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命一样宝贵，农村人见义勇为的行为和城市人的见义勇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落实到赔偿层面上，赔偿金却会有所差异。因为，城市人的赔偿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核算的；农村人的赔偿是按照农村农民收入核算的。无论作为个人，他们本该、本可以在未来有怎样的发展和前途，对于赔偿金的设计来说，他们已经被分出三六九等。这样的划分让赔偿变得简单容易操作，但是也在深深伤害着公众，间接传递着歧视。因为，这种划分已经预先把人看成是不平等的群体。
有人会谴责作出区别对待的施工方，他们为何就不能一视同仁，对见义勇为者作出同等赔偿？施工方可以如公众期待的那样做，但施工方也可以将问题推给制度安排。他们可以找出相关规定，指出赔偿金的核算是以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尽管，这种规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这种规定在客观制造“同命不同价”的尴尬，但是施工方毕竟能够找到这样的理由，这可以让他们获得解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此时，施工方怎么做就似乎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有人期待社会可以对见义勇为者作出兜底性的奖励——不问其身份和户籍，给予同样的奖励。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少人们还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公平。问题是，我们对生而平等的观念有没有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既然不同户籍其价值是不同的，那么户籍在不同领域就会有不同价格。这种价格差异，甚至体现在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所谓“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差异在赔偿金上的体现。即便，没有这种极端体现，户籍的差异还是普遍存
在。这才是“同命不同价”的现实根源。遗憾的是，人们因为其普遍存在，可能已经漠视或默认。
因此，要想真正消除“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就必须看到造成这种尴尬的深层成因，从户籍改革出发，剥离户籍所承载的福利和待遇，让户籍回归到身份证明的属性，而不再是权利的载体和象征。概括地说，就是摆脱现有户籍束缚，实现权利的均等化。如果户籍不再有价值上的差异，那么即使人们想要歧视农村人也无法歧视——农村人的待遇和城市人是相同的。可喜的是，户籍改革正在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初见成效，当户籍差异逐渐抹平时，“同命不同价”的闹剧也将不复存在。
5. 正视提高卷烟消费税的程序瑕疵
张 燕
5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60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律师韩甫政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撤销“60号文”。他认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立法法》修改实施后，还以原通知的形式来调整《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税率”，此种行政行为不符合《立法法》等法律规定。（5月24日《中国经营报》）
此次提高卷烟消费环节税，虽然有多重考虑，但确实也有控烟价值。正如很多控烟人士所言，长达6年我们都没有上调过卷烟的消费环节税，上调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一些相对激烈的看法甚至认为，即便是上调过后的卷烟消费环节税依旧很低，应该上调更多。唯有如此，才能从经济角度逼迫部分烟民选择戒烟。正是因此，和以往其他行业增税受到大量的批评不同，不少公众对此次增加卷烟消费税是支持的。
但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颁布实施。该法第八条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即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我们在提高任何税收，包括卷烟消费环节税时要有理有据，程序上应经得起检验。白居易诗《重赋》曰：“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韩甫政律师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通过提税控烟是个办法，也是必要的，但一码归一码，调税要经得起考验，法律程序上要兑现税收法定原则。不否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有个过程，但既然这在法治国家是个基本常识，我们立法确定这个目标就应该尽量遵守。特别是，如果在立法法修正案未颁布之前，相关部门以通知方式宣布提税，还可以理解。如今，继续这样简单粗暴提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对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而言，作为行政部门，应该带头守法、执法，而不能带头违法。特别是涉及到增税这样的财政收入问题，如果继续任凭相关部门自己就可以说了算，我们离完善现代财税制度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不难理解，过去，因为改革开放的需要，19xx年代，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政府法律上的征税权由此获得。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而获得了较大的征税权限。
