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

[日]铃木良一

孔府藏书 OCR

译者前言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所处的时代，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对日本史划分应是安土桃山时代(公元一五六八——一五九八年)。这期间虽然只是短短三十几年，然而在日本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页，因为在战国的任何大名(封建时代的诸侯——译者)无不梦想统一全国，而秀吉的主君织田信长虽然还没有完成统一日本的宏图大业，但他在生前已经为秀吉统一全国创造了成熟的条件。确切地说，在室町幕府垮台之后，织田基本上结束了割据的局面。

丰臣秀吉出生于尾张中村的农民家庭，也正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备尝了千辛万苦，流尽了辛酸眼泪，所以他才能够统一天下。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此时，农民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自由。因此，他继织田信长之后，仅用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统一日本国的任务。

然而，秀吉在他平定全国的同时，也就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而农民就“子子孙孙”依附于领主的土地上，交纳“二公一民”的沉重实物年贡，还被领主征课无偿的徭役。

作者铃木教授不仅根据史实生动地写出了丰臣秀吉完成日本国统一大业，而且对他两次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予以严厉批判，对朝鲜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予以歌颂，并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予以深切同情。尤为值得称赞的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铃木教授以自责的心情，通过丰臣秀吉的侵略行为教育日本人民。同时在后记中，批评了那些仍然持着侵略者观点的历史学家，陈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国主义者使日本一度沦为殖民地的苦衷，这不仅教育了广大日本人民，也给日本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特别是铃木教授在五十年代借评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当时的军国主义分子以严肃警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书虽然薄，但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在译文方面得到颜廷超老师大力帮助与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由于译者日文造诣不深，对日本历史缺少研究，难免出现谬误，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部

第一章 为武家效劳

1．逃出家门

秀吉于一五三六年出生在尾张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比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一五三四——一五八二)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武将。一五六○年打败豪强今川义

元。一五七三年逐义昭，室町幕府被推翻。一五七六年在近江筑安土城，迁于此。曾经镇压一向宗暴动，统一大半国土。后被部将明智光秀刺死。]晚生二年。

父亲叫木下弥右卫门，曾经当过信长父亲信秀的炮手。因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就回到乡下当农民。

他的母亲也出生在父亲的伺乡御器所。当她嫁给弥右卫门之后，生下秀吉的姐姐和秀吉。不幸在秀吉刚满八岁的那一年，就死去了父亲。不久，蜗居的母亲又嫁给同乡的竹阿弥。他也曾是信长的小役人[小役人就是侍奉主君的杂役人员。]。后来因病退职回到故乡。再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秀吉的姐姐嫁给三好武藏守为妻，也就是后来当了关白[关白是日本官名。天皇年幼时太政大臣主持政事称之为“摄政”，待天皇到了成年亲政之后，改称为“关白”。唯诸事先经关白过问，然后奏闻天皇；关白握有实权。]秀次的母亲。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便是大和大纳言[纳言即大臣的次官。]秀长，妹妹朝日姬就是德川家康的妻子。

以上所叙述的关于丰臣秀吉的身世和家族情况是根据德川幕府的旗本土屋知贞的《太阁素生记》的说法。知贞的母亲和秀吉是出生在一个村庄里的人，所以对秀吉幼年时期的一切情况是十分稔熟的，可谓了如指掌。知贞象听故事一样地经常听到母亲讲述关于秀吉的一些事情，因此，这个说法大致是令人置信的，而且也是可靠的。

在《太阁记》一书中，对于丰臣秀吉的成长过程为什么写得那么凄楚而悲惨呢?秀吉的父亲是个炮手，养父是个奉侍主君的杂役。按情理而言，还不能认为他们就是过着一贫如洗的、而又朝不保夕的、十分困窘的日子，以及极端寒苦的生活。

枪炮传到日本，准确点说那应该是一五四三年前后，说“炮手”未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尽管这样，我们可以说他一边作为木下家的农民，应当说是过着殷实的生活，但是一边说他服侍织田信长，那可谓一半是武士之家。事实上，昆张占领木曾川的那一片异常肥沃平原的三角洲地带之后，便迅速地把生产发展起来了。他还到邻近的三河地区进行木棉加工。

这时，木棉的栽培已经开始从中国、朝鲜输入到这个地区。当秀吉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正是他们积极地奔走于京畿等地的京城为木棉事业谋求销路。而在尾张也大量地栽培并加工麻、棉等物产。在京畿等地，伊势的桑名、大凑、宇治山田等地，这时也大量引进。在这一带地区的有名地主也象对待落后地区一样，有不少人家强制名子和下人直接参加劳动。这时地主也就对那些生活过得殷实的自耕农以现货来征收年贡。这样他们不仅从事商业，而且又扩大了眼界。织田信长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他因地制宜地把一些名主[日本平安时代由庄民、公民中分化出来而占有土地的人。]组织起来了。

当然，据我的种种推论，象木下弥右卫门的家还不是这样一些名主之家的。 即使处于混战的战国时代，也还不能不偶然出现过兵患消弭而使人民暂得安生的日子。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在农家的路口道旁，或是在篱笆墙外，曾经络绎不绝地出现过从京城一带来的商人。他们抛头露面于农村，谈论着当前社会的一些政治情况。于是，就使广大农民逐渐认识恼人的困苦贫穷的原因来自于连年不断的战争。

这时，叫做“堺”的城镇，尚没有成为武士三十六人[南山城的国民曾以三十六个人为代表在宇治的平等院召开了会议。在这里曾制定了国内的法律，而且还自主地决定了缴纳给领主的税额。]所管辖的地区。因此，地主老财仍然牢固地统治这些地方，同时还遍布设关所[关所即关卡。]于各地。这样也只有那些个

别的商人才得以幸免于十分沉重的赋税。由他们组织的所谓“座”[商工业的统一组织。座的首脑叫座头。]的组合，听说他们这些人曾和大的寺院僧侣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发了大财。

面对这些罪恶的社会现实生活，也许会使还在年幼时代的秀吉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怨恨。

当秀吉悄然无语地从家逃出的时候，他只拿了一贯永乐钱。在清州买进了木棉针，到鸣海的地方兑换了一些食物和草鞋。当然就当时来说买木棉针，似乎是颇有眼力的，可是那只能说为了一时的切身利益，但是要从应付社会的复杂环境来说是不够明智的，可见秀吉还是年幼无知。

对于丰臣秀吉的成长来说，不仅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而且他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

在秀吉毅然决然地从家逃走之后的十几年岁月中，正好赶上织田信秀处于苦斗的时期。这时，在东边的骏河、远江、三河的今川义元，还有在西边美浓的斋藤道三，他们都把进攻的目标对准尾张。在清州、岩仓两织田家，他们也企图东山再起。

此时，处于年幼的秀吉也就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到连绵不断的战争漩涡之中。过去，当他在家乡生活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过，父亲是因为在战争中负伤才死去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成为仕官的谱代[旧臣，担任要职。]之家呢?今天，由于他经受了频仍战争生活的艰难困苦磨练，于是迫使他对过去的想法有所认识和体会。然而，继父的那利箭一般的冰冷无情的目光，铭刻于他的心中，这也就是促成他产生羡慕历代英雄豪杰念头的原因之一。

丈夫由于战争的负伤而过早地死在自己的前头，撇下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母亲面对这种孤苦无依的艰难境遇，因而不得不百般地叮嘱秀吉同她的新夫能够和睦相处，百依百顺，同时她还希望孩子安贫乐道地度过一生，这就算是母亲最大的愿望了。可是，年幼的秀吉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满足母亲的愿望。那么是不是由于残酷世道的动荡不宁，还是有什么另外的因素在鼓动着他?

平日在秀吉的头脑中经常浮现着做个英勇的武士，还是当个老实农民的想法。想法一旦从朦胧到了清晰的时候，就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前一种想法终于战胜了，而这种想法远远地超越母亲为他设计的愿望。因此，在一五五一年也正是秀吉刚满十六岁的那年，他不告而别从家里偷偷地逃了出来。

也正是这一年，失去父亲的信长继承了家业。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各自开始踏上不同的生活道路。

当然，这时彼此并不认识。

2．松下嘉兵卫

在远江曳马川的旁边，一个偶然的机会，秀吉被久能城主松下嘉兵卫雇去了。 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成为一名武士，但仅就给武家服务这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想象当时秀吉是多么欣喜若狂，而嘉兵卫也似乎是很喜欢秀吉的。那还是在后来，当向九州出阵之时，秀吉曾经对他的部下这样说过：

“说起松下嘉兵卫大人，从前我在他手下做御牢人[御牢人就是仆人。]的时候，大人对于我和其他人是迥然不同的，格外地关照。”

因此，秀吉对松下嘉兵卫的恩情视如泰山，终身不忘。

可是，作为松下的部下秀吉，为什么没有一直呆下去呢?这也许是由于同事

的妬嫉，或者是讨厌人们对他的恶意中伤，或许是由于他看到了松下的势力和施展个人的才能发生矛盾，仅就这一点而言，使他尤为感到恐惧和不安。

然而，我倒认为秀吉也许仅仅是由于对主人的个人恩义和不满，产生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痛苦情绪。也许使秀吉一直苦恼的是今川一党的那种充斥于整个阵营的陈旧而腐败的气氛，他对新的历史潮流有着更加强烈的憧憬和希望。于是，恩义同不满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的矛盾，致使秀吉苦恼着，

今川义元弋代的祖先，不过是三河幡豆郡今川庄的一门豪族。义元帮助足利尊和朝廷进行不义的战斗。他的儿子贞世是自己的部下，曾经平定了九州。他们有贵族阶级的深厚文化教养，对武家的文化创造作过不少贡献。因此，今川得以合并骏河、远江、三河，终于成为东海的名家。

可是义元却忘记了祖先的浴血战斗，只是继承了遗产，随之给自己带来的却是颓废和腐朽。在今川统辖下的有松下饭尾、吉良等土豪、小大名，而他们又都是割据于一方。今川当然阻挡不住时代的滚滚洪流。这时，从三河方面传来了栽培木棉技术，还有机织等工业。

在室町时代的中期，在松滨有德政一揆[一揆是农民暴动的组织。]袭击高利贷者的事情屡屡发生。义元的父亲氏亲，他为避免一族家臣之争，不得不暂时隐藏于山中。可是，由于今川的陈旧而腐败的气氛，因而也就窒息了木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时，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席卷着各地方的国人[国人是各地方的土著武士。]。而各地组织的领导者又多是由老的首领来统治，这样就必须由他自己去破坏、瓦解。因此，在形势上要求他们必须和正在战斗着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方有自己的出路和前程。

今川是旧的守护[守护是地方官职。通常每国(大行政区)设一守护，掌管军警、司法等权。]，虽然腐败无能，可是他却继续支配和统辖着国中。而国人与其决定和农民结合起来，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条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危险道路，那倒不如依靠旧的势力来巩固和维持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这样一来，颓废和腐败便随之产生了。这种不堪想象的局面，正和秀吉朝思暮想所期望的、所向往的恰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

而使秀吉产生不满情绪的焦点也就在这里。这也正象《甫庵太阁记》中说的：“嘉兵卫的恩情，也不可能把他挽留下来了。”该太阁记还记载了关于秀吉不告而辞的一段传说：有一次让秀吉到他的故乡尾张去买叫做胴丸之类的甲胄武装。秀吉将货款昧为已有，便投奔到信长麾下而任了职。这段记载只能说是当时的一种传说罢了。而我倒想采用《太阁素生记》中所陈述的说法。该书说，嘉兵卫恣意欺负同辈，这对秀吉来说是目不忍睹的事情。嘉兵卫对此有过耳闻，进而了解了秀吉，于是就准了假，还发给一笔路费让秀吉自讨方便。秀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默默地拂袖而去。

嘉兵卫之所以能采取如此果敢而断然的行动，是他早已看透了秀吉。倘如嘉兵卫一旦同自己政见不和的人战斗，秀吉完全有可能被城主或同伙的大名围攻。因此说，嘉兵卫尽管如何钟爱秀吉，如何承认他的卓越才干，然而，由于彼此政治观点不同，追求的目的各异，当然想留住秀吉也是枉然。

说起来，嘉兵卫对秀吉的情谊仍是始终如一的，所以才主动地让秀吉离开自己。严格地讲，嘉兵卫这个人对秀吉的境遇还不是同情的，对他的卓越才能也不是充分肯定的。不然，他也就不会让秀吉离开。也因为嘉兵卫主动地放走了秀吉，秀吉才得以在他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所以，丰臣秀吉的名字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

3．织田信长

秀吉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为期两年的流浪生活。但是在《素生记》中曾说，他立即到织田信长麾下任职了。这一说法十分不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背着继父而悄悄从家逃走的流浪儿，只有潜入野武士、土豪的门下做个仆人，此外是别无生路可走的。在矢作川的桥上遇到蜂须贺小六的传说，虽说是完全近于瞎编妄说，我想这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他艰难困苦地度过了流浪生活的一五五八年，二十三岁的秀吉这才服务于织田信长。就是在这里，他还是个在冬天的凌晨，于大门前为主人温暖草鞋的佣人。和主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或是面陈心意，那是后代人所难以想象的情景。如果可以看到的，只能是对新来的妬嫉、中伤的一些吃苦头的差事罢了。当然，这和他在远江的境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可是秀吉始终没有产生要离开这里的想法。因为他深刻地理解，在远江是由于他同陈旧腐败的势力激烈斗争而被排挤出来的。经过异乎寻常的斗争，他明白了：把自己的才能从陈旧势力的桎梏中拯救出来，把对君主的恩义同阿谀奉承要区分开来。虽然，他曾一度痛苦于对主君之爱，那是由于鱼目混珠和狭隘思想所造成的。而今他到了这里，虽然还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是，他对未来却充满着希望。

在秀吉带着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的朦胧思想离家出走的那年，织田信长的父亲也就是在这年死去的。当秀吉由于流浪生活给他的不幸所造成的一时间的精神颓废而苦恼着的时候，信长也正沉沦于痛苦、烦恼的生活海洋之中。如果说在河边拣到一只小猴，它是随时都有逃跑的机会，可是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当然不会象拣来的小猴一样轻易逃掉。他把头发盘成小圆刷似的形状，并且还在发结上边缠上红、黄颜色的丝线，在腰间挎着朱红鞘的大刀。也不怕什么人看见，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栗子、柿子、瓜果之类的东西。

就是在大街上，他也毫不介意地站着大口吃饼。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被人耻笑为大傻瓜，他也不以为然，满不在乎。在安葬他父亲的时候，表现得越加使人不能理解。这天，他不仅对发型不加装饰，而且蓬头垢面，还把大刀、短腰刀用稻草绳缠了起来。用手把抹香[抹香即香末。]抓起来便又撒了出去。给人感觉他不这样似乎就活不成了。当日只有筑紫的客僧夸奖他说：“这就是保持国家的人呀!”可是守役的平手政秀却和客僧的看法截然不同。虽然他从内心深处炽烈地爱着信长，却对他的心情难以理解，同时对他的放荡不羁行为是目不忍视的。而信长对他是十分亲近的，正因为如此，政秀才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心绪。如果说赌气的话，但也不能如此丑态百出。看来政秀是无能为力了，便怅怅地噙着泪花自杀了。

这时国内的土豪、清州和岩仓的两个织田家同今川互相勾结在一起，于是结成同盟。

在信长父亲葬礼的仪式上，只好推戴由穿着折缝的高肩衣的弟弟勘十郎信行和谋事林佐渡、柴田胜家来主持。

信长以放荡不羁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是个“大傻瓜”的做法，不仅是徒劳无益的，反而断送了自己最亲近的部下政秀的性命。由于政秀的自杀使信长异常吃惊，于是引起他的警觉，作出深刻而痛苦的反省，随之而来的是他解除了由于过分郁愤而采取的放荡行为和令人不解的生活方式。他后悔莫及，于是就建立了一座政秀寺，来祈祷政秀在天之灵。

尽管如此，信长并不是政秀所期望的那样一个为人正直而又有政治远见的人。

信长继父亲之后，把面向伊势湾的南尾张的名君、商人组织起来，又苦心孤诣地研究出新式武器和战略战术。

当时还是把枪作为重要的武器，骑兵为主力。信长也参加了马术、游泳、枪对战的训练。可是把短枪改成了三间[间，长度单位，约一·八米。]乃至三间半长，这种改法也许是为了适应新战术的需要。在适应新战术需要的情况下，重新改编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太阁记》中记载着流传的一段有趣故事：在某个时候，清州的城墙，崩塌了有一百间房子那么长的一段。虽然经过二十天的功夫也没有修好。可是，派了一个叫秀吉的去修理。他和下奉行[下奉行，小官。]周密地考虑，仔细地研究。于是把崩塌的城墙分成十段，同时动工，第二天便修起来了。

另外，又在某个时候，一个被任命为薪奉行的秀吉，他试验烧柴，以便从中掌握实际数字，计算一个月究竟能用多少木柴，一年要烧掉多少。经过实际考察，结果算出只用过去的三分之一就足以够用了。如果奖励植树造林，让一个村子只出一棵树就够烧了。根据秀吉的试验向上级写了个计划。这样，便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信长很重视收购的事情。为了收购时不让农民吃亏，就把这项任务交给秀吉。关于派秀吉去经营薪炭这件事情传开之后不久，大家一致认为是“等于把一匹骏马去受拉盐之苦”。据说，从此就派秀吉担任别的重要工作。这也许是有人故意编造的。可是，从这以后，要想制造一件新的东西，而且又必须花费心血，挥洒汗水，就没有一次看不到秀吉在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和力量。他的足迹遍及各处，他的汗水洒在各个领域。尽管有人在妬嫉，可是，他从不介意而且又不避风险地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去锻炼自己，从而增长了才干。这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的人。

信长有统一天下的远大志向和周密的计划，因此，他为实现统一的理想而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向不为偶然的胜利而骄傲，更不为一时的失败而气馁。所以在桶狭间之战，他把朝廷的贵族和将军抬了出来，狠狠地打击了梦想统一天下的义元腐朽势力。因此说，这场战争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信长在这场剧烈的战斗中，清晰地看见了未来的奋斗目标，进而增强了信心。秀吉在这场战斗中，他是以步卒头目的身份参加战争的。在此期间，他一边惦记着旧主嘉兵卫，一边还必须应付新的局面。

桶狭间之战的第二年，二十六岁的丰臣秀吉结了婚。妻子叫祢祢，是彬原助左卫门定利[彬原助左卫门定利，后为木下肥后守。]的次女，是弓之众浅野又右卫门长胜的养女。秀吉的妻子祢祢是一五四八年出生的。在她十四岁那年和秀吉结了婚。结婚也是秀吉新力量的源泉。从此之后，秀吉便幸运地走进了豪族的门第，划入统治集团的势力范围。

4．墨股筑城

桶狭间之战不仅胜利了，而且战果辉煌。因而，信长得到了德川家康这个能助他一臂之力的理想的大伙伴。

一五六二年正月，他们在清州会见，磋商行动计划，达成默契。家康向东进军，信长拨马向西，两个人踌躇满志地各奔西东。为了相互信赖、依靠，家康的

长子竹千代和信长的女儿缔结了婚约，借以巩固彼此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第二年的十一月，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便和甲斐的武田信玄结成了统一战线。为了表明自己一片诚挚的心意，同时也在于巩固双方的关系为目的，于是就把养女嫁给信玄的儿子胜赖了。

两氏都一味地讨好于信长，于是经过共同磋商、研究之后，采取所谓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样，信长一方面可以起到钳制劲敌斋藤的作用，同时采用这个万全之策对信长是合适的、有利的。因此，信长才得以在一五六三年从清州向小牧长驱直入。而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行动竟遭到同清州有密切关系的老臣们的强烈反对。主张向小牧进军的秀吉，当然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老臣们感到义愤填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一行动也遭到了织田信长的不满。可是事实雄辩地证明这个行动是正确的。因为在短短的时间里，便顺利地攻下了犬山城。当即委派丹羽长秀镇守此地。接着，对岸的鹈治、猿嵢看到形势危机，于是也纷纷投降。这样就迅速地合并了加地团。从客观上自然地形成了对美浓紧密包围的阵势。

可是，进攻美浓的要害则是墨股[墨股，地名，在长良川。当时归属尾、浓的境内。]。这个城池是很难攻陷的，而信长又没有想去拼命进攻。于是经过一番周密而慎重的考虑，就决定了筑起坚固的堡垒，企图以此作为进攻的立脚点，同时他的另一个想法是无意修整清州城。就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信长亲自找来了秀吉同他进行一番秘密商谈。

秀吉因为在很久以前对此地周围的一些情况作了深入地调查，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讲出自己的独到看法：从篆木、柏井、小幡、守山等小牧山东南一带，沿着木曾川居住的野武士约有一千二百余名，作为稻田、青山、蜂须贺、加地团等组头[组头只有一——二町步的小地主，他们被编成组。派一名统率他们为大名作战的那个人叫组头。组头和组员间结成义父、义子关系。义子受又父的监督指挥。]。必须把他们拉过来，同他们一道共事，这样才能减少对抗势力。秀吉不仅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还详详细细地讲出了他们的名字。信长平心静气地聆听了秀吉的这番具有深谋远虑的主张之后，便毅然决然地采纳了。于是立即向诸将领发布调遣命令，把全部兵力划分三股：一股则全力以赴地控制敌人，其余两股则不遗余力地星夜修建工程，并且有计划地调运大批资材。

在筑城开工之后，秀吉虽然还不是野战的猛将，但是他却相继地参与了领导集团的工作。将领们利用野武士固有的特性和战斗的经验展开了向以墨股为中心的西美浓的攻势。秀吉则集中精力在对东美浓的小大名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在这很久以前，就是当桶狭间之战胜利的时候，就和松仓城的坪内喜太郎修善友好了，因而迫使木曾川的美浓侧沿岸的土豪降服归顺，与此同时又引诱了鹈沿城主大泽基康结成了同盟。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坪内一族的影响和带动，便将美浓下野以下一带地区成为自己的统治势力范围。当然，这些功绩是应当归于秀吉的谋略和努力。

信长是清楚地看到了胜利的原因，于是就给秀吉宛行状，而且又在宛行状上加了个添状[宛行状上加了添状即如同现在的特等功奖状之意。]。如今保存的历史文件中，它算是一份最古老的，最珍贵的了。

在墨股筑城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到一五六七年八月，信长由于驱逐了斋藤龙兴，便向岐阜浩浩荡荡地进军。

从桶狭间[桶狭间在今爱县碧海郡，距名古屋市很近。]之战后又经过七年。这期间归根到底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或许是因为还有远处以清州为根据地而大力进攻墨股、岐阜之线，但却忽视了北尾张的势力，因此对东美浓的经营未能

得以兼顾。尽管有此缘故，倘如冷静一想的话，秀吉是付出巨大力量的。

桶狭间之战的辉煌胜利，是由于信长的灵活战略战术和卓越非凡的指挥，可是墨股的成功，应归功于秀吉对野武士的天才组织。大体来说，野武士摆脱了旧的守护束缚时所养成的土豪恶习，倘如不采用新的思想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他们仍然继续干着强盗的事情，而且在行动上也必然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完成新的历史使命。青年的秀吉早已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继续工作下去，也是在万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秀吉不得不继续过着他那放荡的旅游生活。

在岩仓的织田附近的那些野武士，信长百般地企图以守护代的名义把这些野武士引诱到自己的统治势力范围之内。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努力，但屡告失败。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关键时刻，在信长的左右已经成长为政治家的秀吉，有效地利用他多年的放荡生活体会和经验，立即改组了野武士，而且，到后来还得到了一名象蜂须贺正胜那样的卓越而能干的参谋。

从墨股筑城稍前的一些时候，当时近江六角的足利义昭，他再三地恳求复兴幕府。信长军队进驻到岐阜三个月之后，接受了正亲町天皇发出的恢复美浓的皇室领地的命令。尽管这样，信长抱着慎重的态度则按兵不动。

当时，北伊势八郡的关、工藤两氏一族在不断地进行扩张，独立的小大名也有四十八家之多，他们割据于一域，经常在暗中私通六角。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来看，首先必须向伊势出兵。

信长率兵站在平定岐阜的前头，已经攻取了员辨、桑名两郡。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五六八年又再度出兵，终于降服了关一党的惣心领神户友盛，并且强行收下了三男信孝为养子。他弟弟信包把惣领长野送给了工藤一族。对于其他诸氏则委派泷川一益钳制。

经过一番妥善而周密地安排、部署之后，又把寄居在当时越前的朝仓义景身边的义昭迎接到美浓的立政寺，他便立即踏上了西上的征途。

第二章 新的封建统治

1．“王法”和“佛法”

听到信长步步迫近的消息，京都并没有受到更大的震动。可是当天皇听到信长平定了美浓的时候，立刻就派遣立入赖隆前去封赐信长为“古今无双的名将”。又传旨下达命令，祈祷天下永远安宁，严戒部下暴乱。天皇虽然颁发了收发尾张、美浓两国皇室领地的命令，但是却不希望信长本人进京接受“天下布武”的任务(信长使用“天下布武”的印信，好象是从这年起使用的)。

已经成为将军的义昭虽然把信长作为“御父”以兹表示感谢。可是，他经过周密的考虑，既然自己是将军也必然是信长的臣子了，于是便取消了报恩的想法。

这时，延历寺更加露骨地表现出代表旧势力的行动。所以延历寺于第二年即一五六九年十月，向朝廷申诉说欢迎信长立刻入京。此时也正是再兴佛法、王法的时机，但是要全都没收寺院所领地，那完全是天魔所做所为了。不难看出，这是真正反对的心意所在。

所谓的“王法”是指古代的天皇统治权力，严格说，它和“佛法”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丘之貉。佛法的盛衰表现在寺领的盛衰。这种说法完全是自古以来贵

族、寺院的观点。因此，延历寺的这种希望和想法，不也正是三九六年“以王者之威严”并对寺院以施舍的足利义满思想的翻版，又是什么呢?

当年，延历寺把义满作为再兴“王法佛法”力量的化身，而今天他们又不是期待以信长为王法、佛法的保护者吗?

和期待的相反，还是如同期待的那样呢?

