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及逐渐滞后的原因——试答李约瑟难题
作者：霍有光
内容提要：本文从六个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及逐渐滞后的原因，即：1、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和经济背景；2、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发展的趋势；3、明清之际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态度；4、耶酥会士在中西文化史上的地位；5、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受到制约及逐渐滞后的原因；6、中美同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初步认为，明清之际中国科技逐渐滞后受着错综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制约。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进入嘉庆（1796-1820）之后，从外因看，一是天主教作为宗教显然与自然科学相悖，中国即便不关闭国门，天主教士也不可能冲破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束缚，把中国学人带到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二是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决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的掠夺，仁慈地坐视或帮助中国自强自立。从内因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病入膏肓，没有抓住康乾时期的历史机遇，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未能更主动地、更虚心地向西方自然科学家学习，解放思想，致力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发展生产力，而是满足于向西方传教士学习，以中央帝国思想自居，夜郎自大，骄傲自满，缺乏勇气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中国长期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投鼠忌器，实行完全闭关不足半个世纪，一方面，西方科技呈加速发展，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中西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科技落后加剧了国力衰落，落后挨打已成定局，即便鸦片战争是中国为正义而战，也只能以惨败而告终。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1]这段话基本正确。大约以“伽理略时代之后”为重要标志，中国科学技术从世界领先或发达的地位逐渐变为滞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是不是中国不喜欢或拒绝接受“现代科学”呢？
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经历了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过渡期，时间大约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的机遇，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做出总结，也值得各种认识彼此争鸣。
一、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要不断发展，就要求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明清之际科技发展的趋势，离不开所处的文化和经济提供的背景，因为它们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土壤和环境。
中国古代广义的生产包括农、工、商、虞四业，其中农、工、虞都属直接物质资料的生产；“商”比较复杂，从业者可以亦工亦商，物质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劳动兼而有之。司马迁《货殖列传》分析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种种物质资料后，得出四业的关系是：“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转引《周书》发挥说：“《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源）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不则富民。”农、工、商、虞四业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四业兴旺发达，富国富民，这一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无疑是非常杰出的。
农业在中国古代称“本业”，与“本业”相对，工商虞视为“末业”。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又说对民应“富之”、“教之”。（《子路》）所谓“足食富民”思想，就是以农业为本业。“足兵”要求军备精良充足，必须发展末业。视农业为国家的根本，也就是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来认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主流思想，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司马迁构想“原（源）大则饶”，提出商品农业及专业户思想，他主张住户应因地制宜，如陆地牧马50匹、养牛167头、养羊250头，草泽养猪250头，水塘中养鱼1000石，住在山区有大树千棵、枣树千棵、栗树千棵、桔树千棵、楸树千棵，平原种千亩漆树、千亩桑麻、千亩竹子，城郊种千亩良田（亩产一钟）、千亩栀子或茜草、千畦生姜或韭菜等，凡能成为以上种养专业户者，收入都可与千户侯相等。著名的《齐民要术》的书名便受《史记》“齐民无盖藏”之语启迪，即“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若今言平民也。”书中原序称赞李衡植桔千株作为遗产并使子孙受益后说：“恒称太史公所谓'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者也。”可惜，明清之际
虽一再强调发展本业，农村生产力实际未达到司马迁所希望的水平。
