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文”的本义是“错画”，也就是花纹。“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
广义文化：它是指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因此，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广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
（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及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
（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
狭义文化应把握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
（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关注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
文化产品：广义的文化产品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提供给社会的可见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狭义的文化产品专指精神产品，纯粹实用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能源资材等，一般不称为文化产品。
文化内涵：它是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凸现出来，称为事物的文化内涵。
文化现象：指的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
文化事象：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反复出现时，这种含有规律性的现象称为文化事象。
文化观念：一个时期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人群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或在某一文化事象里所表现的意识形态，诸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称作文化观念。 民族文化：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
国别文化：它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中国文化的性质：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它属于国别文化。）
两个文化层面——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上层文化指宫廷文化与上层文人所创造、拥有的文化；底层文化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其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
当前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错误态度的分析：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 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四个类别：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地势和地形特点：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个落差显著的阶梯状。 气候变化大势：著名学者竺可桢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又暖变冷。他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温暖期（前3000-前1100）、寒暖交错期（前1100-1400）、寒冷时期（1400-1900）、“仪器观测期”（1900- ）
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显得十分重要。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此地还有泾水、渭水流过，真可谓沃野千里，山河表里。而且此地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晋北地区坐落在山西高原上，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而晋北地区又与蒙古高原相连接，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再加上太行山脉的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就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总之，正因为关中及晋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且又使便利的交通让各地域之间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天下”观念：“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
地缘特征与文化命运：自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就一直存在着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人群是猃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等。这些民族除满族外，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的。在中原政治兴旺时，它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王朝政治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停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虽然这样的反复，已经有许多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原文化在一直带动着各地域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中国自然区域的现代地理学划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 古代的“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尚书》之《禹贡》篇]
先秦时期几个重要文化区域：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与楚辞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
秦汉时期农业与农牧交错区的大致界线：司马迁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山西”（关中）地区、山东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农牧交错地带、江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
古代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1）农忙季节，不征调百姓服役，以保证粮食的丰收；（2）在大池塘捕鱼，不用过密的鱼网，以保护鱼类繁殖。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都安排在秋季进行，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的繁殖；（3）砍伐树木要按一定的时候砍伐，朝廷甚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并把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4）皇家大量修建大规模的园囿和灵寝，也对保护环境起了相当的作用；（5）由政府提倡和领导的植树造林运动，使全国进
行大面积绿化；（6） 在西北地区广建牧马的场地，使唐朝中期以前的黄土高原地区有良好的植被状态。
古代利用自然的成就：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 黄河、淮河由利变害的原因：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被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湖泊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的泥沙。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为害更加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更大的灾害。长江、黄河以及淮河越来越大的为害，都与片面的重农思想有关。黄河由母亲河变为灾难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方志时期：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所以，竺可桢把从公元1400到19xx年的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称为“方志时期”。方志时期又称寒冷时期。
地缘：此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
通漕四渠：汴河（或称通济渠）、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大约结束于距今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的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 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是河南省滢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以彩陶文化最为著名。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xx年间。以黑陶文化最为著名。
三大文（明）化成就：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明成就。
三皇五帝的传说：他们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羲和敬顺昊天：传说尧命羲和到四方去测量一年的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敬授民时：在上古时期，人们是按着时节的序列敬奉上天的。日月星辰运行中任何反常现象，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然而正式在对“天序”的尊奉、恭敬之中，却有着古代天文学科学实践活动。人们在虔诚的宗教心态下，包含着把握农时的努力。这就是“敬授民时”的本质。