信长军纪严明，执法如山。他虽然也营造皇宫幕府，而且对天皇、贵族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甚至对每日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不可缺少。据传说，义昭登上新筑的三条城的石垣上，目送着返回岐阜的信长的英姿，直到看不见才罢。可是对信长来说，对复活他的权力问题恐怕连想也没想。那是因为信长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做权力斗争的对手，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消灭掉呢?当然，这里面自有蹊跷了。然而这也不是令人十分费解的问题。说到底也不外乎是信长的头脑里残存着关系到封建统治“王法、佛法”的思想在作怪罢了。

浅井、浅仓、六角、三好、松永等畿内及其周围的大名们，本来对旧势力藕断丝连，可是在表面上时断时续地进行战斗的同时，他们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在这些地方，农民们早就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在努力地经营着商业和农业。于是每个村庄都不约而同地结成了叫做“惣”的自治团体，而各村之间又都自觉地联合起来。这时，富裕的农民又兼营商业，所谓的既农又商。因此，他们到处开辟市场，设立商店。农村都市就是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的。象人们经常说的堺和桑的城市，也都是蒙受了这种特殊条件的影响而得以幸运地繁荣起来。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这样一来那帮武士就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直接去监督耕作者了。如果不适应客观形势的趋向，无可辩驳地就不能统治这个庞大队伍的农民。因之他们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得以互相自由地结合起来。

于是，到处有国人联合一揆的武装力量而进行下克上的激烈斗争。因此说，不管从足利、细川抢夺了权力的三好、也好；克制越前守护斯波、被幕府正式承认了的守护朝仓也好，所有这些，几乎都是由于依靠国人一揆[有力武士的暴动。]的力量而壮大起来的。所谓“下克上”[各地百姓和国人们反抗领主，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运动，归根到底是以团结起来，的农民为基础，向统治着他们的人进行斗争。为了统治他们，统治者在客观上就必须改变旧的守护统治方法。看来也只有如此，才能循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建立新的封建统治。

因此说，象当时畿内那样，农民牢固地团结，町人[町人，江户时代的商人、手艺人、工匠。]就越加闹独立性，于是就促成了下克上运动的愈发激烈。而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建立坚强而又有力的封建统治，当然希望是颇大的。可是不可忽视的还有农民在激烈地反抗，这样一来，首当其冲的是由于下克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局面，对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畿内的国人对此不能再忍受了。三好、松永并不想打倒足利、细川，只是考虑由谁来担任将军，管领的职务，进而操纵幕府的大权。六角等地区也是如此，被任官的武士同时也是延历寺的代官或者是名主，受他们统治。

要说近江的商业、交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坡东的酒屋土仓或者延历寺则从中进行大量的盘剥。六角并不想削弱延历寺的统治势力，经常和三好、松永等纠合在一起，在围绕幕府这个问题上而进行殊死斗争。倘如一旦斗争失败了，就按照事先决定的那样，接近伊势、伊贺的甲贺群的土豪势力，销声匿迹地逃到那里去。这是早就计划好的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因此他没从速地没落、垮台，道

理恐怕就在这里了。

尽管延历寺、兴福寺在某种程度上对信长进行抵抗也好，而信长无论由于一时不推戴将军义昭也好，看来都是为了这件事情。朝廷幕府即使不成问题，但他们暗中却吵吵嚷嚷，大哄大嗡，而且还进行种种的破坏活动。

在延历寺准备再度兴起王法、佛法，这也是信长的奋斗目标。

2．关所

根据上述意图，信长便带兵进入京都。第二年即一五六九年，向伊势再次出兵并破坏关所，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

以前出兵，只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大名们的旧惣领制团结得依然固若金汤。只要把一族编到这里边就算万事大吉了，而且真的能够如此，那就令人十分满足了。

因此，倘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所谓大局已定，那么信长便没有大动干戈，兴师动众的必要了。

可是这次出兵目的在于攻打南伊势的北畠具教的同时，征服、弹压割据的大名(诸侯)，进而统一天下。于是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伊势拉进尾张、美浓、近江的集团中去。为了早日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引起信长注目的头等要事乃是关所的问题。

关所严重地妨碍了商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同时一部分座商又都发了大财。且不说别的，信长仅就对这些事实的认识，人们就不难看到他决定破坏关所是具有何等重大价值了。可是，我倒认为他想不到的，当然也就必然地被忽视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关所、座和市同样的一直是支持着农村中的组织并和他们经常联系。作为信长的正面敌人乃是旧的封建统治势力。在所领落户的武士，向黎民百姓征收很重的以实物为其年贡，巧取豪夺并盘剥农业生产。还同一帮特权的商人勾结在一起，霸占市场交易，同时共同管理关、座和市，互相结合得更加坚固了。这不仅仅得到大量财源，而且严重地影响并妨碍农民的团结，进而维持他们在农村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却又大大地妨碍信长同其他方面的互相团结，同时也导致分裂局面的产生。工藤、关、北畠一族之外，仅独立的小大名就有四十八家之多。这里仅就伊势的情况而言，在松坂、日野之间的十四公里之内，就监设了关所三十六个，在这个地区进行全面地统治。由于畿内的小大名对立，在一四五七年仅河内的农民起义被破坏了的淀川沿岸的新关所就达六一六所，看起来同这一事实不是没有关系。

在名义上，他们似乎将关、座和市作为贵族的社寺所有，然而实质是以凭借旧的权威为其目的。尽管贵族社寺的庄园有其名无其实，可是武士仍然同残留着的各种名义上的庄官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永远地供养着旧的统治者。然而他们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法在客观上却妨碍了自身的成长。

信长破坏关所这一事实，不仅解放了武士，而且打开了他们自由加入军队的道路。所以，在伊势最大的收获是把水军组织起来，这个事例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伊势、志摩与濑户内海并列，是海贼牢固的根据地。海贼虽然是一批野武士、土豪之类，可是对他们小心提防的不只是信长。然而，他的错误是没有将海贼原封不动地建成一支有组织的海军。他只组织了包括水军在内的有力的家臣团。

在关所废止的同时，不仅打开了对家臣的衣食和军需品大量供应的道路，而

且又把关、座作为堡垒，从而把盘踞在农村的商人聚集到指定地区。这样，信长便得以实现新的统治计划。

海贼的组织也是贸易商的一种组织形式，被安置于乐市、乐座，并且保证他们营业自由。从很早的一些时候起他便对岐阜的加纳市实行免税，进而刺激他们发展贸易。虽然都是一些旧商人，但决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同时还将附近一些工商业者组织到一起，按所从事的行业划分不同的街道。如铁匠铺大街、木材大街、鱼铺大街等等。这样一来，各行各业便立即繁荣起来。

一五六九年三月发出撰钱令，就是禁止用米或者不合规格的货物进行贸易。随即规定各种货币的比值，还制定了一旦发现有违犯者一条街都有连带责任的连坐法。

与此同时，又努力谋求金银生产事业的开发。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委派秀吉等人去攻打但马的山名裕丰。当取得胜利之后，立即直接管辖生野银山并着手开采。当时委生熊左卫门尉任代官。

信长总算把关所破坏了，又实施一些新法令。尽管如此努力，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将所有商人真正组织起来。于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达，同贵族、社寺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所谓新仪商人逐渐地成长起来。当然，这些人也是支持信长破坏关、座的一股力量。然而，那些依赖于关、座势力而生存的特权商人不仅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而且也必然地会感到有一种束缚、压抑的滋味。

这时的特权商人代表者酒屋土仓，远在战国时期，他们就逐渐地摆脱幕府统治而独立起来，其中象京都嵯峨的角仓那样的朱印船[朱印船，为了管制对外贸易实行了“朱印状”制。商船只有领了此种凭证才能进行贸易。领取了这种凭证的商船即称之谓“朱印船”。]贸易要人。

国民武士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这些人也曾多次服从又多次背叛，反复无常。可就本来有同幕府、兴福寺、延历寺战斗的力量，这对如果战斗的话便不能生存的他们来说，竟没有认识到这点，当然这又当别论了。然而，唯独只有信长他早就梦寐以求而刻意追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同时又从京畿的国民中供给了织田军的有力的中坚分子。在《信长公纪》中将“废止关所”说成是“都鄙之贵贱一同，忝拜奉，满足”了。看来这只能是奉承信长而已。然而，我倒认为他处理得似乎过于草率。

说到底，信长只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封建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政治家。当他破坏关所将割据的武士集合起来的时候，他应该而必须预想到农民可能发挥惊人的可怕力量。这时，伊势的泷川一益进行了检地，诸家蜂起学习，对武士进行调查领地似乎也在重视着，然而，对农民的统治又采取了什么手段，什么策略呢?他好象没有将这件事情重视起来，甚而采取了不必过问的态度。这一事实，在他的讲话中不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吗?

当信长进入京都之后，立即向“堺[堺是典型的自由城市。]”征收二万贯[中国古代货币单位，一贯为一千文。日本与此相同。]，又向石山(大阪)的本愿寺索取五千贯，作为军费开支。当时本愿寺倒是慷慨答应了，可是出人意料地却遭到“堺”的拒绝，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因此，这时信长才拒绝了第二年再度兴起的三好党，从而又严厉地谴责了以“堺”作为他们的策源地。继而动用武力进行威胁、恫吓。于是会合众[会合众，组织起来的武装民众。]看事不妙便立即屈服于武力的威逼，并且从速交纳所摊派的军费，同时又自动地解除武装。要是将这个看做是专制君主的行径，那么岂不和发展自由都市互相矛盾吗?我认为这的确是个问题。

信长认为从此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他却没有认识到那仅仅是完成了“堺”的任务，能否确定那就是自由都市呢?“堺”是农村的“惣”，它依靠濑户内海贸易和对明朝进行贸易而发达的城镇，因此将惣所具有的两面性(农民自由结合的地方，也是国民和特权商人的立脚点)原封不动地扩大了。

会合众代表广大居民，他们总是保持着不左不右的中立态度。虽然说他们是在战火纷飞中保护了城镇，可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和交战的两军中的一方结合得很好。当拒绝信长要求的时候，在他们的背后即相当于惣的自耕农的中小市民的后面，即便是很有魄力的，而实质还是通过钱财玩弄着三好党的会合众，还不是由于阿谀奉承信长错过了良机吗?可是仅仅从他们参与对明朝的贸易这一事实和由于活动于京都的狭小天地之间，而同濒于奔走的三好党不同。他们立刻看透了信长是个何许人物。如在屈服前已经私通信长的今井宗久那样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的。堺的屈服对他们来说倒不能说自由都市的屈服。

然而不仅如此。对堺的屈服这一事实，我认为是不能否定的。不过，看来这是以后一切事物的萌芽之由罢了。而现在只能是感谢信长“都鄙之贵贱一同”了。可是不久之后，人民又将是怎样活动呢?对此，信长又将如何对付呢?我认为那只是堺的问题，可能也会象原来对伊势进行检地所预想的那样。

3．“元龟”和“天正”

一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永禄”改元为“元龟”。信长是极力主张改“天正”的，但意见没有被采纳。义昭推荐的“元龟”，继续达三年之久。仅就这一事实来说，我认为这正预示着信长危机的到来。

信长于四月二十日必须亲自前去讨伐朝仓义景，于是便进驻若狭之地。显然是趁他不在期间进行改元的。可是窥视了这种形势的浅井长政，随着义景、六角义贤也乘此机会东山再起。于是以三好党为中心的幕府，作为旧势力最后据点的延历寺、石山本的本愿寺和一向一揆，还有武田、上杉、毛利等诸大名，这些暂时杂揉在一起组织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势力，同义昭将军勾结起来了。主要因素是由于反对信长而一时间结成同盟。

在六月的近江姉川一战，虽然给浅井、朝仓以致命地打击，可是如同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信长不得不星夜兼程东奔西走。十一月，其弟弟信兴在伊势的长岛被一向一揆团团围困，几乎陷于被杀害的困境之中。当时，浅井、朝仓也被关在比睿山里，因而不能自由活动，否则情况就不堪设想了。整个战局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勿宁说给封建统治带来了危险性。

仍然保留着具有强大力量的土豪和大小名们，倘如一旦起来，对统一天下的形势未必不能逆转。这主要是因为一向一揆对封建统治的统一强化进行强烈地抵抗的缘故。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义昭将军亲自来到三井寺。由于天皇做了调解工作，于十二月十三日谈判终于成功。两军都对延历寺发誓，表示忠诚，并且双方又立即退兵。朝廷高兴地认为是“佛法，宝祚(王法)乃平安之基”。

信长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来自朝仓等方面的压力，所以才向天皇、将军三番五次地请求，以便从中斡旋。那么，既然朝仓采纳了意见又达成讲和的条件，自己就应该主动为宜。情况是再清楚不过了。提出讲和的既不是天皇，也不是将军，乃是相持不下的两军首领。他们之所以向天皇、将军甜言蜜语，是因为目的在于摆脱各自的危机。看来这次讲和并不是信长出自内心，不过，从此便得以做好再

战的充分准备。他是为了赢得喘息时间，而义昭也得以生存了。彼此心照不宣，互为利用。

事隔不久，信长乘机向义昭提出五条要求，随之而巧妙地褫夺了将军的实权。这样，将军的职位虽然存在，然而，那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在此期间，信长仍向天皇宣誓，效忠皇室。虽有这番举动，但他却没有忘记为了未来的前程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表面上不得不如此，而内怀卧薪尝胆之心。

延历寺狂妄自大，反对讲和，在客观上为自己挖掘好了墓穴；浅井、朝仓误以为信长就此而宣告失败，因而放下防范敌人的准备。由此不难看出信长对他们认识越加清楚透彻了。他的处境虽然仍处于危机的漩涡之中，然而，他毕竟把突破口用巧妙的政治手段打开了。

尽管如此，信长仍旧坦然处之，并没有为此而产生焦躁与不安的情绪。于是便派遣秀吉去做浅井部下将士的工作，企图从其内部进行瓦解。当年曾经帮助过浅井打倒守护京极的国民，如果浅井一旦成为大名，同时又和延历寺、南近江的守护六角互相勾结起来，当然就会给信长造成极端不利的局面。

在秀吉利用巧妙而灵活的离间战术之后，就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倒戈了。在第二年即一五七一年的五月间，忍耐不住的长政，忙忙迭迭地同一向一揆互相勾结起来，六角、朝仓也纷纷起来响应。尽管他们伙同一起，然而不知怎么却没能如同先前那样地共同战斗。这时，信长略施小计把长政稳定于小谷城。于是在这年的九月，信长毅然决然地一举烧毁延历寺。这样，朝廷的贵族就失去了复活王法佛法的最后一线希望。因此山科言继极度悲叹地说：“佛法破灭不可说也，而王法如何，能有此事耶?”与言继观点不同的是新井白石，他却认为这一火攻的策略是信长的功绩之一。

不仅延历寺，就连兴福寺、多闻、英俊等也腐败堕落，而且都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惊讶。对此，连研究“王法佛法”的封建社会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白石，也把他们的本质看得透彻而无遗了。

这样，对于抑制悲痛的浅井、朝仓来说，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主动地同信长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战斗，当然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

信长、秀吉缺乏洞察力，所以他们不仅没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被他们利用了。就在决定依赖“王法、佛法”的时候，信长使用强制的办法，向京都市民借五百多石大米，用其中的三成作为皇室的生活费用。皇室的修葺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内竣工的。言继即使没有想到“王法”似乎是很容易地被保存下来。得到充裕时间的信长，每当来往于京都、岐阜之间，都使浅井感到为难、羞赧，而朝仓又不得不疲于奔命，同时也越加焦急憋闷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同石山的本愿寺、松永久秀相互勾结而寻求西上的机会。武田信云第二年就是一五七二年的夏天，千方百计与浅井、朝仓狼狈为奸结成同盟，于十二月在远江三方原大破德川家康。目睹此时此景的义昭，仿佛将素日的积怨霍然而释了。好象认为这是他自身的力量战胜了德川似的，表现出悠然自得的神态。于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五七三年的二月间，和他过去一直为敌的三好义健、松永久秀勾结起来进行挑战。

当四月四日围攻京都二条城的时候，义昭的命运几乎被信长握在手心。可是信长也许还认为只要信玄还在，那么就可以有利用义昭的余地。在这个月的七日那天，由于天皇亲自出面说和，才得以互相宽恕和睦相处，于是就撤军回到岐阜。

尽管际遇如此狼狈，义昭还自诩为将军。可是在五天之后，信玄死了，然而他还闷在鼓里。所以，在七月三日他十分得意地再度大举进兵。可是不到十几天

时间，他就遭到惨败，逃到河内若江的三好义继的居城足利将军的家里，终于宣告灭亡!于是在二十八日，信长按自己三年前的夙愿改元为“天正”。

第二年八月，从近江被追击向越前返回的朝仓义景，在这个月的二十日那天，他被赶进越前的平泉寺里。已经投降的朝仓景镜威逼义景自杀，于是朝仓遂而灭亡。

这时信长立即拨转马头进攻小古城。在当月的二十六日那天，久政、长政父子双双自杀，至此浅井氏也就彻底灭亡了。

信玄的意外暴死，对信长来说，毫无疑义是一大幸事。话又说回来，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他的处境和兵力等方面，根本就不具备获得胜利的可能和希望。甲斐一国本来没有一个城池，但是总想向异国扩张，就如同一个下级武士日夜盼望着夺得一所漂亮的公馆，可是人家时时持戈防范。因此说失败是注定的。

信长比起甲斐的地势来说，也不是理想的，因此他要苦心孤诣的建设。他之所以下了这般决心，大概是想借此来反对镰仓时代的机构和军事编制。

在各村选定的剽悍骑兵是武田军队的中坚和基础。当然，它的弱点在以后长篠、天目山之战中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可是，尽管把这些旧的强而有力的武装作为基础，那么信玄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也远远地超过了其它国家。

在那些山国里，地处山区，各个国家都纷纷抢先开凿矿山，寻找金银，改造货币。

一五六九年取得骏河之后，便立即成立海军。但信玄却忽视了货币制造和交通运输。因为他错误的认为这不是战争年代，所以他曾经和上杉谦信进行比较。“由于偏爱而携带弓箭，只要用道理，无论走到哪里，也能通心协力。”谦信这话的精神是好的。当然，他到底不是信玄的敌人。尽管后来信玄从谦信那里得到大量食盐，可是结果仍然没能获得胜利。

信玄从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茶番役者的角色出现于政治舞台的。可是他不是真心实意地推戴义昭而企图利用义昭。这也是他的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尽管他拼命地查看历史规律并窥视四周动向，但也难免不受种种的抵御和反抗。由此产生而又摆脱不掉他的悲剧结局。由于他的暴死才免于成为茶番役者的角色。

可是，不论信玄由于致命的弱点而失败，然而信长也未因此获得胜利。在这历时三年的时间里，他仍然东奔西走，进退失据，一方面说明了他处于困厄境遇之中，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织田军机动力量的强大。

一五七一年末任命丹羽长秀为奉行[奉行，武家时代之职名，各种职的长官。]。在濑田川用钢铁锁架起船桥。一五七三年四月同义昭和睦之后，于是定操左券的信长蠢蠢欲动，准备东山再起。这时便把许多兵船拴在琵琶湖沿岸佐和山的山脚下，这个部署倒不是因为一时的需要，是按古代人的做法，破坏桥梁道路，以防范敌人。也是因为他看准了当时是往来运送繁忙的时代特点。正如前面介绍的，他一入京就首先着手进行破坏关所，随即直接管辖大津、草津，进而巩固了尾张、美浓和京畿之间的连络，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交通枢纽的军队。

4．一向一揆①

①一向一揆：佛教一向亲信的暴动。

信长的决定和一些反动派所不同的在于是不是和一向一揆彻底决一雌雄，这是作为封建统治者胜负的关键所在。

一向一揆是从畿内向东海、北陆出发。以自耕农、名主[名主，镇、村的士

绅担任该地区行政的代表。]的门徒和道场坊主[道场坊主，和尚。]为团结对象，也就是说，以农村的“惣”为其基础的，指导并统一对在下克上的激烈斗争中而落伍了的大名，还有各地方法王血缘者的一家众、上级僧侣等，本愿寺的法主把他们都汇集到一起。

一向一揆并没有象土一揆那样的规模和战斗力。但是为了强烈地反对大名的统一，国人一揆[有力武士暴动。]便迅速地同门徒农民结合起来。

因此，信长反对的大名们。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不得不一面采取弹压政策，而另一面又以妥协的态度。然而，当此之时，封建统治眷的境遇是否就是到了穷途末路呢?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信长同一揆结合的时候，他们便把获得胜利的时机丢掉了。

六角于一五六六年放弃了对一揆的镇压政策，并且还允许门徒重返家园，同时他又同本愿寺的显如结成鱼水之交。

朝仓在孝景应仁之乱中，他得以摆脱束缚而独立。不久，就迅速地同莲如率领的门徒进行猛烈战斗。因此，近邻的加贺夸耀他为起义的首领。

义景在一五六七年，由于义昭多次诚挚地劝告，才同加贺一揆采取友好态度的同时，又同显如密切往来。所以他要抢先一步进京，意在免有后顾之忧。当然，这也是出于不得已。假如让信长抢先这一步，那他就会更加焦躁不安，同时也必然看错自己的真正敌人。由于同显如和平相处，才不得不把自己的姑娘嫁给显如的长子教如(光寿)。因此，加贺确定自己的方针是一切听从本愿寺的指挥。从此以后便不断地威胁一揆的左右，这就妨碍了同信玄共同作战。主要是因为挑唆了北陆的一向宗才把他稳住。当然，他并不是正面敌人，是由于巧妙地利用其他地方的一揆，那么浅井、朝仓才必然要进行战斗，以决胜负。这对他们自己来说，那是，因为处境极为困厄而且又异常危险，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在自己的部下中有许多人是一揆的领导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参加到一揆的土豪行列之中。一宣战的话，便能够将他们组织到家康一伙里来，而对那些曾在下克上的殊死斗争中的人们是没有理由不勇猛战斗的。实际上还有家康这样的优秀教师。

家康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宣告独立的。从今川的残党和曾被德川打败了的吉良、荒川等小大名到德川家臣的门徒，这些人都参加了一五六三年九月袭击三河一国一带的战斗。尽管他只是刚刚开始独立，尚无更多的雄厚实力，然而由于家康有排斥一切妥协而要把战斗进行到底的决心。因此，当一揆迎击反德川的斗争时候，门徒农民形成了一种拉出去的局面，所以在转到来年的二月，终因溃败而逃之夭夭。

吉良、荒川等亡命。

谱代的被官[诸侯的家臣，下级武士。]原来是个和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使者，那完全是由于家臣团的拉拢，因为寺院一个不剩的使之改宗了。土豪们愿意参加家臣之行列，于是家康就利用这个条件，而后把集结起来的家臣去统治依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于是就奠定了正式的封建统治体制。

再说当时的信长，他连对尾张一国都没有能力统一，那么，他能从家康那里学习一些什么呢?不久，他便清晰地认识了。

浅井、朝仓如果灭亡的话，织田信长从正面和一揆遭遇，那么就得首先必须从伊势长岛方面着手。长岛的位置处于木曾川口的三角地带。南边面临伊势湾，其余三面是被十九条河流紧紧包围着。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形，也是弟弟信兴见死而不来拯救致使他一直怨恨的地方。如果灭了浅井、朝仓的话，那么就可以

立刻派秀吉为首的率领佐久间、丹羽、柴田、泷川诸将领进行攻击。虽然战斗经历一个月的时光，然而并没有攻克。这次战斗不仅没有获得成功，而且遭到对方猛烈地反攻，同时又险些丧失性命，于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回岐阜。

因此，在一五七四年七月，他又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愤然地动员几乎全军的力量决一死战。信长并没有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名言。因此，这一次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南方的海上。于是给九鬼加隆、泷川一益下达命令，叫他们率领伊势的水军，把大铁炮装在船上，用大船封锁敌人的进攻线路。这一英明而有远见的部署，就可以初步决定战争胜负。

在围城之后，经过两个半月的时间，一揆由于饥饿，士兵大半饿死。其结果正如有文字记载的那样：其余的，有的被射死了，有的被烧了，敌人终于完全覆灭。

秀吉并没有参加这次战役，那是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之前，给了他浅井的领地，同时又任命为筑前守。当他进入长滨城之后，又在越前担任守备的职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越前已经成为一揆的势力范围。

在朝仓之后，信长任命守护代桂田(前波)长俊，可是与此同时，一揆和府中(现在的武生)，城主富田长繁相结合。一五七五年正月攻长俊之时才使之自杀了。

于是信长又把秀吉派遣到敦贺，让他担任警戒工作。可是在一揆进攻长繁的时候，长繁被杀了。本愿寺就任命下间赖清担任越前的守护，并且还委派杉浦壹岐、下间和泉、七里三河去协助他的工作。

四月间，朝仓景镜被团团围困在平泉寺，授命自杀。于是，从此越前也和加贺一样变成了一揆的附庸国。可是这样一来，一揆就分裂了。

本愿寺命令把大坊主，当地的坊主和门徒农民统统归一揆统治。这时对农民的年贡改变为只交纳一半，而本愿寺并不参加劳动，可他们也得了朝仓收益的一半。从此之后，过去以农民为组织者、指导者，还有自居坊主(和尚)便霍然地暴露其本来的面目。虽然说他们可以收年贡，可是本愿寺却把他们推到一旁。因此，就造成了另一个局面，那就是不管是武士还是农民，这些门徒必须一律为本愿寺服务。于是本愿寺和当地的豪族便开始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一场剧烈斗争。

这时，农民对坊主(和尚)的希望只有寄托于来世，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哀叹。因为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自己被当作仆人一样地听从使唤，任其调遣。

对本愿寺的大坊主，因为他们想要“进退国郡”，尽管也打了桂田、富田等集团，可是如果让“什么也不知道的上方众”任其自由随便那也是极端困难的，于是双方便形成对峙的局面。

此时，信长奔向何方?他是在一五七五年八月，刚刚大破武田胜赖于三河的长篠，又从海上开始发动进攻。于是朝仓的旧臣，若狭丹后的大名也纷纷响应信长。

长篠、长岛毫无疑义地发挥了铁炮队和水军的威力。那些孤立无援的农民当然是受不了。因此，他们只要是遇见农民、坊主还是大坊主就统统杀死。“在府中还是在街上，死尸横卧，血流成河，连一块干净地方都没有，真想让你看看这种景象。今天，正在向各处山谷进行搜查，一定要彻底肃清。”信长对这份报告十分欣赏并大加夸奖。

三河一揆是以拥护德川派、同反对德川派的斗争而发生一场异乎寻常的暴动。虽然战斗很快结束，然而这一次战斗是不妥协的阶级对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战斗。这当然不是三河和越前的错误，而是包含着元龟战乱中的十年间形势变化的因素。

在这场战乱中，信长委派浅井、朝仓奔赴舍石去专门从事训练并组织铁炮队的工作。说起来，那纯属是不折不扣的而又十分露骨的封建权力之争。在那种慑服人们的威力下，首先是以武田的枪作为重要杀人武器，次则又用重骑兵战术，面临这种逼人的形势，于是一揆终于颖悟。国人已经窥视周围各个无不屈服于威力，如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作为封建武士而出现的话，那是何等的错误!如果一揆被平定，那么“加越两国的诸侍都会跑来拥护的，有缘前来归顺，门庭若市”。这是在《信长公记》一书中有上述一段记载。说来真是意味深长。要说越前之战，从开始到结束那完全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这是由于战争性质决定的。

以此作为分界线，信长这个人物就顿时变得十分引人注目。

一五七二年，信长曾向义昭用十分强硬的态度将十七条意见书派人提交给他。从此以后，“想不到连那土民百姓也把义昭说成一个不好的将军”。再也不能期望“土民百姓”对他的支持，而对一揆比原来更加残酷无情。从往浅井长政和朝仓义景的头盖骨上涂着金箔而当做酒杯开始，一五八二年在征服甲斐时，肆意虐杀无辜的武田的遗老遗少，以至后来一把火烧毁惠竹寺??一个接着一个铭刻于人们心上的极端残暴行为，而且那些罪恶行径又绝对不只是对待敌人。

如果说对待竹生岛诣的看门有所怠慢，对宫口的妇女们和乞求生命的桑实寺的长老也进行惩办，而且就连曾经给他打过草鞋的藤吉郎和守卫平手政秀??他也不知道把人类的爱情丢掉哪里去了?因此说，他是没有丝毫人情味儿的。说是他有开朗的，或说是带启蒙性质的那样性格，不是早巳丧失殆尽了吗?可是从对一向一揆对策以来的一连串的事实来看，我认为他已经变成引人注目的专制者了。

当然，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作用。这样对待是合乎逻辑，也是科学的。

5．安土筑城①

①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室町幕府垮台之后，织田信长基本上结束了割剧的局面，于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建安土城并以此为根据地号令全国。故织田信长时代即称安土时代。继织田信长掌握政权的丰臣秀吉，他先后建大阪和京都附近的伏见城，至德川时代将伏见城毁掉而种植了槐树。因之遂称之为槐山城。后世称丰臣秀吉时代为桃山时代。

不管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和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应该从平定一向一揆之后谈起。其实从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对农民统治的远景问题，如象成为“王法佛法”复活基础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被人们摈弃和铲除。

这时，秀吉对浅井旧领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妥善而周延地进行了部署，然后他才安心地进入了小谷城。在火攻延历寺之后，便和得到滋贺郡而进入坂本城的明智光秀一道担当近江一带经营管理的职责。而把越前分封了柴田胜家、金森长近、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不坡光智等人。胜家还兼任统辖着北庄(今之福田)。在伊势、长岛一揆、后泷川一益的经营治理方面的工作，看来也日趋走上轨道。