末业并不是说这种行业不重要。农末俱利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之道的主要内容。司马迁说：“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平粜齐物”，要求发展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业经济，稳定物价；“关市不乏”，需要发展工虞商业，繁荣市场供应。孟子曾就社会分工谈发展手工业的重要性，在和白圭的一次辩论中明确指出：万室之国，若只有一人制造陶器，则“器不足用也”。孟子看来，一个拥有万户的小国，要满足社会对陶器的需要，就应有一定规模的制陶业。（《告子下》）因此，孟子主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即稽者）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公孙丑上》）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是国家可以利用税收为杠杆，甚至通关免税，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司马迁进一步提出商品经营的规模问题，他以当时的消费情况为依据，认为在发达的城镇，从业者每年经营其中一项：千瓮酒、千缸醋酱、千詹 饮酱、剥牛羊猪皮千张、千钟谷物、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运量、千根大树、百乘轺车、千辆牛车、千只漆器、千钧铜器、千石铁器及栀子或茜草、200匹马、250头牛、2000只羊猪、千斤丹砂或筋角、千钧绵絮或细布、千匹彩色图案的丝织布、千斤鲐鱼或 鱼、千石小杂鱼、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粟、千件狐貂皮衣，千石羔关皮衣、千条毛毡毯、千钟水果蔬菜，等等。总之，凡经营规模达到上述水平的商人，经济收入可比得上千乘之家。司马迁提出财富论，认为商品需求和种类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富无经业”，致富的方法、途径多得很，“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增殖）财富，智者有采焉。”
明清之际的中国商业，大体上讲，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和欧洲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商业相比较，逐渐呈现差距。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可从对外贸易略加窥测。《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与亚洲、非洲等90余个国家有外事往来。外国赴京的使者络绎不绝，名为余健入贡，”实为贸易。进京使团入中国境内后，沿途驿站奉为上宾，往返食宿免费并提供保护。结果外国使团人数越来越大余健入贡”次数越来越多。正统八年（1443年）后，明廷不得不多次规定赴京使团入贡的年限及人数，避免“入贡既频，劳费太甚”。（《明史·外国传》）《明会典·外夷下》还载有外国使团到达京城后每人准允购买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可以看出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与偏爱，明廷规定：“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茶50斤，青花瓷器50副，铜锡汤瓶5个，各色纱罗绫段各15匹，绢30匹，三梭绵布、夏布各30匹，绵花30斤，花毯2条，纸马200张，颜料5斤，果品、沙糖、干姜各30斤，药饵30斤，乌梅30斤，皂白矾10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无疑，民间中外贸易的种类及数量，应比官方限制要丰富得多。嘉靖进士霍与瑕在《上潘犬巡广州事宜》中谈到当时海上贸易走私情况：“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动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乾隆时举人程含章《论洋害》反映了外贸形势的变化，他说：以往中外贸易，每年可“值千万金”，以货换货，对中国无多大害处，惟鸦片一物，“沿海数千万里，处处皆可登岸，虽十万兵不能守也”，造成严重危害。“天下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若大呢、毛哔吱、铜锡、棉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犹是以货换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药，并不自食，而乃卖与中国，伤官民，耗吾财源??一岁破耗数百万，十岁破耗数千万，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可见，中国的商品经济及商品生产，因鸦片掠去大量资金，必将引起恶性循环。
明清之际的工矿业主要包括棉纺业、丝织业、采矿冶金业、制瓷业、舟车业等，生产方式仍以传统手工操作为主，属劳动密集型，佣工人数可观，但设备、工艺、商品的科技含量较低，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工矿业比较，生产力水平出现落后趋势。道光年间，南京“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苏州的踹坊，“在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客匠各数十人不等”。雍正时期，余健查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俱各相安无事”。（鄂弥达，《清开矿采铸疏》）屈大均则说：广东铁厂，余健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三百余人，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余健故一铁炉可养活千人”。（《广东新语·货语》）包世臣说：湖北汉口，余健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派买铁行之铁，督各匠昼夜赶造农器数十万事，约工价五万”。铜矿以边远的云南省最有名，乾隆以来，年产精铜数百万斤至上千万斤不等，余健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北京西山及宛平、房山两县的煤矿也很有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工部衙门报告说：共有旧煤窑750座，在采的煤窑有273座，“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数
百年于兹，未尝有匮乏之虞”。景德镇的瓷器是传统的出口商品，“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于是豪商大贾，咸聚于斯”，所以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誉。（蓝浦，《景德镇陶录》） 二、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发展的趋势 明清之际西方科技是逐渐呈加速发展的。1543年，哥白尼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出版，标志自然科学开始冲破欧洲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篱笼，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6世纪中晚期，近代自然科学门类萌芽产生。天文学，1584年意大利布鲁诺发表一系列有关宇宙的论著，1596年德国开普勒发表《神秘的宇宙结构》。日心说彻底动摇了地心说，爆发了人们的思想革命；数学，意大利出版了《几何学原理》、《代数学》、《数学集成》，荷兰和法国分别出版了《数论》、《解析法序说》；化学，德国出版了最早的化学教科书《炼金术》；物理学，意大利出版蒙特的《机械学》和伽利略的《运动论》；生物学，意大利出版《观察解剖学》、《植物学》、《鸟类志》等，荷兰发明复式显微镜；技术，德国出版《矿山学》，荷兰出版世界地图，葡萄牙人获得潜水船专利。 17世纪，西方国家把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英国、法国、德先后成立皇家科学学（协）会和学院，开始出版科学期刊。天文学，开普勒提出行星运动定律，牛顿制作反射式望远镜，意大利人计算了日地距离，巴黎建立天文台；化学，法国出版《化学教程》等著作，德国介绍了王水、硫酸、盐酸制作方法，英国研究了燃烧问题，成为燃素说的先驱；数学，内容包括平面与立体几何、代数几何、对数算法、无限数论等，尤其是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莱布尼兹创立了微积分符号、微积分算法；物理学，研究了自由落体、抛物线、气体压力和弹性、光线折射、材料的弹性等物理规律，牛顿用万有引力说明行星运动；生物学，英国和德国先后建立皇家植物园，发展了人和动物的解剖学，陆续出版了各种昆虫志、动物志、植物志，发现植物细胞、动物精子和发明鉴别植物雌雄的方法；技术，先后发明和问世有望远镜、玻璃制造技术、用煤炼铁技术、蒸汽抽水机、火药发动机、水车织布机等。
