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任正非的10大比喻：跳芭蕾的女要有一双粗腿 在华为发展初期，任正非希望华为有狼的精神;在华为构建产业链，寻求合作时，他又希望华为不要做黑寡妇;面对媒体批评，他要求华为不能当鸵鸟;在谈发展的均衡时，他强调力量，并称“跳芭蕾的女孩要有一双粗腿”??

讲管理理念很容易陷入空谈道理，拖沓冗长甚至无趣，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各种形象的比喻很聪明很巧妙的回避了这一点。 最新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中，任正非的各种比喻俯首皆是。 任正非似乎很喜欢拿动物或者山川河流作比喻。据该书作者之一吴春波回忆，任正非与美国合益资讯公司的一位女士会谈时，谈论的话题是各种动物。

“跨国公司是大象，华为是老鼠，华为打不过大象，但是要有狼的精神。”任正非说这话时是19xx年。

当时曾有媒体将华为比喻为“土狼”。“以 100 对 1 的兵力蚕食狮子的边缘战场，直至腹心;以对中国本土市场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理解能力，运用各种‘不规范竞争手段’，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穿梭，使狮子的技术优势变得苍白无力。”

十几年过去了，老鼠已经进化为狮子，当时的大象则因为各种原因倒下。任正非的动物理论也在不断进化。

在华为发展初期，任正非希望华为有狼的精神;在华为构建产业链，寻求合作时，他又希望华为不要做黑寡妇;面对媒体，面对批评，任正非要求华为不能当鸵鸟;在谈发展的均衡时，他强调力量，并称“跳芭蕾的女孩要有一双粗腿”?? 从这些比喻可以发现，任正非并非外界描述的古板老头形象，而是非常幽默，善于形象地描述和总结管理问题。 下面一起来看看任正非的十个经典管理比喻。

1、谈发展：要有狼狈组织计划

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文中，任正非首次明确提出“狼文化”的主张： “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所以要构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大家去奋斗，在新机会点出现时，自然会有一批领袖站出来去争取市场先机。市场部有一

个狼狈组织计划就是强调了组织的进攻性(狼)与管理性(狈)。当然，只有担负扩张任务的部门，才执行狼狈组织计划。其他部门要根据自己的特征确定自己的干部选拔原则??”

2、谈运作机制：要做灵活的老鼠

“我们的对手足够强大，强大到我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和竞争对手比，就像大象和老鼠相比。我们是老鼠，人家是大象。如果我们还要保守、还要僵化、还要故步自封，就像老鼠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象肯定一脚就把我们踩死了。但是老鼠很灵活，不断调整方位，一会儿爬到大象的背上，或者钻到大象鼻孔里，大象老踩不到，它就会受不了。我们必须要有灵活的运作机制和组织结构体系。“

3、谈组织结构：像蜘蛛织网

早在 1996 年 , 任正非就讲过：“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勇士是蜘蛛，不管狂风暴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管网破碎多少次，它仍孜孜不倦地用它纤细的丝织补。” 华为今天的组织结构类似于“蜘蛛网结构”，这既是组织在实践中不断演变的结晶，也是任正非和公司的管理层们开放思维、纵向与横向学习的“拿来主义”结果。专司进攻与作战的“螺旋型” 组织，即“前沿部队”(野战军)，他们必须有狼性、匪性和海盗精神，必须不断地发起和组织一个个战役，像蜘蛛一般顽强编织一幅接一幅的“天罗地网”，从而为组织提供源源不断人力与财力保障、产品与服务提供的“放射与牵引型”组织—即“后方部队”，则必须快速响应，提高效率，不搞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不因个人好恶或私利而耽误战机。

4、谈管理：修堤坝让长江水流淌

“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管它晚上流，白天流。晚上我睡觉，但水还自动流。水流到海里面，蒸发成空气，雪落在喜马拉雅山，又化成水，流到长江，长江又流到海，海水又蒸发。这样循环搞多了以后，它就忘了一个还在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人，一个‘圣者’。它忘了这个‘圣者’，只管自己流。这个‘圣者’是谁?就是企业家。”