夏、商、周的年代：夏，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商朝，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朝，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
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遵命”、“近人”而“远鬼神”。
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神”、“事鬼”，“先鬼后礼”。
分封制：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分封制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和意义：第一，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生存的权利。第二，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三，分封制是一个激励历史创造力的制度。
百家争鸣的特点：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重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和各家思想的特征：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孔子的 “仁”和孟子的“仁政”，他们提倡积极入世的观点。
道家：重要人物有老子、庄子。老子的“无为”、“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齐物”，他们提倡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观点。
法家：在先秦明显分为前后两期。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主张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下约民，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智力国家。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
墨家：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它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阴阳家：战国时期的邹衍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德终始”说。他以此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
第二节 秦汉：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
西域：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 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十六国：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
般若学：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涅槃学：涅槃意译为“圆寂”， 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在中国，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
《神灭论》：由佛教引起的争论。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以范缜《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
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八王之乱争夺皇权，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实在是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
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开发江南的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
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
南北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
第四节 隋唐两宋：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统称尚书，各司其职。
科举制：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新制度。大致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有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却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1）尚武精神。（2）开放的民族政策。（3）崇佛教与重诗文。
两税法：中唐时期制定的赋役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施“两税法”，它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了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两税法的实施，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后来两税法历代相沿，至名不改。
中唐时期：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一场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主要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主旨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的传统，使散文更适宜于叙事、说理和抒情。因为先秦、两汉的时间比六朝更古，所以，文学史上称这次运动为“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在中唐，经白居易、元稹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歌运动，史称“新乐府运动”。它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实际是有意恢复《诗经》和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保守派（旧党）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新党旧党的分歧：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征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理学：理学是北宋兴起的一门学问。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理学代表人物在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南宋则有朱熹、陆象山。他们要复兴儒学，就是要从精神的层次救败。像先秦儒家一样，他们承认人性中有道德的根源，这根源就本于创生万物的天地。成贤成圣就是要修养成一种成天地合一的“天地境界”。但这境界不是要出世，也不是要逍遥，而是像天地那样“曲成万物”，也就是本着一种大公精神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最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
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第五节 元明清：中国文化的衰变期
色目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二等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所以，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
南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最低下的一等人，即四等人。南人就是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回回：它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称回族。
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是13世纪末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1291年他乘船到达中国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八思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领袖，被忽必烈奉为国师，除“做佛事”，为皇帝及后妃传授佛戒外，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朝廷又设宣政院，让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儒户：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启：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最为著名）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除此还有观念层面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政治上腐败导致的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清初三先生的思想与著作：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理论，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多发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于是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更加残酷。文字狱使清朝的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乾嘉学派：清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为使知识分子不问政治，走纯学术研究道路，让学者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考订、校勘、辑佚、注释，由此考据学大盛。这一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最兴盛，被称之为“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 “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但清朝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风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章 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生产经济文化
