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低端劳动力市场现状报告
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在制造业得到集中体现。劳动力成本上涨无法避免，原因在于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变化。一面是“招工难”、“用工荒”，企业心急如焚；一面是求职者理性淡定，需求日益多元化；由此“低端劳动力” （指中职以下学历的体力劳动者）对于正处在产业升级阶段的新兴国家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
一、低端劳动力市场背景与趋势
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吸收了近1.45亿农民工，1990年到20##年，剔除通货膨胀以后，农民工的累计涨幅是零，而20##年到20##年农民工工资的累计涨幅是300%左右。“十二五”时期，每年需要转移的新增农村劳动力数量在860万-900万人左右。从近几年现象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非常明显，《国务院人力资源现状白皮书》文中趋势显示，未来中国劳动力供应将长期整体趋紧。
二、国内低端劳动力就业格局的显性变化
国内低端劳动力就业格局的变化，是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大规模转移和内地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近几年，一些沿海企业纷纷搬迁到内地，一些外出务工人员不需要走出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在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在车站也专门设下劳动力市场，“家乡工作好，收入也不少”的横幅随处可见。以劳务输出大县湖北黄梅为例，总人口100万，外出务工人员一般保持40万，近年务工人员纷纷回乡创业就业，20##年已减少至30万人。
三、用工企业的竞争“短板”
1、用工环境差。如一些企业距离城区较远，公共交通网络不便捷，生活设施不够配套，文化设施匮乏，员工工作生活不便，尤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2、招工条件苛刻。一些纺织服装、电子、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只选择女性，或人为设定男女比例限制。
3、法制观念淡漠。一些企业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休息日加班未按规定增加薪酬、调整工休，存在劳动环境差、强度大、劳动超时的现象，令求职者望而生畏。
4、拿综合工资当“噱头”，实际薪酬福利低。今年9月广州黄埔区一家日资企业招工，开出的综合工资是1800元。 对求职者来说，这一工资水平根本没有吸引力。我们深入调查发现，除去个人缴纳社保的费用、水电住宿费用和早晚两顿饭的花销，员工手上剩下不过几百元。
5、没有合理制订全年用工计划，依赖劳务派遣服务。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为节约成本，肆意打压劳务派遣公司底线，生产淡季大量裁员、退员，损害企业形象与口碑，导致生产旺季根本招不到工。
四、求职者的心理需求与就业特点
1、希望工作稳定。面对用工单位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不少农民工表现得较为冷静和理性。 重庆汇能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朴是永川区最大的劳务经纪人，平均每年经手劳务输出在1.2万人左右。唐朴说今年各地都在争抢劳动力，农民工就业话语权增加，在同等薪资水平下，那些愿意为农民工提供3年以上稳定工作合同的企业更受农民工青睐。
2、环境比工资收入更重要。广州华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一线招聘人员介绍说：过去求职者首先问收入，后问工作环境；如今，先问工作环境，后问收入。
3、就业去向“随大流”。在安徽农村，有“只要一个大包工头，就能带空半个村”的说法，说的便是农民工就业更依靠亲戚、朋友等传统关系网络，而非劳务市场或招聘会。
4、更倾向与就近就业。中国文化传统中就有“父母正在不远游”的说法，因此，在企业待遇同等条件下，求职者更加倾向离家近的区域就业。
5、更加注重企业人文关怀和归属感。
6、老资格农民工不慌。老资格农民工经过多年的职场历练，已实现低端劳动力向新型产业工人（技能型）的成功转变。当然，他们也会提出较高的薪酬待遇，这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提出考验。
7、新生代农民工渐成用工主力，以80、90后为突出代表。
8、低端劳动力不再甘做“低端”。 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唤未曾停止。是继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徘徊，领取微薄的薪水，还是奋勇向上游？农民工群体在思索、犹豫。其中一部分通过培训、自学，重新规划职业道路。
总之，未来企业季节性、结构性缺工将会常态化，区域间、企业间争夺人力资源的竞争将会更加多元化。解决企业用工问题，既有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因素，也有相关企业和劳动者主观的因素，还有政府部门正确引导的因素，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社会问题，需要统筹兼顾和综合治理。
第二篇：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
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间存在日益尖锐的矛盾，根据国内低端劳动力市场现状，在制造业得到集中体现。劳动力成本上涨无法避免，原因在于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变化。一面是“招工难”“用工荒”，企业心急如焚；一面是求职者理性淡定，需求日益多元化；由此“低端 劳动力”（指中职以下学历的体力劳动者）对于正处在产业升级阶段的新兴国家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
一、 国内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如下：
1． 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企业规模及就业岗位纷纷缩减；
2．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纷纷裁员造成社会高失业率；
3． 一方面，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企业效益因成本上涨（包括原材料及用人）而利润下滑，从而带来的就业薪资期望值与实际所得之间矛盾；
4． 高校扩招，几年下来的结果就是——20xx年毕业的600万加上以往未就业的400万，总计1000万！以上因素汇总从而形成的就业“高级劳动力”市场供远大于求的失衡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即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长期以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4-2-1的倒金字塔人员组成，人口红利当前正逐步消退，中国社会（百姓层面）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尴尬境地！通过改革开放，国民生产总值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并没有适时完成产业调整，没有从来料加工的产业低端，走向研发创新的高端；同时在物流、国际市场销售没有掌握定价权，最丰厚的利润拱手相让；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人就很大；对资源的过渡开采、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与发展进度不成正比。名义失业率（领取养老金登记人数）跟实际失业率差距很大；高税收与不断攀升的人工成本（社保比重）使原先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让外资望而却步，转战东南亚或印度等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内忧外患”，所以不容乐观。
二、如何解决“民工荒”