应该说，把部分税收法定的权限下放给国务院就已经在程序上不够规范了，如果今天国务院还继续将征税权限再下放给相关部委，就实在不合适。正如法律人士所言，即便我们要提高卷烟消费税，也应该以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方式，或者由国务院直接发布消费税调整决议来调整消费税。
当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税收今非昔比，现行征收的赋税占GDP的比重也很大，另外法治观念等基础条件已经成熟，税收法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税收原则，具备牢固的共识。也正是因此，才有律师对此次卷烟消费税的提高程序提出质疑，而假如在过去，这样提税完全不会引起风波。民智已醒，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时机恰好，以此次卷烟消费税调整程序瑕疵为契机，正视这个问题，拿出决心，真正转变观念、知错就改，按照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新增税、调税，税收法定原则就能早日实现，现代财税国家也能早建成。
6. 读武大被骗，拿什么拯救不设防的心？
陈广江
90后学生交15万元“就读”武汉大学4年，毕业时竟发现自己没有学籍。5月22日，当事学生坦陈曾发现自己与其他同学有所不同，“老师从不点我们6个人的名字，这是我最疑惑的地方。但我们又一次次相信了‘辅导员’”。武大回应称：这是一起盗用武大名义进行的招生诈骗事件，将配合警方调查。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5月24日《京华时报》）
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骗得了一人，骗不了所有人。因为再精美的骗局也有很多漏洞，不可能轻易成功。这正是“读武大被骗4年”一案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法律能惩治犯罪，赃款也可以追缴，但被耽搁的四年光阴何以弥补，又该拿什么来拯救毫不设防的心灵？
大学4年，上课从未被点名，作业不用交，考试单独进行，宿舍特别安排??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伎俩，却把20多个孩子骗得一塌糊涂，直到毕业才发现没有学籍，现实就是这么荒诞。骗子可恶可恨，校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起奇葩骗局之所以得逞，学生及其家长一片空白的“防骗心”才是关键原因。 熟人介绍，特殊途径，交15万就读武大，而且上大学无非就是花钱买文凭，这就是学生及其家长深信不疑的“死理”。很多时候，“特权思维”也好，“潜规则”意识也罢，往往在民间根深蒂固。这是“权力滥用”留下的后遗症，也是社会的精神毒瘤，亟待根除，但并非易事，“#7@j大学”的屡打不绝也是证明。 这起招生诈骗案再次把不健康的求学心态以及畸形的“学历崇拜病”暴露得一览无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事实也再次证明，不管钱多钱少，一旦内心被不正当的欲望占据，这个人就往往显得非常“傻”，甚至到了丧失正常心智的地步。这个时候，骗子们的心里已乐开了花。
当前社会，各个领域的诈骗案层出不穷，甚至挡都挡不住。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被骗者都有着不正当或非理性的诉求。有心理调查显示，人的欲望和智商呈此消彼长之势。如果说要拯救这些不设防的心灵的话，就先从减少那些不正当、不健康、不理性的欲望开始吧。
7. 问题是“价格信不过”又如何？
邓海建
5月25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名单，1801家旅游景区成为首批“信得过”景区。根据名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苏州园林（拙政园、虎丘山风景区、留园）、千岛湖、华山、塔尔寺、天池等5A级景区榜上有名。（5月25日国际在线）
旅游主管部门关注景区价格，起码对散卖的门票或天价的饭菜，有了程序上的监督。或不至于一到节假日，井喷的价格问题总成了吐槽大会的主角。据说
20xx年3月，国家旅游局在全国景区行业启动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创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活动，对参与创建的景区订立“君子条约”。
当然，按照价格法的要求来说，信得过或者信不过，只要有法律在兜底，总不至于妖风四起。但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的评选，还是有些值得说道的地方：比如根据名单，北京包括故宫、颐和园等在内的7个5A级景区全部落选，全国总共有100多家5A级景区未入选。换言之，起码按照眼下的标准，这些著名景区价格多是“信不过”的。只是，他们到底是自己选择不参与PK，还是PK之后落下马来？按理说，应该有个备注、有个交代。其实在消费者看来，公布“信得过”，不是最要紧的；把“信不过”的牵出来溜溜，更能有的放矢，更有实操价值。
很多自然景区，属于公共资源，带有不可复制的垄断性质——如果价格上“信不过”，结果也只是少挂了个牌子而已，那么，对它们在旅游市场上的地位与利益，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问得再直接一点：价格信不过，又能如何？比如游客去买票，估计没有人能在浩如烟海的各种牌牌中，看看是不是有“价格信得过”这块。就算没这个牌子，既来之、则买票，还有别的选择？
4月底，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专项整治调查结果，全国有44家Ａ级景区被摘牌；代表我国旅游景区最高荣誉的5Ａ级景区中，著名的五台山、夫子庙、千岛湖、华山景区等被警告。舆论点赞的同时，也表达了某种遗憾：譬如为什么这些景区上了“黑名单”，欠奉一个情况说明。同样，这次的“信得过”景区公布了，而那些“信不过”的景区，究竟是哪些细节让人“信不过”，也成了万众猜谜的谜面。那么，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尤其是类似故宫等著名景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价格信不过”呢？
价格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要么违规、要么违法。因此，“信不过”就该有后续责罚，而不是不发糖果、不予表扬了事。
8.信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的背后
叶祝颐
