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嘉禾拆迁案”与“天津市以情拆迁”中的行政伦理问题
【案例一】嘉禾拆迁案
来源：人民网 原文摘自《半月谈》
事件回放
20xx年7月，湖南省嘉禾县政府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项目涉及拆迁居民1100多户。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对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20xx年12月14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召开拆迁动员大会，在会场外悬挂横幅：“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据粗略统计，有160多名公职人员受牵连，11名公职人员被降职或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3位拆迁户因“暴力抗法”和“妨害公务”罪名被逮捕，还出现了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诸多事例，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同时在这个嘉禾县政府称为是合法的、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要求和代表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惠及子孙、民心所向的富民工程”中，该县政府用一个没有审批权的开发中心的一纸意见作为立项的依据；在招投标中只有一家公司参与，
而且又是补标；价值4800多万的土地售出价格的98.7%为嘉禾县政府给予开发上的优惠。
反响
嘉禾拆迁事件经群众上访于20xx年5月被曝光，偏僻的嘉禾县也因拆迁事件闹得民怨沸腾而成了20xx年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20xx年5月24日，湖南省政府、建设部联合组成调查组进驻嘉禾。经湖南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县长李世栋被撤职，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均受到处理。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了湖南省对嘉禾县朱泉商贸中心违法违规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认定“这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并造成极坏影响的事件”。
【案例二】天津市：带着对老百姓得深厚感情拆迁
来源：新华社 原文有删减
六项制度规范拆迁单位和个人
天津确立了"依法拆迁、以情拆迁、文明拆迁"的工作原则，建立了拆迁公示、投诉举报、信访服务、监督检查、拆迁诚信等6项制度，确保公开、公正。在志成路城市快速路项目拆迁现场，立着一块醒目的拆迁公示栏，上贴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证、拆迁补偿金额发放日期、办理拆迁手续流程等。拆迁现场还设立了联合办公室，为拆迁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据说仅这一项公示制度就使有关拆迁的信访接待量下降了一半。为提高房屋拆迁单位的公信度和信守承诺的意识，发挥市场机制规范拆迁行为的作用，天津市还建立了拆迁诚信制度。市、区县拆迁办负责给房屋拆迁单位建立信誉档案，记录房屋拆迁单位的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市拆迁办对拆迁单位信誉信息归纳、评定、建档，并定期将房屋拆迁单位的信誉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今年起，天津市拆迁工作人员上岗时都得佩戴着统一制发的"房屋拆迁岗位证"。在今年颁布实施的《天津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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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明确规定：房屋拆迁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有关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考核，合格后，由市拆迁办颁发《房屋拆迁岗位证书》方可从事拆迁工作。
带着对老百姓深厚的感情搞拆迁
今年天津市拆迁面积最大的、也是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老城厢地区，总拆迁面积达到73万平米，涉及2.9万户居民。其中人均住房面积在7.5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就有1100多户。其中拆迁户中下岗人员多，残疾人多，有18%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但南开区政府仅用了5个月就全部完成拆迁。孙承信负责的C片，有个叫刘蕊心的一家迟迟不办手续，他了解到半年前这家女儿得了白血病，家里的积蓄全都看了病，赶上拆迁，无力买房，也没地儿借住。公司马上发起捐款活动，每人捐了200元。区里主要领导知道了，也送来了捐款。靠着大家捐的2万来元，加上拆迁费，顺利地搬走了。拆迁接近尾声，姜德保一家却没有动静。孙承信他们了解到，这家夫妇都是肓人，孩子正上高中，两口子都吃低保，买房、搬迁都没人操持。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果断决定，多补偿5万元。工作人员帮他办好手续后，又将12.5万的存折送到姜家手中，又找了车，帮这一家人搬到周转房。同样参与拆迁的南开区建委副书记高湘芦说："拆迁中什么人都能碰到，有哭的、闹的，还有打的、骂的，只要自己换位思考，就会有爱心、细心，就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不让一个特困拆迁户过不去
一家3口都是残疾人的崔春立拆迁前住房面积仅有5.9平方米，拆迁补偿款不到3万元。他说，以前住在平房里，一下雨就怕房子被水泡，雨下多长时间，他的眼睛就睁多长时间，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拆迁，但又怕拆迁。象他这种情况，政府如果不搭把手，他们真的有可能无家可归。象崔春立这样的拆迁特困户，政府提供特殊补贴，使他们除拆迁补偿费外，不用再多花钱，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仅南开区和红桥区就筹集了130多套住房低价出售。崔春立现在住上了普康里小区一套49平方米、价值为5万多元的住房。天津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高翔说，拆迁户的部分孤老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占有相当比例，依靠自身力量买房几乎不可能。为此，天津通过灵活的安置方式，包括提供特殊补贴售房、以拆迁费充抵租金长期提供公产房、以拆迁费作养老金送鳏寡老人和孤儿到养老院等等。天津市每年从住房公积金增值资金中提取的6000万元作为收购资金，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在市场上收购区位、价格适中、小户型为主的"二手"住房和普通商品房转为廉租住房，向最低收入家庭出租、出售。老城厢拆迁前，南开区就搞了一次助困活动，全区为老城厢特困户捐赠253万元，专门用于152户特困户的补助。吴延龙透露，天津市目前已开始着手构建最低住房保障体系，力争三到五年内，解决全市4.2万户生活和住房"双困"户的住房问题，"不让一个特困拆迁户过不去。"