5、谈媒体策略：不能当鸵鸟 “在舆论面前，公司长期的做法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公司要攻击前进，华为公司到这个时候要允许批评。”

6、谈均衡：跳芭蕾的女孩要有一双粗腿

“世界是在变化的，永远没有精致完美，根本不可能存在完美，追求完美 就会陷入到低端的事物主义，越做越糊涂，把事情僵化了。做得精致完美，就会变成小脚女人，怎么冲

锋打仗。以前我认为跳芭蕾的女孩是苗条的，其实是粗腿，很有力量的，脚很大的，是以大为美。华为为什么能够超越西方公司，就是不追求完美，不追求精致。”

7、谈竞争：不能光研究蜘蛛腿

“做任何事，都要因时因地而改变，不能教条，关键是满足客户需求。”“我们一定要做商人。科学家可以什么都不管，一辈子只研究蜘蛛腿的一根毛。对科学家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呢?我们只研究蜘蛛腿，谁给我们饭吃?因此，不能光研究蜘蛛腿，要研究客户需求??”

8、谈产业链：深淘滩低作堰

2009 年，任正非在游览四川都江堰时，从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写了一篇《深淘滩，低作堰》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来的竞争就是一条产业链与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的整体强健，就是华为生存之本。” “我们要保持‘深淘滩、低作堰’的态度，多把困难留给自己，多把利益让给别人。多栽花少栽刺，多些朋友，少些‘敌人’。团结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做事，实现共赢，而不是一家独秀。”

9、谈对手：乌鸦和猫头鹰都是吉祥鸟

任正非说：“来自对手的批评不要总是抗拒，即使说得过头了点，我们都要认真听取，他要打赢我，总要找我的软肋，我们自己总是有盲点。”有人附议到：“乌鸦叫，没见把谁叫死了，猫头鹰半夜聒噪，一定是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所以乌鸦和猫头鹰都是吉祥鸟。” 任正非点头同意。

10、谈合作：不能做黑寡妇

任正非说，华为二十年来，从青纱帐里走出来，一个孤独的“农民”，走在一条曲曲弯弯的田间小路，像当年堂吉诃德一样的封闭，手拿长矛，单打独斗，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当我们打开眼界一看，我们已经不得不改变自己长期的封闭自我的方式。以前华为跟别的公司合作，一两年后，华为就把这些公司吃了或甩了。这是“黑寡妇”的做法(黑寡妇是拉丁美洲的一种蜘蛛)。今天，我们要改变这个现状，要开放、合作、实现共赢。 “我们还是深淘滩、低作堰，就是我们不想赚很多的钱，但我们也不能老是亏钱。低作堰嘛，我们有薄薄的利润，多余的水留给客户与供应链。这样我就能保存生存能力，你只要活到最后你一定是最厉害，因为你每次合作的时候都要跟强手竞争，留着活下来的都是蛟龙??”

第二篇：华为任正非

华为高调做市场与任正非低调做人

后台做市场，给客户信心。

任正非说，有些员工老是埋怨华为公司修了两个漂亮楼，浪费。在给生产总部做核算时，把玻璃幕墙拿下来给市场部，算在市场的核算里，作为他们的经营成本进行核算。为什么？因为这个玻璃幕墙是为市场部建的。因为客户来了一看，说这个公司很漂亮，不像垮的样子，把合同给它吧！所以说这个房子也是客户掏钱建的，不是我们掏钱建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为客户服务，客户看了舒服，我们就为他建。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思路就是使客户对我们寄予一种安全感。这次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在上海要建立一个房子，市场部是少数派，据理力争，最后把我们多数派说服了。上海研究所的基地，是请美国AMBOY公司设计的，当然也包括市场部的办公机构和展厅。这里面有一条走廊，有22米宽，35米高，650米长，里面可以起降五架直升机了，可以在房子里面进行飞行表演了。市场部说五年以后要把客户吓一跳，把他们震住，把合同给我们。