小谷城地处山高地险，交通不便，而城下町却迥然不同，那是繁荣昌盛，殷实富裕的地带。浅井于此历经三代五十余年的苦心惨淡经营，修建种种防御设备。正如历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因此，秀吉对京畿的关系颇深，已经很久就曾注意旧日的今滨城了。它面临一泓平静的湖水，四周山川秀丽宜人，交通又四通八达。于是便把领内所有的仆人、服务人员、商人等赶了出来，

仅仅只用一年的时间就把城池修筑起来。待竣工之后，秀吉就将母亲和妻子接到这里来。为了祈祷主君赐给他永远幸运，事事如意，所以才把此城改名为长滨。

不久，秀吉高兴地给一个叫寇后的女人写了这样的信：

……町人们，这个时期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都好。因

为不仅取消了年贡，而且还免除一切徭役。所以，希望你把逃到领内的和其他领地的百姓们通通招呼回来!这决不同从前那样只是说说而不诉诸实现。这次是绝对……

看起来，写给这封信的女人也许是出身于长滨，不然不会用这种语气的。 从此，商人得到保护，町人和百姓的身份也逐渐地分开。这样，担当经营中国的大任，虽然尚未能妥善地安排，可是，如今的蜂须贺正胜已经是无论委任他担当任何职务，看来都是可以信赖的。这一点大家是看得清楚的。

在这历时三年间，也有驯服了的浅井旧臣和土豪们，如桐具元等人。因此主帅都不折不扣委派他们为奉行的官爵。这些部将都是江北出身的。

和近江不同的当然是越前。因此就必须引起领导者时时密切注意人们的动态，至关重要的是避免群众发生暴动。因此，信长就特别发表了九条统治方针。其中首先提到要免除“非分的课役”。而且解释说，就是需要特课役的时候也要一律禁止而不得有误。就胜家的那种独断专行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就有重视农民力量的认识。

即使农民暴动失败了，也决不允许统治者可以随便榨取、盘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国人也许会再度被卷入到农民行列之中，所以便决定对“诸侍要礼貌相待”。倘不如此，那是不允许的，要受到惩罚，但与此同时，也不要“解开带纽”，麻痹大意。这层意思曾在“第一武篇简要”中指示过，要准备好足够五年的兵器、粮饷。于是胜家积极地响应这一号召，而且努力做好一切准备。

所以在第二年就决定必须迅速地进行刀狩[刀狩，就是把民间的一切刀枪武器收缴上来。]工作。因此，在指示的最后结论部分是这样说的：“崇敬我等，即使在背后也不许有仇恨的念头。要特别注意不允许靠近我们。”

不仅认为对农民是必须这样进行统治，就是对胜家也还要进行特殊专制。将不破、佐佐、前田等三人当耳目放在自己身边，似乎给人感觉隐藏着有一种让人看不见的东西在人们的身边游荡着，监视着。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彼此互相纠缠着，可是要和一向一揆当时使人们进退维谷的处境对照来看，而信长就逐渐变成一个使人可怕的专制君主了。

这样一来，整备军用道路的事情就越来越显得有必要。当平定长岛的一揆之后，接着便在领国之内的全部河川之上架起桥梁。又将一些不利于行动的道路铺上石头。路面宽度几乎都扩到三间，并且在道路的两侧植上了松树和柳树，命令沿路的村民负责看管维修道路，还得浇水，侍弄树木。这全部工程，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一五七五年的正月全部竣工了。

相继又在濑田川上把桥梁扩宽到四间，长一百八十间，还建造无数栏杆。就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标准大桥。信长于十月间赴京，不走水路而特意选择陆路，目的是要从这座桥上通过。在《信长公记》中写道：“说是为了天下需要而怜悯来往的行人”。可是按事理说应该把前后句子颠倒过来，说成是“冷悯来往的行人是为了天下需要”，这倒是确切而又恰当的。

信长的统治势力范围已经达到尾张、美浓、飞弹、近江、山城、伊势、越前、若狭、和泉，而且将大和、河内、摄津和加贺的一部分也置于自己的统辖范围之内。

这不仅仅是征服偌大的地区，可以说是俨然建起了一个世界。根据形势的迅速发展，统治中心就必然地设立于近江了。因此，在一五七六年二月，开始于安土筑城，这是势在必行。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确立政治统治中心，同时也具有专制君主的象征意味。

这年十二月，信长成了内大臣，看来这也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章 中国出阵

以安土这个地方作为他们向外扩张势力的根据地，终于盼到“天下布武”的时候了。这样就可以阻挡住信长前面的石山的本愿寺和毛利一族对他的威胁。

虽然可以将上杉谦信抬举出来，这对信长来说早就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不过，在信玄死后已经三年光景，才让他站出来，未免有些过于迟缓。仅仅为了以牵制信玄为其目的的信长，还真的接受了友谊的劝告，所以在信玄死去之后，他便认认真真地考虑，于是才接受去猛烈攻打胜赖的意见。因此，受苦的加贺，越中越前的一向宗徒，一来求助的时候，便即奔赴过来。当时，非常令人羡慕的是积极地投靠毛利的义昭，并号召松永久秀立即追随于浅井、朝仓之后，采取一致行动。

谦信于一五七八年兰月十五日就畅快地踏上了赴京的旅途。谁能想到，在抵达京城的前两天，信玄突然因患中风之症不幸死于旅途之上。

对信玄之死应该说是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对信长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谦信是属于二煎茶的役者，要和信长相比较的话，不能说是幸运的。

正当谦信在梦寐中徘徊于前进途中的时候，对信长不仅不屑一瞥，就连本愿寺也没有放在他的心目之中。他的目光远远地全神贯注于毛利身上。

就在此刻，秀吉已经向播磨前进了。

原来信长的敌人乃是一向一揆，当然不是本愿寺。在这七年的时间里，秀吉已经控制了近江的姉川、朝妻间，而且同山石的本愿寺和越前已经建立了关系，因此，才能在不久之后就将近江、伊势、越前的一揆顺利平定，接着就严密地封锁古贺能登一。所以，本愿寺的光佐才不得不于一五七五年十月提出和平相处、友邻亲善的意见。

第二年四月，将纪伊杂贺(现在的和歌山市一带地方)和摄津的一揆作为自己的垫脚石而企图东山再起。实际上那是因为毛利的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否则是不会有此奢望的。当把一揆基本平定了之后，信长并没有把本愿寺放在他征服的目标之上，却把今后征服的目标指向濑户内海。

当此之时，有人曾谈论说，谁要控制了京都，那他便是统治天下的人；谁要控制了内海，那他便是统治京都的人。

在应仁之乱以后，京都、奈良的经济曾一度衰落萧条。处于战国时期，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达就必然地促使中心地带经济逐渐复苏。在东面有环绕琵琶湖的各个国家，西面则是内海沿岸的诸多国家，因此和京畿地区的经济关系是不可能切断的，而且自然而然地就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尤其是那些新仪商人又已经突破了座、关的封锁，他们势必会毫无阻碍地频繁往来贸易。

信长以安土为统治轴心，他意识到，首先要控制这个世界的东半部分。当然，在他的头脑里越加明确认识了，仅仅控制这些地区，尚不能将京畿据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埋藏在内心的计划驱使他还必须刻不容缓地控制住潮户内海这个关键地区。这是他考虑了好久的想法，确切地说，是他的夙愿罢了。

从一五六九年就开始和毛利接触。在彼此往来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怀着不可

告人的目的。织田为了控制阿波三好，而毛利则为了征服尼子、大友和其他中国的小大名。因此，他们各自盘算着利用对方的矛盾，于是便心照不宣地互相刺探情报，以待时机成熟就展开攻势。

在此期间，秀吉只是全力以赴地攻打但马的山名祐丰，集中精力在向山野银山瞄准。双方虎视眈眈，按兵不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元龟三年。

—五七一年，毛利辉元在毛利元就[毛利元就是大内氏的家臣，安艺国(今广岛县西部)小领主出身(公元1497—1571年)。]死后，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为中心加强了一系列防御工作。由于他对义昭早就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所以没有上义昭的当。在一五七三年十一月委派安国寺的惠琼前去交涉以便乘机将义昭领回来。

信长的使者是秀吉和朝三日乘，派他们在堺询问义昭的情况并劝告他回京。可是对方还蒙在鼓里，根本就不了解内里的情况。值此之时，毛利百般拉拢义昭，然而又恐惧双方发生冲突，那是因为信长刚刚消灭了浅井、朝仓，正处于春风得意之时。由于对当时形势的种种判断，最后他们认为还是利用义昭为上策。

这时，惠琼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查知了备前的浦上宗景，播磨的别所长治，黑田孝高(小寺政职之臣)已经同信长在暗送秋波，秘密来往，而且又似乎达成了默契。倘如把了解到的情况通知给故乡的山县越前守，同时再顺便用精辟的语言写出独到见解的话，对方就会有所警惕。“信长能够维持三年到五年，而且从他表现中，就足以看到他未来的宏图大业。那么，大约于明年左右他必然会成为一名公卿的。”当彼此认识一旦统一，当然就会共同采取适应于双方利益的对策。

还是在近江，信长刚刚给秀吉封了爵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把秀吉看做一个非凡的而具有相当潜在能力的人物。当自已一调任到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就曾邀请鱼中松山城的三村元亲，同时又庇护尼子胜久，这些行动对自己的事业显示出有利效果。那么说，这些成就大概都应该归功于秀吉。

秀吉不仅忙于近江方面的经营和越前的军事，而且又以惊人的策略同毛利交涉和谈判。看来秀吉担子的重量是不轻的，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双方都抱着极其沉着而又慎重的态度，尽力克制着自己，似乎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将降临祸患和灾难。当然处于这种情况的信长，谁也难以判断他会急于抛头露面，而毛利则始终一贯地极力保持守势态度，没有什么迹象可以判定他的行动抢先于信长。双方这种相持阶段保持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双方都似乎明白，要想夺取京畿的统治权，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控制住濑户内海。然而，要想确保内海的话，也许未必就需要京畿。

从镰仓时代的末期，濑户内海的商业贸易主要是同中国元、明两朝进行极其频繁的往来贸易。因此说掌握了内海的沿岸和诸多岛屿也是极不容易的。这里有大批的海贼，他们出现于大陆上的就是所谓倭寇。毛利要想在对外贸易中生存下来，首先必须统治和控制那帮周游于海里和陆上的海贼。这样，才能夺取贸易中的银、铜之类物质。与此同时，他一方面还得同尼子进行一场殊死的浴血战争，另一方面，还必须和九州的大友展开一场胜负未卜的争夺战。如此说来，在毛利的面前摆着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困难，而且障碍又不是易如反掌般地一蹴而成的。

只有克服种种困难，闯过道道阻碍，那么进出京畿一事则是他的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

虽然，面临着种种情况，然而，毛利又不能熟视无睹地默认信长在积极地扩

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自从一五七五年平定越前之后，织田方面的活动是十分猖狂的，这是有目共睹的。明智光秀在丹波、丹后，指使荒木村屡向播磨方面不断扩张，同时，赤松、小寺、别所、浦上等也日趋向信长身旁靠近，尼子、山中、本愿寺又向信长求和。根据种种有利条件，所以在第二年的二月，信长才得以长驱直入，顺利地进驻于安土。

恰好在这个时候，义昭又从伊势向备后的鞆迁移，于是义昭不断地催促毛利举兵进攻。到了四月，本愿寺再次站了起来，毛利辉元认为似乎条件成熟，所以在五月间，毅然地问信长绝交。

于是在七月，能岛、来岛、田岛等把村上一族、乃美一族的海贼当做主力军，乘上八百余艘毛利水军掌管的船。先向淡路的岩屋集中大批兵力与杂贺一揆并肩作战。猛烈地袭击木津川口，进而监视着织田的二百余艘水军，并向本愿寺往来运送兵粮。同时，毛利和摄津、和泉、纪伊等进行频繁的海路联络，从而严重地威胁了播磨的安全。

经过两天不寻常的海战之后，就在七月十三日那天，秀吉在长滨被召见委以经略中国的大任。可是，事过不久，艰难困苦如同瘟疫一般接踵而来。

第二年二月(一五七七年)，纪伊的畠山贞政、杂贺一揆，根来寺众徒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大举进兵；四月间，毛利同宇喜多直的联合军攻击了播磨、室津，而三木、明石、高砂的诸氏也纷纷起来响应，八月杂贺再次兴兵进攻。这时的北国谦信也悄然地进犯了能登一带。

处在千钧一发时刻的信长，是胸有成竹，还是手足无措呢?他是果断而勇敢地命令秀吉立即出兵迎击。

这里应当交待一笔，就是秀吉对居于胜家之下而感到不满。

这时，因为盘踞在大和贵山的松永久秀突然叛变，所以就不得不把阵前的诸将领召集回来。随即推戴织田信长任总大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城攻下来。久秀一看大势已去，没有退路可走就剖腹自杀了。秀吉以副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攻城战斗。

当久秀自杀之后，秀吉便立即拨马回到了播磨，又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 光秀和长冈(细川)藤孝进入丹波，毛利的事业进展得也很顺利。秀吉在平定一揆之后，又被派遣去对付谦信，同时还得时刻戒备着胜家，于是形势又逼迫一步。

这时，信长看到同时也意识到秀吉被移开重要位置而没有委派他担当重要责任的错误，甚而有时把秀吉搁置一边闲着。尽管在人事安排上有不当之处，然而很早就承认秀吉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在能力的人物则是信长。

秀吉被小寺政职的臣黑田孝高迎进姬路城内，秀吉就正式将播磨一国让给了他。

播磨的平定没有流一滴血，这虽然多半是依靠孝高的计谋和力量，但此人向不居功自傲。因此在这之后，他和蜂须贺正胜一起成为秀吉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

不久，秀吉又顺便平定了但马，接着又攻克了上月城。此地是监视播磨的佐用郡、西播磨、美作、备前等要害之地。

当时把正往京都逃亡的尼子胜久，中山幸盛主动地放了进来让其看守。并且不久秀吉又同他们一道返回安土。直到第二年(一五七八年)二月，他们都一同居住这里。

秀吉和信长经常讨论并研究关于中国经略的基本战略，意见是统一的，看法是相同的，说明他们之间配合得非常和谐，感情密切。

当秀吉进国之时，三木城的别所长治居然插上了叛旗。三木城地处姬路东二十七公里，明石北十五公里，这是和京畿一带地区联络的要害之地。

得到利益的毛利、宇喜多直几乎调遣全军兵力逼近上月城。他们的水军有数百艘船只也密布于播磨、摄津一带的沿岸作掩护，这样就大大地帮助了三木城。

听到这个消息的信长，派长子信忠星夜兼程，让儿子不惜一切代价去应援泷川、明智、丹羽、筒井。他们都是秀吉的长辈同僚，虽然说他们都博得信长的相当信任，然而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共事那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个痛苦的教训，在信长死后对诸将领的处理上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且也有相当影响的。

上月城尚未到手的时候，他便悄悄地进京了。结果对信长的命令和各方面的提案，上月城的尼子毫不理采，置若罔闻，而把全部的力量都倾注到对三木城进攻方面去了。这对他们来说，难道是一般的事情吗?虽说秀吉不满，然而要说不满，信长才是真正的不满。但事过不久，他们的意见不知怎么又毫无疑义地统一起来了。那是因为他们把所谓的不满搁置于一旁而顾全大局。

所以，无论是讨论政局，还是指挥战争，他们都有一致的体会和认识。于是，在放弃上月城的时候，他们是心照不宣地约定了要取得平定中国的成功。恐怕他们的思想是统一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看来对这种说法和认识不为过分。

过了不久，秀吉挖空心思在想方设法对毛利宴断绝粮食的运输。直到第二年(一五七九年)三月才算堵住了到三木城西南通往鱼住的通路。而毛利得知之后，便从花隈城取道丹生山、淡河，同时他运用了巧妙灵活的战术拿下这两个地方。但当毛利狼狈地又从鱼住回转的时刻，秀吉好象探囊取物般一举把他制服了。

九月一日这天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村之战。三木城委实是支持不住了。第二年即一五八○年的一月，对秀吉前来支援似乎是失去了希望，于是，长治一族就霍然自杀了。

这期间，织田的水军力量更加强盛而充实起来了。曾经在木津川一战中吃了苦头的信长，命令九鬼、泷川把制造成功的铁炮装上大型船只，使之从伊势开往大阪回航。

一五七八年六月，那是上月城陷落稍前的一些时候。杂贺、淡轮众得知这个情报之后，便使用了小船和弓箭铁炮从四面八方猛烈进攻。九鬼巧妙地使用引诱战术之后，对方突然遭到“大铁炮”的射击。各个抱头逃窜，溃不成军。于是，在七月十九日总算驶进了堺的港口。《多闻院日记》中所说的“乘船人数五千”，这即使说的是总数，不过说得有些令人奇怪。因为实际那上面却载有横七间，纵十二、三间的装甲船，装着“大铁炮”，所以就当时来说，这的的确确是划时代的新式武器，因此它的杀伤力是很不寻常的，足以制服敌人。

信长听到这个消息，便从京都带来一些公家等人前来参观，不用说他们的心情是异常兴奋的，还产生了自豪感。

十一月十六日，毛利的水军驾驶六百余艘船只也照例地使用了大铁炮，击退了为前往本愿寺送粮食而开往木津口的粮船。

这么说毛利方面干得也非常出色。而事实上，织田方面似乎不象他们认为的那样出色。不过由于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所以很快就赶上来，当然这也是事实，却不应该一笔带过而忽略过去。

再说，毛利水军的主力大体上是由一些海贼集合起来的，所以叫他们是“海贼众”。如果说从村上的一族来看，能岛、来岛、田岛等都具有相当力量的，然

而毫无讳言地说，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血缘关系。因此，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进而加以统治，那么首先就必须把利用这种关系放在第一位，毛利早就这样认识的，而且也在这样做的。海贼众的组织者是辉元的三儿子。小早川家是乃美家本族的血缘关系，而且又是海贼众的栋梁。辉元很久就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以，他才把小早川当做养子。这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因此，毛利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将他们拉拢过来。于是在转瞬之间，便成了中国地区的一支强而有力的势力。不过，仅就这点而言，结果也必然会变成他们自身的弱点。因为利用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海贼众去对付在陆地上的野武士、土豪，也只能使用古老的小船去追赶逃窜的敌人。这个战术是不可取的，看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后果，而且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其结果又是如何呢?在本质上，它和长篠战役没有丝毫变化，因此说道理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本愿寺病入膏盲，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于是，作为内大臣的信长就不得不把天皇抬了出来，决定以天皇的名义命令本愿寺的光佐退到大阪。一五八○年闰三月，光佐到纪伊杂贺去了。

这时，织田和毛利已经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而担任山阴道守备的光秀，因为他于前年就被召回京都，所以平定中国的神圣重任便毫无疑义地落在秀吉的肩上。

秀吉首先偕同弟弟秀长一道向但马、因幡前进，去攻打鸟取城。不久就将毛利在这个地区盘根错节的势力连根拔除，一扫而光。于是便将主力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聚集到山阴道。

对毛利来说，当然山阴遭并不是他的根据地，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侧面据点而已。毛利是清楚对方的目的，就是把他的政权推翻，而致他于死地罢了。

可是从备前到备中西边的海上势力又完全掌握在毛利手中。秀吉是早已认识到了，所以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因此他才没有轻举妄动。而他的背面是令人担心的，因为毛利会不顾一切积极行动起来。就在这时，备前的宇喜多直家又意想不到，他突然叛变了。于是，形势的变化更使人难以捉摸。

还有以但马的生野为首的矿山地区，具有相当大的魅力。从综合种种情况来看，进攻山阴道是个具有庞大规模的包围战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前几年在安土时，秀吉曾经和信长共同商讨制定的战略计划。

鸟取、山名丰国，他们虽然连一枪一炮也没有放就乖乖地投降了，可是他的家臣却不知道这个消息。而第二年就是一五八一年，吉川经家不知为什么又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处于这种境况的秀吉，就必须彻底地进行包围战了。他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这也是秀吉早已预料到的。那还是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就命令近江长滨的町人使之防备若狭、丹羽的海贼，而现在又命令若狭的商人把粮食买到手后就囤积起来，并使之抬高价格。于是就出现了卖兵买粮的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当经家来到之后，二三个月份的存粮就早已一空而尽了。

看来形势越来越接近于进攻的时刻。秀吉便命今杉原家次、浅野长吉、长冈藤孝等人，通过鸟取城去守千代川。八月，毛利的运输船不得不由众兵护航。然而，秀吉针锋相对地命令部下严密地监视来船，倘一进入河域就全部彻底地消灭掉。

由于四个月的围城战术的成功，使对方叫苦连天，悲惨到了极点。经家见此惨象，不得不屈服了。他以使部下活命为投降的条件，自己就刎颈自杀了。

攻兵粮是秀吉的得意而精彩的杰作。他是根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思想而采取的作战方案。越后两年，当攻打小田原的时候，秀吉沾沾自喜的夸

耀说，“旱杀三木，渴死鸟取’。这是为了达到最大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

从武器兵粮调拨输送、动员计划到外交等工作，以这些为基础的生产、交通等项工作都做了万全准备。目的是准备进行再一次战斗的需要。一句话，用政治来指导战争，这是信长的精辟独到的见解。可是象这样运转自如而且又发挥巨大威力的战术，应用到各个战役中去，并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击各个环节的要害，这还应当归功于秀吉，因而才得以顺利地平定了中国。这是史无前例的惊人的战略思想。对他来说，那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后来他曾经对同僚说，“杀伤人是不幸的事情”。所以在历次战斗中，他总是努力避免士兵的死亡。虽然在敌人屈膝投降之后，强迫要求主帅自杀，那是为了根除祸患，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这点他是一清二楚的。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仍然以礼相待，决不允许任意地虐杀将兵。因此，他抓住了人心，赢得了威望。当杉原家次(妻的叔父)、浅野长吉(妻的妹夫)、羽柴秀长(弟弟)等亲人的反对行为表面化了的时候，秀吉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当三木城陷落的时候，毛利等人却似乎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姿态。毛利的家臣后来成为检地奉行的叫玉木吉保的人，留下来象自传似的一本书，定名为《自身镜》。这是一本颇有趣味的书。在一五八○年(天正八年)，他写逭：“二十四岁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要是平安无事就太好了。可是，六月十二日便出发了。”他在二十四岁时，秀吉便把他晋升为伊势的参官的爵位。这是个了不起的职位，也是个逍遥自在的官爵。六月十八日，当他到姬路的时候，因为正赶上羽柴军队朝但马、因幡地区进攻。于是就多停留一天。作为多余的事介绍说；“那时候，我初次见到了羽柴[羽柴即秀吉。赐姓羽柴。]。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表现出一副悠然自得而轻松愉快的神情。红色的胡须，猿猴似的眼睛，真是个当当正正而有韬略的人啊!??”

从鸟取凯旋归来的秀吉，立即又前往淡路，去攻取毛利水军的前进基地岩屋城。经过几番较量，终于攻下由良城，占领淡路的整个岛屿。

第二年的三月，委派蜂须贺、黑田去劝说毛利水军的将领乃美宗胜父子二人。来岛通昌、能岛武吉等人观望形势，徘徊不定，结果只有通昌被说服了。可是他们的根据地备前、儿岛郡等一些城池都陷落了。

于是，三月十五日又出兵姬路，四月四日进入宇喜多秀家(直家之子)的备前冈山城。这时又派蜂须贺、黑田二人前去劝诱备中高松城的清水宗治，然而此人并不听从，还表现得十分冥顽。于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从水路方面进攻了。

原因是在高松城的背后由毛利的主力军在控制。在未曾经过大决战的前夕，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场关系到事业兴亡的大规模战斗，那么怎能悄悄地把有力的政治工作放弃呢?眼前就要发生的事情，人们是无法知道的。可是，就在这时，本能寺的形势变化出乎人们意料之外，问题的发生又迫在眉睫，这的确连作梦也没有想到。

当信长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不妨稍微看看他的工作吧。

第四章 近畿的经营

1．检地

信长将平定中国的重任委托给秀吉，他自己投身于努力巩固被征服的地方。其中，一五八○年的大和的检地，那是最后结束了古代权力的标志，但与此同时，新的封建统治方向就要显示出来，因此，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五日，奉信长之命而进行检地工作的泷川一益、明智光秀入国之后，已经一个多月了。兴福寺的僧侣感叹地说：“彼时忧虑国中上下，与地狱之苦相同。”

当国中的社寺、国人接到了必须交出土地台账或膡写本的命令之后，寺院自不必说，都纷纷交出所领的土地，就是僧侣、个人、塔头、奉公人的土地，还有那些合财、名主、百姓所分得的水田、旱田也一律根据命令写得清清楚楚，并且还清楚交待土地所在的地方、面积、收益等等。兴福寺的态度也是积极的，还当众扬言道：如有怀疑就叫百姓来调查，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为了使农民从兴福寺的旧的封建统治下解脱出来，才做出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秀吉是以统治农民为直接目的才作出检地的决定的。结局即使与目的相同，可是和当前的想法不尽一样。而更大的目的是要切断国人和兴福寺的关系。在下检地命令之前，就曾命令筒井顺庆暗中监视大和郡山城，并同时命令他去破坏大和摄津、河内的城郭。待处理完检地之后，便把郡山城给了顺庆。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顺庆来统治大和一国。

大和的豪族，从平安时代中叶起就是兴福寺的众徒，并且他们还参与了寺领的统治，而后就逐渐地得到统治权力。于是在应仁之乱的前后，他们就渐渐地独立了。所以说，他们之间处于主从关系，同时又大致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筒井、古市等少数有势力的几个人都各自领着自己的党人争夺权力。即使这样，他们最后也不会舍弃众徒的身份——兴福寺的代官、庄官。因此，他们并不借助于好不容易从底层成长起来的农民力量，所以到最后也誓死不离开兴福寺。这就是封建武士不能成长起来的主要原因。到头来也只有堕落下去，别无他路可走。

信长对国人和兴福寺的这种腐缘[腐缘即一直视为合理的主从关系。]的关系，给以无情地猛烈攻击。而国人却不把这种腐缘当作自己的敌人看待。说起来，国人只有依靠信长的力量才得以从兴福寺的旧统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不久，国人看清楚了，在名和实两方面都被当做统治的对象。这样一来才比较容易地把他们组织到据守郡山城的筒井势力范围之内。质言之，他们也只有顺从信长才能得到社寺的领地。

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在什么地方，当然没有必要去探索研究这些事情的经过。在古时候，寺和土豪结合得异常牢固，这同农民的那种软弱无能的情形相比迥然不同。

第二年即一五八一年，和泉的桢尾寺由于拒绝检地而把一山的人家通通赶走，后来又都自焚了。关于这件事虽然详情不得而知，可是在《信长公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寺中的恶僧们，还有山下的乡人互相抱着，拉也拉不开。”从这段记述的文章中不仅可以得到答案，而且是意味深长的。

还有与此相同的事情发生。

信长的使者在高山野被杀死了，由于拒绝交出荒木村重的残党，因此有数千

名高野圣[野圣是随从传教士的一些人。]也被杀了。

这时信长的三儿子神户信孝率领大军包围了这一带地方。由于本能寺屡次叛变，如对那些得救的人安置得不好，也难免有被烧死虐杀的可能。

闹事最厉害的地方是纪伊和高山野周围的寺领集中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寺院和土豪的密切结合，因此说，必须把农民从他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这是非常必要的。

对此，象一向一揆那样让农民的力量超过了武士，当然不如从正面来抑制农民。一五七九年五月所谓的安土宗论，就是取缔法华僧的统治。可是刚刚部署这一措施之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抵制、反对事件。可见旧的封建势力是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的。

比如说，信长曾经向油店(坊)借过军费遭到他们的拒绝；他向妙国寺借用收藏的“空蝉”，那是有名的茶杓，也被妙国寺的日珖拒绝了。据说从此之后，信长就对法华宗产生极端憎恨的情绪。

