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简介 一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反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太虚大师曾为赠偈： 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当我们唱起这首沉郁、优美的歌曲的时候，闪现在眼前的不仅是一幅凄美的送别场景，还会想到一代艺术奇才———李叔同。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李叔同一生从事各种艺术活动，涉猎文学、音乐、美术、戏剧、金石、书法等各个领域，以其无上的智慧和卓越的才华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当他阅尽人间的繁华和沧桑后，义无反顾地遁入空门，留给人们的是他诱人琢磨、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经历。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凭借其生前超常的智慧给世人以无限的思索和追仰。
李叔同，本名李文涛，叔同为其字，弘一是其出家后的法号。生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卒于１９４２年秋，浙江平息人。李叔同一生６３年，在俗３９年，在佛２４年。其生其死都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已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出韵味的时候，便匆匆卸装收场，留下遗憾万千。观其一生，半为艺术，半为佛。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一句话，李叔同是大师。而真正的大师无不具有爱和善的天性，无不具有博大、宽容、悲悯的情怀??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李叔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西洋艺术的先驱者。李叔同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无论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者，还是西洋现代艺术的追随者，都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这位学贯中西“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即擅长诗词文赋，又工书画篆刻，且有
杰出的音乐戏剧才华的奇才，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年少轻狂的时代，一如当时文人风流的行径，过着琴棋书画、风花雪月的人生，中年时却突然“自以为顿悟”，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给世人一片惊愕。可以说每做一种人，李叔同都做得十分像样。都说他做人做得太完美，风骨、才骨、傲骨一样不少，作诗作得雅，起文起得正，又会书画又懂篆印，编曲演戏样样在行。在中国，如此面面俱到之奇人罕有，而才子却于中年顿悟佛门之精妙，决绝入空门专心研佛，其一生恍若两世。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兴趣，尤其是他因何遁入空门更是至今未结之谜。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xx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岁月荏苒，如梦似幻，
人生一世，只在呼吸之间。
李叔同简介二
弘一法师 （1880-19xx年），俗姓李，名息，学名文涛，又名成蹊、广侯，字叔同、息霜，号漱筒、演音等，别署甚多。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今河北区粮店街陆家胡同）一官宦富商之家。19xx年10月13日圆寂于泉州。幼名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学名文涛，字叔同。法号弘一，世称弘一大师。
李叔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
其父李筱楼，曾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营盐业与钱庄，为津门巨富。文涛5岁失父。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18岁与茶商女俞氏成婚。戊戌变法失败时，有人说他
是“康梁同党”，他遂携眷奉母南下，避居沪上城南草堂，加入城南文社。22岁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课余参加京剧演出，还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并编有《国学唱歌集》。
光绪三十二年，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在日期间李叔同在由留日学生出版的《醒狮》杂志上发表文章，加入“随鸥吟社”并与本田种竹、森槐南、日下部鸣鹤等交流。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联合留东同学组织“春柳剧社”。在校期间还参加“白马会”第12回展（19xx年春）、第三回展（19xx年春）。在东京，他创办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发表所创作的歌曲多首。19xx年10月4日的日本的“国民新闻”报曾刊登关于李叔同的访问记以及肖像照片。在写生课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被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的急先锋。
宣统三年（19xx年），文涛学成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后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19xx年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首次使用人体。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文涛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眼见当时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遂悲观厌世，于民国7年（19xx年）8月19日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老和尚了悟门下，法名演音，号弘一，后又采用一音、一相、圈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民国17年，弘一参加僧侣南下服务团，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12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住了三个月。
民国18年4月间，取道福州赴温州。同年10月，弘一第二次入闽。先到厦门，后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为该院学童早晚礼佛的赞歌《三宝歌》谱曲。当时性愿法师在泉州承大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帮助整理寺内所藏的古版佛经，先厘订六条凡例，将目录编成五辑，每辑分成禅宗部、律宗部等，每部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全本，乙种为残本），颇为周详。民国19年4月，离寺云游江浙。
民国21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
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赋予佛说以时代精神。弘一十分关心历史文物。 民国22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民国27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
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苑。民国25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士为果。十年虔修未有间断。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熙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资诗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佛教界尊他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7天后，在承天寺火化。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13年出版。寂后，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的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