在南方某县信访局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居然不是当地的区划图，而是详尽的北京市区图，上边还画着许多红圈。问及原因，那位领导同志也十分坦诚：“每年赴京‘截访’的任务很重，不熟悉地理环境不行啊。”至于画圈之处，基本都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区域。（5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国家信访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县信访局长不是想着如何给上访人提供便利条件，办公室挂的不是本地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而是一幅详尽的北京地图，把上访人可能去的地方以红圈标记，以利于赴京截访。本该积极接访上访人的信访局长竟然整天为截访操心，如是信访图景显然不正常。
近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也表示，不能简单把信访与维稳等同起来，更不能把上访人员当作“维稳对象”，这是与法规规定相悖的。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但是，普通民众上访渠道并不通畅。在现实信访生态中，不少地方“接访”热情不高，“截访”潜规则盛行。进京上访更是不少地方的大忌。南方某县信访局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把上访人当成假想敌，就是佐证。除了对上访人围追堵截以外，把上访人送进学习班，送往精神病院，追究上访人敲诈勒索罪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显现出来，广大群众参与改革和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群众来信来访正是权利、民主意识增强的体现。信访工作在充分发扬民主，体察民情，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做好信访工作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
不止一个官员表示，“八成以上的上访者是有道理的。”种种事实表明，除了少数上访人无理取闹、不明真相外，大多数上访人都是在有理无处说，疑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会想到上访。试想：如果民意渠道畅通，当地信访部门认真体察社情民意。群众何苦“信访不信法”、越级上访？
如果相关部门对上访民众敷衍塞责，围追堵截。民众表达诉求的最后一根稻草被掐断，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这不但是对信访制度的讽刺，更会让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民众信访渠道不畅通，除了一些地方政府法律意识淡薄，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外，更多的是有人心虚，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意见大。基层信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又害怕群众越级上访揭了老底。
信访虽不是解决群众诉求的根本路径，越级上访也不可取，但是在当前的体制语境下，尊重群众信访权利，既是检验政府以民为本深度的重要标尺，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防线，不可轻易言拆。“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待群众上访，是截还是接，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权力观问题。只有完善信访评价机制，把信访评价权交给群众，对打压访民的官员启动问责程序，保证信访渠道畅通；只有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把笼门钥匙交给广大民众；才能减少民众上访概率，改变截访维稳的畸形权力观。
9. 有多少“合法违建”就有多少盘古大观
朱永华
北京市北四环外，毗邻鸟巢和水立方，火炬造型的盘古大观楼体上，巨大的室外LED显示屏幕不停播放着广告。招商资料称，盘古大观LED屏幕由位于A至D座的7块彩色LED屏组成，总面积2753平方米，报价是45万元/季度。从最初的违规设置、要求坚决予以拆除，到最后风云突变，身份合法，盘古大观LED显示屏深深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案让人们得以窥见隐秘的一角（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违建，在很多城市都不鲜见，也是让不少城市管理部门感到颇为头疼的问题，拆了建、建了拆，旧的违建没拆完，新的违建又出现，而对于城市行政执法部门而言，拆除每一处违建几乎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了严格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以外，一些违建户在得知自己的违建被举报或被执法部门“盯上”之后，接下来的“权力运作”，也很让执法部门尴尬，正如北京鸟巢附近盘古大观楼体上这处巨大显示屏违建一样，当初被认定为“违建”，也多次向其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但经过违建单位一番“权力运作”之后，相关部门不但为其“补办”了手续，让昔日的违建摇身一变成为合法建筑，还堂而皇之成为一块吸金的户外LFD广告牌，让执法部门一次次发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轻松成为没见任何法律效力的“废纸一张”，而随着背后权力人物的落马，一系列权力操作的“烙印”也终于袒露在公众面前，尽管如此，违建的“合法性”已无法改变。
实际上，很多城市违建之所以难以根治，并且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旺”，北京盘古大观这处由违建走向“合法”的轨迹，就是这种较普遍现象的问题根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缩影”。现实社会中，尽管公众对办理各种繁琐手续证明等颇有怨言，但其中也有一个让人难以“言表”的欣慰，很多手续证明看起来