18世纪，天文、生物、力学、电学、化学取得很多重要成就，技术加速进入生产变为直接生产力。1760年前后，英国肇始了改变世界的产业革命。天文学，康德和拉普拉斯先后提出宇宙成因假说，哈雷发现恒星运动规律；生物学，对人体的解剖学及动物、植物、昆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始研究古生物化石，林奈发表《植物的种》，英国提出光合作用概念；化学，发明二氧化碳及电解水实验，重要专著有《化学原理》、《化学辞典》、《化学命名法》、《化学量基础》等，拉瓦锡提出最早的化学元素表；物理学，发展了光学、电磁学、热力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声学等；数学，研究了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法、球面三角原理、级数及解析力学等；技术，产生纽可门实用蒸汽机、蒸汽船专利、大型发动机、燃气轮机与压缩机专利、带滑台刀架的车床、镗床、石版印刷术、硫酸工厂化生产、内燃机与蒸汽机专利等。 三、明清之际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态度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中国送来外部世界的信息。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是一种融合西方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的复杂事物，虽然这种复杂事物的信息体系并不代表西方的全部面貌，但它捷足先登，中国在当时环境中只能以此为对象，进行比较与鉴别，吸收与扬弃。
1．西方耶酥会传播科技的目的
耶酥会是西方基督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43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创建于巴黎。基督教在我国又称天主教，作为宗教它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一种精神鸦片。明清之际，耶酥会不断向我国派遣传教士，形成了一股不小的中西交流浪潮，一方面西学东渐；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酥会起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据有人统计，1580-1760年间，西方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达920多名。[3]耶酥会在东方的布教活动，是西方殖民政策支配下实行宗教文化侵略的产物，它要以基督教皈依毫无西方文化素养的东方信徒，就必须披上比东方宗教有更多“优越性”的外衣。
耶酥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肇始于明嘉靖元年（1522），方济各·沙勿略神甫到达广州沿海的一个小岛，未能登上大陆便因病死去。后来一些葡萄牙耶酥会士侵入我国澳门。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神甫利玛窦（1552-1610）抵达广州香山则是重要标志，西方布教活动从此逐渐渗入内地。[4]西方传教士要建立教业，必须靠博学多识来吸引中国人，“因为科学在中国成了耶酥会士吸引最有学识的人、使他们之中的人归化、尽快定居到北京以及然后在那里得以立足（即使在危机时刻也如此）的最有效手段”。[3]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科技是神甫便于布教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从心理上利用科技屈服中国人，发展传教区和尽量归化信徒。
科学技术既然是耶酥会布教的有力武器，那么它派往中国的神甫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学识。16-18世纪时，西方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派往中国的耶酥会士，大都是颇有一技之长的人文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如地图地理学家、自然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中一些人长期在华生活，掌握满汉语言，研究中国文化，有些人被官府聘用。他们办学堂、开医院、进行天文观察、地理测绘、制造科学仪器；传播西方的天文、历算、火器、医学、机械、铸造、美术、建筑知识；输入西方书籍器物，诸如望远镜、钟表、日晷、棱镜、地图、地球仪等，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同时，耶酥会士也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瓷器、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如中国哲学和伦理就对法国大革命产生过影响。这些无疑是宗教负作用之外为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积极成果。
2．明清之际中国皇帝对西方科技的态度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决定这种事物的命运。明清之际封建皇帝对传教附属的舶来品--西方科技，大多较为重视，顺应了社会发展，不足处是这种热情主要倾注于天文、历算和火器，而对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警觉不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神宗呈献《万国图志》及其他贡品，万历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玛窦获准留住北京并被聘用，朝廷自此对西方科技引起注意。熹宗时（1621-1627），为了加强明军的武器装备，在启建议下，运用西方火器知识，“铸造西洋大炮”；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5] 《明史·意大里亚》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庞迪我在奏章中说：“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耶酥会士先后有余健十余人”受到明廷重用，余健叨食大官”，给他们以较高的官职，显然不是欣赏宗教而是看重科技。