实际上是市场中低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自20xx年供需问题趋紧之后，只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缓解，20xx年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5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统计显示，2001~20xx年间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比例一路走高。比例达到0.95以上，则是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在20xx年，劳动力供给继续出现不足的状态，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在20xx年的第二、第三季度分别达到了1.00和0.99，出现了最为紧张的状态。“民工荒”不仅出现在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也大面积出现。 “民工荒”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原因。浅层次的原因，诸如：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高昂，甚至收入中上的白领阶层也出现了逃离大城市的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教育水平、养老体制等多方面综合性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状况造成的劳动人口的供给与经济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现象。 宏观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及其滞后的累积效应，决定着劳动力市场变革的根本趋势，按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大致如下： 第一，教育水平的大幅快速提升，快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速度，造成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并存。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了高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者迅速增加，而市场无法消化；同时，中低教育水平的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和相对数量上都有所下降，市场供给不足。“教育产业化”提高了私人教育投入，推高了对教育回报的预期；使得年
轻人向往高收入、轻体力的劳动岗位。 第二，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从20xx年开始凸显。2010~20xx年间，中国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净减少，它将在生产、消费以及创新方面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从20xx年开始，15～24岁年龄段的人口开始减少，说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快速下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开始起步。 第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开始减缓，从“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理论”可以看出多方面原因阻碍了城乡流动。农产品(4.51,-0.02,-0.44%)价格的提升和农业负担的减轻，使得农村相对以往更有吸引力。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降低了年轻的劳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作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劳动者，更容易受到来自物价水平、生活前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城乡流动的减缓。
上述三个因素，决定了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如果宏观经济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形下，“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还将在中短期内继续存在。“农民工工资上涨”与“大学生工资下降”、“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方面将会出现相互合并的状况，但仍存在户口、城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 这会带来什么？ 劳动力市场在中短期之内最主要的变化，是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上涨，并在3～5年后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但这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相对其他国家中国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优势。优秀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链与产业环境等因素依旧会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政策。 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通过农产品、
生活必需品传导，推动通货膨胀。而整体经济的适度或者偏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更加有利。从中长期来看，高端产品会相对更加便宜，从而对消费者更加具有吸引力。根据国外经验，随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中国总体上会进入一个以消费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会增加。 未来的中国社会，将逐渐由一个“生产型社会”转变成以消费为推动力的社会。低端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有助于缓解现在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新的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的偏好将不再是“价格绝对便宜，低劣品质容忍度高”，而是趋向于“高性价比”的消费模式。因此，劳动力的市场变革，将不仅改变中国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将随之变化。 制造业生产厂商应该根据自身的特征，作出“搬离中国”或者“迁入中国内地”的决策。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已经不是最低，但中国还具有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诸多优势。例如，现在服装、制鞋等产业有一部分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但上游的原材料仍需从中国进口。跨国的产品、原材料流动等因素，有可能从运费、经济效率以及延长产品运作周期等方面中和其他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对于低端制造业（虽然它有可能是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如果同传统一样，依赖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应该搬入中国内地。搬入内地，至少在中短期之内缓解了来自劳动力的成本压力，并获得迁入地地方政府的优待条件以及补贴，并顺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潜在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
现了“民工荒”现象。因此，在大的时间跨度下，搬迁入内地有可能还会面临和现在一样的问题。
三、如何解决低端劳动力市场结构
1. 充分挖掘自身的竞争优势
众所周知，低成本一直是国内传统制造业唯一的竞争优势，而这也是导致企业将来很难有大发展的其中原因。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在提升产业层次、调整产业结构上做更大的突破，只要充分挖掘生产率、技术、创新、制度的潜力，企业发展就能赢得新的空间。 就拿晋江鞋企来说，晋江一些制鞋企业在经营前期大都从代工开始，也正是看到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造就了一批鞋业先锋。然而随着市场的变化，如今劳动力成本上升，优势已经慢慢消失，众多鞋企为了减少市场及经营上带来的风险，开始逐步挖掘竞争优势，通过设备引进、技术改造、掌握销售管道及进行品牌化改革，将原有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品牌经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晋江鞋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获取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创造更大的产业优势，而不是仅仅受限于成本优势。