都非常严肃，但大多往往都可以“补办”。计生手续可以补办，罚款手续可以补办，甚至“先斩后奏”之后诸多看似先前必办的手续证明，只要经过某种疏通运作，几乎都可以事后“补办”，某些“补办”不仅让原本违法违规的事宜走向“合法接轨”，更给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提供巨大空间和机会。北京盘古大观楼体上这块巨大的室外LED显示屏，在20xx年8月全部投入使用之前，就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建，并多次对其下达了“限期拆除函”，盘古大观负责人郭文贵找到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并通过的一番权力运作，违建显示屏在当年年底就“补办”完了所有合法手续，轻松完成合法蜕变。
各种必要的手续证明等能够“补办”，严格来说就已经失去了这些文件原本的意义，但由于历史遗留、个人认知、法律法规普及等诸多原因，某些手续的补办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务实，但在涉及法律法规尤其是城市违建认定处理环节中，某些手续文书的补办就很耐人寻味，可想而知，无论大小违建，违建者都已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如果因此被拆除，则意味着所有投入都化为泡影，为了保住违建进而变身合法化，违建者自然会毫不吝啬向权力输送，有了“补办手续”这一口子，无疑给权力寻租滥用提供了空间，而在官场的习惯思维中。上级领导的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所起的作用往往胜过“红头文件”，像盘古大观这种户外大显示屏之所以快速顺利通过交通安全影响评估，原因正是上下级之间心照不宣“配合”。
盘古大观楼体上LED显示屏幕由违建到“合法”，以及幕后各种利益权力的交织，其实正是各地众多违建最终得以“洗白”的缩影，而城市规划的随意性又为违建合法化制造了存在途径，。由此可见，制约权力的笼子扎不紧，一处拆不掉的违建，背后也隐藏着权力的乱象重重。看清盘古大观这处违建的蜕变过程，对于各地破解拆违难不但能带来启示，甚至可以作为诸多行政执法难的借鉴“标本”。
10. 乡村里的强捐，何以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然 玉
“我们要领取危房改造(安居工程)补助款，需先捐款3300元，不捐款就不能领取。”近日，陕西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村民向记者反映了此事。据悉，该村共有88户村民可享受万余元的危房补助，但村上却要求，不捐3300元“修路款”，就不能领补助。对此，获助村民怨声载道。而该村村委会主任张虎明表示，这几年村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很大，使村里欠了不少钱。（5月25日《华商报》）
领取补助款，却被勒令捐款三千三，此般强捐、勒索的剧情，我们实则并不陌生。特别在边缘化的乡镇乡村和事业单位内，这一类事件更是一再上演！而且，每一次的“强捐”，似乎还都是理由满满、正义凛然的模样：或者诉诸于粗暴的道德绑架，或者打出“晓以大义”的苦情牌。作为强捐的始作俑者，总能给出一套看似自圆其说的自我辩白。恰是这套伪饰的包装术，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涉事双方原本所处的是非立场。
上川村的故事，一样遵循了上述轨迹。面对记者的质疑，该村负责人频频暗示，村里基建投入巨大且获誉无数，为此“村民有义务出资还债”??此番说辞，表面上摆出一副“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姿态，实质上却是在慷他人之慨，实践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盘剥”！而诡异的是，竟真有村民被村官的这套“大道理”所说服，真心表示“捐点钱也是应该的”——相较于赤裸裸的利益侵占，一村之内潜移默化的“洗脑”，也许更令围观者困惑吧。
试问，上川村的管理者，怎敢截流专款、悍然强捐？最直接的理由，当然是其手握款项分发之权，从而有资本胁迫村民乖乖就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村里“道德评价”与“规则解释”的话语权??他们会将“强捐”描述为理所当然，会给配合者贴上顾大局、好人等等标签，会将抵制者定性为自私、讨厌和不懂事的！身处于这种好恶鲜明的小环境内，拒不捐款者，很容易就败下阵来。
要知道，越是边缘的地方，便越少体现现代社会的权利意识和公共规则。在很多乡村，仍未走出家长式强人治理的格局，也就难怪会发生村官动辄觊觎他人财产的事情了。所谓危房改造补助款，原本专款专用、依规分发便好，可上川村的管理者，却非要东拉西扯一番将事态复杂化，当真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诚如我们所见，随着信息壁垒的打破，随着权利观念的普及，过去封闭乡村内那种绝对支配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
11.京东等巨头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关
张 燕
在京东上购买了粉色苹果5C手机的吴女士告诉记者，手机用了一个多月后，就频繁地死机，而且不能更新程序，以至于后来完全不能开机。吴女士找到一家苹果特约维修站，并于20xx年2月16日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背面有烧过的痕迹，她的手机主板对应的是一部16G的蓝色5C手机，而且早在20xx年的10月，就在英国注册过。记者通过苹果官方客服进行了查询。结果和吴女士所说完全一致。（5月24日央视报道）
不仅如此，根据央视的报道，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消费者还很多。在京东商城，消费者赵先生购买的这款手机共销售了9万多部，其中3000多位消费者给予了差评，有639位消费者直接质疑其在京东购得的是翻新机。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消费者感觉是翻新机，就认为京东售出的这部分苹果手机都是翻新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京东自营的苹果手机中确实混进了部分翻新机。而京东屡屡承诺，绝无假货。虽然翻新不是假货，但是不诚实的行为和承诺和假货无异，对京东品牌的伤害和卖假货一样。