弘一大师，虽以持律闻名，但笃志念佛。晚年时神采气力渐衰，自知将要往生，因而尽力弘法，时常劝人听时钟念佛，依照时钟滴答滴答的声响，设想为阿弥陀佛四字。若是念六字佛号者，则以第一个滴为“南无”，答为“阿弥”，第二个滴为“陀”，答为“佛”。他的听时钟念佛，不失为一个摄心念佛妙法。 公元一九四二年春天，弘一大师前往灵瑞山讲经。不久之后，住在温陵养老院，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并向院中的老人讲说净土法要。二十三日示现些微疾病，拒绝医药及探问，只是专一念佛。二十七日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写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在一张纸上写著“悲欣交集”，交给妙莲，并嘱咐注意：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说完话，仍默念佛号。四日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地往生了。时年六十三岁。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19xx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教律宗，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代表作:《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弘一大师遗著合编》、《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等。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凭借其生前超常的智慧给世人以无限的思索和追仰。研究他的一生对于了解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李叔同，本名李文涛，叔同为其字，弘一是其出家后的法号。生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卒于１９４２年秋，浙江平息人。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另外，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除去童年时期（据说，李叔同天生聪慧，7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李叔同的一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这十年，包括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偾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如写于１９０１年的《辛丑北征泪墨》，五律《透风愁不成寐》等。这一时期的李叔同积极用世，奋发有为。 公元１９０５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一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回国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２６岁到３９岁（１９０５－１９１８）的１３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颠峰时期。他的许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他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李叔同突然抛弃俗世功名，离开娇妻爱子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时年３９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出家后的李叔同，断绝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完全过起了一种闲云野鹤似的宗教生活。２４年后，也就是距他６３岁生日还差１０天的时候，李叔同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李叔同临终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篇，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叔同一生６３年，在俗３９年，在佛２４年。其生其死都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已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出韵味的时候，便匆匆卸装收场，留下遗憾万千。观其一生，半为艺术，半为佛。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曾撰联一幅概括李叔同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李叔同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他在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却突然离家出走，遁入空门。李叔同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闻知李叔同出家，前往杭州哭成泪人，跪地恳求其还俗，但李叔同心意已决。关于李叔同为何要出家，文化界至今仍存有争议。这更体现他的一生变的如真如幻，扑朔迷离。今天笔者斗胆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笔者认为，李叔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的中国文人，即使是他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也是一个“儒僧”。他前半生积极入世，追求艺术。心系苍生，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我的国》，《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亲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柯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骨。尽大江东
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见《弘一法师年谱》第三十九页）。由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然，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国家动荡，内忧外患。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局限便是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时代，李叔同皆然。他在“理想”碰壁之后，便开始消极避世。这由他的诗句：“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便可以看出。既然他在现实中无法“直立”因而便退到艺术和宗教的殿堂。不光李书同，几乎所有中国的失志文人都是这样。李叔同的出家更能说明他是一个文人。最是文人不自由。历史上类似于李叔同的不乏其人，刘勰、屈大均、王国维??文化铸造心态。李叔同的殉道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旧时代的生动写照。
但，李叔同的出家并不同于一般和尚，因为他仍然是积极的。他虽然痴迷于宗教但一心向真、向善。他在出家后诸艺俱疏，唯有书法割舍不下。他将佛法禅心融入笔下，形成了清净似水、恬淡自如的独特个性。他所写的：“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但观诸法空无我等作品无不充满了智慧、忧思和悲悯。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出世后的李叔同说法传经，普渡芸芸众生。可谓用心至善。我曾看见过一张李叔同晚年的照片，他那慈祥、宽容、无所不包的面容写满了对尘世生灵的悲悯、爱和呵护。那完全是一张大师的面容。李叔同的出家绝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恰恰是一辈子的追求。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识，不断升华??最后终归大彻大悟的哲人道路。李叔同的入室弟子丰子恺先生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的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１０６－１０７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可见，无论是早年的艺术还是晚年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一句话，李叔同是大师。而真正的大师无不具有爱和善的天性，无不具有博大、宽容、悲悯的情怀??
