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用风险管控形势的分析与思考
陈育林
今年以来，银行业信用风险呈加快暴露趋势，对守住风险底线、推动银行业深化改革、更好支持实体经济提出了重大挑战。为科学应对严峻的信用风险形势，笔者在对当前信用风险暴露表征、成因进行调查研究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就如何找准各方定位、推进风险化解、危中寻机乃至化危为机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当前信用风险暴露的主要特点
（一）风险表现的全面性。银行业信用风险在行业、地区和客户分布上持续扩散。一是行业内整体反弹。从相关数据来看，全国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普遍呈加快暴露趋势，其中大型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劣变趋势更为明显。二是地域上普遍反弹。从去年二季度开始，银行业信用风险从珠三角、长三角到黄三角，由南向北呈阶梯式蔓延；今年开始，信用风险又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逐步扩散；而且风险开始出现在银行、信托、融资性担保机构甚至民间融资之间相互交叉感染的苗头。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压力较大区域和民间金融比较活跃的区域，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三是客户集中反弹。不仅大中型企业信用风险暴露加快，而且小微、农户贷款不良也开始普升。以山东为例，截至20xx年6月末，山东大客户贷款不良率较年初上升了0.26%，小微不良率较年初上升了0.4%，农户贷款不良率较年初上升了1.61%。
（二）风险发生的集群式。联保贷款，作为经济上行期解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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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难题的创新方式，却随着互联互保的非理性扩经济面的调整，“意外地”使单体客户风险被放大并蔓延及整个担保圈（链），引发担保圈（链）企业的“火烧连营”。调查显示，担保圈（链）一般沿产业链或行业在区域客户集群内构建，经营规模、整体实力、贷款金额等接近的企业之间更易形成互保，并通过关联企业、上下游客户、关系人等形成层层担保圈，涉及银行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成为当前企业集群风险暴露的形象描述，甚至一家中小客户的突发风险即可诱发区域性群体风险事件。
（三）风险暴露的复杂化。当前银行信贷“大户情结”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扎堆追逐本地优质客户，部分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甚至普遍跨区域授信，导致信贷资源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团集中。而这些企业多为当地支柱企业，政府、银行、企业与职工各方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博弈，关系经济金融社会秩序稳定。风险发生后，地方政府往往在“保银行”还是“保企业”中摇摆，涉及央企情况则更加复杂，由于央企在地方地位的相对超然性、银行客户关系维护的相对重要性，其地方子公司发生授信风险时，需理顺的关系更复杂多元、处臵难度也更大。
信用风险加快暴露的原因分析
（一）“去产能化”中的金融阵痛。产能过剩是眼下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5大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国务院专门印发化解指导意见，要求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但银行在化解过剩产能中对相关行业的信贷政策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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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较严，部分行更甚至基于避险考虑直接对相关行业“一刀切”。“去产能化”和“去信贷化”交织，整个行业包括部分优质企业资金紧张，经营稍有波动即可导致资金链断裂。加之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外贸形势未见实质好转、企业经营困难与资金链紧张叠加，银行业信用风险管控压力持续加大。而我国银行业自20xx年启动改革以来，尚未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考验，“逆周期”风险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信用风险的暴露。
（二）“形式合规”下的信贷文化。目前，各银行对抵质押担保均有明确规定，以便在第一还款来源无法落实时更好地保障银行债权。但这一理想化的合规性安排，在实践中已发生异化。银行在审贷过程中过分注重形式和要件审查，客观上使抵质押担保成为信贷审批的必备和前臵条件。部分基层行从自身理性出发，为迎合上级审贷标准及自身利益，往往只关注担保手续的有无，而不关注实际担保补偿能力，甚至主动为企业寻找担保方牵线搭桥，导致担保有名无实、担而不保，个别担保操作方式甚至成为各方都心知肚明的行业“潜规则”。在行业上行期和企业经营正常时，风险尚能掩盖，但一旦一家企业或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便沿担保圈链快速蔓延，使单体风险演变为群体乃至区域性风险。
（三）“倒金字塔”式的激励错配。银行激励机制虽历经多年改革，但压力责任往下走、收入报酬往上提的“倒金字塔”式错配未得到根本转变。业绩考核年年加压、层层加码，而客户资源总量有限，基层行只能加大对已有优质客户的信贷额度配给，而无法全面顾及其总承贷能力和他行授信情况。同时，免责条款缺失，责任追究时基层人员首当其冲，权责利不匹配导致基层信贷人员风险报告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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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故意隐瞒企业真实经营情况及风险状况或在风险暴露前辞职，导致风险信息在行内上下不畅通，延误对风险的及时准确判断和处臵。
（四）“多元发展”下的经营偏差。对已发生风险的多家大额授信客户分析表明，多数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与其非理性多元发展有关，部分投资甚至涉及房地产或过剩产能等高风险行业。涉猎陌生领域往往使企业无法准确预估资金需求、行业前景和风险状况，且在项目贷款获批难的情况下，企业大多用短期贷款支撑长期项目投资，并寻求民间“搭桥资金”周转。侥幸心理下“期限错配”必然导致任何一笔资金融入行为在资金规模、融入时点等方面出了偏差，都将直接绷紧企业资金链条。而在整体市场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乃至环卫安全要求等发生变化或剧烈波动时，资金链条断裂风险最终不可避免。
对信用风险管控的几点思考
（一）定位要准。信用风险的管控首先应找准政府、企业、银行与社会的利益平衡点，在均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科学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监管应始终坚持对风险前瞻预判的核心主业，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日常工作中，应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客户的监测预警，及时提示风险、防微杜渐。风险暴露后，要借助专业优势，积极作为，推动地方政府调动各方资源加快风险处臵，用政府信用填充市场信用不足形成的“信用空洞”，构建起“银行为主体、市场为手段、协会为依托、监管为协调、政府总牵头”的风险化解体系。