事实的真假又当别论了。要说起信长和堺的关系却是十分有趣的。

当堺还没有向他屈服的时候，今井宗久把叫“松岛之壶”和“绍鸥茄子”的名噪一时的茶具全部送给信长。

在一五七○年，在近江作战的秀吉，调运铁炮，铅硝，不断地帮助信长，可是另一方面的堺，反对信长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重。这恐怕是由于过去留下的宿怨也未可知。问题的实质也许是因为油店(坊)反对信长派的头目，可能性就在这里。而且从当时社会集团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明确的。法华一揆和农民的一向一揆是应运而生的，都是市民斗争的组织。堺是毫无疑义地同他们有着密切往来关系。

那么安排安土宗论的意图，我认为是专对他们的弹压而有意进行的。这样看，也许符合这个推测。不然，抓不住理由也是无法显示信长的统治威力。

2．基督教

宗论虽然是对思想、信仰的统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信长对宗派、教义，或者扩而广之到儒教、佛教没有把它们当做统治工具，倒不如说，他是个彻底排斥这种事情的人，这个说法是比较确切的。

“信长轻视神佛和其他偶像，也不信仰异教的一切的卜(算命)……

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宇宙的造物主，也没有灵魂不灭的事情。如再明确点说，人死了之后什么东西也不存在。”

这段话是耶稣传教士路易士·弗劳以斯在一份报告中说的。

要说信长是个无神论者也许是不够准确的，同时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可是，这对他想将“王法、佛法”彻底地从国土上洗刷掉的政治目的却是不谋而合的。这也应该看做是精神大变革，如这样看待他恐怕不为过分。因此，在他的行动上不怕什么“佛罚”、“神怪”之类的妄说。

那时候，他总是责备僧侣的腐败堕落，而且以此理由讨伐他们，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一向一揆等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力量，但还没有堕落到听信谣词邪教之类程度。尽管如此，信长对他们也进行了残酷的弹压，道理是路人皆知的。

如果把信长当作一个无神论者来看，可是在行动上他还不是想佛教本身怎么样。因为，他是从包含着伦理精神的政治目的出发的。至于说对于宗教适应于哪

个时候，还是适应于什么地方的事情，他可能认识不清。但他所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态度和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的一些措施。更深刻一层意思恐怕连他想也不曾想到的，这是令人置信的。

因此，我认为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是如此。

一五六九年四月，信长站在正修建中的二条城的桥上，遇见了弗劳以斯。信长“对于坊主等人的必须禁忌的生活方式和恶劣的习惯，说了许多”。弗劳以斯说，如果能允许他和佛教徒展开讨论的话，他要在京都停留??当时信长表现出“极为宽大”的姿态。弗劳以斯又接着说，他一定让全基督徒的国民都知道这件事情。听他这么一说，信长“对此表现出愉快的笑容”，并且还点头示意默默地许可了他。

事隔不久，法华僧朝山日乘象发了疯般地和弗劳以斯展开不休止的论战，并且还强烈地要求将弗劳以斯赶出国土。可是，因为信长“原来对神也好，对佛也好，都并不尊敬，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也不介意”。尽管朝山日乘闹得乌烟瘴气，可是到底也没有达到赶走弗劳以斯的目的。

在这次关于宗教论战的席上，秀吉也在场。那么，当时秀吉想了些什么呢? 在这以后，他遇到了卡不拉尔、奥尔干奇诺、劳伦斯、瓦利尼耶尼等人时，秀吉开口总是对僧侣的腐败堕落进行抨击。可是他就连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好象信仰圣教的真理，其实呢，也不相信”的话也不说。然而，他对传教士所说的话，给人以颇感兴趣的倒是“表面上看来似乎信仰圣教的真理”这句话。当然，他说得并不那么直截了当，也许是听者个人的体会。

当一五八○年信长聘请奥尔干奇诺和劳伦斯的时候，信长手摸地球仪，心情非常高兴地问道：“你们远涉重洋，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们日本国，你们是想当抢夺我们财物的强盗呢，还是为了传教呢?”劳伦斯谈笑风生地回答说：“啊，我们的的确确是个强盗!我们是想把日本人的灵魂和心从恶魔的手中夺回来，把它交给造物主。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说起来，我们也算个强盗吧!(?)”

听起来多么可怕，似乎叫人毛骨悚然。可是，信长也许想起了狭窄的佛教世界和佛教徒表现的那些过于堕落腐朽作风的缘故，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却单纯的赞许了。

于是，过了不久，就将这些远涉重洋的传教士重新招呼到安土来。让他们在城内外到处参观，并且还拨给大批土地，允许他们建筑既庄严又华丽的教堂。后来，信长、信忠父子二人还成了基督教徒。他们是想真正成为一名教徒吗?对这个问题有着种种传说，人们议论纷纷。当然只有他们父子明白问题的真髓。

信长是很喜爱传教士赠送给他们珍贵的舶来品，同时也颇爱穿具有南蛮[南蛮，当时日本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为南蛮。称英国、荷兰等国为红毛。以后统称欧洲为南蛮。]风俗的服装。这仅仅是喜欢人家的东西呢，还是由于他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呢?这里面却包含着极其奥妙而又一时不能使人理解的内容。

3．信长的晚期

信长，可以说他确实具有开朗和启蒙的一面，可是要和一向一揆对比起来，又明显地表现出他的专制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终于把自己毁灭了。倘如具体说，我认为讨伐武田就是铁的例证。

说起武田，他的确是因为形势的驱使而灭亡的，这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当然任何人也不能逃脱历史潮流对他的惩罚。如以穴山信君、小山田信茂等重臣为首的背叛者，不知历史上有过多少人物都有这样的凄凉悲惨结局。因此，不能说只是归罪胜赖的无能和虚弱。

武田，他自身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凡事都要走向极端的道路，而且他还有踩钢丝绳的艺高胆大的性格。最后终于如同火山爆发似地到了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信长也许对武田有什么害怕的地方。那么，当和毛利迫近决战的阶段，他为什么几乎把全军调到甲斐去呢?当时谁也不理解到底有什么必要性，可是，他的确这么干了。

织田军的出动是在一五八二年的二月六日，胜赖的自杀是三月十一日。可是，信长从安土出发是三月五日，带着前关白近卫前久和去年由瓦利尼阿尼送给他的黑人。这次出发给人的感觉是，他仿佛在做一次参观战迹游览旅行似的。当然，这不是象惠林寺的无知儿童那样，想用自己的手去烧死自己那么愚蠢。

面对当时那样残酷、复杂的局面，倒不知信长如何地统治下去?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把上野和信浓二郡给了泷川一益，把甲辈给了川尻秀隆，把骏河给了德川家康，把信浓四郡给了森长河，而且还对甲斐、信浓和越前同样地指示了“国掟”十一条。这比越前还多两条，可是又新加五条。他也许考虑甲斐、信浓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情况吧?如让他们努力对城市的建筑和道路的修整，仅是这两条就和越前与甲斐不同了。农民拿起武器武士喜欢，但是重要的事情还应由主帅自己处理。越前几乎不需要武士定居下来，这和武士直接成为耕种者的甲斐情况不同。看来，他是青红皂白而不分，鱼目混珠而不明，对情况判断和形势的认识是一塌糊涂。

凡此种种，信长几乎是隔岸观火，仿佛是以与己无关似的态度坦然处之。那么，他在想什么呢?根据事实可以确信，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信长了。

四月十日，信长从甲府出发，二十一日这天，他好象以一个胜利凯旋的英雄回到安土。

五月七日这天，秀吉星夜兼程急匆匆地前来求救。精神抖擞的信长当即下令诸路大军出动。这时，光秀也得到出动的命令。其实，他是为了准备回到坂东的。

可是就在这关键而又危难的时刻，信长邀请德川家康到上方[上方，古时称京都、大阪为上方。]观光。他深知家康把武田的遗臣全部窝藏起来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么，也许他认为是拉拢这些坏蛋也未可知。

在这以后的三个月，家康挑唆甲斐、信浓的国人，将川尻、森等人，杀死的杀死，赶走的赶走。这些事件相继发生，信长连作梦也没有想到。

家康于二十一日从安土出发。二十九日信长为了支持秀吉加速征服中国地方离开安土而意外地进入京都，下榻于本能寺。直到六月二日这天深夜，本能寺被家臣明智光秀团团围住。信长在万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一生。

关于明智光秀(公元1528—1582年)叛乱的动机，有各种说法，他是野心勃勃的战国时代的武将，乘机杀死织田信长，企图取而代之，这种情况恐怕是真实的。战国武将之间既没有君臣之义，也没有骨肉之情，家臣杀死主家，是当时常有的事情。

这个意想不到的突然临终，难以幸免地成为人们的笑柄。

信长的一生就是这样地以悲剧结局而告终了。

第二部

第一章 山崎、贱嶽①、小牧之战

①贱嶽是地名。

这是和毛利休战之后，向姬路撤退那天的事情。

洗完澡之后，秀吉对崛秀政道说：“听说赌博成风，请您过目。”秀政回答道：“社会上的情况是复杂的，赌博是占了上风，请扬帆吧!”

御伽众的大村也不甘示弱，就顺着说道：“正象您想的那样，樱花正在盛开。我想这正是赏花的最好季节。”这时，黑田孝高也附和着说道：“看您老人家气色，好象遇到了什么愉快的事情似的。如果让我猜猜您的心情，一定有可喜可贺的事情啦!”秀吉听了之后，不加可否，只是微微地笑了。这些是《川角太阁》中记载的。

秀吉从澡盆出来以后，便接二连三地发出各式各样指示，并对《太功记》的作者川角三郎兵卫给了许多启迪。

这段带有戏剧性的谈话，看来是极为平常的，没有什么深刻意义，可是却看出秀吉当时的环境，同时也可以窥视出他头脑里想的是什么。

秀吉的确是幸运，因为毛利还没有追上来，这可以有宽裕的时间去研究处理一些事情。当然，对他说来比什么都好，而且竞争的对手又远在他方，更何况对手的境遇也不很顺利。

初步胜利的原因可以举出好多，而其主要的是对上杉景胜(谦信的养子)、越中国人、能登石动的众徒，守护畠山的旧臣等人着意加以防备，没有给他们以迅速调动全部兵力的时间的缘故。

再说，得到武田旧的领地的泷川、森长河等人，被国人的猛烈追击逃回到自己的领地，川尻还被杀害了。北畠信雄(信长的儿子)、神户信孝(信长的三儿子)、丹羽长秀也各自因为被敌人攻击，所以，弛们的部下也都流窜到各地。

德川家康却抱着和别人全然不同的目的。他正在对别的方面事情进行策划，几乎按兵不动。除了家康之外，一些很晚才被任命为地方的统治者们，说起来也是不幸的，而且他们也都牵制着光秀。这样，在客观上就自然地帮了秀吉的大忙。这时，光秀必须对四面八方时时刻刻地留神、警戒、防御，而秀吉只有毫无顾忌地放着胆子勇往直前。

从此开始，秀吉便独自作战了。于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召开了第一次清州会议。 秀吉首先巧妙地利用信雄、信孝兄弟之争。在本能寺之变而倒了台的信忠的遗子三法师，作为信长的后继人。在胜家的百般要求下，秀吉才把长滨让出来，接着又立即攻克山城。在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就要决定胜负了。如果平定中国，实质上就是到了全面成功的时刻。而西面的山城就是人们所瞩目的政治中心，于是近江的地位下降。而胜家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更何况秀吉也不能轻易地把有一定因缘的长滨随便转让出去。在这一点，即使有的人还不肯承认秀吉在政治上是个有远见的人，然而，无数事实都已经证明，那又有什么法子呢?

原来，京都和山城是不大相同的。胜家、秀吉、丹羽长秀、池田恒兴(俗名信辉)共同决定各自派出代官，彼此共同商量处理诸多事宜，然而在人不知鬼不晓的刹那间，实权却掌握在秀吉的手中。

秀吉决不能舍弃近江、高岛和志贺二郡的。当长秀夺取并进入坂本城之后，秀吉遂于十月十八日写信给信孝。信中曾说：“大家都吵吵嚷嚷要取坂本，那么天下人一定要说，有野心吧?即使时间是暂短的，如果被那样认为的话，也是麻烦的，不利的。因而我就让给长秀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无非逃避别人背地议论，以此来掩饰自己的野心。可是不久，当到了贱嶽之战以后，坂东不又名正言顺地归跗于他自己所管辖吗?

秀政得佐和山的犬上郡二十万石，并且作为三法师的后见役的管家，按照规定从坂田郡内拨给他二万石的生活费。

秀政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同秀吉的关系很亲密。近来在本愿寺附近所表现的要和杉原家次、浅野长吉、增田长盛、石田三成等人相比较，秀政可算得上是秀吉的“出头人”了，换言之，也就是秀吉的心腹。

在摄津的池田恒兴、高山右近、中川清秀仍然留任于原来的职务。大阪虽然是归属于恒兴了，可是第二年，他从大阪迁移到美浓大恒时，赶上了小牧之战，不幸的是他丢掉了性命。

这时，秀吉领有山城、河内、丹波、播磨、淡路，而且又把大和(筒井顺庆)、摄津、近江、若狭(丹羽长秀)、丹后(长冈藤孝)、但马、备前、备中、因幡等地，统统置于他的统治势力范围之内。

越前、越中(佐佐成政)是加贺近江的一部分，不管在经济、交通、军事等方面都是不成问题的地区。

秀吉的花押，据说是从山崎之战以后，显得特别出色，那恐怕是因为压倒了胜家而自信。

十月间，在大德寺，他一个人妥善而圆满地办完了信长的葬礼仪式。

到了十二月，他看到正当北国雪深没膝，北风呼号，胜家无法活动的时候，他不去攻打长滨城的柴田胜丰(胜家的侄子)，反而当着同伙的面就将岐阜的信孝给降服了。与此同时把三法师迁移到安土。这样一来，他在清州会议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现在由他略施小计就全部夺了回来，

秀吉聪明地先露了这一手。

越年的二月，在伊势攻打泷川一益，虽然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然而到了三月，当胜家向柳濑出兵的时候，秀吉立刻派兵迎击，于是就造成了对峙局面。这期间，双方频繁交涉，看来这是不战而和，因此这应该说是秀吉的翘秀之作，所以他才以言词动人的短歌互相馈赠。那是表现了他内心压抑不住的感情流露。

尽管胜家一味悲惨地拼命，但一想秀吉对他百般威胁，又出其不意地大兵压境，似乎是在同他开了一场小小的玩笑，然而滋味是不好受的。实际上是由于他过分自信招致的苦恼。

可是，胜家不会记住那些单纯的外交武将，同时他也曾经向毛利、吉川、长曾我部、伊达、德川，还有仍然活着的义昭等人打过招呼。如果象他想象的那样顺利的话，信长等人有可能很早以前就给他打倒了。而今终于迫近于决战阶段。四月六日他给毛利催促出兵的信，其言词和语气读起来实在令人感到难堪。

此刻，秀吉已经把统一全国作为他的主要前提和目标，进而又仔细地考虑了平定中国的战略方针。于是，他第一步想到的是要努力疏导毛利，同他进行讲和的交涉。不过，对毛利交涉的难关是国境问题，事关重大万不可马虎从事。

但是，秀吉对这件事是胸有成竹的。于是下令让信孝立即自杀；让前田、佐佐、泷川投降；在大阪筑城。在毛利方面的主战派中心人物是吉川元长，让他把弟弟经言当做人质交了出来。在十月的一天，就遣个将经言和小川元总(是元就

的小儿子，隆景的养子)送到大阪。

可是就在这顺利的时刻，秀吉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问题就出自于家康身上。

家康在堺(相当于一个城市)，如果他接受本能寺的通知，那么就即刻把使者火速派到远江二保的依田信藩(是武田的旧臣，藏在家康处)那里，命令他占领信浓，而后逃回到冈崎。三天之后，同武田旧臣冈部正纲靠近于甲斐下山的要害。在回冈崎的途中，同行的穴山梅山仅仅因为稍微迟了一些几乎被杀头。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他自己带兵进京，可是在尾张从秀吉的使者那里听到了山崎之战消息，立即又踅了回来，便没有上胜家的当。从此就一心一意地集中全部精力倾注于对甲、信两国的经营方面去了。

信浓、诹访、弥津、小笠原等人都是曾经被信长驱逐的豪族、大名[大名是封建时代的诸侯。]，这时已经归顺于他了。甲斐方面一归回冈崎，就立刻把本多值俊派到川尻秀隆的跟前，而让他说，如果一揆起来就立刻救助。

果然，国人暴动了。秀隆由于听信俊的煽动杀了他，可是到后来连他自己也被一揆杀了。这次一揆之所以起来造反，乃是受家康的唆使，同时又让信俊送了人情。这样一来，他自己便进入了甲斐。这年的秋天，家康把甲斐，信浓据为已有。

这样做，难道不清楚地看出这纯属是受信俊的煽动，他才向甲斐出兵吗? 对此姑且不论。形势的突然变化，事先可以意料的，不过由于巧妙地抓住了这个事变的机会，对封建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面把在三河建立的纯粹的封建体制作为它的根据地，一面又不从正面进攻旧的武士，并且还一味地拉拢买好，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他们训练成为封建势力服务的驯服工具。在地理上则采取向东面进攻的路线，因此说，当初若是秀吉对旧的势力打击得彻底的话，同时再改正信长的道路而只限于向西面进军，那么两者之间，当然暂时是不会发生纠纷的。然而，家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在秀吉的身上有着一种与信长迥然不同的东西，因此一时间形势就起了变化。

在贱嶽的附近，假如秀吉让斋藤刑部丞、下间赖廉等门徒在加贺、越前举行暴动，要求承认旧领地，而现在已经不是一揆，乃是坊主、大坊主的兴兵暴乱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倘如，当初采取任意修正信长制定的方针，那么就使人们产生疑团。当然，这也决不是对一揆寄于更大的希望，况且，这又不是家康突然对此而发生了动摇。看采似乎是由于隆景征服了关东，家康便有所觉醒。

秀吉感觉，他和家康之间，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一种似乎难以描绘的微妙的东西影影绰绰地在游荡着，可是又看不见摸不着。在贱嶽之战刚刚结束，家康就亲自将雕花的小壶[这是当时出名的一种茶器。]赠送给秀吉，祝贺他的胜利。

在一本《小牧阵始末记》书中说明了：“秀吉自然要依附于威势的神君(指家康)，但又难以忍受，云云。”家康认为秀吉是不可信任的，而且又加上个人的素质不同，可是后来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又引起家康对他的重视。因此，他一方面让秀吉继续沿着信长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同时又让秀吉必须暂时保留发言权，小牧之战就是一个铁的例证。事实早已充分地证明了，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又拉又打的政策。

贱嶽之战以来，因为被疏远了而又由此产生不满的织田信雄，开始向家康靠拢。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因为家康想积极地利用这些因素。家康、秀吉把信雄黑幕里的人物冈田、津川、浅井当做老臣而进行监督，同时还加以引诱。因此，是由信雄提的建议呢，还是家康暗中唆使的呢?总之，在他们对话之后，于一五

八四年三月六日那天，信雄就果断地把这三个人杀死了。然而，就这一事实来说，无论怎么认识，应当说是由于家康挑拨的结果所造成的。

这件事情的发生，秀吉是意想不到的。然而要总观一下战斗的经过，也就不难理解了。

话可又说回来，现在的家康，还没有想和秀吉决一雌雄而争夺天下，何况连作梦也没想要对信雄竭尽情义。可是秀吉对他的认识是了如指掌的。因此，才以讲和作为交涉的手段。所以说，真正的战争就应该是从这时开始的。

九月初旬，由于丹羽长秀的调解，讲和终于达成了协议。于是把信雄、家康、石川数正、酒井忠次(都是家康的重臣)的儿子当作人质交了出来，以此为条件达成协议。

这时候，千利休把讲和达成协议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某一个人，还留下他的亲笔信。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个具有参与外交机密的身份的人。这句话，是八月十三日说的。正是秀吉从大阪再次向尾张出兵。九月十七日秀吉又从美浓撤退出来。

就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正是家康占优势的时候。因此，家康才拒绝把儿子于义丸当人质送出来，于是讲和就此宣告破裂。

这时，秀吉根据形势的要求便向伊势出兵攻打信雄。可是，家康在十月二十三日又向信雄来求援，直到十一月九日才好不容易把援兵派了出去。从小牧到清州来判断，家康还不是想真的打起仗来。可是，为了要达成第二次讲和协议，也必须做出要诉诸武力的表现，否则，是无法达成协议的。

可是，到了十一月十一日秀吉和信雄突然和好。这样，家康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二日委派石川数正带着他的儿子义丸和数正的儿子来到大阪。

事先已经同家康串通好了的佐佐成政，对跟前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又亲自来百般劝说家康出兵，这时，家康却没有听信他的劝告。

到了第二年，即一五八五年，秀吉的地位显著提高了，因此，他同家康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到一五八六年的十月左右，家康站在与秀吉同等的地位上积极进行交涉，结果由于双方各自从彼此的现状着眼，甩折衷的办法维持现状。这种情况，从一五八三年开始，继续维持整整四之久。历史上对这一全部过程称之为“小牧之战”。

当然，尽管这样，还有大规模的武力较量，那是从一五八四年三月，断断续续有半年的时光。因此，就难以判断谁胜谁负了。如果说，进行这次战争是家康的意图，那么仅凭这点来谈胜负问题，那是可笑的。

第二章 关白丰臣秀吉

1．分国和分城

秀吉怀着“日本之治在此时也”的目的，信心十足地在进行着贱嶽之战。后来他就确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着。

在柴田灭亡之后的五月十五日那天，正如他写给小早川隆景信中说的那样：“在下月中旬，对分封事宜就可以相继完成了。”于是他断然地进行对大名工作的安置。五月二十一日，以信雄的名义任命前田玄亦为京都的奉行，池田恒兴、丹羽长秀、秀吉各自担任代官[代官，统治直辖地的地方官。]之职。这时，信雄

似乎有所颖悟，为什么事事都按秀吉说的那样做?可是，已经既成事实，也就只好如此。

这套分配方案是秀吉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把恒兴父子从摄津转移到美浓，那么自己就可以进入大阪了。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大小名近臣直辖河内。

在一五八五年平定伊势之后，便把筒井顺庆从大和调到伊贺，再把大和、纪伊、和家给弟弟秀长统治。对近江的管理也是早就计划好的。于是把丹羽长秀从坂本调到胜家所在的越前北庄，却让杉原家次取而代之。和濑田的浅野长吉控制通往京都的关门。以八幡的秀次(姐姐的大儿子)为中心，又将堀秀政、长谷川秀

一、加藤光泰、生驹亲正、中村一氏等一族作为近臣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分封到丹波的有羽柴秀胜(秀次的弟弟)和兼任京都奉行的前田玄亦。分封到播磨的是同他开始在但马一起工作的秀长。他调到大和之后，是和前野长泰、蜂须贺正胜、神子田正治、中川秀政、福冈正则、高山友房等人共事。

这个分国是兼有对“忠节仕侯者遣于国郡”的含意，简单说，就是论功行赏的意思。实质上是周密地考虑了“从此以后，再无谋叛，国国安宁”。这句话是秀吉给前田利家的女儿摩阿[摩阿，后采成为秀吉的侧室(妃子)。]信中说的。不用解释，一切就明白了。

为了“无谋叛”，则用一族近臣来巩固大阪，也是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就。对织田的一些旧臣、同盟者的安置也是十分得体，因人而用是毫无差错的。

恒兴父子的大垣、岐阜、长秀的北庄都是和织田有关系的地方，即使迁移到什么地去，也是无关重要的，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就不再过多考虑了。

长秀原来的领地是在若狭、越前之外，还得了加贺的能美、江沼二郡，可是在能美郡的小松城有长秀的臣村上义明，在江沼郡大圣寺城有沟口秀胜，这些人都是接受秀吉之命入了城的，而且又都是掌握实权的人。还有长秀之子长重，因于一五八五年有他父亲长秀临终的遗言：“守卫越前是怎么干也不会干好的”，所以就下令让他移到若狭。而把越前分给堀秀政、木村阜人、蜂屋赖隆、长谷川秀一，金森长迈等五个人。这样分配也许是为了牵制加贺、能登、越中的前田父子。如果这样认为，把丹波的秀胜、玄亦安置那里，也许是为了配合被承认的旧领地的长冈忠兴。

当时，信长即使给了新领地，则对为数不少的旧领地也是仍然承认的。然而，秀吉却迁到了其他领地。依然放于旧领地的是按信长当时的话说是“安堵”[安堵是确认所领。]，可是秀吉作为“新知”多半采取了“宛行”[宛行即适当地分配。]的办法。总之，信长的旧臣和外样的大名[外样的大名，是武家时代将军家族和家臣。]仍然同他们保持着同盟关系。不过，秀吉却有自己的想法，尽量使之成为主从关系。对大名加了“羽柴”这个赐姓，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奥妙和目的所在。

一五八五年八月，当他把佐佐成政的旧领地越中分配给前田利家的时候，就曾这样说了：“越中是贵殿下用自己的枪夺取的国家，我认为你一定不会满意的。不过，这次的谢礼是要把我们苗字名一同进上。从今天起，前田又左门，就用‘羽柴’[羽柴是赐姓]筑前守的名字代替。”

为了慎重起见，秀吉已经改为关白藤原秀吉了。也可以看出貌似恭维而内心却有轻蔑之意。

前边曾经说过，从给摩阿的信来看，有“大阪的情况是接受了近江的教训，因而派去许多人进驻。将各国的城都一一分封了，其目的是为了以后再谋叛”这样的话。

所谓“分城”就是把整个城郭划给好多人去统治，是为了防止谋叛的一种手段。看起来他想的是周延的，然而这里面还残留着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本来，在战国时代的大名，在他的领内有许多城市，这当然不是根据作战的需要而修筑起来的。那是因为独立的豪族、小大名?在他们降服之后，很多人照样留任于原地的缘故。战国时代大名的权力是一种联合势力，是在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城市。看一下朝仓敏景的十七条中便可一目了然：“当家的垒馆之外，国中不得构筑城郭”，这一条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

信长于一五八○年只在大和这样做了。可是秀吉是要更进一步从近江到全国也都和大和一样。首先，在每个地区把权力集中起来，进而加强对农民统治，同时根据“分城”和大名的“分国”，以后的“转封”[转封就是工作的升调。]也就容易进行了。这样就使中央集权制迅速地完善了。

对分城、转封没有具体的规定是不行的。被命令为转封的大名，必须带领相当数量的家臣，还有所领耕作者的武士。如果命令大名转封，于是会有很多家臣紧紧地团结在他的身边，否则不允许带领家臣就如同强迫他们自杀一样。因此，必须向领地农民那里征收实物的年贡。这个做法，看来是麻烦，如没有这个做法大名就必然要离开所领了。既然这样，就得进行检地工作。分城、分国相反地推进了检地工作。仅就这一点来看，贱嶽之战的胜利，我认为意义是很大的。

如果认为一国一城是地方大名的标志，那么大阪可以说是全国规模的一国一城了。在贱嶽战后，当时还停留在近江期间就已经计划在大阪筑城的事了。当把池田恒兴转移到美浓的同时，秀吉当即进入了大阪城。七月二十一日为了检地一事，他再次到近江。在那里的时候，秀吉曾写道：“接收大阪，征服众人”。安土虽然没有被光秀党烧掉，但它已经不是统一全国的政治中心了。

当年给筒井顺庆修建宅邸的地点，就是今天有名的顺庚町[町比村大的城镇。]。此外，也拨给了蜂须贺、黑山、高山、长冈等人的宅地。大名的家臣都按规定聚集在城下町居住。大名，作为秀吉的臣下，也聚集到大阪。这也就是德川幕府的参觐交待制的先驱。堺、京都的商人也都逐渐地迁移到大阪来了。