对于消费者而言，同样的东西，倾向于在便宜的地方购买。京东自营的苹果手机，价格上有一定优势，而且以京东信用做担保，消费者大多不怀疑，不该有假货或翻新机。换句话说，无论是什么环节造成的，出现以上情况都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而辜负信任最终伤害的自己的声誉和长远发展。
事实上，中国电商企业从一出生就伴随着类似问题，在发展初期问题似乎不那么大。但一旦企业进入成熟阶段，特别是伴随着企业的最大做强，像京东如今的地位和规模，哪怕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部分环节出了问题，出现售假或者以旧充新的情况，也实在不应该。就以这次风波为例，实际上就对京东方方面面造成了很多伤害，可以说非常可惜。
确实，企业大了，会有很多，某些环节管理不善，包括采购环节若存在腐败，就容易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同时，大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沟通不够，客服、公关部门或许还坚信自己企业不会卖翻新机，这就容易给公众造成店大欺客的印象。或许京东确实不是故意的，而是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但责任依旧要京东来负。如果动不动推卸责任，那就不是负责任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别的零售商都会消费者所唾弃，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更不利于其走向国际化，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同。
企业就该有企业的责任，内部环节出了问题，包括出了内部腐败导致翻新机等情况，内部自查自纠之外，对外应该积极履行企业责任，该换货要换，该退款就要退，该赔偿就要赔偿。特别是在媒体报道之后，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一个妥善、高效的危机处理十分迫切和必要。
可以说，这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中几乎必会遇到的问题。而能否克服这些问题，能否跨过这一关，极为重要，甚至可能就是转折点。不否认，自查自纠弄清情况需要一个过程。但一个成熟的企业，特别是像京东这样的巨头，应该有足够的危机处理能力。此外，更重要的是，京东应该吸取教训，内部规范管理和企业治理能力必须进一步提升。唯有如此，京东才能真正成长为一家中国走出去的世界级电商企业。类似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中国电商巨头。
12. 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你感觉到了吗？
朱四倍
文化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显示，20xx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亿元，相当于全国人均费用超42元。除了直接的惠民文化资金外，中央和地方财政还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各类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文化企业。20xx年以来，中央财政已下达192亿元，各地财政也有数亿到上百亿元的支出。财政专家估算，每年各级财政累计的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达数百亿元。（5月25日新华网）
光看“全国文化事业费达583亿元，相当于全国人均费用超42元”，真可谓好事一件，但看到有的地方将文化投入变成对楼堂馆所的追逐，大量资金被花费在华而不实的“文化政绩工程”上，有的地方耗资数亿元、比照国家大剧院建超豪华剧院，号称打造文化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却鲜有演出，文化设施“空有高楼没有文化”??就让人五味杂陈，难以淡定了。如此尴尬的怪象，让我们不由得反问：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你感觉到了吗？又是什么导致了“烧政府的钱没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担忧”？
老百姓常说，“崽花爷钱不心疼”，用在“文化政绩工程”上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有些惠民文化项目是地方政府部门拍脑袋想出来的。专家指出，有些掌握资金的部门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交差，至于这笔钱有没有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则完全不管，结果导致了一些形式工程，造成巨大浪费。显然也就导致尽管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但公众无法感觉到，能感觉到的是那些权钱交易者和好大喜功的官僚们。
必须明确，各级官员关注政绩的动力超过了关注公共利益的良好愿望，因为政绩可能带来最多的利益，对干部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政绩，而是政绩所衍生出的利益最大化，如升迁仕途，相反，公共福利可能处于次要地位。之所以出现“资金给谁不给谁、给多少几乎没有标准，随意性太大”和“企业参与申报，必须削尖脑袋找关系，最终能否拿到项目资金，往往不是看做得好不好，而是看公关做得怎样”，就在于此。文化项目本身处于次要地位，能不能给官员群体带来收益成了主要考量对象。
财政投资被视为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重要来源。尽管各级官员都承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更有官员提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要树立两个核心理念，一个是政府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付费者和监管者，但不一定是直接提供者，一个是政府投资或付费目的是使社会公众获得适应需求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理论上的说辞抵不过现实的利益追求，更无法抵挡政绩的诱惑。
