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陈野
《法和经济学》读后感 学号：2012812007
终于读完了这本大部头的《法和经济学》，该书的知名度和使用率一点也不亚于法经济学老祖宗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特别是国外许多知名大学的法学院都使用该书作为研究生教材，总的说来，除去书中些许粗制滥造的翻译影响情绪之外，此次阅读还是比较令人愉快的，谈谈我在读完书之后对法和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感性认识。
经济学这几年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可谓是炙手可热无所不包，大到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走势分析，小到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几乎统统是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范畴，经济学者伴随经济学的强势也当仁不让的霸占了社会的话语权，受其影响，毫无疑问经济学已成为显学。伴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必然是其不断地向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也是这样，近年来，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分析其他社会学科类别而诞生的边缘学科不断出现，比如布坎南的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人口经济学、研究环境的生态经济学、还有闻所未闻的伦理经济学等等。
不过还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未能顾及法学这门还没用经济分析方法开拓过的处女地，可惜，偏有这么一个经济学业余爱好者，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刺激下，灵光乍现，再加上其充沛的写作热情，创立了法经济学这门新学科。
即便在我这个法学门外汉看来，也可以隐约感到法学和经济学的不可共量性。法学追求的是正义、公平这些非常模糊而又十分崇高的概念目标，而经济学无论何时何地，追求的都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效率”“帕累托最优”这样的词汇总是被经济学者挂在嘴边。但问题就来了，为了实现高效率的配置资源之要求，其实质就是要求对被分析的对象进行市场定价。而这毫无疑问会伤了许多“仰望星空的法律人”的心啊！“生命能够被定价吗？尊严能够被定价吗？能够不顾及公平正义的要求而粗暴的实现财富最大化吗？”一连串义正言辞的反问像机关枪一样打得你满身筛子。可爱又天真的“法律人”啊……不过有些时候就连我在读到诸如“白人学生可以通过支付高额的费用来实现合法的种族隔离（非该书，见法律的经济分析）”和“在给定的成本下，国家完全能够依靠罚金而不采用监禁就能实现最大化威慑效应”之类的雷人结论之时，也不免皱皱眉头。还好，可能作者自己都觉得太过匪夷所思了，总算是弄了条“罪犯的破产约束线”来约束自己的结论。追求的目的不同，这是法学和法经济学的对立点之一。
法学和法经济学的对立点之二在于两者研究方法的截然不同，法经济学主要秉承的是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所以对人的理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因此对人类的行为具有较深刻的掌握。而法学是规范性研究方法，法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是法条、判例和法学家的思想。再加上法律自身浓郁的政治属性，法学重在讨论如何安排制度，人的实际行为并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
好的一面，法经济学其强调从资源、效用、效率等经济观点分析法律，弥补了传统上片面关注生产关系与法律的关系的局限，同时，该学说以定量分析为方法补充了习惯上的定性分析的不足，对某些法律部门和制度的经济分析极具参考价值。比如反垄断法以及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等等。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法经济学中许多思考的结晶，比如规范的科斯定理和霍布斯定理，议价理论，亨德法则等十分值得普通法学学者参考和借鉴。
对待这门新兴学科就像对待某本新书一样，既不要将其视为真理无条件接受，也不要自以为是的还未接触就想当然的将其全盘否定。好读书胜过不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如果能多一个思考的方法，总是好的。
《法和经济学》中有关产权的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产权在市场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依据。科斯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经济效率与权利初始分配无关，只要权利明确，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一定相同。 在科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工厂排放的黑烟使附近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受到污染，每户损失75元，总额375元。治理方法有两个：一是在烟筒上安一个除尘器，费用为150元；二是给每户提供一个烘干机，每户50元，总费用250元。显然，第一种成本较低政府无论给予工厂以排放的权利，还是给予居民所晒衣物不受污染的权利，只要工厂5户居民协商时其协商费用为零，那么市场机制总可以得到最有效率的结果。原因是：如果工厂有排放的权利，则5户居民便会联合起来，共同给工厂义务安装一台除尘器；如果居民有清洁的权利，那么工厂便会自动地给自己安装除尘器。因此只要产权明晰，市场自己会找到费用最低的方法。 但是，且不说人们的自觉性问题，科斯的这一定理只有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时才能实现，否则 结果 就 会不同。例如，在工厂具有排放 烟 尘 权 的情况下，5户居民因需要互相协商监督，由此产生的费用为125元。那么给工厂安除尘器 的总支出就为150+125=275元，每户55元。这时，居 民就会各自去买一架烘干机，因为这样做只花50元。由 此 可 以 得 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可能导致最有效率的结果不能出现。因此，产权的初始界定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再考虑心理因素，则对科斯定理的质疑更多：居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不止是衣服弄脏的事，连健康都受到危害，可能会联合起来起诉工厂；而工厂认为排放是生产必须，不准排放是无理要求，并说工厂排放已符合国家标准，拒不加装除尘器。这种事在中国多了去了，很多时候法律都拿这事没辙。 尽管如此，科斯定理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容忽视：产权明晰是效率的基础。