李叔同的出家之路：富家子弟如何成为弘一法师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xx年9月30日第5版，作者：吴志菲，原题：《谁是《东方红》的作者》
李叔同本是富家子弟，生于天津，长在上海，曾就读南洋公学，后到日本求学。他年轻时被称为“翩翩浊世佳公子”，“厮磨金粉”，结交娼优，风流倜傥；出家前涉猎极广——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通(后屏除一切，仅书法终生不弃)。正是由于出家前后生活境况的巨大反差，他被视为尽享荣华之后从朱门入空门的典型一例。其实这
只是一种表象，李叔同的骨子里，本来就有许多不入流俗的东西，倘若换个角度看，他的出家，与其说看破红尘，不如说是一种势所必然的归宿.
李叔同一向漠视世俗观念下的人际关系准则，他的“不近人情”，在出家前就屡有表现。留学日本时，有一次他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其家。两人的住所相距甚远，欧阳予倩因电车耽搁，迟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不一会儿，李叔同从二楼打开窗户，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罢关窗而去。欧阳予倩也只好掉头回去。这个例子很典型，却并非孤证。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回忆说: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师的时候，卧室的外面安上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送来信件就搁在信插里。他早起晚睡有一定时间，很少改变。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忽然学校收发员来扣房门，说有电报，他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下一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看电报。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他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以上两例，虽说与出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世俗认可的思维和行为，在李叔同身上，往往是不灵的，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尘世多少埋下了一些伏笔。说他“漠视”，是因为他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出家前两三年，李叔同去日本洗温泉，行前还写信告诫一个学生，处世要圆通，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
他的“脱俗”，也不仅仅体现在待人接物上。李的友人韩亮侯曾忆及两人相识的经过，听起来也有些戏剧性。韩亮侯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一日，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对照，韩一时不免诧异:“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这人便是李叔同。李邀请韩到家里坐坐，韩被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楼，李住二层，一进门，韩便吃了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富有艺术品位的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韩亮侯越看越糊涂。此时，李叔同退去破衣烂衫，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邀韩外出就餐。从室内布置看，李叔同当时尚无入空门的迹象，但他出家以后直至圆寂时的衣着，几乎就是这副衣衫褴褛的装扮的翻版。
李叔同出家前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他此时的生活状况，与“苦行僧”已经相去不远了。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有如下记述:
阴历新年，马(一浮)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19xx年1月30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候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挂佛像了。
19xx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时年39岁。此前，他把所有家当分送给友人、同事和学生，将平生所刻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夏丏尊回忆说:“我所得的是他历年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
民国时期的一些所谓高僧，如不少名刹的住持，往往视佛门典律于不顾，结交权贵，锦衣玉食，乃至男盗女娼，无所不为。弘一法师则自出家时起，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苦行僧。19xx年春，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市长沈鸿烈和名士朱子桥将军慕名请他吃饭，事先曾约定好。未料弘一法师当天爽约，托人带来一张纸条，上写打油诗一首:
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鸿烈读罢，表情颇有些难堪，大约是认为堂堂大市长，请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让他下不来台；朱子桥将军看了纸条，则欣喜若狂，说:“今天得到一张极珍贵的墨宝，收获可不小啊！”
这就是弘一法师。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
送别介绍
《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John Pond Ordway(1824-1880)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梦见家和母亲》是首“艺人歌曲”，这种歌曲19世纪后期盛行于美国，由涂黑了脸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员领唱，音乐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调创作而成。奥德威是“奥德威艺人团”的领导人，曾写过不少艺人歌曲。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作的《送别》，则取调于犬童球溪的《旅愁》。《送别》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歌词以长短句结构写成，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深邃。歌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每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三乐段完全相同，音乐起伏平缓，描绘了长亭、古道、夕阳、笛声等晚景，衬托也寂静冷落的气氛。第二乐段第一乐句与前形成鲜明对比，情绪变成激动，似为深沉的感叹。第二乐句略有变化地再现了第一乐段的第二乐句，恰当地表现了告别友人的离愁情绪。这些相近甚至重复的乐句在
