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总论
中国城市化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选择，必须回答五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局面？
4、如何打破产业布局趋同、到处小而全的重复性浪费？
5、怎样实现以“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一体化？ 以上五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能通过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城市扩张，改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一举克服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弊病，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目标。
《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设计了以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三维分布”制高点：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创建沿江沿海沿路的七大城市带(线)；发展中西部地区若干中心城市(点)。
其中第一位的思考，就是率先在20xx年以前加速构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
当上述“三维制高点”在中国成熟或充分展开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0%，全国GDP的80%，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和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达到以经济发展的区域非均衡，去换取全国社会公平的相对均衡。
依据计算，有可能在20%的国土面积上，获得国家财富总量的80%，彻底减轻全国其余高达80%国土面积上的发展重负，完成在高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进步，由此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第一节、中国城市化 战略形态的新选择
一、中国城市化：战略形态的新选择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但对于本国而且对全球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xx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城市化率还不到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三十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成为快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区域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诸多挑战，但是只要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这个方针不动摇，以城市的大发展，去化解城市面临的大挑战，也就是说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由此构成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xx年达到1万亿美元(10100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xx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27080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xx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10480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24251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xx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xx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在20xx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组团式城市群功能和战略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xx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进一步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中国城市化战略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实际上，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
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得到合理的发展。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
城市化必须支付成本。预测到20xx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xx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16万亿元，(相当于1.8～2.0万亿美元。按20xx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xx年GDP总量的2倍。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xx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中国城市化在新时期如何发展，必须回答五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是否城市发展方向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打破产业布局趋同、到处小而全的重复性浪费？
5、怎样实现以“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一体化？ 以上五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能通过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城市扩张，改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一举克服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弊病，真正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目标。
《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设计了中国城市化战略的“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2、创建沿江沿海沿路的七大城市带(线)：3、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点)。其中第一位的思考，就是首先在20xx年以前加速构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当上述“三维制高点”在中国成熟与完备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0%，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即以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达到全国相对均衡的社会进步。依据计算，有可能使用国土面积的20%，获得国家财富总量的80%，彻底减轻全国其余高达80%面积上的发展重负，完成在高水平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由此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在去年《2001～20xx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并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作了初步的战略设计，如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七项原则和六项基本措施等。
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首推城市发展与区域协调的问题，即使说如何贯彻落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50多年以来的城市化道路有一个十分曲折的演变过程，一直到20xx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才在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中，总结出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的正确方针，终于将城市化进程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以下所列是建国50余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变化过程(表1.1)：
表1.1 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变化过程
1953： 我看“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
1956：“城市发展规模不宜过大。今后新建城市
规模一般控制在几万至十几万人口的范围内”
1980：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
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90：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
和小城市”、“小城镇大战略”
2000：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将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2002： 中共16大报告：“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目前，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了：
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环渤海城市群。 七大城市带：沿长江城市带、沿陇海铁路城市带、哈长沈大城市带、沿京广铁路城市带、济青烟威城市带、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沿南昆铁路城市带。