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指在中国传统的农耕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产生、发展和连续传承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又称农业文明。
中国农业经济的多元文化因素：中国的生产经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除此之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等。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
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后来用“社稷”代表国家。
农耕自然经济：依靠种植农作物以自给自足的经济。
农耕灌溉文化的主要部分：南方农业是稻作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水稻和整修田埂、水渠，使用水车等。北方农业是麦黍型农耕文化，主要标志是栽培麦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裨子、豆类，以犁耕为主和井渠双灌等。南北方的农耕文化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十四节气文化。
农业岁时历法的文化价值：至西汉中期，历法定型，二十四节气同时确定下来，成为统一的历法定制。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农民按照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生活，促进了农业社会的发展。
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署、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政绩”观：指历代统治者把农业收成的丰歉，当作考察国计民生的好坏和自己得政或失政的一个标准；
“勤农”观：指确立以农为本的原则和制订一套劝勉农事的治国方略。（唐《开元占经》和《四时纂要》是比较重要的农政文献）
我国商业发展的过程：在商周时期，我国市商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开始使用货币。春秋时各国都城均设置了市场。战国时商业都市崛起。秦汉以后长安、洛阳等地以形成商业网点。到唐代以出现专卖店。宋元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至明代中叶，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商业经济更加显示其活力。
我国民族商业的两个文化特点：一是汉族与多民族地区的内贸活动频繁，商路通达，推动了各民族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二是中国与东方邻国和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兴起，历史悠久，开辟了中外交流的长期通道。
市商贸易的四种模式：（1）市；（2）墟；（3）集；（4）会。
市商贸易的方式：（1）农商兼营，从业者称摊贩。（2）行商经营。（3）坐商经营。
市商的经营之道：市声；商幌；牌匾、字号。
民族手工业对农业文化的促进作用：手工业是农业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假如没有手工业，中国的民族经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就不能借助大机器和新思想的力量，向现代社会转型，在世界竞争的轨道上就无法提速。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文化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文化）
民居：民居是承担居住、祭祀、婚姻、财产分配、权力继承、家庭义务和社会职能的场所。
居住建筑的文化含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居住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和仪式。 居住方式：我国的居住用房主要有五种形式；半穴式、井干式、干栏式、石室、土木结构或土石结构式。
居住建筑格局：我国古代民居建筑格局的文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1）确定居室周围边界的院墙。（2）家庭与社会联结的通道，居住的入处、院门，必是神灵的把口。（3）庭院。是院墙与居室之间的空地，是人神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场所。（4）居室。居室建造、使用的原则：一是睡处，二是接神、待友、议事的公共空间——正房。
饮食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民本思想（饮食，是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组成部分；足食，是让国民吃饱，是传统社会稳定秩序的一项国策）；
（2）节约粮食：（3）人格教育（4）食疗观。
服饰的功能：服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独有的创造和技巧。服饰起源于双重性格，第一重性格是实用，第二重性格是装饰。
服饰的自然与人文文化含义：自然范围内的服饰文化标志包括环境标志、性别标志、体形标志、年龄标志。人文范围内的服饰标志包括信仰标志、阶层标志、礼仪标志、政治含义、职业标志和审美标志等。
交通行旅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交通行旅是伴随着人类迁徙的脚印、生产运输的路线和彼此沟通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交通行旅文化显示了复杂的内容：一是民族文明的发展、前进；二是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化心结。
家族：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其中包括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中国家庭结构的文化要素：我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血缘关系中找，具体可分为血缘九族制和血亲五服制。孝祭的规定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是同宗。 家族共同体的地缘合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互助；二是生活互助；三是在公共地的建设上实行基层民主制，用以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
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科技文化
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就是天象观测和历法制定两方面的知识和研究。
本草之学：就是中国古代的药学。主要记述各种药物的名称、性状、功能、主治、产地、采集、加工和保存等知识。
我国科技的民族文化基础：主要受农耕文化和信仰的影响。从传统天文学的天象观测和历法制定看，天象观测的目的的以天象变化来预卜人间之祸福。把星象与人事相连的思维是虚妄的，带有很浓的信仰色彩。历法则产生于农耕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中医药学理论的基础与整体民族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受神仙方术、道教文化、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这些科技方面的成就有着有价值的一面，也有尚待解答之谜。总之是在当时传统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说破是产生的。
阴阳合历：亦称阴阳历、夏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个月，但设置闰月，使一年的平均天数跟太阳年的平均天数相符合。
中国传统历法的基本元素是日、气、朔三点。
中国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瑰宝。中国医学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临床医疗经验的归纳，一方面与整体民族文化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神仙方术、道教思想、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宋明理学等，均对中国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1）医学：在古代被视作“方技”，它包括、“神仙”、“房中”四部分。后来 “经方”和“医经”逐渐成为传统医学的主体。两汉时期传统中医学的理论筐架定型，直至今日。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经典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两汉时还形成了中医的“四诊”的诊断技术，即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创立了中国独特的脉学理论。从汉
到宋，医学理论一剖有了发展，相继出现了关于切脉、针灸以至于法医等专著。明清时代在探索免疫治疗上有重大突破。中国至少在16世纪时用人痘接种的方法预防天花。（2）我国的药学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西汉时出现药学理论，出现了“本草”一词。中国古代药学又称“本草”之学，主要是记述药物名称、性状、功能、主治、产地及采集、加工、保存等知识。后来的“本草”著作中还附有治疗的范例。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完成了集中药学大成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这是一部中药学百科全书。
四大发明的内容、发明者与发明时间：造纸术，发明者传说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印刷术，唐代初年，我国出现雕版印刷技术，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至迟在唐朝；指南针，战国时期，我国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到北宋末年，指南针以被用于航海贸易。
四大发明的民族成就感与历史局限：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为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尽管有四大发明这样的科技成果，但这些发明创造始终未成为社会前进的主流。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现都无法得到社会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出现中断、失传的现象。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分不开的。