2．检地

分城和检地，它的结局目的虽然只有一个，不过信长曾经在大和等地进行过。因此可以这样说，信长主要把检地作为他确立封建统治的手段，借以达到废止“座、关”的目的。可是与信长目的相反的是把检地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就是秀吉的功绩。当然，在一开始工作时，秀吉并不是就有了独自的见解和正确的方针。在清州会议之后，如在山城进行的检地，他仍然在继承着信长实行过的方针。

这次检地，根据现存的资料中所见，当初好象只是以调查公家社寺领地为主要目的。还不是按秀吉制定的标准。不是由奉行直接调查，而只是发出指示了解领地的散在情况。把耕地集中于指定地方，是为了收集年贡的方便。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为了收集年贡方便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借口，而其实质则是刺激庄园制，使它结束最后这一制度而进行检地工作。

“领地散在”是指一般庄园，特别是山城的公家社寺领地非常明显。对握有实权的国人来说，检地存在着或多或少妨碍团结的危险性。如仅就这点而言，同大和的情况是相同的。只是比大和旧领的力量过于软弱了，因此才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认识。

我认为秀吉的目标和信长的大和情况是大同小异的。这种检地的结局，一五八五年的山城、大和、河内、近江等地，借弟弟秀长大和入国的机会，没收了这些国的许多公家社寺领地的帐簿以外的土地，作为军费开支。这样一来，残存在公家社寺的最后那一部分古老的特权也被夺走了，而且从这以后，关于“座”的资料也没有了。这不仅仅是关、座、市等大致被整理了，而且商工业者也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以秀吉为中心的统治下，整个社会结构又重新组织起来了。

这时，秀吉又开始考虑社寺贵族的问题。在收拾完光秀的残党之后，便宣告天下法度仍然按照信长原来的规定。从此，京畿便平静无事了。

兴福寺的多闻英俊退了下来，可是对他确实相当费劲。任命京都奉行桑原次右卫门之后，仅仅一个月时间，就罢免了。理由是因为在山城检地时，他侵犯了公家社寺的利益。于是就由浅野长吉、杉原家次取代了他的职位。

还有的因粗暴行为被撤了职，对这些人的做法上似乎有些过头，因此，人们对秀吉的评价也随之降低了调子。

无论在任何时代，处于如此混乱的时期，受迷惑的当然是民众。可是，组下人却看不到桑原的渎职行为。即使说对自己的职责是忠实的，然而，从政治方面去考虑问题，秀吉却有许多不足之处。这正如俗话说的：林中没有不弯的树，天下没有十全的物，人也是如此。

柴田、丹羽、池田仅仅干了一个月的代官，秀吉就让他停止工作。这样处理似乎有些不当，使人颜面无光，有损于人的自尊心。可是，这要比放弃上月城一事，倒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管对公家社寺如何费心，然而对光秀则全然不同。光秀在事变之后，接受了敕使[救使，天子的使者。]表现得异常感激。对正亲町天皇、诚仁亲王、京都五山都馈赠了银两。

信长错误行为的第一点，是对延历寺的火攻，这不仅仅为了讨贵族的欢心，也许是因为他原来蒙受了贵族的栽培而产生的深厚感情。于是从他内心发出了悲叹：“王法，佛法破灭吧!”就这一点而言，秀吉却不是这样的。

山崎之战不久，秀吉就辞退了叙位任官[叙位任官，按职位任官。]，同时又拒绝了重建延历寺的意见。他自己说，只有信长才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信长的奋斗目标要全力以赴地确立封建体制。

贱嶽战之后，进行了分城、分国，正是为了检地，所以在近江实行了检地。在这个时候，从蒲生上郡保内的检地帐簿中看到有“大、中、小”等三百六十坪

[一坪六尺三寸。]一反[一反，三百坪。]的旧面积单位。在新的标准尚没有规定之前，就任命了他的心腹浅野长吉、伊藤秀盛为奉行，而且还亲自出马，热心监督，同时也提出了所谓太阁[丰臣秀吉后来把关白的官位让给其侄丰臣秀次，而自称“太阁’(隐退的关白，实质是太上皇)，所以称这种丈量土地为太阁检地。]检地的方针。

如根据浅野长吉的检地做法，那是为了没收“没上帐簿的”耕地，分给原来土著武士，让他们毫无顾虑地领去耕种。对名主、百姓[名主是村镇的士绅。百姓是农民。]买卖典当的土地，也毫无遗漏地提出了指示。如果买主、典主有所隐瞒的话，就会严重地影响了调查工作，因此必须给以惩处。于是在这个时候，今堀村的百姓们以“惣中”[惣中类似农会组织。]的名称，提出了下面三项公约：

1、登录在检地帐上的不受裁判；

2、不得侵占别人的土地，如持主[持主即本主。]同意又当别论；

3、违背公约者，便同他断绝往来，并给以制裁。

惣中，是一种村民的平等自治团体，团结无间。他们还和给人[给人，地方

官。]、地主、高利贷者有着同样势力。

公约的第二条附言，又给了他们活动余地。可是，在江户时代的农村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是以名主百姓为主体，他们有权力保护不合理的耕地。即使后来出现了一揆，但也没有失掉这个古老的传统。

秀吉答应惣中要求的同时，就利用这些人的力量。即使是给人、高利贷者，还是“离帐”的穷人，通通被记在“检地水帐”[检地水帐，登记隐瞒土地的帐簿。]之上。秀吉认为这是比较均等的土地耕种法，这是他的一贯方针。

可是，不管怎样想借用“惣中”的力量进行土地均等工作，可是矛盾也随之产生出来。因此，这年的检地工作没有取得如预想那样好的成绩。

于是在第二年的八月，就是一五八四年，秀吉又下令重新进行检地。这时，惣的百姓毫不隐瞒自己所有的旱田和水田，因而控制了那些因贿赂而被漏检土地的人。他们对检地。以后而新开垦的土地也从不隐瞒，对土地的等级也一丝不苟，和给人也不合谋。如有违犯各条款的，不论男女都要被判处分尸的死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检地的方针是前年纷争的症结，同时又明显地看出，农民几乎屈服于新的封建统治。

这次检地，好象是在秀吉直接管辖的地区进行的。检地的方针一直实行了三年。这样一来，连各大名的领地也波及到了。于是，秀吉趁此机会亲自用他制定的方针监督进行。

近江的大名都是秀吉安排的心腹，是可以这样认为的。可是，不管是一族[一族即本族。]也好，子饲[子饲，从小饲养的。]的家臣也好，一旦成了大名，如果完成对主君相应的军役和其它义务的话，那他以后如何治理自己的所领，当然是自由的。然而，对所领统治的基本——检地，秀吉也间接掌握。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近江实际上是秀吉的直辖领地，那就又当别论了。

一五八二年，就是在越前、加贺、能登等地，因为得到秀吉的命令，丹羽长秀、前田利家也都在进行检地工作。

长秀在清州会议上，得到近江的滋贺郡之后，立即发出指示，原来利家在加贺、能登等地就施行了检地的方针。这次，秀吉又重新以他自己的名义，承认所领之地的同时，又命令进行检地。

美浓的检地工作延迟到第二年，也就是一五八四年。延期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正和家康争夺胜负，不便于进行这项工作，同时又因为考虑到迁移到这里来的池田、森、稻叶等人的向背，所以在同家康对话之后，才让他们进行检地。

倘如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人们就不难认识秀吉了。实际上，他似乎比信长更加专制、暴烈。当越前发生暴动事件之后，信长很快就进行镇压，而且办法又是极其残酷的。尽管如此，从本质上来认识，他的权力不是还给大名很多吗?所以说，信长的政权性质还是联合式的。倘如遇到软弱无能的对手，还是可以对付的。如果和象毛利那样大的强敌相遇的话，他的那套方针、政策肯定无疑地要受到干扰，所以才发生如别所、荒木、松本等谋叛事件，看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山崎之战，虽然有一些传闻，说秀吉将中川清秀当作家臣来支使。可实际是这样吗?不是的!信孝还是亲切地向秀吉问候的。但可以看出织田和中川有着同盟的关系，已经暴露了出来。而秀吉呢?他便抓住一切有利机会，采取所有的手段，决定建立主从关系。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因此，企图于大名的领国统治上，必须树立起一定的权威，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前在近江的检地工作中，对农民的统治原则似乎是有些一般化了。一五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制定的三个“条条”看来是极为重要的。

其要点是：

一、年贡的数量，按给人和百姓的“相对”来规定。“损免出入”[损免出入，不收成时年贡减免。]百姓取其收获的三分之一，给人取其三分之二；

二、对要求免除年贡的百姓要受处分，如许可，与给人同罪。对荒芜土地的百姓也要受处分；

三、对迁移他乡的百姓，不用说本人就连抱主[抱主即土地所有者。]的地下人[地下人即打头的。]也要受处分。

由此可见，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统治办法，把一切都毫无遗漏地包括在规定之中。当然，其中的任何一条决定也决不是他一开始就考虑到的。这些条款意味着全大名也必须执行，于是作为全国的法令而发出了布告。

当然，这时全国还没有统一，要立即严格地实行这个法令，条件尚不具备。还有耕地面积、等级、枡[枡是测量容量的工具。]的大小，年贡的征收率等，都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极不一致。因此，要向全国推行，还要有个过程。例如，仅就“损免出入”这一规定而言，还有“二公一民”[二公一民即二分归公，一分归民。]的说法，而且这一说法还是有来由的。

中世纪的庄园主对耕作者有各种不同的规定。大致是从平均收获量的六成中提取四成。此外，也有其说不一的规定。不过在这个时期，在各个地方，也都逐渐地统一起来了。秀吉就是根据这个，规定了农民的负担量。这无疑是按照中世纪的那种规定做的。“米年贡”中规定为“二公一民”，这是一五九五年八月按“估产定租，以三分之二给地头[地头即地主。]，三分之一给百姓”和“损免出入”的条件加以削减之后，而推行到各国。

秀吉不遗余力地要达到最后的政治目的，因此，就必须时刻注视着现实力量的比例关系。从这种关系为出发点，当然是“相对”、“损免出入”，这是不必待言了。可是也必须考虑与实际力量相当才能够妥善进行。要不进行，年贡的数量就不能决定下来。当然，秀吉是已经意识到了，所以采取土一揆的传统办法。不用说，这也是针对“惣”并防范其他抵抗力量的出现。也正因为他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对要求免除年贡的百姓给以处分。于是就决定把第一条的主要部分抽掉，而且作为“出入”的有力手段，则对“离村”加以严格禁止。可是从反面看“相对”、“出入”是百姓的力量，而其对手是给人。因而从所领分割开来，往城下町方面集中，这是能够把它作为集中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加以有利地利用。

事实上，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德川时代，禁止代官，给人把“成年百姓”、“普通百姓”私自征召使用，在各地均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另外一种使役办法，主要是让百姓直接在经营土地者土地上耕作。这样，“普通老百姓”的纳贡就不用生产出来的物质，而多数是用劳役来代偿。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成为自耕农，这就是旧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倘如不破这个坚实的基础，大名的转封也好，分城也好，都归为泡影了。因此，如不采取破坏手段而要想确立封建统治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须严格禁止私自使役，伴随这个法令贯彻的同时，还许可百姓直接上诉控告。秀吉并非害怕百姓潜在力量的爆发，而是想通过法令规定下来，借以利用百姓。这是秀吉经过周密考虑才定下来的。另一方面，在百姓和给人反对统一专制这一点上，也有他们的一致性，所以第二条的“给人同罪”便是针对这“一致性”起到了瓦解作用。

如果对这些条条进一步探讨的话，作为封建统治的原则，不仅是软弱的，而且也显示了不彻底性的弊端，同时，也是矛盾的。一面要利用农民的力量，一面又加强对农民的残酷统治。这是因为农民不仅有潜在的强大力量，而且统治权力

也逐渐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产生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的根源所在。倘不把农民的那股具有强大力量变为自己的统治力量，而要统一全国那只是奢望而已。然而，要不能有统一全国的巨大统治力量，便不能真正统治农民。虽然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可是这些条条实际是不能应用于全国的。它的弱点不能消除，那么也许连这不彻底的“条条”也不能推行。

这样也就愈发迫使秀吉征服全国。

第三章 平定九州及其以后

1．堺商人和博多①商人

①博多在九州探题城。

不管是关白也好，还是太阳之子也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随意而自由地征服。很早以前，利用堺商人的力量在畿内和西国结成了一体的经济结构。这是同家康有过默契的。于是秀吉首先把目标指向西国，这是正确的。

在一五四九年七月，刚刚踏上我国土地的耶稣传教士佛兰西斯克·查比耶鲁，当他一到鹿儿岛就首先提出在堺建立商馆的建议。于是，用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对堺商人的那种十分活跃的样子，作了仔细地观察。

肥前平户的堺商人松蒲信于一五六五年的信中曾写道：“从葡萄牙到平户来买生丝的船十艘。堺商人同葡萄牙人定了盟约，他们准备共同掠夺”，“因为可以得到很多利益，所以皆大欢喜”。信长得信之后，便派兵向停泊在福田的葡萄牙船进行猛烈袭击．不久，便被信长征服了，于是他们乖乖向秀吉投降。

在很早以前堺、博多的商人，就把畿内和九州的经济连结起来了。所以现在他们迫切地要求尽早统一，便可以得到妥善的保护。秀吉如果没有他们大力的援助，大规模的动员也是不可能的。

他们之所以要把濑户内海当做活跃的政治舞台，那是由于和海贼众有着密切接触的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毛利不和秀吉唱一个调子，可是毛利水军的统帅小早川隆秀主张同秀吉和平相处，大概也基于上述的原因。而毛利的陆军中心人物吉川元春，开始也唱出了强硬的高调子，那是因为部下的国人惧怕秀吉对他们侵略的缘故。可是就国境问题来说，暂且能够满足启己的愿望，同时又经过几番讨论、磋商，现在终于商量好了，看来是如愿以偿了。而且他们还认为，现在宁可让秀吉先挑起向九州伸张势力的担子，自己也不去冒着风险。

2．平定九州

秀吉和岛津造成对立的局面，是由于龙造寺大友等人于一五八四年控诉岛津的侵略开始的。

可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家康的亲属处得过分紧张而造成的。由于这些原因，当毛利、长曾我部于一五八六年向津岛出兵的时候，整个九州几乎都据为家康所有。当秀吉劝告同大友和平相处的时候，家康就大肆宣扬，从源赖朝以来的名家，除了细川幽斋之外，谁也不给回信。秀吉对此当然放心不下。当时只是为了援助大友、龙寺才没有采取行动。

在他向中国出阵当中，对西国的种种形势也不断地注意，并搜集情报。毫无疑问地从毛利、大友、龙造寺，还有博多商人和一批批的葡萄牙商人手中得到了十分可信的情报。于是，对岛津全力以赴防守着的大名，他们的致命弱点，以及对九州的政治形势，秀吉是了如指掌。

秀吉一边一步步地巩固自己的阵脚，一边在一五八五年以敕命的名义，策略地同大友和平相处，而实质那就是变相的劝告他早日投降。然后就带着细川幽斋的回信，委派进京的使者告诉他说，必须立即将肥后、筑后以及丰首半国交给大友，将肥前交给毛利。而把筑前(博多在这里)作为直辖地区。

第二年的五月间，使者完成任务之后归国。义久当然还不知道详细内情，还傻乎乎地进攻筑前。秀吉是全然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让毛利、吉川、小早川、长曾我部等人用全部兵力前去迎击。这时，黑田孝高、仙石秀久、小西行长、蜂须贺正胜、胁坂安治、加藤嘉明等直臣相继出兵向九州前进。

尽管如此安排，秀吉从始至终都是亲自出征，身先士卒。在征途中对每个环节，他都妥善而周密地部署。对这场战争，他是抱着坚定而必胜的信念。

在这一年的十月三日，他给安国寺的惠琼和黑田孝高发出了详细的指示，命令他们修建一个能储藏够明年一年用的兵粮二万石到三万石的大型粮库。同时还询问检地情况和这年三月颁发的统治农民的那些条条贯彻后的效果。还过问关于堺和博多商人对弹药和铁炮的供应情况。

对于弹药、铁炮的运输，毛利水军和松浦隆信的合作，还有葡萄牙、堺商人等等事情，曾经使秀吉几度苦恼过，因为这些都是关系着战争胜负的大问题。

秀吉从最后大本营萨摩大平寺来到河口的京泊、京都。这里是堺商人麕集的地方。

这时，秀吉清楚地看到九州的农民和葡萄牙人勾结起来。因此，对大名的统治权术深感苦恼和忧虑。于是便挖空心思地下了一道手谕：“百姓永久，武士当座[当座是暂时的意思。]。”企图以此将百姓和武士分离开来，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解放农民。同时，他又写道：“摆长阵于此，要明察以龙造寺为首的敌方的任何情况??千万要蔑视任何敌人??”

第二天，龙造寺果然改变了过去那种羞答答的暧昧态度，便抛头露面前来依附于秀吉的麾下。十二月一日下了动员令。

第二年的三月一日他从大阪出发。途中在严岛的歌会上朗诵了夸奖关白的歌词，接着又到各地欣赏风光。这时，他俨然以王者的风度游览了各处。于三月十五日顺利到达赤间关，又重新部署阵营，安抚各个将领，而后海军、陆军并肩偕同南下。

五月六日义久剃发，八日在太平寺谒见秀吉。翌日，秀吉下达指示，“一人勿相残，也不许刎首”。

虽然，萨摩、大隅、日向总算放心了。可是，义久的弟弟义弘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十八日秀吉从太平寺出发，六月七日到达箱崎(博多)。在那里作了通盘考虑。于是将筑前、肥前一郡半封给小川隆景，将筑后上三郡封给了他的弟弟信包，将丰前封给了黑田孝高、毛利吉成，将佐佐成政封于肥后。当时，又制定了修复以前烧毁了的博多的计划。

七月四日凯旋，回到大阪。

3．聚乐亭①

①聚乐亭为丰臣秀吉在京都所建的豪华宾馆，也是天皇的行宫。

从五月二十八日起，他一直停留在肥佐敷。这天，秀吉给在大阪的妻子写信说：“这一回出征，添了许多白发，拔一根寄上，此外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不能看到你，很是想念你和母亲。让你们挂念了!”

这时，秀吉已届五十一岁。他把一根白发寄给妻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对骨肉之情，难道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他的情意吗?是不是让人去这样猜想：白发添得越多就越说明他的疲倦劳顿呢???

十月一日在北野开了个大型茶会。这次的茶会，如果认为有什么政治意图，那未免有些过于牵强了，因为专制君主也不能总是绷着面孔，摆着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也象平民百姓那样，这样倒可以更加显示出专制君主的姿态，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京都的一些好事者，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秀吉讨好；堺的好事者，一见名人便顿时倍感精神抖擞，无尚光荣，所以争先恐后地都来参加这次茶会。虽说迷恋于茶道的人谁都可以参加，可是事实上前来参加的大概都是一些有相当身份的武士、商人之流。他们都是些有名的豪商，或是公家[公家即官家。，大名，一窝蜂似地聚集到秀吉的身边，连对茶道素无修养的大名、近习[近习指在主君身边工作的人。也都出席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所谓的一君万民。

秀吉采用和下克上同时产生的茶聚会形式，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有意显示自己的风度。仅从这一点而言，当时的秀吉是正处于无忧无虑的年代。

原来预定茶会要开到十月十日，可是仅仅开一天就草草地结束了。说是因为接到了肥后发生武装暴动情报的缘故。事实似乎不确切。秀吉在九月七日那天就从小早川隆景那里得到这个消息。

这次茶会，毫无疑义地连黎民百姓办的那个样子都不如，便不知为了什么匆匆忙忙地结束了。

暴动的由来是怎么个过程呢?当秀吉把佐佐木成政分封在肥后的时候，对国人的知行[知行是指武士的领土、粮饷。]在形式上是承认了，暂时又不进行检地，以安定农民的心情。这样决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暴乱。可是在这附近的武士都居住在各自的领地，他们又都是农民的直接统治者。虽然说是暂时的安定下来，可是下犯上的运动在各地不断地发生。因为农民总是盼望着独立自主，而不心甘情愿地接受武士的残酷压迫和统治。秀吉已经看到暴乱的症绪所在，所以时时刻刻地防范着，因此早就想把武士和农民的统治关系截然分开，以防万一。

当九月七日接到一揆的通知之后，秀吉当即任命小早川隆景为总大将，同时又命令黑田孝高、森吉成、立花宗茂等人出动迎战。可是，谁也不晓得这是什么缘故，又突然不把一揆当做敌人了。尽管事情来得如此突然，然而也就不能不慎重从事了，因为事关重大。

于是就派遣诸将调查情况。据调查的结果，似乎是得到了确切消息，对一揆却什么也没说，反而得到了另外一个情况，说成政曾经和柴田、德川等人有互相勾结之行为。秀吉认为这就是肥后暴乱的主要原因，随即将这个情况向以隆景为首的九州诸大名作了详尽的通报。到第二年闰五月十四日那天，成政惧怕事情败露，于是在摄津尼崎剖腹自杀了。当日就有人写信给隆景汇报了这个情况。可见这并不是以个人的成败为其目的才这样大吵大闹的。看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

公。

到了十月，秀吉还一再说：“我认为唐、南蛮国，也要听从命令(意思是必须征服)，九州之仪，五畿内同前。”他这里说的“五畿内同前”意思是说必须统一，进而建立封建统治的体制。因而扬言要把九州大名认定为海外侵略的爪牙，这一事件清楚地说明，对大名要进行统治了。

不再说成政的事了。

这里仍然是一揆和秀吉间互相为敌，决一死战。果然，秀吉已经做了进攻的一切准备。如同十二月十日他写的：“从今以后，为了见诸惩罚(指一揆)，一个人也不许逃掉，通通杀死”，“残党之事待来春??必须一一刎首”。可是到了月末，形势大致安定之后，于是将罪魁祸首一一斩首示众。对百姓倒没有问罪，即使国郡的土地荒废，认为也是无须多虑的，一揆的残党不用说，当然是九州的诸将士了。对他们只是以武士威胁，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地认罪服从，此外，当然也再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了。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派遣浅野长政、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同小早川、黑田、森等人进行磋商关于“国国之置目”，就是制定新的统治方案和一些具体方针政策。

在成政剖腹自杀的第二天，闰五月十五日，将清正封到熊本，将行长封到宇土。秀吉采取这样分封制的办法，目的就是对肥后进行分治，以防“谋叛”。

直到这时，秀吉就再也没有做出不符合人们意志的、不讲情理的事情。 命令成政剖腹自杀一事，秀吉认为，那是因为即使杀了上千上万的国人，而容许成政一个人活命，那么各国的人民恐怕就会认为“殿下是非不明”。虽然对成政是这样处分，然而赦免他的部下是无罪的，不仅如此，而且还承认他们各自的俸禄粮饷。就这一事的处理而言，不难看出秀吉的政策水平日趋于成熟程度，而对问题的考虑既周延又细致，颇得民心。

九州的统一，肥后一揆的平定，整个局势又和平安宁了。于是，犹如北野茶会那样的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戏剧又该上演了。那么关于聚乐亭的修建工作无论如何也得提到日程上来。

当肥后—揆方面的情报象雪片一般飞来的时候，聚乐亭的修建已经宜告竣工。

第二年，也就是一五八八年的正月，把行幸的治装费遣人送给后阳成天皇，同时命令前田玄亦细致研究并妥善安排行幸方面的诸多事宜。而后确定于四月迎接天皇。参列者当然几乎都是具有公卿资格的人物。如秀吉关白太政大臣，前田利家近卫权少将，丰臣利家朝臣，德川家康大讷言源卿等。

行幸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五日，参列的大名让秀吉照惯例写了三条起请文(誓言)。第一条：“这次得瞻仰聚乐亭的行幸，十分令人感激零涕。”在《太阁记》中对此写道：“这一次参加聚乐亭行幸之仪，得以在各升殿供奉，实在是感激之至。”看来这是笔者的修改之作。起请文是秀吉亲笔之作，这里面把他的意图充分地体现出来，这倒是很有趣。

再看看第二条：“公家的知行，于子孙孙不得违犯。’从这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就是秀吉自己的意图表面化了，具体了。意思是说，让人们对朝廷竭尽忠诚，不得有所怠慢，而且不仅是参列者本人，要求祖祖辈辈都应如此。从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对朝廷，而实质呢，还不是要求人们对秀吉的永远忠诚罢了。

当日，秀吉将京都储存的银地子[银地子是银锭。]五千五百三十两恭恭敬敬地献给了皇室、上皇、亲王。公卿们也随之奉献了自己的领地。这就说明了皇室、

贵族的生活，名副其实地在秀吉的荫庇之下而生存了。当然，在形式上似乎还体面、冠冕。

第二条不只是上述所讲的这些。其中还有把王法和佛法作为权利基础的足利幕府，禁止守护地头对社寺公家领她的侵略??总之，这就是进一步抑制了守护的成长和发展。这虽然和历史的内容不大相同，可是，后人倒是继承了他的杰作。总观所有的事实，难道这不就是把自己当做新的王法和佛法的合理保护者吗?难道不是让人们向他宣誓效忠吗?难道实质上不就是朕就是我秀吉吗?

当然，这里面也许还有不便公开的宣誓的内容。如对秀吉所领和秀吉给与大名所领，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也都不得过问等等内容。

再谈谈第三条内容：“关白殿下的所有命令内容，不管有多少条，还是多少篇，均不得违背。”不言而喻凭着大名们的敏感嗅觉，他们不只是要感敞升殿，尊重皇室，而且，今后还要求他们直接向关白表示忠诚之意。后来，经过三、四年时间，就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由于秀吉竭尽全力同皇室结合成为一体，显示了巨大威力。这也正是实现了他的理想，刻意以求的目的也终于达到了。

4．刀狩①

①刀狩，把民间的武器(刀枪)统统缴收上来。

大名们已经各个拜倒在秀吉的脚下，俯首听命了。但是秀吉仍然是关白，而不是将军。他是不是对此而感到有些不够味道呢?这个虽然不太知道，可是只凭一纸誓约书(那是多么无力的东西!)就把大名们统一起来了。结果是谁发挥了无形的巨大威力呢?就这一点面言，有心人确实，没有忘记，凭着谁的力量呢?答案是清楚，不必赘言了。

这一年是个不寻常的，而且是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一年，那是因为进行了刀狩工作。刀狩的目的，在有名的一五七六年的法令中，秀吉说得一清二楚的：“其理由，毋庸储备武器，致使年贡所当难涩①。”

①难涩，不顺利的意思。

一五八六年三月，在统治农民的条条中，已经暴露了它的弱点。但从肥后一揆平定之后，又经过聚乐亭的行幸，其弱点已经基本克服。因此，才选择了这年进行没收民间的刀枪武器的刀狩工作。这件事更加露骨地看到了秀吉在加强封建专制。

实行刀狩，过去曾经进行过。当时遭到农民异乎寻常地抵抗。那还是在一五七六年，柴田胜家在加贺地区就曾进行过一次。虽然说那是刚刚开始，然而，到了一五八○年在江沼、美浓郡的农民就相继发生了暴动事件。这是针锋相对地对刀狩进行猛烈的反抗。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在一五八五年，秀吉向高野山、多武峰发出了没收武器命令时，多武峰的众徒纷纷离山而逃，这也可以说农民对刀狩所采取的另一种抵抗行动。可是，与此同时，高野山的农民很快地无条件投降接受刀狩命令。那么怎样来理解这两种不同的差别呢?