（二）方法要活。信用风险管控应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一要区别对待。针对风险实际，一案一策，分类施治，既要对恶意逃废债务的失信企业严厉惩处，也要为暂时出现困难但有市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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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诚信企业慷慨解囊，更要对经营无望的“僵尸企业”尽快处臵。二要同业合作。指导银行业协会推进行业自律、合作和信息共享，完善大额授信联合管理和债权人联席会机制，形成大额授信管理和风险处臵中的行业“共同音”，实现银行业“抱团取暖”、“抱团维权”、“抱团发展”。三要党政支持。加强与地方党政的沟通汇报，积极出谋划策，推动建立地方金融稳定基金或财政资金发起设立的担保公司，发挥各级党政部门在风险处臵中的“稳定器”和“根据地”作用，增强市场信心。同时，还应注重加强舆论引导，避免因舆情发酵引发事态失控，推动形成有利于风险处臵的舆论环境。
（三）效果要实。善于从重大风险事件中反思和拓展信用风险管控思路。一是风险处臵要扎实。要坚持真实处臵，在充分暴露问题和风险的基础上，确保处臵措施的落地，确保风险的一次性处臵到位，不留问题和隐患。二是圈链解构要务实。担保圈链是风险集中爆发的导火线，必须真实解构，切断风险传递链。应主动选择部分代表性强的担保圈链，指导银行找准关键点，开展解构工作，并总结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全部担保圈链的破解。三是责任追究要严实。要严格责任追究，建立远期风险暴露责任追溯机制，加大对上、对高管的责任追究力度，以惩戒的震慑力督促银行真正汲取教训。四是长效机制要夯实。组织对每个案例风险暴露原因、处臵情况、经验教训进行梳理，逐一形成案例并在适当范围内共享，督促全部银行以此为鉴、警钟长鸣，动态、持续地反思、改进信贷管理，避免重蹈覆辙、屡查屡犯。
（四）改革要深。信用风险的不断暴露，总根源还在于银行治理机制改革不到位。要善于化危为机，将信用风险集中暴露转化为推进银行治理机制改革的机遇，早日实现银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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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推动改革激励机制入手，形成权、责、利对等的激励约束体系，坚持业绩与风险考核并重，解决基层员工敬业心、执行力和责任感不强的问题。从回归经营信用本质发力，修改信贷制度，完善客户评级、日常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建设等薄弱环节，使信用管理真正“名实相符”。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落脚点，协调各方尽快构建涵盖教育、征信、惩处的全方位、全区域信用体系，大幅度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者无资可转、无处可逃、无路可跑，让信用真正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命线、银行员工的声誉线，形成信用风险防范的整体社会环境。
（作者系山东银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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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xx年形势与政策 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
20xx年形势与政策
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
回顾20xx年：
中国社科院专家近日将发布新一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报告指出，20xx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20xx年相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六方会谈”在韩国现政府任内恐难恢复。
一般说来，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和解合作、自主和平统一的方向上发展时，中国、俄罗斯分别与朝鲜、韩国的关系随之大踏步发展，当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恶化至反目成仇、拔剑弩张时，中国、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显得趋于密切，而与韩国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
20xx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把朝鲜半岛一度推到了战争的边缘。20xx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出现的新局势，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了“战略攻势”，如，韩国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等等。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为实现“重返亚洲”，美国强化了它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并对同盟进行功能拓展。“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 20xx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了新的柔和姿态。
朝鲜表示愿意与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xx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朝鲜方面对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表示：在朝鲜的安全得到美国某种程度的保障前，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朝鲜难以放弃核武。）
二、周边国家“合纵连横”，利用上安全议题制衡中国。 20xx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合纵连横”，试图共同制衡中国。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矛头也直指中国。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未来，南海争端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三、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 20xx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的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xx年，来自冲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效用，虽然冲
绳受地震、海啸和核危机的影响不太大，但是美军的救灾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灾后上台的野田首相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也有助于美日同盟的深化。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建设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军军备。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的重点。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而中国的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而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周边国家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
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外交安全室）
八、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