第四章 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原则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伦理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点。）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渐趋完备。宗法制在春秋时期瓦解之后，其影响长期留存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三公九卿：秦朝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分理中央事务。
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省。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家天下的含义：宗法观念对王权政治的最大影响是它确立了绝对君权下的“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使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出现“家国同构”的格局。
宗法观念对秦汉以后国家政治结构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天下”政权模式的长期延续。宗法制度原则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第二，亲亲伦理政治原则的不断扩张；第三，宗法原则成为维系王朝政治的习惯力量 宗法制与王朝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是王权政治的沃土。一方面，在王朝出现危机的时刻，宗室贵族每每自觉地担当起匡扶社稷、复兴王朝的政治使命，使家天下的王权政治模式得到不断的复制与再生。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拥有封地与优厚的待遇，人口众多，他们对外有一致的家族利益。而一般臣民习惯于视皇族为国家利益的代表，
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皇室宗亲自然成为他们拥戴的目标。西汉末年刘秀就是依赖王室后裔的特殊身份而重建汉家天下的。 另一方面，在宗法文化的浸染下，人们将家天下的王权政治视作天经地义的统治模式，不仅旧贵族要重建家门，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模仿着旧有的宗法模式，构建新的王朝。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王朝国姓屡经更迭，王朝政权模式却一如既往，宗法制是维系王朝政治的重要力量。 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九品中正制：在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士族的利益。 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
行卷：唐代的科举考试没有后代那样严格，考前的举荐相当重要。为了获得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赏识与推荐，士人们在应试前，带着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投献给名公巨卿，这种诗文称为“行卷”。
科举制的特点：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前代选官制度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显明的特点：一、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应试者不论出身、地位、家业，不必由官员推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声名德望以不再是任职的主要依据。
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固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科举制造就了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又培育了一个超越地域、家族与军事势力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相联系，因此科举考试的价值导向与精神意旨对社会文化形态发生着直接的影响。（1）科举制培育与维系了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动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这是其正面作用。（2）科举考试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做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科举制是对极端专制王权的维护；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牢笼之下，缺乏主体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这是其负面作用。 （商朝的《汤经》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法律，郑国子产铸《刑书》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义》：唐高宗命长孙无忌对《唐律》进行考证、疏议，著成《唐律疏议》一书，公元454年唐高宗颁行《唐律疏议》。它是汉代以来对于法律注释解说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经义法典化的范本。
“春秋决狱”：从董仲舒开始即以《春秋》的精神与事例附会法律，《春秋》经义不但成为法律的补充，其权威性甚至还高于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第一，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指导思想；第二，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重要地位；第三，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四，强调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
第二节 中国社会传统的礼俗规约
传统礼俗规约的起源：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的礼俗规约，它起源于人们群居的社会需要。传统的礼俗规约有着鲜明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特色。
传统礼俗规约的特点：第一，传统礼俗的等差性，严整的的礼俗制度维持的是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第二，传统礼俗的调和性，注意等级之间的协调；第三，传统礼俗的规范性，这是传统礼俗最根本的特性。礼俗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是通过礼义原则与礼俗规制的内外结合实现的。
传统社会礼与俗的区别与关系：（1）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两者的区别在于：俗是民众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礼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礼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2）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礼最初是人神关系的调节，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 “五礼”：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约定制于周代。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
祭祀典礼的类别：天神、地袛、人鬼
天神祭祀包括天帝祭祀、日月星辰祭祀、气象神祭祀三种。
人神祭祀主要有宗庙祭祖、祭先王先师等。
冠婚礼的意义：周公六礼、冠礼
“周公六礼”，古代贵族婚礼的六道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庶族平民礼俗的轨范性有如下三方面的表现：（1）岁时礼俗的伦理性。岁时节日礼仪对民众的伦理轨范有两重意义，一是自然伦理属性，二是社会伦理属性；（2）人生礼俗的家族性，人生礼俗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在个体的人生礼仪上，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3）家训族规的礼俗教育与礼俗规范具有一定功能。 庶族平民礼俗与社会上层礼制的关系：民间的礼俗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贵族礼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它们来源于同一文化母体，所依托的是同一宗法社会结构，贵族不过是特殊家庭，皇帝是特别的家长，贵族社会的礼制精神，以及相当比重的礼仪行为都是从家族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如“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一直是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的思想基础。其次，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礼仪的示范作用，以严格的礼制规定，与公开盛大的礼仪形式，向社会显示礼法的森严，达到软控社会的目的。因此上层礼法思想渗透民间，家族社会模范国家礼制，制定自己的家法族规。其三，随着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士庶差别的消失，贵族礼制除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外，相当部分俗化为庶民的行为规范，如“周公六礼”成为一般婚俗模式。
第五章 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整体思维：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