在中世纪的农村铸造事业(农具和武器的制造)的发达，这不能不说当时农业的进步，当然，也和土一揆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过去寺院不准许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活动的缘故。可是当农民一旦掌握了武器，处境当然就会迥然不同。农民的手中一旦有了武器，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现在秀吉根据形势的要求和需要必须进行刀狩，这是势在必行的一件大事。

可是由于农村铸造事业的发达，同时又具有历史性，因而，这次对刀狩的进行必然地要带来一些困难和麻烦。

播磨饰东郡里村(现在的姬路市内)，很早以前，全村没有一家不经营铸物业的，在它的附近这类村子也是很多的。说起来，在播磨一带之所以有强大的一支一揆队伍，而且人数又众多，当然就应该说是和铸物业有极大的关系。比如说，在这里有一家叫做芥田的，在十六世纪开始时，是一个大地主，并且还有一些相当了不起的武士，因此便买进铸物的制造贩卖权。后来他终于成了播磨的一名铸物师惣管职[惣管职即是总管之意。]。

早在战国时代，领主是代代相传，所谓的领主世袭制，不仅如此，而且还总是得到很好的保护。于是，当秀吉一入国，他们便成了奉行木下家定的代官，同时还得了年贡。

在江户时代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的，有的又几乎相同。当时的铸物师要交纳限量的锹和镐，还有石火矢(把石头当炮弹的大炮)。在对朝鲜侵略的战争中，他们曾制造了一批一批的“大铁炮”。

一六一四年曾经被丰臣秀赖叫来的芥田让他带领国中的铸物师铸造京都大佛殿的巨型大钟。这些人，有的是贫农和职人[职人是工作人员。]，还有的如同芥田一样的铸物师总管、地主等。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化，大名对武器当然就毋庸说了，连贩卖农具生产的权限也被当局干涉了。于是就将一揆的立锥之地夺走了。

据说，胜家曾利用没收来的武器加以镕铸之后，制成农具发给农民。当时还制造铁锁，同时还连接了九头龙川的船桥。

秀吉征服之后，把重要的工业，特别是矿山和锻冶铸物业接管过来，直接管辖，由己独占。这样，便一面在民间提高发达的生产力，一面又彻底进行刀狩，因此可以紧紧地掌握农具生产的贩卖权。换言之，也就防止了农民的暴动。

在一五八六年宣布的“条条”中，说对荒芜了土地的农民给以处分，同时，又进一步指示说，“百姓只要拿起农具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直到子子孙孙长久地??”。他这一指示的目的，是为了贯彻他做出的大规模新田开发计划。倘如把秀吉在不同时间内的指示连在一起，问题的实质就不难理解他的意图所在了。

如果研究一下进行刀狩的全部情况就可了解到这项工作的统治权并不掌握在大名们的手中。

据说，在修建大佛殿的时候，浦生氏乡从绝崖峭壁的山顶山切下来的二间宽四间长的大石头，人们用彩色的缎子把石头包上，在石头顶上站立着几十个化了装的俊俏美女，拍着有节奏的拍子鼓励拉石块的人们。途中遇上偶然前来的秀吉，他立即跳到大石之上，站在美女当中。于是当他兴高采烈地喊起搬运号子的时候，人们的面颊上表现出一副异常快活的神态，毫不费劲地拉走了大石头。

当时，人们看到秀吉那副孩子似的天真烂漫的面容，那么，他心中在暗自高兴吗???

那时的修筑任务是艰苦的。在普请[普请是建筑工地。]上耗尽了人们的大量力气。当时的普请和今天的不同。那是修筑城墙、加宽道路、架设桥梁、打通坑道等等，都是一些军事上的土木工程。因此，对竹木的采伐绝对禁止，就是为了制造武器之类的需要。所以普请奉行这个宫职是个很重要的职务。秀吉就是在美浓墨股筑城时担任了这类职务，而且取得巨大成就。他就是从这开始发迹的。

当时筑城技术所以有惊人进步，归根结底是把战国时代的成果积累起来的原因。修建大阪、大佛殿、聚乐亭的技术，大体上都和筑城技术相通的。在这些建

筑营造工程上，都是由大名亲自掌握技术和劳动力。

这个就不再叙述了，还是说刀狩。它是对农民的统治更加强化了。过去，国家一旦有事的时候，一般都是强制按“二公一民”的年贡和口米[口米是在年贡中又附加一定量的米。]的制度征收。这制度从有记录可查是从实施刀狩之年开始的。这个“口米”是把从前可怕的而又复杂的杂税合在一起的东西。这一年，在近江高岛郡的藏入地区，决定每石之外再跗加征收二升口米，不再另要其他的苛捐杂税。这就是一种新的征收杂税的办法。从这以后，虽然在数量上多少有些出入，但大致是二升左右，各地也是如此。这个制度随着年贡的统一，当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下来的。“二公一民”的制度可见是从这时不折不扣地规定了下来。

如果追溯“二公一民”的纳贡制度，还是中世纪庄园时期就规定了的。这时，只不过是承袭了古人的做法。随着农业的进步，大有逐渐减轻的趋势。若是“子子孙孙长久”继续下去的话，那可就让人难以忍受了。

眼睁睁地被夺走了武器的农民到底是怎样抵抗呢?他们噙着泪珠痛苦地告别了居住多年的故乡而逃往在外。可是，近来颁布限制逃散的法令却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和德川幕府时代不同，因为这个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信徒。 这时，当局已经看到背井离乡的走散逃亡的农民，于是便把统治农民放为重点。制定防止农民逃散的法令，而且还为了保证这一制度不折不扣的贯彻，又具体地规定了连坐法。这个法令开始实行时是连带亲属，而后又一步一步地改为全村负责制。这就是连坐法的萌芽时期。

一五八六年实行的“条条”的第三条是“雇用平民”也要受到惩罚。过去，代官、给人还能用自己的力量强迫农民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而现在这个念头被法令给切断了。这可以认为，人们完全进入极其残酷的统治网里了。

在实行刀狩的那年，秀吉在近江曾经下令说：“认为是从前的奉公人[奉公人，为主君服务的下级武士。]，如随意扔掉土地，又找到新的奉公，一定要交给原来的给人、代官。”给小川隆家、吉川广家的指示中也写道：“从侍、中间[中间，武家的仆役，位于侍卫和仆人中间。]、小者[小者，男仆人。]到百姓，如法度所规定的不向主人请假就走的，一定要抓住不放。”尽管如此残酷的统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少年秀吉的。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而且还是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农民到城里来当商人或职人。当然，这是在极小的地区出现的事情，这和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不同。因为这样会减少农业的劳动力。这些人多半都是由于生活的痛苦而不堪忍受才偷偷地逃出来，当然这也和商工业的进步相联系着的。

正好在刀狩之年，浦生氏乡从伊势松岛往松坂迁移的时候，来令说：“往松岛迁移，除百姓之外，禁止町人留下。”这样就把町人全都带到松坂去了。

表面上看去，百姓好象是自由了，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所谓商农分离的办法似乎也被采纳了，可是町人必须迁移，而百姓则禁止迁移。尽管在形式上限制，还是不能断然分开，所以问题还是存在着。

禁止农民逃散，虽然限制到了极点，可是往町(城里)移住、转业，还是不能绝对禁止的。因此，禁止大量逃散也还是不能彻底杜绝。这一点，还在三年之后，从全国统一到侵略朝鲜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也正因为这一点，就更加逾使秀吉决心征服全国。

西国平定之后，秀吉急不可待地匆匆忙忙地拨马向东国方面去了。

第四章 全国统一

1．平定关东奥羽

北条对秀吉警惕和防范好象是从一五八五年到一五八六年小牧之战以后开始的。其次，如果回顾一下，秀吉正在准备平定九州动员令的时候，北条建议秀吉使用“天下御弓箭”这样的词句。可是，九州如和津岛的情况相同的话，那么，就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了。

看来，北条的建议，可能是在一五八八年聚乐亭行幸之时彼此商量过了。 当时，家康担任对外交涉工作的职务，北条氏规(氏政之弟)跟着家康的家臣进了京，在聚乐亭会见了秀吉。氏规因为无位无官，就坐在有公卿资格的诸大名的末席。

秀吉这个人心胸开阔，能让则让，能忍便忍。他曾不断地要求压政、氏直父子进京，并且百般劝说他们投降。可是，北条总是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为借口就没有来京。

一五八九年十一月，秀吉接受了北条的请求，于是给真田昌幸下了手谕，命令他把野治田城让出来。昌奉虽然明知以除掉先祖之墓所在的奈胡桃作为条件，但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北条氏却悄悄地用卑鄙的手段把它夺了过来。

尽管如此，秀吉还是催促他进京。北条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他嘴上却说，他同家康官位不同，待遇各异。那么就向家康恳求，从中调解。于是秀吉采取了对等平衡的办法。家康当然是不会答应。这也正合乎秀吉的心意。家康随即提出了一份挑战书。就是以前论述的，那是合乎“天道”的，所以秀吉当了关白太政大臣。他说道：“??然而，氏直违背了天道之理，对帝企图谋叛，怎能不受上天惩罚。”说过之后，命令诸将动员部下，他自己也在一五九○年三月三日由京都出发了。

看到挑战书之后，氏政自鸣得意，吹牛说，敌人一定会在兵粮上有困难，如果采取持久战就定能取得胜利。

氏政对敌人兵粮一事是一无所知的。一个叫小滨惣次郎的伊势大凑的商人，很早就为家康准备了有三百多艘兵粮船；还有秀吉的部下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毛利一族、大友义统也正在西国势为秀吉准备了兵船和兵粮。当然，这些情况，氏政是无法知道的。

秀吉在京都加茂川的三条，架设了和国最早的一座全部用石头制造的桥，又在东海道的宿驿安置了飞脚[飞脚即古时的信使。]，并准备了五十匹强壮擅跑的驿马。这不仅为了当前战争通信、运输的需要，也是为了征服后的统治全国做好准备。送东的地图、城郭一览麦、军事配备图、北条军的组织、兵力一览表等等，秀吉都把这些资料分给各个将领。这番苦心孤诣的准备，北条都没有注意。

在这次动员会上，秀吉俨然以一个封建君主去统一全国的姿态出现于各路将领的面前。

家康率十万精锐骑兵作为先锋。按不同的地区分配任务。东海道、北国的大名是“本役”[本役按所领的地位、定员、定额。]，四国是“半役”，畿内是“三分之一役”；中国担负箱报的“后备”，四国担负“助之众”，南国担负“普请之众”。看其部署，倒不象是联合军的阵势。

秀吉对此严密地注视着，并且还规定十三条军纪：放火、抢夺必须处罚；即

使超过先锋而立了功的也要处罚；马队要遵守小旗、铁炮、弓、矢的顺序；没有命令决不允许和敌军交战等等。部下受了处罚，当然要株连他的主帅。所有奉行一定听从使者的指挥和调动。使者都是秀吉的心腹之人。不论是组织工作，或是规定的纪律，都远远地超过了联合军。胜负之势足可以定论。

只有做了这样的周密万全的准备，有条不紊的组织，才能有效地保证所采取的持久战术的胜利。如同在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城中连鸟也不能通过，使之饿死。”事实上不象有的记载说的“干杀”那样残酷，这个战术是耐心地期待着敌人无条件投降。

在小田原阵中，“从日本国中来的商人，凡是有名的物产，各处河海的鱼类，高丽的珍贵物品，京、堺的绸缎，没有一样不在进行正常买卖的。京田舍的游女，列队排轩，门前若市。阵中每日什么也不缺少。在此阵中，即使度过一生，也没有寂寞之感。”这段记载，恐怕不只是榊原康政个人的感想。

秀吉在大阪城聚乐亭，安然自若，神采奕奕，踌躇满志，呼奴唤婢。同时还在指挥人马为地方武官修筑“阵屋”[阵屋，地方武官的官邸。]。所有这些，未必是表现专制君的颓废、潦倒。倒是应该说，这是为了显示他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秀吉之所以审慎从事，周密部署，那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对手的力量。可是北条的所谓强大，早已被时代抛在后面。当然，北条已经知道，现在早已不是刀、弓、矢的时代。所以，他才在一五八八年正月把武藏入间郡的茂吕八韬的大钟敲碎，制做了铁炮。他只用了这个，那要和秀吉所准备的就无法可比了。因此说，北条根本就不是秀吉的对手。

很早以前，北条就已经注意了把粮食贮存在各地，这是对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对补给的问题是怎么想的呢?

再说兵士的动员工作，秀吉早已做了万全之策。在一五八七年七月晦日(三十日)，秀吉从九州凯旋归来之后，立郡下令必须做好相摸、武藏等地区的全体动员准备工作。具体的命令如下：

一、侍[侍是武士。]、百姓、商人、职人[职人即工匠。]，不用说，

要把能够征用的人选送上来，上报；

二、各种类型的武器也要事先准备好；

三、代官如把有用的人暗藏起来，而送出去的和人夫[人夫即役夫。]

同样的人来顶替，要杀头；

四，奖赏惩罚必须分明得当。

……

到了第二年，大量征用人夫，派他们去修筑阵地。根据各个村庄的情况，侍也好，百姓也好，凡是男的统统强迫他们服役。

秀吉从京都出发时，在小田原附近的“町人、商人、工匠等”，全部被征用拿起了武器。

由此可见，要是不征用侍，那他们就会在村子里藏起来。当时的商人、职人也都有武器，武器一扛就是一股战斗力量。在命令中说，连代官也要杀头，如不这样吓唬他们，就会把人夫交出来顶替。

代官同时也是旗头，组头(军事)也是代官，目付是管理行政的小官。

支城是个重要的地点，这里有北条一族一门[一族一门，一家当户。]，派小田原的本家去管辖，以免发生内讧。

虽然武器，兵粮都可以分散贮存，可是却不能自由补给和输送。即使支城陷

落了，但他们也不能前去支援。秀吉便巧妙地抓住这个致命弱点，就采取各个击破敌人的策略，间时又可以避免武力冲突，减少消耗，进而得以集中武力向敌将方面进攻。

老臣松田宪秀首先内应，武藏忍城主由于成田氏长闭门不出，他自己便单独降服。这时，“小田原城中群疑蜂起，兄弟相疑，弟兄隔阂，父子兄弟之间不睦。”这是因为靠着一族一门的血缘联系而统治着关东的原因，但是，对于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也是无法挽救的。

他们终于在七月五日降服。十一日氏规、氏政剖腹自杀，氏直免了一死，被放逐到高野山去。

十三日那天，秀吉兴高采烈地入了城。当日，把北条的领地给了家康。织田信雄，因为以在家康之后入城为口实，于是放到下野。尾张、伊势、三河、近江、骏河、甲斐等地是家康的根据地和他的统治势力范围，这时，就完全把这些地区分给秀吉的心腹之人，那么也就把这些地区划为秀吉的势力范围。

小田原城仍在被层层众兵围困之中。

秀吉已经制定平定奥羽的对策。六月九日引见了伊达政宗，由于素来对他的信任，便指派他为军事参谋。立刻又让木村清久、浅野正胜回国去了。

不久，攻取了会津黑川城，立即派出奉行去统辖。接着又在小田原与会津之间筑路架桥。

七月十七日，秀吉从小田原出发，对岩槻、栗桥、小山、宇都宫、关宿等重要地方的可，以信赖的将领继续留任。二十六日到宇都宫，将政宗叫到身边，同木村清久、最上义光等人—起讨论研究关于对关东、奥羽的大名安置工作。

承认南部信直、佐竹义宣、岩槻常隆等人的领地，同时没收那须资睛的领地。八月九日，秀吉一到会津便将大崎义隆、葛西晴信、石川昭光、白河义亲等人的领地全部没收。又把大崎、葛西的旧领地给了木村吉清、清久父子。同时在会津又给浦生氏乡封了爵位，因为他对战争有过功绩。

在处理这些安置工作之后，秀吉于八月十二日从会津出发，九月一日凯旋而归。

全国终于统一。

距信长入京二十二年，距山崎之战才仅仅八年。

2．检地和一揆

秀吉把关东地区完全委托德川家康。对奥羽地区，他倾注了全部力量和心血。做法是采取专制君主的那种高压手段。

对南部信直的所领是承认了，可是领内的城全都破坏了，妻子又被送到京都，家臣按照指示到三户去居住。其他的大名也是一样。在大阪城拨给了最上义光、伊达政宗的宅邸建筑用地。虽然国人还没有接到把妻子送来的指示，但他们都时时注意这方面的事情，这是在“上代之余风”[“上代之余风”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任职，妻子必须送至京城，以免谋叛。]很强的地方。

秀吉认为，要想把这个地方人民统治得服服贴贴，就必须依靠从上边施加压力。这和畿内不同。在这些地区里有许多耕地，百姓都是住在土地的主人家里，用主人的农具在地里耕作，由主人供给他们衣食住，所以耕作者就无力施展自己的力量。

因此，必须进行检地。检地就是为了把耕作者同国人武士强迫地分开。这项

工作在奥羽不是由奥羽的大名来承担，而要靠秀吉的奉行强制他们进行这项检地工作。

八月一日秀吉前往会津的途中，就曾向上杉景胜、木村重兹、大谷吉继等人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同奉行一起前去出羽进行检地。可是，当他到了会津的时候，又命令秀次和宇喜多秀担任陆奥检地的总指挥，而对浅野的方针则是让他们参加检地的实际工作。

秀吉也曾考虑，在奥羽地区一旦有的城主起来反抗，只要是他们从正面反抗，不论是谁全部杀掉。他认为，除此之外也再没有最恰当的办法。

秀吉对佐佐成政也是怀有戒心的，因为怕他突然起来暴动。如果浦生氏乡一旦暴动的话，便叫政宗尽力帮助木村吉清父子。总之，他对这一带地方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果然不出他所料，在十月十六日这天，葛西，大崎的旧臣和百姓串通一气，互相勾结，于北羽的北方地区发生暴动。这主要是因为木村不具备操纵国人的卓越才能。同时，秀吉把从畿内带来的依附他的部下，分别提为城主，又把中间、小者提拔为武土。这些人随便闯进百姓、国人的家里，夺取年贡，还抢夺人家的妻子、下人、下女??横暴到了极点，真是不堪言状，而国人又到百姓家里索取年贡，有的还抱着百姓的女儿。这种现象说明了阶级矛盾的对立已经开始萌芽。因此，国人、百姓、下人、下女都把新的侵略者当做最厌恶的敌人。

旧臣本来是不满当朝的，于是利用百姓受新的侵略者压迫的矛盾，便同百姓、下人勾结起来。首先是从陆前一国向盘城、岩代逐渐向远处扩展，最后终于成为出羽的一揆。据说，这次暴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木村重兹、大谷吉继等人对检地工作做得过于严格而引起的。

尽管暴动者来势凶猛，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上杉景胜给镇压下去。

可是，历经九个多月的时间，一揆继续顽强地抵抗。尤其是这年从正月到九月，在陆中、陆奥一带由于南部信直和一族的九户政实的反抗联合起来，暴乱一直此起彼伏在继续着。

原来并不想全面镇压，因为暴动已经基本被镇压下去。可是，由于从出羽、奥州、到津轻的边境，百姓拿起武器反抗检地。因此，就不得不迅速地在强制进行检地的同时，伴随着以武力镇压。

书上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暴动的武士和百姓强迫地被分开，大名们对中央的抵抗力量也削弱了。这就使专制统治更加强化。

奥羽一揆的强大，但没有暴露国人和武士的阶级对立，同时，在各村子里依然保持着旧的强悍力量。对大名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农村的基础势力没有被冲击，仍然保持住了。大名虽然不把一揆当做他的直接对手，可是却成了秀吉手下的先锋。

从此以后，检地的实权名副其实地掌握在秀吉的奉行手中，依靠他们的力量把兵农分开，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于是秀吉的统治力量就大大加强了。

3．德川家康

看来，一切事情进行得如同预想的那样顺利。可是，这时的秀吉是不是还没有陷入佐佐成政第二的命运之中的危险呢?而家康是否呆头呆脑地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也看不见呢?

平定关东的背后主角究竟是不是家康呢?和北条的交涉虽然完全由他来担

当，因此说，他又和津岛的毛利不同。他不只是秀吉的部下，也做过秀吉的先锋。再从地理位置来看，那是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一种意思隐藏在里面。就此而言，不能不看他同三成闹摩擦一事了。

在向三成进军的途上，秀吉曾经进入过家康的居城骏府(静冈)，也走过家康架在富士川上的船桥，又把进攻小田原的先锋角色委派给家康，所有这些，都应当看作是危险而又必须设法去制止。然而，每次都是因为遭到浅野长政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在关原之战时，由于家康和三成的对立，随之家康又同长政结成同盟。总观这一系列的情况，不能不说秀吉和家康的关系在潜滋暗长，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那么针对这些情况，说明秀吉的部下在争权夺势，还是反映他们彼此之间感情不和呢?我认为，其中必然有着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奥妙。

秀吉似乎时时对家康加以戒备。毛利辉元被派在京都，小早川景隆、吉川广家守卫在尾张，这些部署不仅仅为了和后方取得联络，更重要的是以防万一。这时，他们瞪着眼睛在窥视着三河的动态。

就表面上看去，家康和秀吉似乎是一主一从的关系，而其实质是同盟军，当然又是竞争者。所以他们竞相向关东前进。那么这种复杂而又不能言传的关系，置于什么基础之上呢?这时，他们想的又是什么呢?

一五六三年和一五六四年之间，对三河一揆的平定，无疑是家康的意见。结果由家康建立起来的纯粹封建统治的体制，终于成了他的根据地。

于是，他一边保持着和信长、秀吉的那种微妙的不即不离的关系，一边却还和北条、武田等进行殊死的战斗。由于对新领土的苦心经营，家康便走上他自己的独立道路。从武田的灭亡到本能寺之变，在这段时间里，不只是对秀吉，就是家康也是命运的分界线。

当时，家康曾把甲斐、信浓巧妙地划归于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武田的旧臣，他把这个地方的社会基础，统治方法等，有效地利用起来。因此，他才得以把纯粹封建体制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家康和北条、上杉不同，他根本就没有从正面对旧势力狠狠打击过。就这一点而言，他和信长大不相同。据传说，让信长那样粗暴无理地对甲斐进行狠狠打击，说是根据家康的意见，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淡，当然，这只能说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谎言。至于说武田的灭亡，家康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情而在积极地援助信长，我认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这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

进攻北条，征服关东，这当然是秀吉的当仁不让的重任。然而，在此期间，家康所表现的积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还有信长去进攻甲斐一事，在客观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作为部将的家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从军了，这件事是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再想一想，尽管岛津得了救，可是北条居然灭亡了，这些对家康来说，也似乎是不能想象的。后来，将家康转封于他地，一概说成是秀吉的敬而远之的策略，是否会适合，我认为这里边是定有蹊跷的。

在秀吉进入小田原城的当天，就发表了家康转封的意见。只在半个月内，家康就欣然前往新领地，仅从这一件事来看，他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摩擦。还有，秀吉对奥羽进行专制统治，那么为什么对关东的内政一点也不干涉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家康的转封只是凭秀吉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对这些问题应当如何去解释才能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呢?

如果想研究这些问题，就应该从他们的内幕去了解事情的原委。

秀吉曾经特地到过会津，而且又出乎人们意料地让政宗以下奥羽的大名们使之归顺，目的也许就是以此来牵制家康。再说，秀吉并没有把奥羽一揆放在心上。那么说，他惧怕的不是一揆，而是对于围绕讨伐一揆的民乡和政宗之争。这个问题，是否与家康有着密切关系呢?说起来情况是极端复杂，恐怕连秀吉自己似乎也很难抓住问题的本质。

家康和秀吉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矛盾的。当政宗突然暴动的时候，家康首先出兵。在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总是提出要求出兵的申请，这些行动氏乡也知道。可是当家康一出阵，氏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急匆匆地出兵。对于一揆意外的强大，他是由于感到吃惊，还是由于不甘落后心情的驱使呢?可是，要把以前三成的情况也考虑在内的话，秀吉亲信反对家康的空气是不容易一下子嗅出来的。我们姑且认为这是秀吉以他的卓越的胆识和宏大的气度，才设法把他们勉强地捏在一起。可是当受到谋叛嫌疑的政宗一进京，便立刻让他担任了四位下侍从兼越前守的叙位并且还授给他羽柴姓；同时在聚乐亭内分配了邸地，还派浅野长政监督营造。从这一系列的事情看去，秀吉和政宗之间不是已经构成了主从关系吗?