歌曲中并未给人以繁琐、絮叨的印象，反而加强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赋予它一种特别的美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首尾呼应，诗人的感悟：看破红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送别》，它的作词作曲人正是李叔同，也是送别挚友许幻园的原创作品。表达李叔同对在上海“天涯五友”“金兰之交”友人分别时的情感，李叔同与许幻园、，宣扬民权思想，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一度成为社会风口浪尖改革潮中的一份子,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幻，导致许幻园家中的百万资财和家业荡然无存，许幻园赶京找袁世凯讨回公道，离别时，李叔同在百感交集中写于此歌送别许幻园。也是李叔同的优秀音乐作品，被中国数代人所传唱。 李叔同是我国现代歌史的启蒙先驱。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
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xx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久他东渡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美术、戏剧理论，主攻钢琴。曾创办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 李叔同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编作的乐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大多为借景抒情之作，填配的文辞依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加上他具有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选用的多为欧美各国的通俗名曲，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的结合贴切顺达，相得益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像《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已成为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象征。由他自己写的词谱曲的《春游》，则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
此歌不涉教化，意蕴悠长，音乐与文学的结合堪称完美。 另外，“早春二月”也曾选用此曲作影片插曲，仿佛为早年“二月”作者柔石对李叔同先生仰慕却无缘师从(因李先生出家)的遗憾作了一种遥遥的、或可令逝者的在天之灵略感欣慰的弥补。 如今《旅愁》在日本传唱不衰，而《送别》在中国则已成郦歌中的不二经典。沈心工也曾根据《梦见家和母亲》写过一首《昨夜梦》，但最终没有抵得过李叔同《送别》的光芒。
19xx年，李叔同出家为僧。截止到出家那年，李叔同共作学堂乐歌五十余首。 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就是李叔同的代表作。
送别(广泛版本) 词: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师的临终遗书。寥寥四字，无穷玄机。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1880-1942）。出身豪门的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在诗赋文章、金石书画、戏剧音乐等众多领域里均有建树。然而在他39岁那年，却抛弃世俗功名，出家为僧。
关于李叔同遁入空门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当推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之说，与其人格本性最为吻合：“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个“人生欲”非常强烈的人，在满足了“物质欲”和“精神欲”之后，还“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有生就有爱，有爱就有悲欢。人生在世，悲欣交集，而且悲苦总是多于欢乐。“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命里消逝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李叔同，慈母病逝之后就如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他把无限哀思写进歌词《梦》里，并在母亲的葬礼上弹奏钢琴长歌当哭：
??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 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汩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在流淌着绵绵感伤的乐曲声中，回首那些如梦似幻的幸福时光，谁能忍得住滚滚热泪？
作为生活在清末乱世的风流才子，年轻的李叔同曾经浪迹于声色情场，出入于艺妓闺阁之中。对于李叔同寄身声色的这段生活，许多敬仰者经常采取回避或否认态度。其实，这正是凡胎肉身之人的真情常态。而对于悟性极高的李叔同来说，恰恰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浮华喧嚣，才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悟，才能看透这个残缺的世界，从而埋下超脱世俗的心灵种子。