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中国古代重体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特征：古代整体思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对于“天-地-人”的系统，仅仅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去认知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必须凭借对于“象”的直觉、顿悟去把握。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指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所谓辨证思维，就是运用对立而统一的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及其变化。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来源于对天地万物两两对立而又统一的自然现象的考察与理解。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观念：（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中庸之道的价值观；（3）“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有：第一，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整体系统的、辨证发展的思维方式；第二，造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第三，造成“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推动人们在成己成物、人我交融中实现人格、品德的完善。
中庸：意为“中是可以长久行涌的典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准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道”又可称为“中和”之道，它要求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激，要求其适中，“无偏无颇”。
中国古代关于知行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知易行难”说（2） “知轻行重”说；（3）“知先行后”说；（4）“知行合一”说；（5）“行先知后”说。
中国传统知行合一实践观的特点：（1）中国古代“知行合一”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2）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注重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强调身体力行，以便真切地认识并实践“天道”和“人道”；（3）“知行合一”说是以“天人合一”说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从“天人合一”说派生出来的。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社会作用：一是保护统治者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二是麻醉与驯服被统治者。
佛教的形成和基本教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佛教相传由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法，即指“苦、集、灭、道”。
（2）三教由并行、合流而合一，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3）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后，许多道教经典是在佛经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佛教对儒家的影响，突出表现于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渗透。佛教禅宗的“直指本心”论，启发理学家以人格的自我完善为齐国治家的出发点，以遵循“天理”为人格完善的惟一途径。佛教禅定的修炼模式，也为理学家所吸取，而提倡主静、主敬，使小我与大我——天地宇宙相通。汉魏以后，诗歌、书法、绘画带上了佛教的明显印痕。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平话、小说、戏曲多源自佛教的俗讲、变文，民间文学作品也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
第四节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五伦十教：是孟子对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提出的行为规范：君惠臣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三纲五常：由西汉董仲舒提出来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1）仁爱孝悌；（2）重义轻利；（3）谦和礼让；（4）真诚有信。
儒家理想人格的两个层次：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圣贤包括两个层次的人格追求，即圣和贤。圣指圣王， 主要是最高统治者追求的人格目标；贤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格目标。
第五节 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
古代教育思想的三大基本特征：（1）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2）强调教育的必要性；（3）主张德育和智育相结合。
中国古代教育的总体目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提出教育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代教学的主要原则和方法：（1）因材施教。（2）启发诱导。（3）学思结合。
（4）教学相长。
第六节 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
有关各艺术门类发展历史的基本常识：
（1）文学艺术：《诗经》现存305篇，依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骚体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过渡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新阶段，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赋和汉乐府民歌是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样式。汉赋是由楚辞演化而来的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汉乐府民歌则比较贴近当时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 唐代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形式美的极致，这种诗体字数、句数固定，讲究平仄押韵和粘连对仗，形式整齐，韵律和谐，具有强烈的音乐美感。词的起源，再次反映了 中国诗歌与音乐密切关联的文化传统。其他如元代的散曲、明清的章回小说等等，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它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2）戏曲：中国戏曲发端于远古时期祭祀鬼神的仪式。北宋时期的“杂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元杂剧以唱为主，以白为宾，故有宾白之称。元杂剧已经有了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剧本主要由曲词和宾白组成。中国戏曲虽然剧种纷繁、流派众多，但在总体上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 的是其表演方式的程式化。表演方式的程式化首先表现为角色的模式化，其次表现为动作的虚拟化。
（3）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在其他艺术的伴随下逐步成长起来的。最初，乐和舞是密不可分的，“乐”时必有 “舞”，“舞”时必奏乐；乐、舞作为一种姊妹艺术相辅相成，并肩发展。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 舞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 人》分别成了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代名词。
（4）舞蹈：中国古典舞蹈主要有三个特点，即民族性、民俗性和地域性。
（5）绘画：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彩陶上的美丽图案就已经开启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先河。中国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追求神似，注重意境；二、以墨线为造型的主要手段；三、与诗书、印密切结合。
（6）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是中国建筑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左右对称是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显著特点。中国建筑的另一个显 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在建筑中寄寓着浓厚的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艺术的致用精神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具体表现：
（1）“诗言志”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最早体现在《诗经》的诗歌创作中，而作为一个艺术命题，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诗言志”的基本含义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的一种艺术形式。
（2）“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
（3）“乐以教化”：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悠久，并且从很早的时候就与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代艺术的几种重要的审美观念：
（1）中和之美 （2）尚意追求 （3）尊崇自然
第六章 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
第一节 语言文字及其特征
语言文字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字既是重要的文化事象，又是文化的载体。 现代中国境内使用的语言种类至少有80多种。
中国境内的语言可归属五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北方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