秀吉之所以能这样地尽心谒力地对待政宗，那是因为在他的内心里似乎不大相信政宗有谋叛思想。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家康在中间挑拨离间。

至于以后又将如何处理眼前这些人之间的纷纭而复杂的关系，当然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但就当前而言，秀吉一面巧妙地削弱政宗的力量，一面又抓住政宗的谋叛嫌疑而造成的忐忑不安心情。于是，就把他和氏乡一同作为忠实的部下。

到现在为止，从他们纠缠着的妙不可言的关系去看秀吉，说明他对家康加强防备还不是别有用心的。

4．百姓和町人

目前，从现象看似乎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因关殿[关殿指秀吉为关白履下。]征服了日本全国，希望他的名字永传不朽。要想建立足以当神来祭祀的功勋，却是尊大傲慢。”所谓的“尊大傲慢”指的是秀吉的专制统治。于是对他的专制统治的评议，在全国的街头巷尾无人不在谈论着。传播之快犹如空气般地漂荡在整个日本国土。

一五九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秀吉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凡是奉公人、侍、中间、小者(做力气活的人)，从去年在奥州出阵以后，重新成为町人、百姓的，不允许居住在町、村之内，倘不遵照执行，就对町中、村中给以严格处分。

百姓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地去给武家做奉公人的，而是因为应战争的征召成为武家奉公人，而今却又不允许成为町人、百姓，看来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这是在奥州平定之后，就这样确定各方面人的身份的。到了后来，也还是如此。

一五九六年，石田三成在近江、“小田原御阵”以后，将百姓变为奉公人、町人、职人的名单上报了。因为说这是“御法度”[御法度指天皇的规定。]，所以向全国各地下达了这个命令。

利用小田原阵的机会，就必须立刻解决九州平定之后遗留下来的关于农民的转业问题。

一五九○年十二月曾命令近江浅野的平野村，对浪人[浪人指由于大名转封或灭亡面失去主人的武士。]进行了无情追逐。他们是一些“没有主人，也不种田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们也就必然地剩下来，但他们又无能选择仕

官的道路，也只好回到从前定居的老地方，对农民仍进行剥削、压迫。否则，他们是无法生存的。

这年，在加贺各村，决定让百姓、手作[手作即亲手做活的劳动者。]的最下等武士缴纳年贡。所谓的“手作”当然和地主、小作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自耕土地上只有农民在整日劳动着，这种现象和近江是一模一样的。而这样的武士还有残留在近江地区的，如若是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把年贡的负担强加给百姓的，立刻被流放。

还有的浪人，作为职人或商人而留了下来，那也是不许可的。显而易见，这几乎要波及到全体农民身上。

果然，第二年，就是一五九一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调查中，首先以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家数、人数，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按村计算”。“武家奉公、町人、百姓都要各自总括起来，用一定的形式写出来”。对于“他国他村的人，一律不允许居住，并要记下他国的国名，住了几年，是什么理由住下的。”同时还规定：“从去年七月(小田原之战)，以后，对居住异国者，一律不许可”。

还有，在八月初以禁止成为武家奉公人的百姓、町人作为第一条法令而公布于各国。在这个法令中的第二条写道：“各村的百姓，如有扔掉土地而去经商或做其他工作的，对其本人当然不用，全村也要受惩罚。对那些既不奉公而又不种田的游手好闲分子，代官、给人必须仔细查明，而后把这些人驱逐出去。”这条内容，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地把兵和农分离。当时，所谓士农商工的身份制的方针，这就明确地提了出来。

这当然是全大名共同的切身要求，不过他们又进一步把自己的所谓要求合法地置于秀吉的专制统治之下。和人口调查的同月十三日，秀吉给毛利元辉发去的通知说：“右之国国委托给检地帐目的主持人，要交出一百二十万石。其他由别文另行通知。当任务分配结束，对全部的领地必须严格统治。”

所谓“右之国国”指的是安艺、国防、长门、砚出云、备后、隐政、伯耆、三郡和备中半国。这些地区都是毛利的原来国国。从本能寺之变以后，经过约有二年半的时间，由于双方都采取折中的结果，好容易才谈妥，那不是因为秀吉的承认。

在检地之后，不知为什么又改动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在前边朱印状中看到的所谓“别纸”是同时发给的以“知行方目录之事”为题的东西。在一百二十万石中，有二十三万石是“无役”[无役是不分配的一部分。]，八十九万石是“军役”[军役指军事费用。]，元辉得八万石。军役中有国之台所[台所是厨房。]，安国寺惠琼的若干万石。

当小田原战之际，已经给诸大名分了军役，对上面规定的数字，是根据新检地的情况，作为非常时期所担负的义务而规定下来的。

根据各地交出的兵士数目而编成的直辖军，司令官当然是由秀吉亲自挑选任命的大名。秀吉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时刻不放松地对他们监督。

秀吉为了牢固地统治各地的大名，就规定了条款、项目。而且对一些所填写的表格，有的又非常简单，只要一过目就可以一目了然，而且对于他要知道的情况又可以了如指掌。这套统治的权术不仅为了控制住各个大名，同时也是为了未来侵略朝鲜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在《太阁记》中，对这一年的正月十二日有过这样的记载：“为了准备朝鲜之战，必须准备大船。”还记载着三月十五日秀吉的话，“对朝鲜作战方案已定”。

于是，不久，他便根据“方案”下达命令，沿海之国如“军役”超过十万石的就要准备大船两艘，并按每石派出水手十人；直辖地区同样十万石的要制造大船三艘、中型船五艘。从各方面看，这道命令好象出自于小濑甫奄的手笔。

根据前前后后的一切措施和部署，毫无疑问是为了侵略朝鲜而做的这些既具体又周密的准备。

实际说来，前年三月的人口调查，大名们已经看出了秀吉为了另一场战争在下达各项任务。当然，作为心腹是知道的，而有些人则是由于凭着猜测略知一二。

秀吉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征服了全国，专制统治的目的业已达到。然而，他那股扩张领土野心的劲头，就必然朝着邻国的朝鲜。可是，他公然说出向朝鲜瞄准这样的话，还是在出征九州时对他的心腹流露出来的。这时，也恰好是借着反击葡萄牙侵略的机会说出来的。

总之，他的野心是先把日本统一，再把自己推到国际环境之中，那是因为只让他作为一个狭小的日本的统治者，似乎嫌活动的政治舞台太小，而且也显得自己过于渺小了。

第五章 世界和日本

1．“为了胡椒和灵魂”

葡萄牙人曾经把耶稣当作向亚细亚侵略的先锋军。当一五三四年耶稣会成立之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一五二一——一五五七)立即命令传教士向自己的国家传播教义。同时，还奖励并保护到亚细亚的传教士，因为这是罗马法王所希望的。于是在一五四○年就公开承认耶稣教。

葡萄牙国王、罗马法王、耶稣会三者，从一开始就在向亚细亚侵略的这件事情上结成一体。代表国王的果阿驻印度总督(印度副王)，马拉卡长官以及马卡奥长官，兼日本航海指挥官的卡皮坦·毛尔、葡萄牙商人、耶稣会传教士结为一体进行活动。他们高声喊叫：“为了胡椒和灵魂。”

开始访问日本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法兰西斯克·萨比耶鲁。正是葡萄牙人把铁炮传到了日本种子岛的第六年，即一五四九年七月他到了鹿儿岛。

于是“为了引导日本国民认识救世主耶稣基督”，就开始大张旗鼓地活动起来。可是来日本之后还不到三个月，也就是他还在鹿儿岛的时候，就把他在日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一字不漏地立即报告了果拉的高梅斯神父。他说：“和堺通商，特别重要的是商品表，要同封送上??”如果把表中写着的商品统统运来的话，就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一堆金银。”他又说：“不可积攒很多胡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少量的话，可以卖高价。这样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特别是堺这个地方，情况就更是这样。”

与此同时，他给马卡拉长官西尔瓦的信中又叙述了以下意见：堺在日本是个富裕的城市，因此必须在那里建立商馆，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能把我送到当地任命为一切商品管理人的话，可以这样断言，我就是这个地方的马卡拉长官。我想出了最恰当的办法，就是首先对贫民施小恩小惠，慢慢地让他们成为信徒，进而使他们拥护我们。逐渐再向各个阶层发展信徒。这样就可以使商品价值从“一”变成“十”以上。我讲了这些话，请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萨比耶鲁一个人的事情。

瓦利尼阿尼为了视察印度和印度以东传教的情况，于一五七九年受罗马法王的派遣来到日本。这位要人，瓦利尼阿尼就曾经说过““要把这个日本从不信仰的黑暗中拯救出来。神选择了葡萄人来承担这项神圣的使命。”看来，这话的意思谁也不会理解错。劳伦斯不是曾经对信长回答说：“啊，我们的的确确是个强盗!我们是想把日本人的灵魂和心从恶魔的手中夺回来，把它交给造物主。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不辞辛苦地来到了这里的。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个强盗吧?”听到这些话，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动呢?(!)

这个暂且不加评论。不久，这个新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我国蔓延开来。根据一五八二年的考耶留报告中写的，信徒总数为十五万人，其中“都”(尾张、美浓以西的本州)二万五千人，丰后一万人，“下”(九州)十一万五千人。信徒们主要是“贫穷的病人，穷人，被恶魔使用的人，还有其他阶层的病人”。当然，“坊主、富人，还有武士”，他们对自己的迷信采取顽固保守的态度。

若是传教士们只是想“为了拯救灵魂”而来朝的话，那是比什么都会令人高兴的。然而，准确点说，是“为了胡椒”才来的。但是，他们无论怎样声嘶力竭地宣传，却不能得到“上流之士的富有者”、“坊主、富人，还有武士”，那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按照他们那套宣传方法和意图的话，那么“贫民”、“病人”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吸引住了吧?事实并不是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领主统治者，对待臣民太严，而臣民又驯服地听从领主的管辖，而且又由于他们宠信国君，因此，对传教工作是异常困难的。”

那么，怎样才能诱骗那些大名呢?开阔神道，首先必须是满足他们的尘世欲望。所以要从这个渠道打开缺口，进行百般的诱惑。“中国船只络绎不绝，葡萄牙船只也是每年都来，这是传教的绝妙手段。”这段话是路易斯·佛劳伊斯说的。可是，贸易并不是象他说的那样仅仅是传教的手段。

当时的贸易，输入品是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为主。除此之外，还有金和其它五光十色的奢侈品，也有铁炮和铁炮所使用的铅、硝石，还有铁等等物质。而输出品则以银为第一位，还有“桌子、皮包、盃、茶杯、器皿和一些优质的漆类等等”。

葡萄牙人把印度的各种药品，南洋各岛的香料卖给中国，买进生丝；把生丝运到日本用银子兑换，再把银子卖给中国。他们干的完全是投机取利的买卖，从中可以牟利二成乃至三成。

这时，日本和明朝的交通已经断绝，在日本近海也看不见西班牙、英吉利，荷兰船的影子。这是因为都被国王、印度总督马拉卡长官以及和他们结合起来的一部分特权商人独占了同日本的贸易市场，获得所有的利益。

一五五八年，日本的贸易刚刚进入到跃进的时期。这正如卡比坦、毛鲁、索沙所说的那样，“我们运去的商品价格之高，获得几乎使我对利益感到厌倦的数额了。”而且一次所获得的利益，“就能够维持全盘(统治亚细亚)机构了。这个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真是万事大吉!”看来，他们获得的利益是惊人的，作用是巨大的。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船主要载运印度的各种药品，南洋的香料，所以人们管他们的船叫“香料船”。可是，自从他们经营了日本的银子之后，又叫做“银船”。九州的正在热心准备富国强兵的大名，表面上装着一副信用的姿态，把葡萄牙船只迎接到领内来，可是实际上每年充其量只许一、二艘。当然，这种做法是远远限制不了他们的。到后来，他们终于大批地闯进了日本的领土。

肥前的大村纯忠和同国平安的松浦隆信共同提出了反抗意见。于是，在一五

六二年为了迎接葡萄牙船进口达成了以下的协议：

一、承认在横濑浦建立教堂；

二、为了维护教堂的秩序，同意把距离教堂周围十公里的土地和农

民一同让给教堂(交涉的结果折半)；

三、没有传教士的许可不允许异教徒住内港中；

四、与葡萄牙人交易的商人，十年不许收税。

不久，横濑浦就突然繁荣起来。后来，纯忠(有马家出身)和后藤贵明(先代大村纯前的八子)因为信仰不同对立起来。前者是佛教徒，后者是耶稣教徒，甚而连家臣也分成两派。于是在一五六三年横漱浦被纯忠的反对派烧毁了。

葡萄牙船毫无顾忌地从平安户开进来。在一五六五年对松浦隆信不满的传教士，强硬地在大村领福田入港。可是隆信和堺商人合谋袭击了葡萄牙船。

在这以前曾经说过，把福田作为港口是不适当的。受了打击的葡萄牙人又把注意力转移到附近的长崎。不久，他们便同木村达成了协定。于是在一五七○年葡萄牙船光明正大地开进了长崎港。

一五七四年长崎被同龙造寺合伙的西乡、后藤、松浦、深堀等围攻。可是这时，由于得到基督教徒、葡萄牙商人、耶稣会的鼎力援助，终于摆脱了困境。主要是依靠福劳斯的周密策划，由耶稣会装有武器、弹药的七艘船只的拚命反击，才打退了围攻的异教徒。， 从此以后，长崎的信徒人数骤然增到二万余人，甚至有六十多个寺院的僧侣也几乎洗了礼，加入耶稣教。

长崎开港以后的情况，虽然不太清楚，但是从上述的事实作为依据的话，那么不难看出长崎和当年的横濑浦是大同小异的，当然也许有些出入的，然而后来的情况是会比横濑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为后来听说长崎和茂木在一五八○年曾经接受了耶稣会对他们的捐助，这是事实。

不仅如此，在一五八四年从西班牙领属菲律宾驶来的帆船进入平户港的时候，松浦镇信不仅当时是热情欢迎，而且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达十年之久都是热情接待。就连在很早以前曾经被人反对的不受欢迎的耶稣会的法兰西斯克，也派传教士乘着一条船来了。当时他的那种欣喜之情，真可谓手舞足蹈。因为他已确定要做西班牙国王的臣下，所以在第二年又派使者到菲律宾去说明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虽然以通商为目的来到此地，然而也是为了传达平户王(镇信)和他的友人基督教徒小西行长听任副王的命令运送士兵的事情。??关于出兵的费用，没有值得考虑的必要。因为我们所想的是一心一意为陛下效劳，只希望得到名誉而已。”这是传教士和菲律宾总督(副王)给本国的报告中说的。当然，要把整个吞下是不能下咽的。倘如吉尔斯坦大名要用他从前曾经做过的做法，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事情了。

那么，西班牙对日本究竟希望什么呢?当然，明眼人透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洞察得十分清楚。那么，葡萄牙也是不是这样呢?那还得用古斯曼布教史中曾经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来解答这个问题。教史是这样解释的：“耶稣教徒们??你们要把国王当做日本君主吧!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把许多大名和信徒都看做是自己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密伙伴??对他们如果授与适当的策略和计谋，教授些西班牙式的军事知识，那么就能够征服整个日本国。到那时，丰后王(大友宗麟)和小西行长也会毫不迟疑地鼎力相助。”为了更有根据而且更为慎重地说，西班牙王菲力普二世，从一五八○年就兼任了葡萄牙国王的职务，从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了那是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

他们还认为，“农民为武士、坊主在干活，可是过的是饥寒交迫的生活，这

完全和奴隶一样。”可是，“葡萄牙人—已经成了贪而无厌的匪徒。他们把日本人、朝鲜人买到手又运了出去。连无赖之徒、下仆也买。在行驶于海洋中的船上，不仅对得了病的人不给治，甚而死去的奴隶都堆积如山??”

如果读了这个报告，就可以确信秀吉从伽众大村这个人口里说的那种耳不忍闻的惨痛悲痛的事实了：“把数百名日本人不分男女，统统地卖给了黑舟[黑舟即走私船。]。手足加锁，赶到底舱，比地狱还惨。”这段话，难道是夸张吗?不是的，事实确是如此。

在南蛮(指当时的欧洲人)居住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有外国女人的影子，这就说明他们来的都是男人，因此，他们就要女奴隶给他们开心取乐。

在一五八三年有一艘葡萄牙船在海上触礁了。这时，个叫歌德的说：“商人不怕神，把年青貌美的女子多年留在船舱里作妾，同她们睡在一起，真是寡廉少耻到了极点!因此，神也会惩罚他们的。”一五八七年考也留在报告里曾写道：“他们商人把人家年轻的妻子夺来作妾，把儿童拐骗来当奴隶，所以只有选择死路。自决者甚多。”

葡萄牙人来朝，虽然在这里只停留几个月，可是让他们蹂躏糟蹋得不成样子。被他们抛弃的女人，除了纷纷走向自抉的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反抗的道路可寻呢?那么，以后她们又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再说，那些无辜的混血儿又怎将处理呢?“葡萄牙商人和日本富豪人家的女儿结婚，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生活。这种血缘关系以及社会的结合，在日本也就不能不促使他们之间在情感上的融洽。”这话是恩特尔特·肯培尔说的。按他们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事物，也未免过于片面。

由此可以看出，和外国通商与基督教传入，给日本带采了新的社会问题。 秀吉征服九州，恰好就是在这个时期。

2．民族和阶级

秀吉下令驱逐传教士是在一五八七年六月十八日的夜间到第二天的早晨，为时仅仅是一夜之间。当时，他正在筑前箱崎。

话说前年的三月十六日在大阪城。葛斯帕尔、考也留、福劳斯、劳伦斯等人公式般地同秀吉会见完毕之后，他只和天主教徒高山右近、小西隆佐二人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秀吉说，当九州平定工作实现之后，把右近分配给右近和隆佐，长崎赠送给耶稣会。这是因为如果全国统一，便计划向朝鲜出兵。许愿的目的是企图从葡萄牙买进大船两艘，希望耶稣会能够从中帮他的忙。在对明朝出兵的准备工作中，日本将有一半人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侈言说，倘如把明朝征服了，就命令全国人民都加入耶稣、基督教，让他们成为忠实而虔诚的信徒。

在向九州出征的途中，秀吉还特意把葛斯帕尔、考也留、福劳斯、劳伦斯等请到肥后八代的阵营之中，进行一番热情友好地款待，目的在于希望出兵明朝时候，能够给以大力援助。当时还谈到，要不断地寻求通商贸易的途径等等。

可是，在一天的夜晚，秀吉的使者竟突然迫使高山右近表态：是放弃信仰呢，还是放弃领地呢?而且，考也留也同时受到了百般询问：为什么强制日本人改宗

[改宗即是改变对宗教信仰。]呢?为什么破坏寺院?为什么虐待坊主呢?为什么吃日本人必需的牛马呢?为什么买日本人去当奴隶呢???虽然，考也留的气度很大，但也一一加以驳斥。可是秀吉表现出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情。随即张贴了以下内容的布告：

一、信仰基督教要看他本人的心；

二、为了对信徒的帮助给所在国郡村的领地；

三、对寺院、百姓如不愿意，不得强制收为信徒；

四、绝对不许把日本人卖给大唐[大唐指中国。]、南蛮、高丽。今

后一律禁止买卖人口；

五、牛马买卖、屠宰、食用均不许可。

……

若有违犯各条者，严加惩处。

第二天，就是当月的十九日那天，把各大名召集在一起宣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并颁布了如下条令：

一、因为日本是“神国”，从天主国家接过来的“邪法”是很不好

的；

二、领内之人成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乃是前代闻所未闻，这是

暂时之事；

三、对黑舟又当别论。从今以后什么都可以交易；

四、今后只要不妨碍佛法者，任何人均许可从天主教国家前来日本。

……

前几条是针对国内所说的，后几条则是专指外国人而言的。

可是，使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呢?传教士推测说，那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不然为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事实上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信长虽然对传教士的言行似乎颇感兴趣，主要是想利用基督教等信仰来抑制大寺院；而秀吉则认为没有保护基督教的必要。征服九州之后，之所以节制，弹压基督教，那是惧怕教徒联合起来反抗的缘故。正象秀吉自己说的那样：《日本西教史》中虽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可是这段文字是很难理解的，这可真有意思!

在征服岛津的时候，从军中的大名，几乎都是信徒，也与耶稣会有关系。秀吉看准了之后，就巧妙地利用宗教的矛盾去攻打佛教岛津的大名。因此，当攻下岛津之后，保护基督教的必要性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那为什么要进一步驱逐传教士呢?当秀吉向大名们宣布驱逐令时，他曾这样说过：“传教士以传教为口实，实质是企图在我国引起大的变革??现在，如果不加以抑制，他们要和一向一揆一样会闹事的。他们和本愿寺的坊主不同，因为他们主要是引诱领主，这就更加危险了。”一句话，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力而采取了高压手段。

可是，他并没有如实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披露于众，只是抓住葡萄牙人的“主要是引诱领主”这句话，就大作文章。翻过来就是说，他们要把我国变成殖民地，要把我们人沦为奴隶。如果不首先去防备他们的侵略，那么，统一日本的计划便要落空了。

如果是反对异国的侵略，那么农民也好，商人也好，大家肯定会起来支持的。如不是这样，当然就谈不到防御侵略者。因此，他首先不把佛教徒和基督徒的任何一方当做敌人，反而一再强调信仰自由(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和不信仰的自由)。看来秀吉高明之处就在于把百姓从九州大名的专制统治下拖了出来，肢解大名同百姓的血肉联系，同时，便会在夺取大名的独立意图中起积极的作用。为了破坏传教士所说的那种状态，即“这个国家的领主统治者，对待臣民太严，而臣民又驯服地听从领主的管辖，并且又由于他们宠信国君，因此，对传教工作是异常困难的。”

秀吉允许下级武士以及人民的信仰自由，但对上层武士却无条件地不予承认他们的信仰自由。

与驱逐传教士的同时，便立即收复了长崎、茂木、浦上。第二年的四月(一五八八年)任命锅岛直茂为此地的代官，又于五月十八日宣布直辖。

秀吉一面抑制葡萄牙的侵略和大名的卖国政策，一面把专制统一作为最终的目标。在《日本西教史》中关于驱逐传教士的理由曾这样写道：“自己希望登上神位，受到全国军民崇奉为大军神。然而，基督信徒却对他的希望加以抵制。”

我认为，信长以打破“二法”为其使命，所以必须设法打破“佛法”，那么保护和利用基督教就是他的主要手段了，而秀吉则是向“王法”寻求统一日本的理由，以便担任皇胤[皇胤即皇室。]的关白。秀吉说的“打破神社佛阁”、“破坏日域之佛法”、“妨碍佛法”，这些都是针对“王法”而言之。尽管满口说的是天官赐福，而作为封建君主的自己却是个反抗者。

虽说他喊出了信仰自由的口号，说到底它是国内问题，外国人对此进行干涉当然是困难的。六月十八日对国内颁发的布告，虽然大肆宣扬说信仰自由，但事隔一天，对外的通告却提出了与“神国”相对的基督教，却认为是“邪法”异端。

那是他认为基督教适合于南蛮人，但对日本人却是不相宜的。即使葡萄牙人祟信他们的宗教，可是日本人则必须信仰日本人自己的宗教。

秀吉为什么能够和葡萄牙的侵略作斗争呢?目的是在于确立专制统一。那就是凡于我有利者，我必须利用之，否则决不允许。在背景上，葡萄牙国王和耶稣会结成一体，同秀吉抵制葡萄牙商人是要加以区别的。两者有着本质不同。

希望和葡萄牙的侵略斗争到底还不是国内的事情。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企图统治全世界。一五八★年菲力普二世就兼任了葡萄牙的国王，进而又妄想统治全世界的海洋和市场。当时，正是盛衰的分界线，所以在第二年荷兰宣布独立。一五八八年“无敌舰队”被英吉利击破，秀吉驱逐传教士就是在这前一年。因此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具有世界性的。原来，在东亚细亚还看不见荷兰、英吉利的影子。当葡萄牙人在菲律宾站稳脚之后，一边和西班牙人斗争，一边企图独占亚细亚的贸易市场。这样说，似乎符合历史情况。

这时，只有中国和日本剩下来的令人垂涎的唯一地盘。这个问题，在日本活动着的传教士是早已敏锐地看到了。所以，在一五九二年就不断地从菲律宾前来德米尼刊派的传教士，符来·范、考宝斯和卡比旦·劳白、德·利阿纳来朝。屡次中伤葡萄牙人则信以为真，于是秀吉就宣布弹压葡萄牙人，又命令幸津广高破坏教会。后来根据幸津的调查报告结果发表了公告，并扬言说同外国人之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传教士对屡次发生的被迫害事件感到恐惧和不安。

然而，即使教会被破坏了，可是葡萄牙的商船还是和过去一样驶进日本的港口。这就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不管教会的遭遇如何悲惨，但是以牟取利益为其目的的葡萄牙商人，是不能舍弃日本这块使人垂涎欲滴的一本万利的土地。

秀吉没有重视这件事情吗?

顿·约翰、德·葛斯说：“全机构(统治亚细亚)靠着马卡奥和日本通商来维持。如果，一旦通商停止，那么一切可就都完蛋了。”

这一点，日本方面也有所认识。

总而言之，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败是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因此，秀吉对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是不起作用的人。

在国内狠狠地抓住葡萄牙企图对日本侵略这个原动力，而作为封建君主的秀吉就不得不带有针对性地东杀西砍。

当然，秀吉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得也不是十分清楚的，仿佛是隔着一层薄薄的云雾遥望远山一般。下列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是否让松浦镇信自由行动呢?可是，一面对他说：“即使停止通商，也要驱逐传教士”，又一面迎接瓦利尼阿尼。

这时，他为了指挥侵略朝鲜战争，就到肥前的名护屋。

“日本人把许多朝鲜人当做俘虏运回来，又廉价卖了出去??在长崎附近的日本人买回来朝鲜人又转手卖给葡萄牙人，因此到处去寻找朝鲜人。于是，为了掠夺更多的朝鲜人把日本居民运往朝鲜，有时把多数的朝鲜人残忍地杀死了。”这些事实是在破门的决议书中写着的，而且也是秀吉有组织的大规模残暴行为，

在葡萄牙刚刚屈服的时候，于是秀吉就开始向朝鲜进军，发动了大规模地侵略战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六章 侵略朝鲜

1．矛盾

秀吉“起了想争夺中国的欲望”，这确实象《日本西教史》中所说的那样，“为了死后取得神位，而享受日本大豪杰的祭礼”。那么，他为什么和葡萄牙中途怯懦地妥协呢?大体说，因为在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强烈的矛盾，同时，又确实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当然，不允许别人来侵略，也不去侵略别人，这是常人的思想逻辑。然而，因为秀吉是一个连年不断地征服别人而又取得辉煌胜利的专制者，所以对葡萄牙人一时间变得软弱一些，也不影响大局。除此想法之外，他是另有计划的。那就是他迫不急待地朝着侵略别的国家的道路上滑下去。

曾经被他征服的大名们，各自怀着苦恼和不满的情绪。德川、伊达、岛津等，还有原来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大名，对秀吉也是有反感的。当然，秀吉也有所察觉，只是闭口不谈。就连在他身边的被他专制统治着的实务担任者的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等人，对他也是满腹牢骚的。因为这些人的领地都在边境，并且，过去上下之间都结帮成伙，而今强迫他们把小大名和土豪从所领给分离出去，难道这些人对秀吉的专制统治能没有反感吗?更何况如今又要靠这些人的力量向海外去扩张领土。因此秀吉一面采取扭转不满分子们的反抗对策，一面为了填满自己的欲望。于是决定向朝鲜出兵。龟井兹矩在山崎之战的时候，曾向秀吉要求说，如果将来全国征服计划实现之后，希望把琉球岛赐给他。为了博得秀吉的高兴，又能得到统治者应允，就特地请秀吉在他的扇面上写了“龟井是琉球王”六个字。

锅岛直茂也要求说，如果征服了朝鲜大半领土，还希望把明朝领土[明朝领土指朝鲜。]赐给他。这虽然说的是一些愚蠢话，但却真实地反映和说明大名们也怀肴扩张领土的野心。

一五九二年正月五日，与发布向朝鲜出兵的动员令的同时，秀吉又下令在进军路上防止士兵逃跑。在领内，各大名也都随声附和地发布了命令。应该说，这是秀吉与大名们对人民的直接弹压行动。

侵略朝鲜的失败，虽然断送了丰臣政权的性命，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的统治更加强化和残酷。这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惯伎，这里毋庸详说。话又说回来，侵略朝鲜究竟从何而引起的呢?

当全国统一以后，大商人极力要独霸市场，可是国内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特权商人就口若悬河地动员说服秀吉抑制葡萄牙商人，向海外发展贸易，这正符合秀吉的心意。因为他早就蓄意把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力伸展到一些国家，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对明朝[明朝指中国。]、朝鲜侵略抱着迫切希望的是锅岛、加藤、龟井等儿对海外贸易有着深厚关系的是西国大名，而以家康为首的东西大名，他们的态度比较冷淡。这就足以使人看到，在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是那些特权商人急不可待地要求向海外贸易，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当然，并不是完全由于大名和商人的强烈要求而动摇了秀吉，也不是秀吉有意识地为了排除摆在他面前的各种困难，而企图冒着危险进行侵略的，话说得再明白一点，主要是由于秀吉希望自己死后让人们把他当作神来祭祀的那种专制君主的思想驱使，同时，秀吉也是要用专制君主的权威统一各个阶级，进而满足特权商人的要求，于是毅然决然地不计后果地开始侵略战争。

2．侵略

秀吉开始明确侵略大陆的思想是在一五八六年三月间，那是在大阪城的一次会见高野留等人的时候，而另一次是在四月十四日，毛利元辉在九州准备出兵的同时，不知怎么就涉及到做好向“高丽渡海”工作。

在岛津降服之后，就立即要求朝鲜国王到对马之宗来朝。

此后于一五八九年，又派遣宗义智过海到朝鲜，交涉朝鲜国主来朝之事。他们早就计划了要以臣下的礼节接待朝鲜国王。

当时，朝鲜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派遣节度使来日本，一五九○年一月七日在聚乐亭会见使者。在朝鲜国书中写道：“迅速讲信修睦，欲敦邻好。”副使金诚一也说：“今兹通聘，非畏贵国之威，实嘉贵国之仪也。还贵国俘虏，献馘[馘古代战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用以计功。亦指割下的左耳。]以修旧好，云云。”金诚一根本无视秀吉的无理要求。

秀吉哪里有“以修旧好”之意，完全是挑衅的行径。于是订在以一五九一年三月一日为期限，正式宣布渡海作战计划。

一场侵略性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九州以黑田、小西、加藤为首的大名率领兵士三分之一准备战斗。当然，各大名也做好了出国参战的准备。

第二年，就是一五九二年一月五日，秀吉又发表了内部指示，从第一军到第四军准备渡海。命令从第五军到第十六军到名护屋[名护屋即今名古屋。]集结。对各军的兵数，行动月程，还有水军、奉行团、亲卫队的组成事宜都详细地发表了。

关白秀次也在此时发表了关于侍、中间等逃跑，征用百姓的土地等五条命令。 秀吉在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中旬，根据小西行长从朝鲜回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于是对一切部署重新做了安排。命令清正去朝鲜附近的岛屿，九州军队在对马，四国、中国军队在壹岐待机。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可是行长、义智却全然不知。从对马派出去的使者，由于几番交涉失败，不得不于四月七日返回阵中。

四月十二日这天，全军由大浦扬帆过海，当日顺风到达朝鲜釜山。行长立即登陆，高声向守将郑拨提出无理要求：“开城假道[假道即借道。]!”郑拨只是怒

目而视，一言未发。对这种刻苛无理的要求绝不能答应。

第二天，由于敌军不顾一切地猛烈进攻，于是釜山城陷落了，郑拨与城共碎。从这开始就打开了侵略战争之门。

十四日，敌军迫近东蓬城下，又要求借道。守将宋象贤怒不可遏地厉声答道：“死易，假道难!”他也终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弹而亡。

这生动而感人的事迹是在京城陷落之前，朝鲜将领誓死奋力抗击敌人，为了保卫祖国终于献出自己宝贵生命。

朝鲜京城的朝廷，接到二十四日尚州陷落的报告之后，群聚商议逃跑之事。国王、妃子、王子于二十九日如丧家之犬似地弃城而逃。

这时，具有防御能力的备边使李谥惊异地慨叹说：“今日之敌，似如神兵!”守护京城前防的汉江，十室九空，弃甲潜逃。督城的元帅金命元惊惶失措，全无战意。留都大将李阳元为了保全性命也弃甲曳兵落荒而逃。

在釜山陷落之后的二十天，就是五月三日清晨，清正、行长连一枪一炮也没放就顺利地进入了京城，宇喜多秀以下诸将也相继入了城。

按这个月中旬会议的决定，各路军将领要严密地把守所占领的城镇。二十七日，行长、清正、长政协同邻军攻陷了开城。根据以前会议的决定精神，应各自进入分担的地区。于是，行长在十五日那天开进了平壤城，清正于十七日到了咸镜道的安边。七月二十二日在会宁捉到了从京城逃出的朝鲜国王的两个儿子。

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地。正如出兵前所预想的那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对这场侵略战争的巨大功绩，秀吉是受之无愧的。所以当他听到频频报捷的讯息之后，乐得他欣喜若狂，手舞足蹈。

听到京城陷落的消息是在十六日那天，秀吉当即派人给关白秀次送去了二十五条朱印状。同月右笔[右笔，官爵。]的山中桔内向大阪留守的秀吉的女中[女中是宫中女官。]传达了朱印状的内容并报告了战果。

六月三日再次下达进攻明朝的命令。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

于是，立即向准备参加新战争的统帅发出指示，同时还就地改编了军队。

3．抵抗

世间还有这样愚蠢无知的人，不认为自己被敌人的力量所压倒，反而把侵略自己国家的日本军队看做是“神兵”?