满清自建国起，就非常重视西方天文、历算等先进的科学技术。顺治元年（1644），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便向初进北京的睿亲王多尔衮建议“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得到清廷批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被任命“掌钦天监（国家天文台）事”。顺治十年，清世祖加封汤若望，“赐号通玄教师”，并说：“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义，羲常寺（侍）卿。”不久，“复加（汤若望）通政使，进秩正一品”。[6]
康熙（1662-1722）年幼继承父（顺治）位，曾得到汤若望的帮助。康熙自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科学发展，1685年，他聘法国耶酥会士张诚、白晋等为老师，张诚为康熙讲解欧几里得几何，每天听二、三小时，夜晚还作练习。康熙自己还“将欧几里得书从头到尾地读了不下12次之多”。他令白晋“用满文编写了一些数学论著”，“御笔为这批著作写序”，又令“安多神甫为他用汉文写了一部有关阿基米德和几何计算的著作，其中要包括论述这些内容的欧文和汉文著作中最新奇的内容”。[3]康熙为了进一步师外国之长技，为满清科学、军事和外交服务，1692年颁布容基督教布教的旨令，允许法国人在皇城内修建一座教堂。169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算学馆（实为皇家科学院雏形），聘请白晋、张诚等讲授天文、数学、测量、解剖等自然科学。[7]又派遣白晋回法国招募具有较好科技素质的传教士，1699年白晋招募11位传教士返回北京。[3] 1715年，命纪理安“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6]
雍正（1723-1735）时，钦天监仍委任耶酥会传教士主持。“雍正二年，实授西洋人戴进贤监正??八年增置西洋监副
一。”[6]国家天文台聘用西人主持，一直从雍正经乾隆延续到道光六年（1826），“乾隆中戴进贤、徐懋德、刘松龄、傅作霖皆赐进士；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谕停西洋人入监”。[6]道光之后，清廷天文机构才停用西人，在于中国官员对西方传教士掌握的天文历算知识已非常熟悉。
乾隆（1736-1795）时，准允西方布教，时松时禁，力图限制教会的宗教、政治影响，但对有科技之长的传教士，总是尊重他们、利用他们。乾隆对戴进贤、刘松龄等神甫赐以进士，这是按中国知识分子科举出身的最高礼遇来奖励为清廷贡献一技之长的洋人。他还专门设立算学教育，“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乾隆四年额设学生满、汉各十二人，蒙古、汉军各六，续设汉肄业生二十四。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部限一年通晓。七政限两年”。[6] 国子监算学所用的教科书--《数理精蕴》，由梅湷芍鞅啵全书五十三卷，吸收了张诚、白晋提供的译稿，主要介绍了西洋数学，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态度。
3．上层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态度
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对西学东渐极为关注。西方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说：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志》和庞迪我奉命翻译的“西刻地图”反响不小，一时“（京）都之士多乐道之”。[8]这些敏锐接受西方科技的人士中，最有名的便是启（1562-1633），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志在洋为中用。他还将治学经验著书立说，以便广为流传，扩大普及面，主要著作有：《崇祯历书》、《日躔历指》、《测天约说》、《大测》、《日躔表》、《割圆八线表》、《黄道升度》、《黄赤距度表》、《通率表》及《农政全书》（1639）等。（[5]，《启传》、《艺文志》）李之藻（1565-1630）跟利玛窦学习西方星盘和数学知识，著有《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并与利玛窦合作编译了《圆容较义》（1608，平面与立体几何书）。[5][9] 方以智（1611-1671）著《物理小识》（1644），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勤于思考与实践，纠正了利玛窦关于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一千六百多万里的错误。[9]
乾隆时期，梅文鼎（1633-1721）是著名的学贯中西的科学家，致力于天文、数学，著书70余种，如《筹算》（1669）介绍西洋筹算法，“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主要著作有《几何补编》（1692）、《方乘论》（代数书）、《少广拾遗》（1692，代数书）、《平三角举要》（几何书）、《弧三角举要》（球面三角书，1684）、《笔算》（数学书，1693）和《中西经星同异考》（天文书）等。（[6]，《畴人传·梅文鼎》；[9]）明安图（？-1765）是算学馆的毕业生之一，康熙时任钦天监正监正，从法国传教士杜德美那里得知“求周径密率捷法”等三个幂级数展开式，精心研究，费时三十多年写出《割圆密率捷法》（1839年初刻），成果包括1676年牛顿发现的公式和格列高里1667年发现的公式，并有所创新。[6][9]
4．我国历史文献对耶酥会士及西方科技的评价
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关于西方传教士及其科技，许多评价都是比较客观的。一是肯定传教士中有不少真才实学之人；二是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三是对基督教传播的宗教持批判或否定态度。
《明史·意大里亚》指出：“其国（意大利）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又说：“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肯定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是“聪明特达之士”，传入的著作多中国所未闻，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尚，许多科技书可供我国“采择”学习，正好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官方对西方科技都有比较客观的评估。
乾隆四十六年（178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收入四库全书的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作了评价，如对傅汛际《寰有诠》（1628）一书提要中说：“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亦具深意。”一是赞扬西方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取得的成就，超越前人，中国应该“节取其技能”；二是禁传其“夸诈迂怪”的学术，表明要有选择性，不信其宗教。对阳玛诺《天文略》一书所作提要说：“书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其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意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于右焉。”