世贸中心是杭州最高档的商业物业，包括一个杭州最好的写字楼和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华为租用世贸中心的写字楼用来办公。有人说，华为能达到上千亿人民币，绝对不是属于幸运和偶然，从华为老板任正非对待“钱”的两个“极端”态度，可以看出，华为的成功是势不可挡的！

该花钱的时候，比皇家还豪爽，该节约得时候比主妇还节俭！ 除去老板决不愧欠员工的薪酬/奖金/分红之外，也绝不愧欠国家的税金，所说却是其他方面的“豪爽”与“抠门”。华为老板认为：该花钱的地方就要大手笔，例如堪称世界一流的总部基地以及奢华的接待礼遇；但该节俭的地方则要非常节俭。不仅要求员工节约成本，老板和他的家人也身体力行。

说起华为的排场，国内外的很多公司都无法企及，就连参观过西方电信巨头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北方电信总部的外商也对位于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赞不绝口，他们说这些高档写字楼看上去甚至比微软和思科的总部大楼还奢华。而20xx年兴建、坐落在东莞松山湖的华为新基地，建设标准和装修标准更高，更加豪华。19xx年，华为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村以非常优惠的价钱购买了1.5 平方公里土地，开始建设华为坂田基地。据说，累计投入将近100亿元，先后建成

了生产中心、机加工中心、华电科研楼、百草园宿舍、IT中心、培训中心、中研中心、中试中心和行政中心。从20xx年起，华为总部的各个部门先后分批搬进坂田基地，到20xx年全部搬迁完毕。除行政中心部分建筑尚未完工外，其他各项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并且投入使用。到过华为坂田基地的外商除了赞叹华为的成就之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总部的奢华和排场不是十分理解，他们会问：“这些投资有必要吗？比你们有钱的西方大公司的总部往往比较简约和实用，他们会把这些钱投入到研发方面。”他们甚至说：“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些皇宫式的建筑实在有些过分，简直就是浪费。”

当然，我们不好直接对这些外商说，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包装自己。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家庭是否富有，看看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就知道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置业的民族，即使是贫困地区，人们也会把攒钱盖房子看作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有无房产成了判断一个家庭是否殷实的硬指标。所以，农民哪怕穿不上裤子、吃不饱饭，也要东挪西借盖一栋房子。新浪网曾报道，目前中国住房的自有率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城市，房子成了事业成功的标志，也是地位的象征，更是家庭财富的标志。企业也是这样，没有实力的企业最怕被客户看不起，因为投资者不愿意和没有实力的企业合作，消费者也不愿意购买小厂家的产品，所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包装自己。

华为从事的是电信行业，竞争对手异常强大，都是年营业额几百亿美元的跨国巨头，因此华为必须包装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一个奢华的办公基地。再加上土地有政府和银行的扶持，而且当时华为的年销售额已接近100亿元，资金也不成问题，建成后更可以节省巨额办公室房租支出。另外，这片写字楼是一笔巨大的固定资产，据说价值高达200亿元，和当初投入的100亿元相比，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为融资提供了非常好的担保条件。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华为向国内外客户展示产品和技术的很好的舞台。

华为的产品展厅就坐落在坂田基地生产中心4楼，那里是一个一年365天永不落幕的展销会，配备有精通各国语言的技术人员，专门为客户宣讲华为的技术和产品。对于那些怀疑中国产品的外国客商，只要按照华为的“新丝绸之路”参观一遍，再到华为的总部基地看一看，就会立即打消他们的顾虑，坐下来与华

