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对明后期的影响

——从万历皇帝怠政的角度分析 摘 要：万历皇帝的怠政是由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其主要原因应从张居正及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国本事件以及万历皇帝自身心理的方面来解读。由此而引发的怠政的表现、怠政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万历皇帝的怠政对当下的启示及教训。即“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关键词：万历皇帝 怠政 原因 表现 教训及影响

万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继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长达48年之久，即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在其在位的48年里，怠政就长达30年。著名明史专家孟森曾评价万历皇帝说“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敢济可观，偏倚亦可厌，而若穆宗至嗜欲害政则尚无有，纯乎阁臣为政，与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而万历皇帝怠政的前因后果则显现无遗。

一、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万历皇帝从亲政之初的励精图治到后期的长期怠政的转变，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下面主要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将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

万历皇帝怠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官集团对其皇权的压制，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的越发的激烈，以至于达到顶峰。而两者之间矛盾的深化，最终导致了万历的长期怠政。

文官集团的则是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代表，万历亲政初十年，张居正对其的压制表现尤为突出，而万历皇帝只能作为学生受着帝师张居正的辅导和操控。张居正当时所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万历的皇帝身份。在张居正辅政期间，明朝出现了暂时繁荣的局面。年幼的万历皇帝对于出现的大好局面表示欣慰，因而对张居正赏赐有加。但张居正利用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对皇权有极大地分割，从而导致日后的两者之间矛盾的尖锐。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丙午，张居正卒，终年58岁。一代名相谢世，万历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两年期间，神宗对他的态度马上就来了个大转弯。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政治荣誉，将其满门查抄，万历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在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万历皇帝也了解到张居正阴暗的一面，明白了道德伦理和私心贪欲是一体的，而文官集团却常常向他展示阳

的一面，而极度掩饰阴的一面。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第一次矛盾的爆发，让万历皇帝不再完全信任文官集团，为以后的怠政埋下了伏笔。而文官集团中的言官们则使这种情况愈益的恶化。

张居正案之初，万历皇帝只想借言官之手去扳倒张居正，消除其留下的威信，建立自己的权威。但等万历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却发现自己失去的对言官的控制。在倒张运动中，言官们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背地里谋取自己的利益，让万历皇帝意识到自己不是倒张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洞悉真相的万历皇帝丧失对部分官员的信任，也对朝政渐生倦怠之心。而国本案的发生使事情再无转机。

(二)国本案激化君臣矛盾

万历十年八月丙申，以皇长子生，诏赦天下。皇长子朱常洛为恭妃王氏所生。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贵妃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但是恭妃王氏并不收到万历的宠爱，相反郑氏却集皇帝的宠爱于一身。因此万历皇帝对皇三子的喜爱远胜于皇长子，也将皇三子作为太子的人选。但无奈明朝的皇位继承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此为礼法所规定。一心要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万历与礼法的维护者和践行者之间就矛盾重重。

时皇三子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就上《恳切宸断册立东宫以立国本事》，望万历能够立皇长子为太子。而万历则欲立郑氏为皇贵妃，同时企图用自己皇帝的身份立皇三子为太子，但当即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和劝谏。期间万历试以缓兵之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终未能如愿。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诏书如下“朕长子，常洛孝敬宽仁，天钟粹美。奉朕谕教，时敏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学业日益精进，允勘弘爱，慰朕至怀。敬入奉于圣母，诹询十五日吉，授册宝威皇太子。仰承庙社之灵，俯顺臣民之望。”最终长达十余年的东宫之争尘埃落定。

通过国本案使万历认识到皇帝只是制度的产物，而文官集团则是制度的操作者。自己一旦有僭越，就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此时的万历就选择了荒怠政务来表达自己心中对文官集团的不满。

(三)万历的帝王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明神宗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事疑事。其结果则是怠于朝政，委权与软熟之人；但又不放弃权力，事无巨细，必亲自独断。可见明神宗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临朝与一身的皇帝。以下重点将其权力欲与怠于朝政进行阐述。

神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不同学者的意见不太一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下面就几个主要观点罗列出来:晚明名士夏允彝（字彝仲）对神宗怠政的原因进行如下分析：“自（郑）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由此可见，神宗的怠政于宠爱郑氏有着一定的关联。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认为是：“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这“软熟之人”的魁首就是申时行，因为申阁老：“遇事迁就，以成其过”，奏章留中，讲筵停罢，都是他开的先河。

笔者认为，神宗的怠政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以来沉迷于酒色，以致于疾病缠身，使他对于繁忙的朝政感到力不从心。而且这一过程也是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而加剧的。

二、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

励精图治是君主治理天下应有的品德，然而神宗并没有继承明太祖和成祖勤于政事的优良传统，反而光大了其祖父世宗怠政的恶习，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荒政

1、罢早朝、日讲、经宴不郊、不庙。自万历十四年（公元1568年），万历即开始间接地罢免朝、郊、讲、庙，但尚以“头眩体虚”，“头晕疼身体酸软”，“风寒感冒”，“足疾”等借口不去亲历亲为上述事情，庙遣官代行，还以“非敢偷逸，恐弗成礼”的无赖借口狡辩掩饰。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71年）三月之后，对于这些事情则不再找借口，直接传免，而到万历十八年二月之后“讲宴永罢”。