【案例分析】
我将结合课上所学，以第一个案例“嘉禾拆迁案”为分析的重点，从“行政执行中的伦理”、“行政决策中的伦理”和“行政理想、态度和作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行政执行中的伦理主要表现在权力的运用上。案例一中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嘉禾县政府的官员在行“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之实是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旗号。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而借“人民的利益”就更容易突破本就为数不多的针对权力的制度防线，使得公共权力可以肆意超过边界侵入个人私域。再者，公权力与私权利各有自己的范围和限度，公权并非理所当然就可以干预私权利的。而以“两停”惩罚那些推行“四包”政策不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以他们的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相胁迫，就是典型的行政权力滥用。房地产建设项目和拆迁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是经济或商业活动，公共权力只有居中进行裁决的地位，没有直接进行干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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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决策中的伦理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了决策错误、决策失误和决策失效。而案例一中主要表现为决策错误。首先我们要弄清两个概念：公共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事后湖南嘉禾县领导反思说，过去，县委、县政府在处理拆迁的问题上，片面地认为只要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就可以采取行政措施强制拆迁。嘉禾拆迁案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实现大多数群众利益与保护少数群众合法权益的关系。县人大通过了支持珠泉商贸城建设工程的决议，县政府就认为这个项目代表了30多万嘉禾人民的利益，于是对300多拆迁户开始了拆迁工作。到20xx年5月拒绝拆迁的余下37户，他们就认为绝大部分拆迁户已经拆迁了，如果余下的37户不拆，项目进展迟缓，等于说少数人的利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于是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新修订的宪法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嘉禾县政府的强制行为已经违宪。从本案例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点一滴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中，体现在每一名群众的具体利益上。以人为本不仅应当体现在经济建设的结果上，更应当体现在行政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
从行政理想、态度和作风这一角度来看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这一人物值得我们思考。老师在课上讲，中国古代讲求的是“公忠、诚信、廉政、爱民、勤政、纳贤”。实际上，周余武在以上很多方面都是得到广泛的肯定的，郴州市纪委在嘉禾县召开20xx年度全县正科级以上干部廉政测评大会，95％的人投了他优秀票，而且他的廉政作风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为什么会在嘉禾拆迁案中犯下如此大错呢？周余武自己说：“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我体验过人民群众的苦与悲、哀与愁，懂得老百姓即是天的道理。但是，当珠泉商贸城项目拆迁遇到阻力时，我并没有设身处地为拆迁户的具体利益考虑，考虑外商利益多，考虑群众利益少，因而同意出台了“四包两停”、强制拆除等行政推进措施。这些作法，使自己在利益的天平上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广大被拆迁人，在感情上不知不觉地淡漠了人民群众。同时领导干部只有无私才能无畏，但在新的形势下，简单地抱着对党和人民朴素的感情，以为自己为党为国做事，方法简单一点没关系，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反思“嘉禾事件”，我的一个教训是无私要有“畏”，对待党纪国法要有“畏”，对待群众监督、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要有“畏”，对待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决心要有“畏”。我坚持认为，领导干部只要做到了不贪不占，就一定会无所畏惧，有所作为。担任嘉禾县委书记后，我深感发展不足的压力，全面推行了整体“逼”，层层“逼”的工作责任机制，这些行政风格放在珠泉商贸城建设中，就出现了“四包两停”等一系列过激作法。虽然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但我自认为本人胸襟坦荡、无私无畏，所作所为都是为嘉禾发展着想，行为妥与不妥只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可见领导干部不但要无私，还要有畏，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相比之下，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天津市不是一"拆"了之，而是用6项制度确保拆迁中群众利益不受损，同时妥善解决中低收入户的住房困难，力争让他们能住上称心房。在今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的400万平米旧房、10万多拆迁户拆迁规模中，没有引发一起恶性事件，拆迁群访率不到百分之一，没有一例特困拆迁群众上访。
老师在课上讲到，行政伦理的评价主体是公民社会（即由自由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正是因为天津市的拆迁是带着对老百姓的深情进行的，无论是行政决策过程中还是行政的执行过程，都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切实实的放在了首位，并且全方位考虑到了百姓的所急和所需，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配合。发展要以人为本，切不可用损害群众利益的方式搞建设。而有的时候政府往往太注重如何实现征集最大化，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真正的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还需要时刻注意行政中的伦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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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美行政伦理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