为签约。这些年华为国际市场的全面突破，总部基地立了汗马功劳。华为做市场时讲排场和奢华的案例很多，20xx年的香港电信展是最典型的。据说，华为在香港电信展上耗资2亿港元，主要用于筹备展览、制作展台、邀请客户和发放礼品。当时，华为邀请了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电信官员、运营商和代理商。客户的往返路费和食宿费由华为支付，往返机票一律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住在五星级宾馆，还准备了上千台笔记本电脑作为礼品，当然电脑中已经安装了公司的宣传资料和DV影片。尽管事后有些人认为花费太大，而且流于形式，但是，这次参展华为给世界各地的客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为第一次高调地在国际电信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华为包租军用直升机运送官员和客户的事情。那是19xx年秋天，当时我正在华为公司内蒙古办事处挂职锻炼，华为的GSM产品刚刚研发出来，实验局选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为了顺利通过国家邮电部电信管理总局的测试和验收，获得入网许可证，华为组织了现场验收会议，邀请国家邮电部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各省市的电信管理局的官员到现场参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交通条件很差，实验局现场距离呼和浩特约600公里，而专家和领导都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颠簸的公路上，因此，就想租用直升机来运送客户。当时还没有商业运营的民用直升机，我们就想请求当地空军给予支援。老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北京代表处，让我代表公司领导去北京军区空军驻呼和浩特基地联系。通过一位首长的亲属我们找到了基地领导，这位领导获知项目的具体情况后，请示了北京军区空军总部，决定给予支持。北京代表处也争取到了北京航空管制部门的特别许可，最终使这次特殊飞行任务得以完成。华为为此支付了相当昂贵的费用。由于交通难题解决了，全国各地的官员、专家、客户到了很多，现场效果非常好，华为顺利通过了测试，获得了邮电部颁发的GSM产品入网许可证。正是这个实验局的成功，为无线产品取得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目前，华为无线产品的销售已经占公司整体销售总额的50%以上。还有一个案例是华为租用海南航空公司的商务专机接送国外客户的事情。20xx年夏天，我代表公司领导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从飞机的舷梯上将墨西哥电信管理局局长接到公司的VIP接待车上。对这位墨西哥官员的接待并不是特例，当时，国外运营商的CEO或邮电部部长或电信管理局局长都享受这种礼遇。华为的接待工作是流程化管理，每一

个时期都有一个接待标准和政策，按照流程，什么级别的客户就安排什么样的礼遇，以及安排什么级别的公司领导去接待。对那些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华为实力的外国官员，这样奢华的接待不仅使他们感到满足和高兴，而且还可使他们改变看法，至少华为是这么认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成功越发令华为相信这么做的正确性，也越发自信地不断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这就让外界认为华为的手笔越来越大，场面越来越铺张，给人一种错觉：“华为很浪费”，或者“华为的经营模式太粗放了”。

低调，不是风格，而是经营策略

自从19xx年创业时起，任正非的低调是出了名的。

“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我至今没有机会采访他。”一位在通信行业滚打了十几年的行业媒体资深人士对记者叹息，“我们年底评奖他从不来领奖。”有一次，某周刊记者与其在华为的餐厅“巧遇”，该记者不失时机地抛出几个精心准备的问题，算是勉强“填补了该项空白”，一时被业界引为“佳话”。

而猜测纷纭中，华为一路过关斩将蜚声海内外也给任正非戴上层层神秘的面纱。

很多人纳闷，对内高调，对外为什么低调？

攻藏兼备。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一如他的“攻”抢占战略高地成高下相倾的态势，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会守拙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任正非更是一概谢绝。

任正非是一个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的人。

“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在内部会议上，任正非言词坚定。

他知道，设备提供商与消费品经营商不同，只要让设备采购者认同就行了。 “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在那篇20xx年任正非亲笔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袒露了自己淡泊名利的根由。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任正非执掌下的华为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哪怕遇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争辩”。