在出兵之时，秀吉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情，那就是应该在各军中带着一名翻译，向朝鲜人教授“いろは”，这作为侵略者来说也许是一种卓见。当日本军撤退之后，朝鲜政府下令禁止使用日本语。秀吉对没有必要教授日语的意义，却不想作深刻的检查。

以神的名义的日本人，忘掉了自己被当做奴隶时的愤恨。如果不这样认识，那简直是太愚蠢了。当然，现在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日本。

五月二十六日，毛利元辉从庆尚道星州送给日本国的信中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把日本军看做是倭寇。躲藏在山里的少数人，看见日军通过，便使用弓箭射人。如果只用现在的人数不足以统治这个国家。还有语言不通，翻译人员需要明白朝鲜的风俗人情等等。意思是促请秀吉再三考虑这次渡海的目的和意义。

紧跟毛利元辉来到星州的安国寺惠琼，在途中遭到袭击。好象是被郭再佑[郭再佑是个学儒学的学者。]率领的抗日军打的。再佑本来是一个生在庆尚道玄风

的豪门家庭的儒生，听到日本军侵犯祖国，便把家中全部财产贡献出来，而后就换成了各种武器，又得数十志同道合的伙伴，于四月二十一日举兵保卫祖国。不久，由于他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的影响，抗日队伍扩大到千余人。这支队伍在洛东一带，对日本军进行顽强地抵抗。随着郭再佑相继起义的还有郑仁弘、金沔、朴惺、金俊民、孙仁甲等前政府官吏和儒生出身的人；他们率领乡兵，揭竿而起，同郭再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军。由于寡不敌众，于是金沔的军溃败，孙仁甲战死于疆场。因为义军遭到了不幸，刺激一部分现役官吏，致使他们率领管辖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义军。这样就使驻屯在庆尚道的毛利元辉大伤脑筋，夜不成寐。同时，这支义军又牵制了担当入侵全罗道的小早川军队，

七月间，围绕着全罗道的攻防战打得十分激烈。开始小早川的另一支军队向全罗道的中心全州猛烈进攻，可是竟被郭再佑军队出其不意地打退了，敌军损失惨重。

在七月七日的熊峙和梨峙之战中，朝鲜军死去许多将领。由于他们勇猛的抵抗而打动了日本军人的良心，在埋葬这些将领时，题了“朝鲜国军忠心赤胆”八个大字，作为吊亡的墓志。日本军不得不退到锦山。

因为义军前仆后继地在各处袭击日本军并取得辉煌战果，于是阻挡了日本军的前进。国王政府对义军所起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忽视，所以，从此之后官军和义军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他们昼夜不停地和侵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八且二十一日，在庆尚道的战斗中，虽然失利了，但由于官军义军重整旗鼓，步步为营，终于夺回了被占领的后方庆州。这就鼓舞了被敌人占领地的整个地域中的朝鲜人民，于是各地人民揭竿而起，汹涌澎湃，拚命撕杀。打得日本军抱头鼠窜，节节败退，正如日本军人说的，“朝鲜人民越发有了生气”。

在忠清道，赵宪首先起来抗日，响应者众多。赵宪以乡兵为主力，协助僧灵圭的僧军。八月一日终于击退了清州的日本军的进攻。各地义军越战越强，于是在二十二日义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延安蜮，九月一日又击退了黑田率领的侵略军。九月六日在南方，义军收复了庆尚道。十六日迫使全罗道茂朱、锦山的小早川军从沃川向庆尚道星州、开宁撤退。

评事[评事是朝鲜的下级官吏。]郑文孚举兵之后，很快就同乡兵聚集到一起。于是在十五日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镜城。其后义军相继蜂起，所向披靡，几乎击退各路日本军的进攻。由于义军官兵的一致努力奋战，收复大量失地。

但是，咸镜道、全罗道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全罗道是在野的豪族和人民起义组成的一支抗日队伍。他们强制地把现役的官吏、官兵拉进自己的队伍中。

可是，在咸镜道这个地区，由于下级官吏起来叛变上级官吏。因此，这些上级官吏率领官兵响应日本军的号召，投靠了他们。这时，日本军几乎是接收了一批“解放军”。这个地方的义军从一开始就以高级官吏和官兵为主，同其他地区的义军有本质不同。因此说，李朝政府的统治能够继续三百多年的原因，也许其因素就潜藏在这里边。

越扩大抗日军的组织，内容也就越充实。从九月左右开始，各道义军更加明显地变得在组织上广泛地联系起来。在义军的组织中心，和官军的结合也变得更加牢固。

于是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官军加入义军政府也认可。而且对有战功的还一律予以表彰。

在这个月的十三日，权慄被任命为京畿、忠清、全罗义军的总司令官。 那么到现在，秀吉还在梦想征服明朝吗?可是事实已经说明了，他不仅无力

征服明朝，就连他派至侵略朝鲜的军队都已经陷入朝鲜国土的泥淖里，而且使他不能轻松地拔出腿来。

不仅陆军如此，这时日本的水军也败北了。

水军到达釜山是四月二十七日，也正是小西行长丢下闻庆向忠州逼近的时候。因为必须站在海防第一线的庆尚右水使的元均，从一开始，他就丧失战意，所以他把军舰、武器沉入海底，解散部下。若是全罗左水使李舜臣再早一个月出动的话，那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样的话，元均对部将李云龙的抗议多少会有所认识的，那么就会向李舜臣请求援助的。对李舜臣来说，当然会不顾全罗水军诸将领的“我守疆尚且不足，岂能再赴他处”的反对而出兵相救。

五月四日李舜臣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一同在巨济岛前面和元均会合，七日在王浦，八日在赤珍浦击败日本水军三十艘。尤其是在二十九日，用所谓一种特殊的龟船于泗川大破日本水军。六月二日在唐浦一战，射中了戴着金冠穿着锦衣的日本指挥将军。五日和李亿祺一起在唐浦击沉了日本船数十艘，并分别缴获了秀吉给龟井兹矩的金扇和写有三千四百余名的花名册，还有军队的编制表六卷。相继又于七月八日，当胁坂安治的船队从熊川向巨济岛前进的时候，舜臣、亿祺探知情况，立即出动。由于舜臣使用了巧妙的战术，把日本水军诱骗出闲山岛，于是万炮齐放，击沉了日本水军七十三艘之多。

朝鲜水军从巨济岛到唐浦、闲山岛的三面包围战，则牢牢地掌握了制海权。 九月八日，为了切断日本军与本国的联络，于是以釜山为重点进行猛烈袭击。日本水军恐惧万状而没敢出海应战。七月朝鲜政府向平壤近海水军颁发一道命令，让他们搜索日本水军所在的水域，目的在于切断水军与陆军的联络。十一月，李舜臣的部下把向平安道义州运往谷物的线路打通了。从前主张“我守疆尚且不足，岂能再赴他处”的将兵和陆地的义军一起，并肩携手，竭尽全力，保卫祖国。

从五月到六月，直到现在还在梦想攻到明朝的秀吉，停止了渡海。随后派遣增田长胜、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位奉行，于七月十五日正式向诸将宣布延期渡海，并指示今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朝鲜平定。这也许因为秀吉不知不觉地认识了反抗力量的强大。

由于李舜臣的活跃，迫使日本海军不仅不敢逞性妄为，而且他们快成了釜底游鱼了。看来，情况越来越危急。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年，一五九三年七月，在平壤的小西军丢盔弃甲，狼狈溃败。风山的大友听到这个令人撕心裂肺的消息，失魂落魄，弃城而逃。

小西军“官兵疲惫，溃不成军”。十六日步履艰难地逃回了京城。京城的总司令部曾经一度决定全军撤退。但由于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是总部考虑再三便收回成命。

事实正如秀吉所认识的那样，真正可怕的敌人是“一揆们”，而不是“大明奴们[“大明奴们”，大明，中国，“大明奴们”指甘心为奴的朝鲜国王等人。]”。

二月十六日，秀吉接到平壤惨败的报告，于是命令清正、直茂放弃咸镜道，同时又重新配备了从开城、京城到釜山之间各路将领，接着又从内地运去大批兵粮。半年以前，秀吉也曾调运了兵粮。

来年二月，从京畿、庆尚道开始闹起了为时二年的整个地区的大饥荒，各地又连年不断地发生大暴动，形成了全面的大动乱局面。

这时，国内外厌战气氛弥漫着沿海两岸的天空。

在八月正值京城会议的时候，征用来的奉公人因为“不拘军规”大批被遣送回国。一五九三年正月，关白秀次接到了“大閤御渡”的命令，他迅速地到名护

屋集合。不来的就不说了。从代官、给人，还有一些地下人都受到相应的处分。毋庸详说，都是因为人民厌恶做专制统治者工具而去异乡服役的缘故。在但马港、一路的哨所，通过日本海逃回日本的层出不穷。

厌战情绪也并非只是人民和兵士。开战伊始，在岛津的家中、岁久、北宫左卫门一党，也因为抗拒出征而发生大规模的暴动。还有如相良长每的家臣泽水左马介，悄悄地离开朝鲜战场回到日本。

厌战、败战的忧郁情绪浸透着整个战场将士的心里。可是，秀吉还在不断地做安定人心的工作，全然不顾从战火下撤退到京城的日本军的惨象：“人马之死相枕，臭秽满城，城之内外，白骨堆积如山。公私庐社一空，惟有灰烬瓦砾。”“日本军所到之处，庐舍皆焚烧，人民被杀戮，凡得我国人，悉割其鼻以示威。”这是《惩毖录》的著者柳成龙把当时日本军在朝鲜的景象真实地写了出来，我认为既非夸大也非谎言。

秀吉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于是在四月八日那天，他召集三个奉行，还有隆景、行长磋商计议。次日下令火速从京城撤退。京城、釜山之间驻屯的军队也随着纷纷撤退。加藤、锅岛、小西、黑田等军队，仍停留在尚州、善山、仁同、大邱。他们在沿海一带，分兵把守，各行其事。

“途中作乐歌舞，作凯旋之状”，这是将兵在纪念四月十八日加藤、锅岛军队在釜山登陆纪念日的景况。但是，对溃不成军，釜底游鱼的惨痛教训却完全没有铭刻在人们的心上。

4．讲和

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原因，日本侵略军完全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状态之中。明显地看出他们的战斗意志已经丧失殆尽。不仅没有进攻的能力，甚而连拔腿于泥淖之中的力气也将耗尽了。当然，唯一的道路只有悄悄地夹着尾巴撤退。

时至今日，朝鲜政府还没有认清作战双方的力量，因此一味企图依靠明朝政府与日本军对抗。于是，讲和的主张就抬头了。

当七月十六日，祖承训在平壤溃败，明政府正在惊惶失措的时候，人称怪物的沈惟敬出现于人们的面前。他是浙江或许是福建出身的贸易商，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日本通。自诩为和秀吉、宗义智都很要好的朋友。是个“其人貌瘦，口若悬河”的人物。他好象出生堺市商人的家庭，有同精通朝鲜事情的小西行长有相似之处。

八月三十日在平壤的郊外，他和行长会晤。商量好休战五十天，并规定平壤西北十里为日、明两国军队的驻扎地方，而后便归国报告再返回朝鲜。

达成和议的条件虽然没有透露出来，可是从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推知，不外是行长要求“封贡”，而惟敬则要求撤兵。简单说，所谓的“贡”指的是进贡物品。古来中国王朝把外国的赠物、贿赂乃至输入品等一类东西给天子，都看做是贡物。对于贸易已经是公认了，或许默认了，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贡”的背景认为“天子”是天下(世界)的统治者，外国君主都是由中国天子对他国加“封”的。小西行长一党是以贸易为其主要目的，但是作为一种手段而言，才要求加“封”。

可是，明政府也许是因为前不久平定了宁夏暴动的胜利，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于是决定派遣宁夏的功将李如松。十一月派惟敬返回朝鲜，要求归还二王子、撤兵，倘如不听从，便以百万的兵力讨伐。这样一威吓，却收到了效果。因为二王

子被咸镜道的别将清正监禁，他当然没有办法归还。可是，他明确地表示可以把平壤让出来，并计划从大同江以南火速撤兵，决不食言。

到了三月，日本军最后可以依靠的龙山粮库被烧毁了，那么也只好喝粥了。一连几个月过着饥饿的生活，说什么也支撑不住，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以行长为首的诸将领，提出再次召开讲和会议。清正要求和仲缨(沈惟敬)会晤。幸运的明政府从被动转为主动，又把惟敬派遣到京城，三月十五日和行长在龙山会见。惟敬仍然说，撤出京城南下，归还王子，但不谈封事，从明朝派出讲和使者，以此作为条件。

在平壤战败之后，对退守于京城而强烈反对讲和的隆景，完全被行长拉拢过去，换言之，也是秀吉被拉到讲和桌上了。

这期间，应昌采纳惟敬的政策，于是派出部下谢用榉、徐一贯为讲和使，从秀吉那里接过降服书，答应要实现以前的撤兵、归还二王子的要求。

因此，四月八日，惟敬再度来到龙山，通知对方讲和使即将到来，并对行长提出讲和条件必须一一付诸实现。正在这时，清正、直茂站起来百般反对讲和。于是谈判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可是，当谢用榉、徐一贯进入京城，秀家、行长、隆景以及三个奉行便恭恭敬敬地前来商谈，终于在四月十八日撤出京城。

讲和使谢用榉、徐一贯随同行长，三个奉行在五月八日由釜山出发，十五日到达名护屋。秀吉以敕使之礼相迎。行长悄悄地派心腹僧玄苏假称受秀吉的意见提出了日本归为明朝的附属国。可是秀吉却命令立即返回朝鲜，归还二王子，并传达了攻打晋州的指示。因此，驻屯在釜山的诸将领商议，派行长之臣内藤如安为讲和使，随员三十五名，与沈惟敬一同前往北京。

讲和使把秀吉所拟定的条件传达给明政府，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秀吉向明使者说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和“敕使报告”四条。

总之，在秀吉的思想中有两种想法互相对立着，那就是对于毫无疑义的战败这一事实和彻底胜利的梦想，于是才驱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且对于自己所处境地又几乎是全不自觉。是不是由于晋州的陷落，在沿海进行筑城，同时又看不到明军追击的影子而心安理得呢?一五九三年八月六日，他下令让加藤、锅岛、小西等西国军队的一部分留下来，其他返回内地。他自己也在十五日由名护屋出发，于二十五日返回大阪。

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几番交涉，才允许进入北京，行了朝见礼之后，和石星及其他明政府的代表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明政府提出的要求、条件全盘接受下来。内藤只要求加封。最后明政府明确提出在朝鲜、对马不准有日本军一兵一卒，今后绝对不得侵犯朝鲜。

二十九日明政府册封正使李宗城、副使杨方亨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如安又再次请求把关白秀次封为都督关白，行长、秀家以及三个奉行封为都督，明政府答应了，便各自加封。可是却没提清正、直茂的名字。

于是在第二年的正月三十日，使者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京城，行长向秀吉请求撤兵，秀吉许可之后，即刻回国。

秀吉讲和一事深表赞成，而且也很高兴，于是犒劳行长、如安，并下令撤兵。前线的诸将领如饥似渴地期待着行长早日归来，带给他们的归国消息。

这时，明朝政府立刻任命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朝鲜也派出通信使黄慎出使日本。起初预定于伏见城会见来使，因为这年闰七的大地震，遭受很大破坏，于是便改在大阪城会见。

九月一日毛利元辉为向导引明使进入接见所。诸将四十人列座落坐后，方亨在前，惟敬在后，捧着诰命、敕谕，金印站立。不久，殿上黄帏拉开，秀吉在两个小百姓的随从下出现了。这时，惟敬手捧诰敕跪伏，方亨只是跟从。他们表现出的那副卑躬屈节的样子，随员怒不可遏，不屑一看。后来由惟敬行封王之礼仪。诰命在中国是五品以上的官吏任命书。在这里是把秀吉封为国王的证书。

第二天在招待宴会席上，惟敬就朝鲜通信使迟到一事进行解释。撤兵、国交的商谈等问题也提出来。可是，秀吉对朝鲜迟迟不派通信使，不派王子、大臣，表示愤慨。他不同意继续谈下去。由于行长的狡猾支吾搪塞，秀吉才勉勉强强地允许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接见朝鲜通信使。

不久，宴会结束了。秀吉命令僧承兑读诰命、敕谕。惊惶失措的行长，虽然事先曾嘱咐要把文句改动一下，可是承兑对此全然不知。

诰命写的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尔丰臣秀吉，堀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恳求内附”，“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

到此，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在人们吵闹声中落幕了．

第七章 临终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603页。]

可是，好象是老早以前亚细亚大帝国宣言仪式，终于开幕了。那么说，所谓“文禄之役”[文禄之役指文禄元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了。]不就是“伟大世界历史事实”吗?

朝鲜民族的英勇抵抗和他们胜利的结局，不认为是秀吉的悲剧吗?无论是次数多么多，可是朝鲜民族祖先的艰苦卓绝斗争，却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官吏总是躲藏起来。有一本叫做《壬辰录》的书，写了下边这个一直流传的故事：

说有一个喝醉酒的日本军黑田长政，调戏一个朝鲜少女。少女做出假装答应的样子，在黑田不注意的时候，少女狠狠地抱住了他一起跳到崖下。黑田长政不是平安无恙地凯旋了吗?当人们嘲笑的时候，朝鲜人民是把长政看做是秀吉的侵略军，日本帝国主义的化身，把自己的悲愤集中在一个爱国少女的身上。

朝鲜民族曾被明朝和日本侵略过，演了这场悲剧而让朝鲜国王充当这出悲剧的配角。当然，他不能站在舞台的正面，只能扮演悲剧中一个非常吝啬的配角而已。这样有着极为深刻政治意义的悲剧恐怕为数不多吧?

这个时期，上演过许多如：聚乐亭的破坏，关白秀次[秀吉的侄儿。]的被逐自杀，明朝信以为真的秀吉受册封，秀吉谢恩的表文和赠品的伪造，石星、杨方亨、沈惟敬的受处分等悲剧，这些都不屑一谈。

然而，悲剧的第一幕演过之后，接着拉开了残酷的第二幕的帷幕。

明朝在一五九七年正月看到日本军再度侵入朝鲜的国土。心想封爵已经结束，那么为什么日本军还不撤退呢?感到纳闷。正在想向“日本国王”发出撤兵命令的时候，明白了事情真相，便慌慌张张把当事者处分了。

朝鲜政府认为秀吉嫌朝鲜派出使者身份低下，因此对方没表谢意而感到自责。报告了明朝政府，如是这样的话，可商量再送使者。这时，国王采纳元均的

意见，逮捕了李舜臣。无论是谁，在第二幕悲剧中都必须认真地进入角色。

这时，朝鲜人民和从前一样又陷入了悲剧的命运之中。讲和一破裂，朝鲜政府立即命令郭再佑集合先前所领导的军队，可是义军的活动几乎看不到了。人民不是打消抵抗日本军的念头，而是人民自主抵抗的组织在官军之中，人们说那是由上级命令而编制的。而且，好象还有人说这回是日本和明朝两国军队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争斗??。卮因秀吉不幸病死，侵略才总算停下来。因此说自己没有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悲剧是没有吧?

这时明朝政府命令担任管理朝鲜军务的杨镐，在一五九七年五月向秀吉送来一封咨文，文中写道：“大明帝国皇帝，因朝鲜代尔请封，嘉尔恭顺”。这里边虽然没有必要把一些丑角胡说八道的话列举出来，但是咨文的主要内容倒是可以披露于世：“尔已六十余岁，寿命几何?子未足十龄，孤弱何恃?闻各岛之酋，俱觇尔隙，欲为复仇，报怨之举??一旦诸岛内变，若萧墙祸起，清正诸将，各个思欲为王，岂肯各居尔下耶，将来又肯居尔子之下者也!”读了这段话，秀吉又当做何感想呢?秀吉最大的愿望是册封，而今明朝为什么又把它挥舞起来呢?为什么还提到儿子的事呢?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含意吗?

如果认真地回味一下，还希求什么呢?贸易肯定也行，领地也得到了吧??? 一五九五年七月，秀吉把秀次驱逐出去，又命令他自杀。他既然死了，那么又何必把秀次的妻妾幼儿三十余人也杀掉呢?难道拉到加茂的川原再把秀次的头安葬了，不杀他的家眷不也很好吗?

八月三日以家康、秀家、利家、辉元、隆景为首的联名提出十五条法规。其中直接与人民有关的是年贡。在估产定租的基础上，天下一律实行“二公一民”制。此外都是针对大小名而规定的。取缔他们的结缘、同盟等等问题。那么，是谁使秀次想从丰臣的手中把“二公一民”制的统治权夺走呢?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

第二年，即一五九六年一月，再一次发表和以前同样的誓言，而且在五月，向“拾上京参内从五位下”的人员传达了，过了十几天，举行一次按照原定计划的大规模活动。仅就这一点来说，“拾上京参内从五位下”等人表现得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秀吉是有手段的，讲和的达成，领地的获得，企图以此来安抚大名，进行扭转紧张的局面。然而，他的希望破产了。悲剧若是反复上演的话，往往会变成吝啬的、可笑的，而且还伴随着可怜的。第一幕在什么地方都有，好象是在喜剧的地方。可是，获得忠清、庆尚、全罗三道，这些只不过梦幻而已。作为极限目标的实现，那就再一次侵略，那么，就是悲剧的重演。破釜沉舟地干下去，好象也没有什么希望似的。

前年，就是一五九六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儿子改名为秀赖。今年，从年末开始的蔚山城的攻防战，他恐怕有些累吧?可是，在一五九八年的年初，打得明军溃败不堪。

三月十五日带领一族的近臣到山城醍醐赏花。如今经过两年的时间，从大名那里也没有得一份宣誓书，他深感恐怖不宁。

明将杨镐由于六月十四日在蔚山战败而被罢黜。

可是，在杨镐被罢黜之前，在紧张的战局已经逐渐分晓的时候，秀吉的心脏已经不行了。处分秀次那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他突然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这似乎是前兆。尽管如此，讲和的决裂，再度出兵，接受杨镐的咨文??他都下了决心。

一年以后的一五九八年五月，他的确难以支撑了。可是突然间，压抑在心里

很久的不安便又爆发了，于是就夺去了他平静的心情。五月二十日寄给秀赖的信中曾提到要对那四个使他生气的侍女给以处分。直到这时，他仍然没有忘记对下人的惩罚。

六月十六日，当他带病接见诸大名的时候，他一面看着儿子秀赖，一面向浅野长政、石田三成等心腹之臣悲痛地说，这孩子才五岁[周岁。]，今后，希望他将来也能象各位大名一样??请多关照??不觉潸然泪下。

七月十五日，诸名将送来和从前内容相同的宣誓书，交给利家和家康。 八月五日，秀吉的病情愈加严重。五大老[最高顾问。]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元辉、上杉景胜，还有五个奉行前田玄亦、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等人奉献了一份用指血写的效忠宣誓书。由家康、利家代替秀吉接过，并宣读了内容。秀吉面露笑容，微微点头致意。

秀吉向五大老，近臣等人口述了遗嘱，并向家康、秀忠、家长、秀家、景胜、元辉等人托孤，嘱咐他们一定要照顾儿子秀赖的未来。还劝告大家万事要听从家康、利家的指挥和调动。

又委托家康赴伏见视察，利家立即去大阪。

一五九八年八月五日这天，丰臣秀吉已经感到死期迫近。于是，眼睛半睁半闭地把要说的话，留给了五大老。

活了六十三岁的秀吉死了，一场悲剧终于演完。笑剧的帷幕虽然还没有拉下来，但是后代人知道，帷幕总会徐徐地拉下来的。

后记

这本书是我对封建制度研究的一部分。就我所能查找到的关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资料而写出来的他们政权的性质。幸而得到学习上的方便和充裕的时间。虽然写出这本薄薄的小书，然而竟花费了四年时间。可是，所得的结果和反映又将如何呢，那只有客观的公论了。

我原来想写活着人的斗争历史，如关于他们的政治历史、经济历史，或者是精神历史。在所谓必然的名字下，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我想这才算是有历史的学问。可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想法。

缺少精密的考证，一开始我就知道。假若由于我的才能不足，或许可以原谅；倘如由于我的努力不够，那么可想而知，将来会一事无成。

话又说回来，我究竟为谁，抱着什么目的写这本书呢?

坦率地说，不只是从历史学家的兴趣出发，更不是因为喜欢还是讨厌秀吉才写的。

作为一个现在的日本人，为了现在的日本人民，应当学习历史而写历史。 假若阅读了我的东西，我应当感到自责。然而在这本书里虽然只有一部分，就是我能够把当年朝鲜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那一部分历史写进了我的这本书里，仅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我聊以自慰的。

作为侵略者的子孙，又是侵略者本身的我们，对于朝鲜民族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并不了解，只能是写写侵略的历史而已。如不能写出这段历史，我认为实际上是在进行侵略；可是对曾经独立、后来被剥夺并受了伤的我们，是一个拯救。这也正是我向日本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严肃问题，同时又会感到是一个愉快的义务。

“文禄庆长之役”[文禄庆长之役：文禄元年秀吉侵略朝鲜失败了。到了庆长二年，丰臣企图挽回文禄元年的失败，便又向朝鲜出兵．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文禄庆长之役”。]的研究者虽然大有人在，但是，他们却看不到这两次战役是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这是可悲的，而且也是令人痛心的。

我想，能够认真地把问题的本质写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其大的愉快。 还有，在开头虽然表示过歉意，书中写的完全是十六世纪的事情，因此，对于一五○○年的数字几乎都省略了。再有，在引用史料的时候，为照顾读者阅读方便，适当地丢掉了一些数字。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铃木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