[10][3] 观点鲜明，切中要害，西方科技的确“较古法为善”，可谓“精密有据之术”，但用来证明天主、天堂，鼓吹天主造世之功，那就是愚弄百姓，即“荒诞售欺之说”或“邪说”，“用意极为诡谲”。科技和宗教是两回事，若删节原著，便造成文意不连续，对“妄谬”“存其旧”，供读者辨别批判，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张载为利安思、南怀仁著《西方要记》作序说：“其（西方）人则颖异聪明，其学则星、历、医、算，其俗则忠、信、耿、直，其器则工、巧、奇、妙，诚有足令人神往者??夫泰西之说诚胜于诸教。惜乎天主为言，则辞不雅，驯流于荒诞，缙神（指古代有官职的人或做过官的人）先生难言之。”[3]可见，清初无论是钦定看法还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看法，对西方科技和宗教，一褒一贬，评价合理，观点基本一致。
四、耶酥会士在中西文化史上的地位
耶酥会士在中西文化史上担负了沟通信息双向交流的历史使命，那些经过教士选择过滤、输入输出的文献，成为中国和欧洲发生最早文化接触，彼此了解对方的信仰、知识和观念的里程碑。这些文献本身也反映了耶酥会士的价值观和历史功过。 耶酥会士使西学东渐，翻译物和著作主要分两类，即涉及科技和宗教。仅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可知《四库全
书》收录了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17位西方传教士的著作达29部之多。科技著作主要是天文、数学、地理、农田水利、机械类，对中国明清之际产生主要影响的有：利玛窦《万国图志》、《几何原理》六卷、《测量法义》一卷、《沟股仪》一卷、《同文算指》（与李之藻合著）、《圆容较义》一卷（1608，李之藻参译）；艾儒略著作有《职方外纪》五卷和《几何要法》四卷；意大利人熊三拔（1575-1620）著作有《泰西水法》六卷（1612）、《简平仪说》一卷（与启合著）、《表度说》一卷（1614）和《测量异同》一卷；西班牙人庞迪我有《海外舆图全说》一卷；葡萄牙人阳玛诺有《天文略》一卷（1615）；瑞典人泰伦茨（即邓玉涵）有《远西奇器图说》三卷（1627，物理书，与王徵合著）；汤若望有《远镜说》一卷（望远镜原理书）、《学历小辩》一卷（球面三角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1645）；比利时人南怀仁有《坤舆图志》二卷；傅汛际有《寰有诠》；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有《西方纪要》。基督教著述有：罗明坚《天主教实录》；利玛窦《天主实义》（1628）；南怀仁《教要序论》（1670）。此外，康熙与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吕正义》，法国人王致诚铜版雕印16幅《中国乾隆皇帝得胜图》以及利玛窦《交友论》（1595，拉丁语作家交友名言辑录）等，对当时音乐、出版印刷和伦理道德等形成较大影响。
耶酥会士使东学西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翻译中国的经典文献。如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1594）；冯秉正翻译《易经》（法文版，1775）和《中国通史》（1777-1785，巴黎版，即朱熹的《通鉴纲目》）；宋君仁翻译《易经》（法文版，1716）和《书经》（1739年译，1770年巴黎版）；金尼阁翻译《五经》（1626，已佚）；钱德明翻译《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1772）；刘应翻译《中国的草药志》（1735，巴黎版，即《本草纲目》节译本）等。（[3]） 二是整理出版西文与汉文双解辞书及语法书，表明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比当时中国人虚心得多，遗憾的是中国人未能意识学习西方科技，首先要掌握外语，即应该编写汉法辞典、汉意辞典之类工具书。传教士为西方了解中国编写的主要工具书有：利玛窦《葡汉辞典》，南怀仁《鞑靼语要素》（1676，学满语工具书），马若瑟《汉语语法概论》（1728年成书，1831年刊行），傅尔蒙《双解语法书》（1742）等。
三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国情，包括书简、论文、报告、著作等载体。代表性的著述有：综合性系列式书信集《耶酥会士书简》（1703-1776，巴黎版）；利玛窦《耶酥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史》（拉丁文版，1615）；卫匡国《鞑靼史》（1654，法文版）、《中国新舆全图》（1615，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和《中国上古史》；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5，巴黎版）；宋君荣《从成吉思汗到满清帝国全史》（1739，巴黎版）和《中国纪年》（1791）；钱德明《孔子传》（1784）；南怀仁《中国鞑靼皇帝统治时代的欧洲天文学》（1687）；德拉波特《中华帝国宗教、科学、艺术、贸易、风俗和习惯之神奇概貌》（1776，巴黎版）；罗柷榭《中国和交趾植物志》（1790，里斯本版）；约翰·巴罗《中国游记》（1794英文版，1805法文版）；纽霍夫《荷兰东印度公司遣使中国皇帝纪》（1665，莱敦版）；乔治·斯当东《中国内地和鞑靼地区游记》（1792、1793英文版，1798、1799法文版）；王致诚《北京郊区中国皇帝御花园之详细描叙》（1749法文版，1752英文版，1762德文版）；马国贤“避暑山庄园林图（共60幅）”（1712-1714，传入意、英等国）；钱伯斯《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器和器皿图案》（1757，法文，伦敦版）及《中国寺庙、住宅和园林之描述》（1776，巴黎版）；勒鲁热《时髦的英国-中国式园林》（1774-1788，巴黎版）。[3] 从这些书目看，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宗教、科学、地理、文学、艺术、音乐、美术、风俗、习惯、建筑、园林、家具、服饰、器物等等，反映了明清之际，中国对西方的关心和兴趣远逊于西方对中国的关心和兴趣。
五、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受到制约及逐渐滞后的原因
1．中央帝国与蕃夷臣属思想
明清两代都以华夏是中央帝国自居。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可以自给自足，无求他人，视外国为蕃夷，蕃夷来中国是一种臣属行为，优越感和骄傲感甚强。因此，明清之际的中外交往始终是一种不对等的交往，视外国人来中国是“朝贡”、“入贡”，封建朝廷从来未想过应该派人出去看一看，违背了《礼记·曲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外国传教士踏上中土，以传教为目的，但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能虚心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毕竟是一种被动情形下的主动，缺乏走出国门的勇气。
《明史·意大里亚》称利玛窦等传教士涉海九万里来到中国是“观光上国”，“上国”是相对臣属国而言的。明末地图
学家王泮在肇庆任知府时，最早看到利玛窦在教堂墙上悬挂一幅世界地图，他立即要求利氏制作一幅翻译成汉文的世界地图，并且“把北京作为中心子午线”，[3] 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中心。此图王泮于1584年镂版刊行。