华为大学资深教授陈培认为，对荣誉不在乎，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郭士纳的这种低调作风与任正非极其相似。也许崇拜郭士纳的缘故。郭士纳是一个极端低调而固执的人。他在IBM任职的9年里，备受媒体攻击的一件事就是不与媒体合作。而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一看到电视台的摄象机或记者手中的采访本，就会走不动路。”一个技术贸易领域报纸的记者，甚至公开指责：“当我给比尔.盖茨打电话时，他会亲自接电话；为什么郭士纳就不能呢？”

在郭士纳看来，他专心于IBM的管理要比向媒体公开发表言论重要，更主要的是，郭士纳总是认为，“说得少和做得好，要优于说得好而做得少”，“在媒体面前说得越少越好”。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郭士纳不可能不面对媒体，但是，他坚持每年只接受两家主要媒体的两次采访。

这一点很难说是受郭士纳的影响，但郭士纳的低调作风，肯定强化了任正非的低调原则。

19xx年华为出现一些风波，由于孙亚芳在对外协调上的能力，任正非提议孙做董事长，负责外部的协调，自己做总裁，专心做内部管理。

实际上任是第一把手，孙是第二把手。一把手不做董事长的公司恐怕在中国很难找到几个，除非是夫妻搭档。

孙亚芳并不是华为的创始人，约50岁左右的年纪，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来华为之前在某国有单位搞通信工作。她是19xx年才进入公司的，先是做培训部经理，后来到长沙做办事处主任，后主管市场，再后来升任为主持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

华为人深刻地感受到舆论对事物扩张起的作用太大了。舆论张力的强大可以轻松地让一个普通人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一个力能通天的人徒呼奈何！而最可怕的是，这两个角色往往是同一个人。媒体炒作与低调的两重天，也是华为如此低调的良苦用心。他避开喧闹，远离噪音，却掌握了很强的驾驭媒体的艺术。他常常根据大的情势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说战略、说做人，从而把引导公众与教育员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新闻界都承认任正非是个神秘人物。

华为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任正非特立独行的低调，形成了巨大反差，并直接导致华为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也使得任正非成为众多本土企业家顶礼膜拜的

“神”。而在华为内部，“华为即任正非，任正非即华为”是一种共识，任正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员工们称他为“老板”和精神偶像。

目前看来，任正非的特立独行还将延续下去，一如人们所看到的华为高飞之翼。

我们发现，在早期，任正非参加过中央电视台专题片的专题采访。从那，任正非很少在电视媒体面前露过面。

安安静静对待外界议论。

“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

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说你不好，你就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实在是报道有出入，不要去计较，时间长了就好了，希望大家安安静静的。我想，每个员工都要把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只有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为你的提高带来更大的利益，国家的事由国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我们只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完成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公司才能安全稳定。

任正非为什么低调？

实际上，他的高参就为他个人形象的塑造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任正非认为，企业不是个人表演的舞台。非常认同彼得·德鲁克在许多年以前所讲，企业家（或经营者）的三大使命：一是保全公司，二是制定战略，三是调控方向。

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对企业家的要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倍速变化造成的未来不确定性，商业模式的不成熟和风险投资者的巨大压力。这个巨大的压力表现为：企业家必须依靠自己的经营能力使企业产生最起码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能够补偿运营中的成本，能够抵偿因创新可能发生的损失，能够支持企业未来的发展。

英格尔总裁格鲁夫认定“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天天思考失败”的华为公司任正非总裁提出“唯有惶者才能生存”，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他们的成功之道。前者讲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前者讲的是在生存的前提下，如何活得好一些的问题。

华为的顾问告诉任正非，企业家如果忘记了企业的使命，穿上那能给人带来短暂愉悦和长期痛苦的红舞鞋，把企业作为个人表演的舞台，那注定其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一场悲剧。