汉语的特点：（1）汉语没有词的形态变化，靠词序和虚词表示语法关系；（2）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汉语构词的一种手段；（3）从音义对应的角度来看，汉语的特点是一个音节对应多个词（语素）。
汉字的特点：（1）就汉字的表意方式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2）就汉字记录汉语的单位而言，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3）就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构形的。
主要的汉字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
汉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汉字形体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的变化。
对汉语共同语的不同叫法：
“雅言”； “通语”； “天下通语”； “官话”； “国语”； “普通话”。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观念与制度
避讳：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语言禁忌，指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用汉字直接写出其形，不能在口中直呼其音。避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民国以前才被废除，前后长达两千年。
避讳的主要方式：（1）通过字形进行避讳的有缺笔、拆字、删字等；（2）通过字义进行避讳，指用同义、近义字代讳字；（3）通过字音进行避讳，指通过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讳字。
“名实”之争：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表示称谓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名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引起了先秦诸子对“名”、“实”关系的注意。“名”即是指名称、词语，“实”是指“名”所指示的观念、实际。最早提出“名实”问题的是孔子。 从古至今的汉字观念主要有：汉字崇拜、汉字否定和对汉字的多维思考。 河图洛书说：是文字神赐说的一个典型代表。“河图”说认为，汉字是神派龙马、灵龟、凤凰等灵物驮到人间的。“洛书”说龙马之文画成的八卦是汉字之源。
仓颉造字说：是圣人造字说的典型代表。认为汉字是远古圣人仓颉所造。 20世纪后期人们对汉字进行思考和论争的成绩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重新评价汉字；第二，拓宽了汉字研究领域。
许慎和《说文解字》：东汉许慎面对文字使用和讲解中的混乱情况，以小篆字形为主，作《说文解字》，展示出汉字的形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妄自解说。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1）传统的汉字教学包括识字教学和写字教学；（2）传统的语言教育包括句子训练和作文训练。
第三节 以汉语汉字为载体的文化事象
修辞格：是为了使说话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 对偶、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修辞格的概念：
（1）对偶：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对语句，表现相对或相关的意思的一种修辞格。
（2）顶真：是将前一语言片段末尾的词语作为后一语言片段开头的词语所形成的一种修辞格。
（3）回文：是指调换词的排列次序，正读、倒读都能成文的修辞格。
（4）析字：是利用汉字形体可拆分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机智巧妙的表达方式。
（5）复叠：汉语中词的重叠形式比较发达，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形成复叠的修辞格，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因汉语汉字而形成的中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特点：（1）汉语诗歌发达。（2）骈体文是汉以后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3）散文虽不追求 形式上的骈俪、工整，但也经常使用排比、对仗等手法，体现出一定的形式美，形成特有的汉语言散文风格。
汉字的独特艺术魅力，形成了我国的书法艺术和玺印艺术。
第七章 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汇与现代化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现代，欧洲西方文化的传入。
西方欧洲文化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冲击：中外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16世纪末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传教的耶酥会士的东来。第二次大交汇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汇对象起了变化，不再是过去相对落后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文化，而是整体水平超过中国的西方欧洲文化，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第二，交汇兴趣起了变化，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本身表示出莫大的冷淡，而对天文、数学、舆地、水利、火器等科学知识兴趣十足，致使西方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第三，交汇时间长，从16世纪末叶开始以绵延四个世纪，至尽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第四，交流反差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了强烈的震撼。
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一）中国物质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有中国的器物、科技、制造、作物、创造、发明等。（二）中国制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与科举制度。（三）中国精神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术主流思想的发展主要有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
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与融合。
四大发明、科举制度、儒家学说对世界文化的具体影响：
（1）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的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2）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
（3）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尤其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的影响更为明显。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源自《毛泽东选集》）
19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文化观点和主张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综合创新论”。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三大主要思潮：“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综合创新论”。
（1）“全盘西化论”：是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水火不容，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照搬西方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全盘西化论既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也反对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表现出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和极端化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毛子水、吴稚晖、胡适等。
（2）“儒学复兴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化”。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学术思想流派。是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传统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思想流派。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建设基本战略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主张。这一文化主张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和缜密思考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这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与特征：（1）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项根本原则。（2）培育“四有”公民是文化建设的目标。（3）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 产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 产 党人一直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主潮。中国共 产 党从创立之日起，就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先进文化的结晶，一经传入中国，就对中国共 产 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都是深深的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顺应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