清代中央帝国思想更浓，如白晋等传教士本希望获得一艘国王派遣的船，使航行中国具有官方使节性质，遭到路易十四的拒绝，于是白晋等神甫成功地使中国人相信安菲特立特号商船是一艘国王派遣的船，从而满足清廷的虚荣心。[3]《清史稿》记载，乾隆嘉庆时，英吉利（英国）多次派使节赴北京，企图减免关税，增设宁波、珠山、天津等通商口岸，甚至有时还派兵舰来炫耀武力，但清廷仍视英国是来天朝“入贡”，[6] 虚荣之心甚为可笑，其实惟一可以骄傲自大的是你来你的，天朝奉行“来而不往”政策。当时让国人思想上改变中国是天下中心之想法，就和让天主教改变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说教一样困难。
2．担心西教文化入侵和影响社会安定
耶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意识形态，中国封建朝廷长期带有戒心。一是担心文化侵略，这种担心确实也事出有因。基督教布教活动并非总是“文明的”，归化常常带有强迫性，要求人屈从欧洲的习惯。甚至要在中国实行强制性教化，如西班牙神甫阿科斯塔1587年在其著作中披露，西班牙人在一段时间里，曾试图动用菲利普二世的军队以便用武力把基督教强加给中国。[3]
二是害怕西方传教士布教影响统治阶级的地位，造成社会动乱。《明史·意大里亚》就将耶稣教与明末白莲教相联系：“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数以千计??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门）中诸番通谋。”“诸番”即指西洋诸国教士或政治团伙。万历四十四年（1616），明廷下令“（王）丰肃、（庞）迪我等具遣赴广东，听还本国”。表明明末已对耶酥会士布教活动严加限禁，忧虑借西教为旗帜，发生民间起义。
《清史稿》记载，乾隆嘉庆之交，自然灾害频繁，1793年四川泰宁地震，翌年四川大宁谢添秀等“传习邪教，蔓延陕西、湖北、河南”等23州县，湖南也爆发苗民起义。清廷调集军队镇压“邪教”，直到嘉庆十年（1805）教民起义才基本“削平”。同年，“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诏内务府大臣管理西洋（教）堂，未能严切稽查，任令传教，下部议处，其经卷检查销毁，习教之佟澜（人名）等罪之”。嘉庆十六年（1811）又“禁西洋人潜居内地”。[6]“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余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6] 雍正、嘉庆等帝惧怕西洋宗教成为人民起义的借用之物，最终导致清廷下决心严厉禁教，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教堂仍限于海口，禁入内地”。[6] 限制天主教士来华居住，减少教堂数目，禁入内地传教，一方面虽然打击了西教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西方书籍报刊舶来品来华的数量，这就堵塞了反映新科学思想的书籍报刊及各种信息传播中国的途径。
3．耶酥教在中国的两难境地
耶酥会在中国布教，附带传播科学技术，不过是它扩大宗教影响、归化信徒的工具。耶稣教在中国的发展规模如何，一定程度也要取决于它传播科技造成的吸引力大小。明清之际，耶稣教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影响到科技传播的吸引力。
其一，耶酥会布教试图用西方科技的先进性来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它要归化中国人放弃故有的宗教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是中国儒教是无神论的，只祭奠孔子。儒教认为“天、地、万物三位一体”，主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子（皇帝）替天行道，厚德载物。基督教让耶酥凌驾天地之上，让人与天分离，崇拜造物主耶稣，主张上帝创世和治世，与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相悖。何况崇拜天主，那么把天子放在何处？封建社会儒教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如果不能归化知识分子就难以成大气候；二是中国佛教崇拜偶像，敬神敬鬼，这与基督教不崇拜偶像只崇拜上帝发生矛盾；三是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与佛教具有相似性，并不比佛教更优越些，利玛窦回忆说：天堂与地狱、忏悔、独身不婚、布施、寺庙里供像和香火、主持人的头饰形式、和尚们唱经方式等，基督教和佛教都具有相似性，因此中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暹罗等国家，人们总把神甫称为“僧侣”或和尚；[3] 四是耶稣教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只好改变“正宗”而适应中国国情，但任何改变基督教教规的尝试都是罗马教皇所不能允许的。如把怀抱圣婴耶酥的圣母玛利亚，中国人认为是送子娘娘观世音；中国人理解的“天”和“上帝”与基督教所指的造物主、“天主”含义是不同的。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堂悬挂御赐的“敬天”一类的匾额，禁止祭孔，禁止供奉灵牌。若严格执行教皇指令，归化中国信徒几乎寸步难行。
其二，基督教宗教理论的非科学性或者说披着科学外衣的基督教，使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可信程度发生怀疑。一是批判传教士“天外造天”，即在天之外又杜撰一个造物主。杨光先（？-1669）《破邪论》说：“天没有天主所造，则造天亦魂然无知之物矣，焉能生万物哉。”[3][6] 就是说宇宙形成与意识（或天主的意识）无关，意识与形成万物无关，
宇宙是“无知之物”形成的；二是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地或宇宙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如混沌理论。基督教文献认为宇宙是造物主一劳永逸制造出的一件物品，不再运动变化。陆世仪（1611-1672）《思辨录辑要》指出：天“若不运旋，则乾坤毁”。王夫之（1616-1692）《思问录·外篇》说：“江河之水，今犹直也，而非今水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不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灭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 [3] 三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悠久文明史的矛盾。基督教神学把创世的时间确定在基督降临数千年之前，[3] 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五千年。如《明史》略带贬义说：“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 [5] 杨光先《破邪论》说：耶稣生“于汉之元寿庚申，距今顺治乙亥才一千六百六十年，而开辟甲子至今一千九百三十七万九千四百九十六年??若耶稣即是天主，则汉哀以前尽是无天之世界。”[3]
4．传教士掌握的有限科技知识逐渐失去吸引力
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摆脱各种宗教迷信的束缚。众所周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扮演了阻碍科技发展的角色，西方科技发展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受到宗教势力极不人道的迫害，1600年布鲁诺被罗马宗教法庭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火刑柱下，宗教的“仁慈”与赤裸裸地吃人，决定了耶酥会在中国决非为了科学而传播科学，而是荒唐地利用科学来布教，愚弄麻卑中国人民，证明上帝和天堂，归化信徒。