学者指出，当自律制度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时，其缺陷必然暴露无疑，即造成有良心的人，干得好的人，除了在荣誉上得到一些回报外，其他的回报就无从谈起，因为这是你应该干的，你必须奉献。当这种情形与没有良心的人、干坏事的人在良心制度面前肆意妄为的情形同时并存时，就破坏了一个社会应有的善恶必报、赏罚分明的机制和氛围，就会形成“惩罚好人，奖赏坏人”的局面。“文化政绩工程”辱没文化玷污“惠民”的症结就在这里，因为“烧政府的钱没商量，揩政府的油不担忧”。
13. 以“何不食肉糜”的逻辑骂铁皮板房？
邓海建
河南省安监局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5月25日20时，平顶山市鲁山县城西琴台办事处三里河村一老年康复中心发生火灾，截至26日凌晨4时30分，抢救出44人，其中：38人死亡、4人轻伤、2人重伤。现场记者介绍，着火的房屋均为铁皮板房，这些铁皮屋墙体夹层多由泡沫板填充，俗称“铁皮泡沫屋”，易燃烧。（5月26日《法制晚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本该颐享天年的老人，活活罹难于老年康复中心，总是令人揪心的事。看起来，最招骂的就是“铁皮泡沫屋”，冬冷夏热，安全不设防。这种简易板房，与烧得面目全非的“替儿女尽孝”几个字，形成了某种诡异的断裂。于是，不少人义愤填膺于“拿铁皮泡沫屋糊弄老人”的事实，追问为何不能“住有安居”。
这个问题，看起来语调铿锵。因为住在高档公寓里的老人，自然很难想象铁皮板房的辛酸。不过，就像当年追问那些坐“黑校车”出事的孩子、为什么不坐合格校车一样——说到底，都是“何不食肉糜”的逻辑。如果真有物美价廉的基础养老服务可供挑选，谁会把老人送进寒碜的“铁皮泡沫屋”呢？
这是一家民办养老院，而今东窗事发，恐怕也不宜粗暴定论为“老板黑心”。道理很简单，譬如在河南省人民政府20xx年养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中查询到，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床位数为200张，当年年检结果为“合格”；又譬如在鲁山县政府网站中查询到，20xx年12月24日发布过消息稿《我县第三届道德模范颁奖晚会隆重举行》，公寓法定负责人范花枝获得“道德模范提名奖”。真正要问的是，即便是作为民办养老机构，“铁皮泡沫屋”作为主要的硬件支撑，合格吗？职能部门的消防安检又是如何一路绿灯的呢？
事件的真相，也许亟待抽丝剥茧。但悲剧揭示的基层养老服务困局，却是不容规避的议题。还是数字更有说服力：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曾介绍，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各类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31833个。机构、社区等养老床位合计达到584.0万张。目前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27.5张。而在江苏，号称中国最“老”县的如东，28万老人正在寻找“寄托”之所。
即便如此，在养老服务中的“公私之别”，恐怕更要令人感慨良多：在鲁山“铁皮泡沫屋”刺痛公众双眼之前，“国家级养老标准化示范院”也曾闪瞎公众的眼睛。譬如北京四季青镇敬老院，就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养老标准化示范院，据说护理项目细化为一级至八级，共19项服务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给老人擦桌子。我们严格规定：一块抹布只能擦一张桌子。”基础公共服务的天壤之别，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鲁山火灾，不能成为中国民办养老事业“不能承受之重”。静待真相，理性批判，也许比断章取义的悲悯更有价值。走向深度老龄化的中国，需要的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眼高手低的煽情。起码，问问鲁山的老人为什么选择住进“铁皮泡沫屋”，可能更有助于接近问题的核心。
14. 年费管理费不申请不给免再证银行傲慢
龙敏飞
近日，银行卡免收管理费和年费的话题遭到网友热议，网上有消息流传称，自今年5月1日起，银行卡年费和管理费可以取消，但要自己到银行申请，银行并不会主动帮客户取消，并且一个银行最多只能申请一张卡免年费和管理费。（5月26日《信息时报》）
就储户来说，这些年对一些银行，的确是满肚子的火气，比如，巨款从天而降，虽不敢据为己有，但瞬间就消失了，自己连刷点存在感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钱在我的账户里进进出出，自己却只能干瞪眼，解释往往是系统故障，道歉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确是谁碰见谁窝火。再如你去一些银行办事，如果你不是VIP用户，什么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基本上与这些事情无缘。就此来说，银行的傲慢与骄横是的确是骨子里头的一种“气质”。
如今，银行傲慢与骄横的事情，又有了新的案例——银行卡从去年8月1日起免收管理费和年费，每个人在每家银行可以有一张卡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银行硬生生把这办成了“坏事”。不少银行均表示，这些按着规定是可以取消的，但并不是银行主动取消，银行也不会主动取消，需要储户自己申请。银行方面“年费管理费不申请不给免”的做派，也再次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银行的确是一如既往地傲慢与骄横。
而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则，去年8月1日起就开始减免了，但公众并不知情，这么多银行，没有一家明确告诉储户，你的年费管理费可以申请取消了，欢迎你及时申请之类的提示语，反而是继续收着。二则，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去年8月1日之后办的卡，如果自己没申请，同样需要缴纳年费管理费。但问题是：储户们并不知道减免年费管理费这样的规定，银行也没告诉储户，储户们怎么申请啊？