随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任正非懂得距离产生美。

人们有一种奇怪的认知心理。不管多少崇高、美好的东西，人们见得多了，也会很快习以为常；再厉害的武器，只要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也会觉得其不过如此。而对于自己没有见过、不太了解的人与物，只要存在着少量面的、强势的信息，人们就会在想象中主动为其涂脂抹粉、在传说中不断为其添油加醋。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强大、美好怀着一种深深的期待，而只有神秘的东西，才能最好地满足这种期待。

像耶稣、孔子这样的伟人、圣人，在活着的时候都饱受世俗的攻击，只有当他们死去之后，形象才变得高大、完美。

为了增加别人对自己的敬重，有所成就的人通过减少亲自出面(让别人难以见到)、或减少信息外传(让别人不完全了解)的方式，让别人摸不着底细，增加神秘感。伴随着神秘感的是权威性。神秘正是因为其不可琢磨，而使人肃然起敬。 神秘主义路线图

不出面(不让人见到) 不透明(不让人完全了解)——别人在想象、传说中为之加分——

增加权威感和崇拜感。

领导者、偶像级明星、大师、销售天才、传道者、风水先生、美女。都是神秘主义的天然信奉者。要让别人本能地信服、遵从，首先要想办法拉开与交往对象的距离，将自己(或自己兜售的东西)装扮得高深莫测、神乎其神。然后，在别人的敬仰目光中，树立一个更伟大的形象，卖一个更高的价。

当然，神秘感得以产生的前提，必须有适量的正面信息传播出去，在相关人群中流传、发酵，足以让别人产生兴趣、欲望与期待，否则想象将成为无源之水。神秘并不是完全的隐蔽，不是让别人一无所知，而是在一定知名度的基础上与他人好奇心的对抗，是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保持神秘的通常方法是隐身幕后，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不亲自出面，让别人难以看到你。这一做法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各个社会阶层都将它发挥得出神入化。

封建时代的皇帝把自己藏在高墙和深宫之内，百姓和普通官员都难得一睹龙颜。龙颜难睹，天威难测，人们自然而然地心生敬畏，把他当做真龙天子，他的话就是不可更改的金口玉言。皇帝以下，各级大臣如法炮制，升堂审案时也不准小民直视(除非他想看你让你抬起头来，否则就是大不敬)，出门时则把自己藏在八抬大轿的幕帘之中，仆役们高举“肃静”、“回避”的牌子，将主子大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中国是世界上盛产“隐士”的地方。谋士、风水大师、道人、神医等等，在他们尚不得志之时，会选择居住在山林或人烟稀少之处，以此表明自己是“不屑于俗务”的清高之士。但他们的“隐”并不是彻底的弃绝尘世、音讯全无，而必定会在上流人士中留下一些踪迹，“神龙见首不见尾”，飘然而至又飘然而去。因此，每个朝代都有一些“著名的隐士”，正

因为其“隐”，反而声名远扬。

最有势力的人是“听说过没见过”的人。在科幻电影和武侠片中，真正的老大总是深藏在幕后，在最后关头才一露峥嵘。今天，真正掌握权柄的老板们也乐于扮演幕后角色，而让自己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助手、授权代表、律师抛头露面，冲锋陷阵。对于这些平素难得一见的人与物，人们会在想象中主动为他的力量加分，以满足自己对力量与奇迹的期待。

除了企业老板与权势人士，神秘主义也被咨询顾问、公关活动家、投资者们广泛采用并发扬光大。

这几年，海外的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陆续进入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公司、基金公司也逐步成长。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些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神秘。除了偶尔在行业内的论坛上发表简短的演讲，以保证外界能形成基本的认知之外，他们不愿被媒体过分曝光，对自己的投资案例、投资金额的细节守口如瓶。圈内流行的说法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在国内需要资金的企业看来，这些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人是平素难得一见、不易接近的“大菩萨”。一项调查表明，71％的风险投资商倾向于在初

始阶段不和创业者直接见面。这种刻意的神秘与低调，使他们在与实体企业合作时，能够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