中国像启那样对待西方科技有志“尽其术”的人是很多的，但天主教的科学知识是有限的，并且也不可能认真地介绍当时西方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综观耶酥会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科技及著述，主要限于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囿于世界观作祟，他们鼓吹地球是宇宙中心论和地球静止论，未能及时引导中国学人科学认识太阳系，跟踪天文学新进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我们不能声称第一个耶酥会传教区（即北京教区）向中国传入了现代科学，这种科学直到19世纪才传入到那里。”[3] 《天体运行论》一书1757年左右才从教廷禁书目录中划去，哥白尼学说大约1760年左右才由传教士向中国人阐述，晚了210多年，本来可以提前170多年（利玛窦时）传入中国。至于西方飞速发展的化学（如化学元素及化学反应）、物理学（如力学、电学、光学、气象学）、生物学（如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高等数学、应用技术（如蒸汽机、发动机、纺织机）都基本上未向中国介绍。
耶酥会士肩负布教使命，他们是职业神甫而不是职业科学家。以耶酥会士为师，当中国人对他们的一技之长“尽其术”之后，便逐渐失去对他们的兴趣。正如《清史稿·职官志》记载：道光六年（1826），“本监（钦天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所谓“已谙西法”，正说明完全掌握了传教士的那些科技知识。至于谙熟整个西方科技的走势，显然清廷仍蒙在鼓中，自以为是。
5．教皇解散耶酥会与中国警惕西方鸦片输入而闭关
基督教在中国的衰落和罗马教皇也有重要的关系。基督教为在中国打开局面，耶酥会士不得不采取某些改头换面的“中国化”形式，罗马教皇视此为离经叛道行为。1742年伯努瓦十四世在教皇通谕中否决了耶酥会士吸收中国礼仪（如祭孔祭祖）的布教方法，要求传教士“发誓永远忠于他”，即以“原汁原味”的基督教来归化信徒，不得改变宗教模样。[3] 可是既不让中国人祭孔又不让祭奠自己的祖宗，不符中国国情，就很难发展“纯正”的信徒。耶酥会继续搞“儒教佛教--基督教”混合模式，罗马教皇对这种背叛行为再也难以容忍，1773年克莱芒十四世下令解散耶酥会，1775年中国的耶酥会士“服从了教皇的决定并自身还俗了”。当时，乾隆出于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反对分散传教士和遣返他们回国，使耶酥会北京教区得以残存。1785年，味增爵会会士取代耶酥会士占据了北京教区、住院和教堂。[3] 显然，布教活动向正宗的经院哲学和神学回归，必然再也难以和日益发展的西方科技保持联系，即传教士在中国附带输入西方科技的作用至此消失。
中国警惕西方宗教文化侵略的背后，还对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出尤其是鸦片走私表现的海盗行径带有强烈的戒心。如荷兰曾经占领过台湾并炫耀武力，[5] 葡萄牙事实上也是以海盗行径占领了澳门，而澳门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华从事非法贸易的桥头堡。早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范礼安神甫从日本长崎写信披露说：有一艘英国--荷兰船在本戈触礁沉没，获救的“舵手（亚当斯）是个四十多岁的英国人??舵手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实现其意图的，因为他们要向中国贩运毒品。他说，英国人也在推行这种计划，而且自称发现了从西北前往（中国）的较短的航线”。[12] 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已不得不官方明令禁食鸦片。《清史稿·仁宗纪》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嘉庆时，工部
侍郎程含章在《论洋害》中揭露：“惟鸦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药，并不自食，而乃卖于中国，伤官民，耗吾财源??一岁破耗数百万”，“沿海数千万里，处处（鸦片）皆可登岸，虽十万兵不能守也”。[11] 说明鸦片走私我国，已造成极大社会问题。1813年，清廷又“申严贩运鸦片烟律，食者罪之”。鸦片走私，内外勾结，已形成贩运团伙。1815年，“两广总督蒋 裤斒璩虏榻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众所周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有英国最大的鸦片种植加工基地，利用这块海外殖民地大量生产鸦片，不是供应英国国民消费而是就近倾销它国，可谓损人利己，无本万利。乾隆嘉庆之际，英国一再谋求在中国增设港口，如“嘉庆七年（1802）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鸡颈洋，粤都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十三年（1808）秋九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护货??复以兵船入虎门，进泊黄埔”。[6] 英国主要目的无非是想增添走私鸦片的通道。清廷对鸦片“来源”及装载鸦片的“洋船”与那些国家有关，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中国近代不准增设通商港口或曰“闭关”，“禁洋人潜居内地”，与“杜绝（毒品）来源”即“杜绝”外国强行走私鸦片有着重要的关系。假如海外贸易能够互惠互利，中国贸易又处于顺差地位，以乾隆嘉庆时的国家实力，中国何惧开关呢？ 六、中美同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
清代乾隆中期以后，地处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国通过独立战争（1775～1783年），取得英国的承认，在北美尚待开发的土地上，迅速走上国家富强、科技振兴的道路，成为清代中叶以后，中西发展的可供对比的参照系。
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在全国范围修筑可供有篷马车通行的土路或木排路。1811年（嘉庆十六年），始建杰斐逊总统提出的国家公路--坎伯兰公路；1817年修建伊利运河（全长363英里）。1827年（道光七年）修建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到了1860年（咸丰十年），全国共有铁路30000英里。与此同时，美国致力发展海洋运输，1812年，美国以与英国抗衡的武装民用帆船（飞剪快船）为不断改进的主要船型，开始走向渔场和公海。1858年，美国纽约到达香港的先进海轮“东方号”仍是木壳帆船，最快记录是80天10小时。1862年以后，海军逐渐用装甲船代替水壳船。1819年，发明用蒸汽机作为远洋轮船的动力，30年以后建立起蒸汽船航线。美国独立前夕，大学生不足300人。1802年，耶鲁学院决定设立化学和博物学教授席位，19世纪90年代，研究生院仍是新东西，全美大学里只有26名研究生位置。（按：1895年和1896年，清廷先后批准建立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独立后美国致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经济，1814年建成第一座把梳棉、纺纱、织布统在一起的工厂，1860年工业产值美国已居世界第四位。1846年建立史密森氏学会，南北战争（1861～1865）使科技在美国的作用迅速升级，改进了电报，制造新炸药，促进了医学、外科手术和卫生事业，完成大西洋沿岸的大地测量图。1862年建立农业局和农业学院，1870年建立国家气象局。