当今，知识经济是社会经济中的主流，保护知识产权愈发成为政府和企业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无疑对企业的成长、国家的发展以及市场的良性运行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个概念表明，他研究经济组织用的是微观分析方法，核心就是交易成本，研究构建某种组织是如何节省力量。谈到成本问题，人们往往智慧从技术角度，从稳定的生产状态来计算，而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则不然，他撇开前者，考察在另一种治理结构下，未完成任务花费多少计划成本，调整唱本和监督成本，在比较这两种成本之高低。强调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有几大特点：注重微观分析、在作出行为假定是更为慎重，首次提出资产专用型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并用以解释实际问题。更急依靠对制度的比较分析，把工商企业看做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生产函数、特别强调私下解决的作用，重点是研究合同签订以后的制度问题。
其中关于有限理性讲到，只要承认人的领悟能力有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只有承认理性是有限的，才会更深入地研究市场和非市场这两种组织形式；一旦承认理性有其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以为可以从经济上合理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了。从有限理性出发以求节约成本，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注重决策程序，二是设计好治理结构，而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根据不同情况，利用不同的治理结构，解决不同的交易问
题，是否就真能节约成本。
承认节省交易成本是导致作出一体化决策的主要因素，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因为它们有时是同时起作用的。但如果说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节省交易成本，那么其他因素就只限于起辅助作用了。从而，要想弄明白组织创新的一般作用，特别是在纵向一体化中所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而以前被忽略的因素就是节省交易成本的问题。要研究如何节省交易成本，就需要考察制约交换双方如何相互影响的各种方式。其中关键又在于如何把握这些交易，特别是其资产具有哪些专用特点。所以，一体化，交易成本这些概念就联系起来了。用交易成本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的基本方向就在于，一体化应该是选择后的结果。
威廉姆森对企业规模问题的看法文，由于理性的有限，控制的跨度也就有限，如果一个人直接管理的夏季的人数是有限的那么要扩大企业的规模是必要增加企业内部的层次没这样在信息传递中就会发生信息损失，而这种损失会按几何级数增大并积累起来，。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最终会是控制中发生的损失超过其收益，这样，企业的迅速扩张也就到达了边界。
要想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实行一体化，记得到适当的收益又避免了亏损是不可能的，相反，把交易从市场搬到企业里往往会是激励机制伤筋动骨，再创新编的举足轻重的情况下，问题会变得尤为严重。
关于可靠的承诺，对于复杂的合同关系，人们广泛的使用私下解决来进行治理，这对“法律至上论“是一个挑战。要研究合同问题，就应当适当超出法律规则的范围，从这些合同于各种治理结构的关系和角度，对各种交易作出比较和评价。这两张提出了抵押、资产专用性、全面看待所签订的内容这几个观点，从制度比较的角度来评判各种内部合同，应包括这几点：1要调查哪里有生意可做，那里没有，2确定可以使用哪些工作模式并对他们的运作分别做出充分具体的描述3确定一组有关的业绩衡量标准，对这些模式分别进行评价。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所有权与等级制之间只有很弱的相关程度，不仅在合同登记上是如此，在命令等级上也是如此。
本书研究核心问题是对各类交易，包括市场交易都能普遍运用的合同理论，但劳动组织的问题非常复杂，通常要依据几种观点才能研究这些问题。威廉姆森分析了工会的三种基本作用：垄断，目的是提高工资；效率，主要表现为代理人作用和改善治理结构的功能；呼吁（voice），指工会的政治功能。工会的作用伴随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加强而加强。威氏还分析了劳动雇用资本型企业（LMF）由于筹集资本、产生企业家和分配剩余方面的缺陷所导致的低效率原因。
而且研究现代公司要特别注意不能局限于纵向一体化，应该对经济活动组织的特点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公司最关键的法律特征意识有限责任，一是所有权可以转让这两个问题作为既定事实。威廉姆森认为铁路专用性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铁路公司的并购浪潮，并解释了直线参谋制（U型）、控股型（H型）和事业部制（M型）等不同组织形式的变革。
首先应该把董事会看做一种治理结构的保护者，以维护企业与股份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看做维护企业与其经营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如果经营者与企业的关系太专业化及经营者的人力资产只能用于这家企业，那就很难为他们建立治理结构，经营者进入董事会有助于提高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从而优化决策水平，但绝不能由于他们进了董事会，就推翻董事会对公司的基本控制权。绝大多数大公司董事会的组件和运作方式都符合这一道理。
考察特区权的三类合同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即施蒂格勒设想的一次性合同德姆
塞兹提倡的那种不完整的长期合同，以及波斯纳赞同的那种定期续签的短期合同。威廉姆森分析了一次性合同、不完全的长期合同以及定期续签的短期合同三种招标方式，认为它们在招标前、招标中和招标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完美之处。如果考虑到资产专用性以及不确定性，从而对管理手段不断更新，那么本质就与政府监管没有差别。
由于微观理论遇到了持续的危机，反垄断措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威廉姆森分析19xx年代中，人们在反垄断工作中全力关注的是集中程度与各种进入障碍的问题，这种思维定式有时会牺牲以事实为根据的结论。19xx年代人们更加看重有效率的收益，已经把企业理解为一种治理的结构，反垄断工作有了进步，但形势并没有恢复到太平，之后的二十多年，政策制订者在关于进入壁垒问题上开始重视交易费用的分析。但是，在评价策略行为时，仍然忽视了专用性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