2. 储备人才提升竞争力
企业发展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逐渐形成人力资源更替的良性循环。因此补充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是应对成本上升的另一隐形因素。企业发展壮大需要不断引进新思想、新方法，补充发展后劲，如
果没有一定后备力量，没有合理的人才梯队，企业很难面对挑战。在引进储备人才之前，鞋企、革企就要制定一个储备计划，把人才的目标岗位定好，根据岗位进行招聘。储备人才进厂后先要熟悉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明确他们的工资待遇以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对其进行全方位培训。储备人才的方法已成为员工的上升通道，同时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
3. 创造“体面劳动”，培养员工忠诚度
所谓“体面劳动”就是指为员工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尽可能为员工的下一代也安排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做好员工甚至其家属的保障工作，让员工凭借自己的努力就能挣到体面的工资，赢得体面的生活。而鞋企创造“体面劳动”也是让员工忠诚于企业的重要举措。不久前，鞋企乔丹就展开一系列“体面劳动”供员工业余锻炼和解压，乔丹公司市场运营负责人说道，“只有员工不断得到成长，企业才会在这些成长中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因而，关爱员工、事事为员工着想是乔丹公司最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诚然，乔丹公司的“体面劳动”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证据。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乔丹公司并没有受到成本上升的经营压力，相反，呈现给我们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工资上涨给我们一些传统制造业带来负面冲击，但从总体上说，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而且工资上涨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四、劳动力目前的状况给我们一些启示 1．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有几个转折点：第一步，是依靠资源发展，谁的土地等资源好谁就能够发展，这是在农业社会；随后，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时代，谁能够实现12％的资本积累率，谁就能够起飞。这时，第一次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接着积累资本再增加多，回报就会递减，转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才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劳动力的投入实现了增长，原因是有人口红利。东亚国家和地区测算出来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三个阶段，劳动力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长时间就处于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无限，又实现了资本积累，两个因素加起来，没有资本递减现象。它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续的，这时无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劳动力出现拐点以后，我国必然要转到TFP驱动型型的经济增长。
2. 政府通过立法从偏向资本转向偏向劳动者，也出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制度的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在中国，最大的制度调整之一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3. 处理内外失衡时，不能双管齐下。强大的贸易顺差有两个杠杆：一个劳动力便宜，一个假设汇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也不知道。现在劳动力从便宜转到开始昂贵了，汇率调得过于厉害，经济就受到巨大的损害。要注意避免几个误区。首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也不会在近期改变。通过贸
易显示出来的结论，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占据国际竞争的地位。其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转向TFP驱动型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再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可以有丝毫的松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务，改善各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些职能根本不会随着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改变。最后，劳动年龄人口虽然下降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将来不太增长，但是从总量上看，到20xx年仍然有9.7亿，比今天的总量还要大。同样，它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现在的71％降到那时的67％左右，但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仍然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虽然会发生一个拐点性变化，但根本国情不会变，只是在边界上影响选择。劳动力仍然要转移。从官方的统计看，还有44.8％劳动力在农业中，从一些观察到的乐观估算看，也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而英国的这个数据只有
1.2％。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有5.6％，因此农村看不到很多年轻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未来的中国社会，将逐渐由一个“生产型社会”转变成以消费为推动力的社会。低端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有助于缓解现在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新的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的偏好将不再是“价格绝对便宜，低劣品质容忍度高”，而是趋向于“高性价比”的消费模式。因
此，劳动力的市场变革，将不仅改变中国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将随之变化。
制造业生产厂商应该根据自身的特征，作出“搬离中国”或者“迁入中国内地”的决策。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已经不是最低，但中国还具有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诸多优势。例如，现在服装、制鞋等产业有一部分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但上游的原材料仍需从中国进口。跨国的产品、原材料流动等因素，有可能从运费、经济效率以及延长产品运作周期等方面中和其他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对于低端制造业（虽然它有可能是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如果同传统一样，依赖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应该搬入中国内地。搬入内地，至少在中短期之内缓解了来自劳动力的成本压力，并获得迁入地地方政府的优待条件以及补贴，并顺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潜在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因此，在大的时间跨度下，搬迁入内地有可能还会面临和现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