2、奏章留中，万历厌恶臣工对其离经叛道的不君行为的抗争，所以，不管是事关社稷的军国大计还是匡救君失的章疏，统统留中不报。

3、 缺官不补，外则州、县、府、布政司、巡抚、御史，内则六卿，严重缺员，概不能补。六部乃至阁部大臣可以拜疏自去。

（二）敛财

1、开矿。早在万历十二年，奸徒已窥知帝之好货，“屡以矿利动帝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后因三大征接踵和乾清、坤宁、皇极、建极、 中极诸宫、殿连续遭灾，以助工为由，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遣官开矿。

2、榷税。在大规模开矿的同时，又于二十六年向各地派出大量盐监榷税。其税名目众多，一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大珰小监，纵横绎骚，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三） 皇权的衰落

明初统治者设计、缔造的强大的皇权，虽然使用于朱元璋和朱棣这样强有力的君主，让他们能够利用强大皇权积极方面的同时也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在他们以后，其皇子皇孙均长于深宫，久享太平，耽于逸乐，缺乏统治经验，更不再有乃祖兢兢业业、亲政不怠的作风，而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积月累。在此种情况下，皇帝本人已无力驾驭着强大的皇权，或者也不愿挑起这沉重的担子。就万历中后期的神宗而言，虽然能防范宦臣的窥政，但其贪财的本性却使他从容、利用宦官敛财，矿监税使的公开掠夺反映了皇权的肆虐和淫威。

三、万历皇帝怠政的后果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故其行为、品质、素养、作风乃至性格至关重要。神宗之所以怠政，与他的个人品质无不息息相关。而神宗腐朽与堕落的品质所带来的怠政也相应的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国家的财政彻底崩溃

早在万历十八年，国库的“钱粮禀粟”已经枵然一空。由于矿税的盘剥骚扰，公私交困，农末皆病，生理萧条等等。严督只能是官逼民反，驱之为乱。国家的财政已彻底崩溃。计臣焦虑万分，万历不闻不问。相反，利用宫中的婚丧大礼等一切借口百般勒索百姓，给自己已经彻底崩溃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二）空国之祸。

因长期对廷臣、言路的打击和长期缺官不补，导致缺官极为严重。万历三十一年，科、道只剩下两个七品小官在履行纠察大小臣工之职。最严重的时，“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只一尚书，养疴不出。户、刑、工三部及督察院堂上官，俱以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九卿俱旷，史所罕见。地方上都抚监司亦屡缺不补，郡守缺十之五六。以吏、兵二部缺掌印不划凭，积数千中外大小官员久滞都下，困苦潦倒；诏狱之囚，亦因理刑无人，长年系狱，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亦不得早雪其冤。国家机器长期处于带病运转，半停顿状态。

（三）朋党之祸

由于奏折一概留中，大小臣工无所诉曲直，各个党派之间相互斗争，在朝堂之上，大臣与小臣，大臣与大臣，小臣与小臣之间都是水火不容。整个朝廷中呈现出只有朋党而无政府，其中尤以齐、楚、浙三党为横。每次的京察大计（癸巳、乙巳、辛亥、丁巳）则是党争的焦点。致使其水火日甚，党祸日深，国事益不可为。

(四）社会大乱

神宗的长期怠政，矿税多年的肆虐，同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使广大是百姓已无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时盗贼四起，卖儿鬻女。所以，广大的百姓只能揭竿而起，举行起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例如，云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先后发生了民变。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

(五)军备大坏而引发辽事恶化

朝局大坏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军备落后，军纪散乱等等一系列的军事问题，同时军队由于长期缺饷而躁动异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兵变。而这一现象者辽东地区显得尤为突出，边军因长期严重缺饷而鼓噪为乱，但由于边防的将领贪婪钱财，将其军饷克扣，这无疑为兵变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万历四十七年九月，清军相继攻陷抚顺、拔开原、陷铁岭，形势危急，群臣伏阙，请视朝议政，万历不理。《明史》中对辽事大坏有一个精辟的分析：“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天子又万机不理，边臣呼吁默然不闻，致辽事大坏”。所以，辽事的大坏与万历皇帝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使其一手造成的。

(六)三饷加派，割肉充饥，更是加速了政治、经济、社会所有弊端的恶性循环。由于财政崩溃，军备大坏，辽事起后，请兵请饷，计臣智尽能索，束手无策，内帑堆积如山，但是朝廷又将这一重担压在处于水深火热，走投无路的贫民身上，则更加激化了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阶级和社会矛盾。事实正是如此，三饷的加派是导致内地农民起义的爆发的重要原因。

