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第一次看到《菊与刀》这本书，就被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富有洞察力的描述和严谨客观的立场所吸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xx年)研究的结果。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xx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xx年初被译成日文，19xx年至19xx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xx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xx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xx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xx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西方国家认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菊与刀》的出现，不但通过此书了解日式的文化，也让我感悟一二。相信在很多人眼里，最讨厌的莫过于日本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也植根与现今的每一个华人。但又从某个角度佩服与日本人，对外来文明的向往和吸收，贯通与现今日本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日语中的一些名字，如自行车，电话，的读法都是直接音译的，可见当时的拿来主义如此之快。
《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摘要：而基督山伯爵,则是最具体的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这句俗语的.在经历十四年的地牢生涯后,他的人生要义就是找寻曾经的亲人,曾经的恩人和曾经的仇人。
故事从伯爵在罗马结识弗朗兹和阿尔贝开始讲起。 伯爵一次次用金钱和人际关系震撼这两位年轻人，在读者还是一头雾水的时候，伯爵的复仇计划的大网已经慢慢张开！基督山成功回到巴黎，进入了巴黎上流社会，而当年的那些人又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了。没有一个人认出当年的爱德蒙，如今的基督山伯爵，只有梅尔塞苔丝感知到了。
伯爵的复仇有周密的计划，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一直都在伯爵的掌控之中。剥洋葱式的故事讲述让读者体会到一点点悬疑的滋味。阿尔贝原来是当年的梅尔塞苔丝的儿子，海黛原来是一位公主，公主的遭遇原来是阿尔贝的父亲–弗尔南多赐予的，检察官和现任的唐格拉尔太太原来有一个不明死活的私生子……，伯爵找来了这些受害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或者指认，伯爵暗地里推行着他的计划。 卡德鲁斯再次出场的时候，他成了伯爵第一个的复仇对象。其中，不得不说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当然也可以说是伯爵利用了卡德鲁斯的贪婪。借检察官私生子之手，伯爵结束了潦倒一生的邻居的生命。此处也为检察官之后指控亲生儿子埋下伏笔。对于银行家腾格拉尔，伯爵利用财富弄到无限贷款的担保；又利用检察官私生子的贪心；同母异父的兄妹–维尔福私生子贝内德托和腾格拉尔女儿欧热妮–之间婚姻的不可能性，这些都给故事留下了不可改变的结局。最后的维尔福先生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其实，检察官到最后都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一方面，他努力维护法律最后的尊严和正义；另一方面，他在涉及自身名誉和前途时又不择手段。到最后，倒也没觉得检察官可恶得怎么样。
小说的故事内容，也可以说是结构方面，还有作者精心安排的另一面。检察官女儿和船主儿子之间的恋情也算是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毕竟爱情还是很能吸引一部分读者，特别是像这样前景不明朗的爱情。瓦朗蒂娜在现在算是乖乖女类型的，而欧热妮似乎比较接近《红楼梦》里头的妙玉了，不问世事，只不过这里欧热妮热爱的是她的音乐，看不惯或者说甚至是恨之入骨的是她父亲腾格拉尔银行家的账本和财富。其实，借用一句名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欧热妮，只不过专注的东西不一样。
爱也彻底,恨也彻底.报恩也彻底,复仇也彻底.这就是在我读完《基督山复仇记》后最大的感受.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也是需要养精蓄锐的,并不是凭着一时的心绪就可轻举妄动的.
而基督山伯爵,则是最具体的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这句俗语的.在经历十四年的地牢生涯后,他的人生要义就是找寻曾经的亲人,曾经的恩人和曾经的仇人.在确认了所要寻找的人以后,他并没有如我们在武侠小说里所见的那样,于恩人抱拳云赴汤蹈火,再所不惜,于仇人一剑刺死.他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船主一家,他竭其所能,默默地支持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却从来不让他们知道其实自己就是为了报恩而来.
如果说他的报恩令人感动,那他的复仇则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在我们也有几度的叫好后不免有点心惊。
第二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读《菊与刀》有感
菊花与刀读后感——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 《菊与刀》 中指出，“菊” 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用菊与刀和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一）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 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 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日本武士精神， 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日本的传统武士就要求必须坚忍不拔，在危险和困难等一切困苦中也要表现的处之泰然。日本武士精神，着重表现在战争中，在日本武士精神这一表现中原本就是将人性忘却的一种冷酷、残忍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 这本著作中提到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 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煎熬、 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幸存者残疾、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但是，日本将这一点更明显的表现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上，对外扩张的野心最终致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滔天大罪。
（二） 日本人矛盾性格形成原因
日本儿童所受的教育在 《菊与刀》 中提到，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 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日本婴儿有足够的自由和快乐感，文中提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将日本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和美国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相比，美国父母让其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规定其孩子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的时候， 不管孩子怎么哭闹也要让他们等待。不按规定，就会受到处罚。但是，日本父母并非如此。日本儿童可以享受无尽的快乐和自由。但等到男童十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信义”这句话意思就是“义在憎恶受辱”男孩还要学习一些相应的规矩，那就是“在何种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日本成年人总是会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方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约束，他们总是高度紧张以避免惨败，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是，这让成年日本人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为他们所奋斗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以至于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础的自由。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
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的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作者在书中得出了不同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罪恶感文化是靠内心服罪来行善的，而耻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行善的。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日本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与凶猛。在不同场合这俩个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是一种道德输出，不是以侵略来看待的。作者着重强调了日本人义务、义理，恩情，人情等，并从日本儿童教育分析他们。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玩的。而义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欧美人对爱的付出是自由、慷慨、无条件的，拿父母对孩子的爱来说，他们不求回报，因为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孩子也会将爱传递下去，但日本人对爱的付出则是有条件的，有回报的。同时又认为这种爱，恩情是还不清的。这给付出爱的人和接受爱的人都增加了更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