银行方面为何如此牛气呢？除却其自身居于垄断地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玩文字游戏。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管理办法并未规定要主动减免”，这就是说，管理办法规定了减免，但没说具体，于是，在银行主动减免和储户申请减免之间，多数银行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银行方面为了收钱，的确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储户们而言，也只能“呵呵”了。毕竟，文字游戏玩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除了需要技术更需要厚颜无耻。
就此来说，银行的傲慢与骄横是一种病，如今更是病入膏肓，的确是不得不救治了。要如何才能达到治本的功效呢？一方面，自然是需要相关部门的介入，对于银行方面如此被动消极减免收费的行为一个明确的处罚，让银行知道，减免各种收费就是银行的责任，不能把这推卸给储户；另一方面，则是银行业也应不断地市场化，只有让其在市场里找饭吃，其傲慢与骄横的血液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5. 五常大米的沉浮，“农业再造”的缩影
然 玉
哈尔滨的林女士最近很烦恼：她被懂行的人告知，街上随处可见的五常大米，其买相当一部分是假冒的。调查发现，五常市五常大米年产量至多为105万吨，但全国市场上标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记者随即在五常市采访了多家米业企业，一些厂家将不同品种水稻掺在一起，加工成所谓“调和米”。
甚至，由于“调和米”需要大量外地水稻，五常市周边市县甚至吉林省个别乡镇，专门种植一些水稻给五常水稻做“配套”。（5月26日《京华时报》）
盛名在外的五常大米，似乎正不可避免，陷入一场身份危机之中。假冒米、调和米、香精米等等乱象，悄然间蚕食着，这一经典大米品牌的声誉与信用。而此一尴尬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外地企业”浑水摸鱼、伺机渔利的因素，却也与某些“本地厂家”投机取巧、自甘沉沦的做派不无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包括五常大米在内，一个农产名牌诞生之后，往往都会遭遇“搭便车”以及“过度攫利”的窘境。
某种意义上说，五常大米被大范围仿冒，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是因为，此间的市场形态内，素来存有根深蒂固的山寨传统。加之知识产权保护的疲软乏力，更是助涨了不法商家铤而走险、打擦边球的底气！现实中，针对五常大米的打假行动，时常要面临着两个层面的掣肘。一方面，仿冒者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术策略，可以最大程度上规避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其他地方”明显缺乏尽心打击假五常米的动力。
非但如此，五常大米所遭遇的内忧外困，更表现在内部生产环节的混乱与无序。在共同的“原产标识”下，五常当地的米业企业，却未曾形成共同的生产流程、共同的产品标准。于是乎，有厂家坚持做“单一品种的五常大米”，有厂家却堂而皇之地加工所谓“调和米”。这种源自内部的，价值取向和工艺规范的分裂，势必将稀释“五常大米”整体的品牌含金量。
缺乏必要整合的五常大米产业链，仍是小农生产、分散农业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渠道成本奇高，而且极可能呈现出短视、无序的状态。而现代意义上的“名产农业”，理应意味着本地价值认同的一致化，意味着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尽可能精简“输出窗口”，培植起“产地标识”所对应的知名企业，才可从根本上实现“五常大米”的信誉重建。
五常大米的走红与坎坷，足可以被当成是，传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一个缩影。它既展示了“品牌名产”战略所能带来的红利，也揭示了传统生产模式所蕴含的危机。相较于培育起一个卓越的农产品牌，如何在“品牌收获期”理性而为，或许是一个更值得探究的议题。
16. 警察暴打学生，学校偏袒警察？
陈广江
近日，云南昭通鲁甸二中初二学生小孔，对着3名到该校出警并将上车返回的警察说了一句“打电话那个，下来！”警员听到动静后下来查看，小孔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跑，但被2名警员追到后一顿暴打。目击者称，警方下手太狠了。当晚，同学去派出所“讨说法”，结果被班主任叫回学校并进行指责。目前，记者已将此事反馈至相关部门。（5月26日《生活新报》）
中学生一句话，竟招来警察一顿暴打，权力已“任性”到了知法犯法的地步了。这种滥用权力、欺压弱小的警察是典型的害群之马，已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人民警察的队伍之中。令人愤怒的是，警察暴打学生，学校不仅不去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还摆出一副偏袒警察的丑陋面孔。
一句话招来一顿暴打，真相究竟是什么？小孔称，他只想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而派出所称“他在骂警察”。事实上，不管小孔是喊了一句“打电话那个，下来”，还是真的骂了警察，都不该遭受警察的毒手，这是基本的社会常识，也是纪律的底线、法治的底线。对学生下狠手，用无法无天来形容并不为过。
面对手无缚鸡之力且已经吓得拔腿就跑的初二学生，两名警察哪来动手打人、知法犯法的底气？或许，基层警察滥用职权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学校在这件事上种种不光彩的表现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这一点。警察暴打学生，学校偏袒警察，这是法治之耻、教育之耻。
偏袒警察的班主任可恶，但不能把板子全打他一人身上。班主任叫回去派出所“讨说法”的学生，并进行指责，要求删除相关照片，尽管其做法令人不齿，但这不是班主任一个人错，而是学校的“意思”。在强势警察面前，教育卑躬屈膝的“软骨症”再次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班主任说，小孔爱起哄，学习成绩差，多次在课堂上当众与任课教师发生过冲突。锣鼓听声，听话听音，班主任这些话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为警察暴打学生的行为找理由，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初二学生小孔，还有被称为“百年大计”的教育。