不难看出，19世纪美国起飞初期经济基础并不比中国好。中国和美国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之利、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发展却呈现加速度。反思中美同期发展史，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美国独立战争后，生产力获得解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去推动农业、工业、交通、邮电等迅猛发展。中国仍处于封建制度束缚下，农业维持千百年来旧的经营方式，新兴工业几乎没有起步，公路交通网质量未曾提高，信息传递闭塞；（2）中美都有漫长的海岸线，鸦片走私可谓有孔可钻。美国摆脱英国控制，陆海战场上屡屡打败英国。独立不仅使美国免于沦为英国鸦片输入的对象，而且使美国在世界鸦片贸易中抢得份额，积累了资本。而满清政府愈来愈腐败、虚弱、无能，鸦片无孔不入，殖民化危机日益加深。中国要独立自强、摆脱列强的瓜分蚕食，必须走类似美国独立的道路，变革社会制度；（3）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国家，移民不仅带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想，而且直接输入了许多现成的专家教授。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前，科学落后于欧洲，但美国人崇尚实用主义，约从1807年（嘉庆12年）起，广泛引进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如纺织机、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汽车和新的炼钢方法都是从欧洲引进的。引进速度之快令人吃惊，美国建成第一条商用铁路比英国晚5年，生产奥托内燃机比德国晚1年。清政府靠欧洲传教士了解欧洲，传都是传教士的职业，封建传教士仅能使中国人以管窥豹。清政府惧怕思想解放，略知西方科技的人及西方科技影响，两者在中国均极为有限；（4）美国民族富有创业精神。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冒险精神体现于向西部的拓荒运动中。创业崇尚创造性思维和首创精神，竞争思想成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意识。从技术发明看，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美国建立国家专利局，1836年专利局已有记录168卷，近9000张图纸和17000个模型。电话、电报、打字机、电灯泡、留声机等都来自美国人的发明。明清之际，中国视“为科技有贡献的人是圣人”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一方面重政轻技、重学轻用、满足现状，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被封建思想束缚，扼杀了国人思维的创造性的思想的开放性。加之，清政府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政治利益格局，保持满清的统治地位，也不会鼓励汉族和其它民族实现创业精神。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中国科技逐渐滞后受着错综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制约。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进入嘉庆（1796-1820）之后，从外因看，一是天主教作为宗教显然与自然科学相悖，中国即便不关闭国门，天主教士也不可能冲破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束缚，把中国学人带到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二是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决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的掠夺，仁慈地坐视或帮助中国自强自立。从内因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病入膏肓，没有抓住康乾时期的历史机遇，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里，未能更主动地、更虚心地向西方自然科学家学习，解放思想，致力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发展生产力，而是满足于向西方传教士学习，以中央帝国思想自居，夜郎自大，骄傲自满，缺乏勇气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中国长期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投鼠忌器，实行完全闭关不足半个世纪，一方面，西方科技呈加速发展，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中西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科技落后加剧了国力衰落，落后挨打已成定局，封建帝国腐败、虚弱、无能的弊病愈演愈烈，巨额白银滚滚外流，得到的不是中国急需的技术装备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祸国殃民的鸦片毒品。即便鸦片战争是中国为正义而战，也只能以惨败而告终。挽救中国、振兴科技已非封建国家所能胜任。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代系统科学理论揭示，一个系统如果要持续地从低序向高序演化，就应该是不断有物质、能量、信息带入带出的开放系统。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古代有联接东西文明长达数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通过平等、互利、友好交往，对发展中西文明都带来好处。开放往往利弊共存，历史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是：要抓住机遇，不能因噎废食，关键要“两手都要硬”，撷取吸收积极的东西手段要硬，防范打击消极有害的东西手段也要硬。要跟踪或保持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必须铭记科教兴国思想，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鼓励科技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注重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要永远谦虚谨慎，积极吸收全人类的一切精神文明的成果，大胆引进消化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坚持国门开放，防止系统封闭与僵化，不断增强国力，中国对人类就能做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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