(七)吏治的败坏

万历皇帝几十年的不理朝政，使得吏治的败坏达到的了极点，各级官吏借当时政局和地方的混乱，大肆的贪污。从中央到地方，整个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外官取偿于民，京官取偿于外官。赋税及各种名目的征收，包括三饷的加派，都是他们大发横财的机会，对于灾难沉重和皮毛不存的百姓敲骨吸髓，给原本纷乱的社会雪上加霜，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一朝三十余年的怠政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有一种足以亡国，更何况是百病并行！且各种弊病相互作用，互相的推波助澜，只有迅速的恶化之势，绝无自救之可能。因此，对于明朝最终的灭亡，明神宗要付相当大的责任。至于在万历之后明朝有苟延残喘了二十余年，这是国家机器运作惯性的作用。正如孟森所说：“万历一朝之遗殃，则虽有贤子孙且不易振刷，况重况至愚极不肖来承其后，犹必数十年而后亡，则明初之纲纪，毁坏亦正不易也。”

四、万历皇帝怠政对当下的启示

综观神宗一生，可谓是功过参半。他亲手缔造了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但又将其亲手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事最为关注，所创造的政绩也是有目共睹，却酿成了最为眼中钉辽东边事，终究导致大明的覆灭。他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有加，两个人也是配合相当的默契，联手推行新政，成就也是十分的理想；但万历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竟不计后果，不择手段，最终是新政的所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由此而引发的翻风案，开启了官僚社会中的党派门户之争。以

后他竭力想要遏制，却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被当时的党争搞得是焦头烂额，为他的两个孙子（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留下了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万历皇帝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但他致命的伤就在于酒色财气四字，造成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使他从青年时代就疾病缠身，想要躬行亲政，又苦于力不从心；他宠幸郑贵妃，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舞台的帷幕后面，活动了几十年，在万历死后任然不肯罢休。他的尚气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他又耽忧于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机会处于崩溃的状态。他本心贪财，驱使他醉心于敛财，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是民穷财尽，元气大伤。

《明史》中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估计就是由此而发的吧！也如孟森所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从万历皇帝的怠政中可以得出的对于现世的启示无疑于这样一句话，“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结语：整个的神宗一朝，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给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影响，神宗执政的前十年，确实为明朝历史的发展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后在位的后三十年的怠政行为，实在使已经处于晚期的明朝当头一棒，让它没有在苏醒过来，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一去不归。以上观点仅仅为笔者的一些见解，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专著：

1、明史，张廷玉等撰；

2、明史考证，黄云眉著；

3、万历传，樊树志著；

4、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5、明史讲义，孟森著；

6、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

期刊：

1、“明亡于神宗”论 苏德荣

2、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 樊树志

3、明亡于神宗辨 李治亭

4、万历心态与明朝衰落 李硕文

5、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张义勇

6、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蔡明伦

第二篇：万历皇帝

姓名： 朱翊钧 职业： 国籍： 中国明朝

主要成就：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北京裕王府 登基年龄： 出生日1563年8月17在位： 期： 日 庙号： 逝世日1620年7月21日 陵寝： 期：

皇帝 万历三大征 10岁 48年 神宗 定陵 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癮）。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餘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沉一贯等4位国家重臣，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賡被朱翊钧投入詔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矿税之害

神宗亲政以后，开始展现其贪婪本性，“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

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賡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沉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可谓“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好货成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文官系统，矿税，海税，茶税，这些工商税的利益受害者。当听从了文官建议的崇祯取消商业税并以农业税代替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女真掘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哈赤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对人事任免等大事皆置之不理，且仅在必要时才处理政务，使大部分行政部门运作陷于停滞。论者认为这种情况使明朝行政陷于瘫痪。

“朵儿只唱图记”象牙印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此印是明朝万历十六年明神宗赐给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1543—1588年 的印记，印文为梵文“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

索南嘉措出生于西藏拉萨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这是西藏最早皈依佛教的家族之一，他们在当地有很强的政治势力。1546年,年仅4岁的索南嘉措被作为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迎入哲蚌寺。 公元16世纪60年代，西北地区的一支政治势力，来自蒙古的俺达汗占据了青海湖一带的藏族地区。当时格鲁派在青海的影响很大，为了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俺达汗希望联合格鲁派力量，1576年邀请索南嘉措前来会晤。1578年索南嘉措到青海湖会见了俺达汗，被俺达汗尊称为“达赖喇嘛”。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喇嘛”是藏语，意思是上师。得到这一尊号以后，格鲁派的上层立即把索南嘉措确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并分别追认了根敦嘉措和根敦主为第二、

一世。此后，索南夹措继续到其他地区传教，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等地，修建了一系列著名的寺院。当时中国内地中央政府明朝也对他非常重视，双方建立了朝贡关系，1588年明朝政府邀请他访问北京，但途中索南嘉措生病不幸去世。明神宗于公元1588年索南嘉措圆寂前夕，赐予这方印记。这是历史上中央政府赐给达赖喇嘛的第一方印。

万历三大征

宁夏之役 指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年～1620年）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即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

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李如松险些阵亡。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

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因李如松战死，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主要战役有碧蹄馆战役，南平血战，釜山攻防战，露梁海战等等。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於崇桢而亡於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麼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值得说明的是，现在对神宗的评价基本是基于清朝初年投降满清的东林党文人编辑的史料，基本上反应的是文官集团对神宗的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