警察暴打学生，纪律不答应，法律更不能容；学校丧失原则，偏袒警察，也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是，教育骨子里的“媚权思维”又该如何清除？媚权的教育，能教育出合格的公民吗？全面依法治国，就要直面教育的“媚权病”。
17. 垃圾分类靠“最高罚200元”能行吗？
杨兴东
广州将对不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开罚!昨日下午召开的市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确定了“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原则。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应该“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否则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个人或最多罚200元。(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广州规定不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最高罚200元，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垃圾分类，可以说是一种政策善意。但从垃圾分类回收的现实来看，所谓罚200元，其实徒具象征意义。因为垃圾分类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事儿，它还关系到整个垃圾分类回收的系统性建设。让民众做好分类工作，必须保证的是相应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到位，否则在家里分好了类，下了楼却找不到相应的分类投放点，该罚谁呢？
从目前来看，这样的疑问并非无的放矢。目前一些市民对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并不满意，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鲍伦军也承认试点地区“前期每家每户配送垃圾袋，现在也没有配”、“刚开始的时候每家每户还送一个垃圾桶，现在送的也不送”等等。一言以蔽之，如果说针对民众是否定点投放，要辅助以罚款200元的行政约束，那么负责定时定点投放工作的相关部门服务不到位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肯定是利大于弊，以制度手段推广这种卫生常识的普及，也毋庸置疑。但关键的是罚款本身要令人信服。一是，要创造更好的垃圾分类投放条件，让居民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有地可去。二是，做好环卫工人的职业培训，让他们成为垃圾分类整理的环保力量，让市民的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有更好地衔接。
唯有做好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服务，所谓“个人乱丢垃圾最高罚200元”才具有现实意义。毕竟，罚款本身是为了规劝，如何让人认识到罚款背后的意义，才能促进民众提升素养，自觉养成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的好习惯。否则，钱罚了，却在垃圾投放服务上跟不上，或者说对相关部门的垃圾投放服务缺乏鞭策，对民众的投放垃圾违规情况却热情高涨，恐滋生利益寻租的新增长点。
18. 推行“抚养假”，不如落实带薪休假
汪昌莲
上海市妇儿工委、市学前教育研究所等单位昨天联合发布《上海市0至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需求、指导服务及监管状况研究》调查报告。专家呼吁：上海可完善现有家庭早期教育的父母假期制度，逐步推行“抚养假”，即在产假之后给予幼儿父母照看孩子的假期，夫妻双方都可以使用。（5月26日《解放日报》） 必须承认，无论是对幼教需求、指导服务及监管状况进行课题研究，还是建议推行“抚养假”，均释放出了强化家庭监护责任、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善意。然而，“建议”虽好，却难以实施；即便是得以实施，也难以惠及所有儿童。对于是公职人员的父母来说，享受这个“抚养假”，自然没有任何障碍；但对于在企业上班的父母来说，“抚养假”只不过是一个画饼，非但无福消受，反而有可能诱发新的权益困境。
目前企业生产大都执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即便是企业兑现了“抚养假”，也不会兑现工资。一边是有关部门不厌其烦地重申保护儿童权益，设置“抚养假”，工资照常发放；一边却是企业变本加厉地要求员工节假日加班加点，甚至肆无忌惮地“贪污”员工的加班工资。出现这种情况，势必会有法律人士挺身而出，建议员工通过投诉、打官司等途径，向用人企业讨要“抚养假”等休假权，去以卵击石。
殊不知，即便是员工打赢了这场官司，讨回了休假权，但等待他们的将是企业以各种理由发难，甚至让其卷铺盖走人，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说，如果员工向企业争休假权，非但讨不回公道，反而会失去更多的权益。退一步讲，即便是“抚养假”的建议得以实现，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采取极端的应对措施，设置歧视性门槛，在招工上拒收或少收正处在育儿阶段的员工。果真如此的话，“抚养假”非但未能给企业员工及子女带来实惠，反而给就业制造了困境，间接伤害了部分员工的基本权益。
可见，推行“抚养假”，不如落实带薪休假。也就是说，落实带薪休假，才是公众共享的“抚养假”。一方面，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并对法定节假日做出科学安排，如在我国现阶段，不妨试行“零存整取”式弹性休假制度，有助于严格落实劳动法的规定；另一方面，督促各地认真落实《带薪休假条例》，对带薪休假制度，也可实行“零存整取”，最大限度地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充分保障公众的休假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