在歌曲《送别》里，已经流露出他将要远离人世的心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回肠荡气的袅袅歌声，穿过雾霭缭绕的层峦叠翠，悠悠漾出那隐约可闻的梵钟之音。 李叔同是一个心灵非常丰富的人。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也是一个高度“心理自由”的人。就是这种心理超常健康之人，往往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该我行我素”的时候就会“我行我素”。开悟了的李叔同视世俗生活为虚幻的镜花水月，他宁愿选择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以聚集全部的心智升华灵魂。他知道需求越少，得到的自由就会越多。
丰子恺说，当对人生感到疑惑与虚空的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李叔同出家为僧并非一时兴起，这正是他追求的人生终极目标。
加缪说过，生活的最高哲学就是如何面对死亡。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学会一种“由死观生”的死亡智慧。因为只有在意识上“先行到死”，才能发现生命中真正最宝贵的东西。假如在离死神一步之遥时才去思考生命，已是为时过晚。
李叔同领悟这种在意识上“先行到死”的智慧，为此深感时光的紧迫。他在回答夏丏尊为何抛下妻儿的提问时说：“人世无常，如抱病而死，想不抛，也做不到。”人生是获得，也是放弃。为了求证生命，他抛弃名利离别妻儿，淡出世俗归隐佛门。
人往往容易成为奴隶，难以成为自己的主人。惟有李叔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为自己奏响了命运交响曲。在电影《一轮明月》里有这样的镜头：
月光婆娑的卧房里，雪子紧紧搂住丈夫, 带着哭音说：“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决定了的事，无法挽回了。”李叔同不无伤感，但心意已决。
“叔同，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姻缘前定吗？”
弘一大师弃妻毁业:慈悲对世人 为何独伤我
弘一大师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作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荣耀；他作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还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一蓬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有时候真是快乐过形鲜体美，心嫩得一掐一股水，一根针插上去都流一股血。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么做，却不得不那么做，想这么说，却不得不那么说??一颗心其实是没有自由的，自己不能，不会，也不肯给自己自由的。可是他却给了。想做什么，就去做了。想扔掉什么，就扔掉了，想捡起来什么，就捡起来了，想追逐什么，就追逐。即心即佛，在他这里算是贯彻得彻彻底底了。
一切他都舍得，因为他觉得他将来得到的，比这些将要丢弃的，有价值得多，所以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扔掉俗世一切，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至于追到之后会不会失望，管它呢，追到再说。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xx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闫荣霞)
李叔同的情
说起弘一法师，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不过要是有人唱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恐怕就没人不熟悉了。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那个年轻时风流倜傥，才惊四座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年轻时的李叔同颇有些杜牧的风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亦正是他的写照。由于出身富贵人家，他可谓少不更事，与一帮诗文友吟风弄月，游山玩水，混迹于烟花艺馆之地，留下几多风流韵事。
但是成家立业之后的李叔同心境为之一变，忽然大彻大悟，厌倦红尘，遂有出尘之念。这个念头是如此固执和强烈，以致于亲朋好友劝不动，娇妻爱子留不住，割断万千情丝，遁身入空门。在他剃度那一天，他的妻子以及曾经深爱的红颜知己一齐跪在寺外，进行"哭谏"。可惜此时的李叔同早已是四大皆空，向佛的慧根萌发，红尘色相于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任谁也拦他不住的。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世人大多无法理解，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些被他的诗文打动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女读者，一时间失去寄托，可谓痛不欲生。且说有这么一位女读者，死心塌地爱上了李叔同，在他剃度之后，天天来寺里找他，求他还俗。你道弘一法师怎么处理此事？他派人送给那女子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
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读了这两句诗，想必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李叔同这么讨女人喜欢。你看他不责备那女子扰人清修，反而用一种很遗憾的语气对那女子说：不是我不肯接受你，怪只怪我们相遇太晚了，今生没缘分呐，只有对你无情了。我们可以肯定那女子读了诗之后一定若有所悟，百感交集，即便不甘心，也只有认命了。事实上她也就哭着走了，不再麻烦弘一法师了。看来得道高僧的境界就是不一样，换成法海大师一定会金刚怒目般讲出一番正气凛然的说辞来：佛门乃清净之地，岂容你这女子在此撒野。来人哪，把她赶走！南无阿弥陀佛！
大师抛弃他的日本妻子小爱的境地，走入空门，走进大爱的境地是我们普通的凡夫俗子所能领悟的境地！博大、仁慈、美丽、温柔的情怀尤其如此。在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今天，尤其值得人们珍视和师法。愿更多的人们进一步认识法师，将其人格魅力这味清凉剂很好地使用与消化，早日解脱现实中的浮躁与热恼。
弘一法师圆寂时有两件小事令人深思。一是他圆寂前夕写下的“悲欣交集”的帖子，无论是这句话本身，还是他所写的墨宝，都使人看到一位高僧在生死玄关面前的不俗心境，既悲且欣，耐人寻味。二是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活着的时候怜惜蝼蚁命并不奇怪，这是对修道之人的一般要求，但是快死了还惦记勿伤世上的生灵，这份心思的细腻非真正的大慈大悲者不能有。所以才令世人闻之生敬。
李叔同称得上是民国年间的传奇人物，他的生平有许多亮点，只待那有心人去发掘，在景仰中或有心如澡雪之感，于惕历自省之余获得一份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