以及三十多个大城市圈(中心城市)：以省会城市和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地级市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
表1.2 中国城市的基本构成
表1.3 13年来中国发展的11项跨越 ●经济总量进入世界“重量级”阵容
国内生产总值19xx年18547.9亿元，20xx年95933.3亿元 ●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xx年超过800美元20xx年超过900美元 ●国内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
供过于求商品比重19xx年以来70%以上
●经济体制初步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
●对外开放由局部开放转为全国开放
进出口贸易总额19xx年1154.4亿美元20xx年5098亿美元
●国家财力由“弱”到“强”
财政收入19xx年2937亿元20xx年16371亿元
●经济结构在调整中优化三次产业占GDP比重
19xx年27.1：41.6：31.3 20xx年15.2：51.2：33.6
●从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近三年西部地区新开工重大项目30多个总投资约6000亿元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成就斐然
●创造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
19xx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xx年以后，中国外汇储备飞速上升，到19xx年底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250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资料来源：《领导决策信息》20xx年9月23日第36期
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载体，城市化的本质之一要求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包括同步发生的两个过程：一个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逐渐增加；另一个是农业生产、农村生活质量的逐步城市化。也就是说，
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规模的扩大、功能和设施的逐步完善，而且也是城市的经济关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泛渗透到农村的过程。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城市化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将为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要解决好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须调整城市的发展规模与产业分布，实现结构功能的持续优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借鉴国际城市化进程的成功经验，迅速提升城市空间规模，调整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层配置、优化功能分工与提高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与功能建设，这将是是中国城市化未来进程的必由之路。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xx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开始加速，城市化水平20年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是前20年的5倍，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增速的1.8倍。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莱格发自北京)20xx年1月8日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的标题报道，“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人口迁移：1亿多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制造区，但这只是开始。联合国预计21世纪头10年里会有2亿中国人移居城市。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xx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新增3亿人，总数达到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不管哪一种预测接近事实，中国都将经历对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竞争力具有巨大影响的变革。
首先，新的工人拥入城市和工业中心可能会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保持低廉，由此打破某些人的预言，即中国很快会像日本和其它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那样由于国内工资上涨而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分析家说，中国的工资水平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才会赶上其竞争对手。
同时，城市的发展不仅使外来人口获益，而且对他们汇钱去的农村家庭有利。世界银行说，中国的经济增长80%靠的是城市。华盛顿大学有地理学家和移民专家陈凯温(音)上月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在过去的20年中，大约1.5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人口流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的确，向中国城市迁移的运动主要是由农村失业人口推动的。20xx年9月，东京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今井宏根据20xx年的数字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有1.71亿人在农村地区没有工作。
无论中国迅速城市化的起因是什么，这种现象正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1/3，而日本和韩国是4/5。中国决策者说，较低的城市人口比例阻碍了服务业发达而刺激消费的高效率城市可能带来的发展”。 在《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我们曾着重提出在一段时期内着力发展大城市这一提法本身是有针对性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小城市就可以慢发展或不发展。本质上是要以区域性的协调发展思路来统一考虑城市化进程问题。总体而言，针对过去一段时间消极对待大城市发展的作法，必须加速构建中国整体发展的战略性平台和新一轮财富集聚的主力军，以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去换取相对均衡的社会公平。在客观揭示“城市群”这一现象的基础上，本年度报告《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全面培育中国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克服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误区的根本举措，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强国融于经济全球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出发点。
表1.4 中国城市分省统计
注释专栏1.1
京沪穗三大经济圈肩负中国经济大国梦
“在这座城市里，中国人过的完全是自己风格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和他们中间6万洋鬼子的世界有着光年般的距离。”这是70年代，美国记者欧内斯特·霍塞初到上海的印象。
伴随着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中国几大城市间新一轮的竞争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早在去年，北京夺得20xx年奥运会主办权后，就有经济学家称，北京迎来了迈向国际化和确立城市竞争优势的空前机遇。几乎就在同时，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也已经递交了申办20xx年亚运会的申办书，它不甘落后地表示，希望在同北京、上海的竞争中成为中国的“企业之都”。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国际化”已经成为一致的选择，利用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契机，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改造，调整城市经济产业布局，提高城市人文素质，增加国际影响正成为每个城市的梦想。 经济引擎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为20xx年描绘的蓝图。据悉，为筹建20xx年世博会，上海将直接投资30亿美元。专家预计，建设上海世博会在未来8年带动的交通、商业、通讯、旧城改造等延伸领域投资将达到3500亿到4500亿元人民币。而因成功获得20xx年奥运会主办权，北京市将直接投资16亿美元。专家估计，奥运会大规模的建设和商机将吸引340亿美元的间接投资。按照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说法是“以发展助奥运，以奥运促发展”。利用奥运建设在未来的六年里完成全市工业重新布局，形成新的高科技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全市工业的比重超过40%，同时城市交通将新建8条地铁线，开通650条公交路线，备受非议的沙尘暴也将获得500亿的治理投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表示，如果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将和北京奥运会一起，成为中国21世纪初发展的双引擎。而据经济学家推算，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后到20xx年的几年间，因为奥运会建设将平均每年为全国GDP贡献0.2～0.3%个百分点，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后，其投资规模可比肩北京。作为珠江三角洲代表城市之一的广州也在筹划自己的远期蓝图。其实，广州近年来在经营城市上的投入已经超过北京、上海。三年间，广州投资464亿元人民币改造城市的气魄应是首屈一指。广州的新定位是“最适宜于创业与居住的山水生态城市”。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胡树森等数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一份建议，认为“广州应申办亚运会或东亚运动会，远期，本世纪中叶申办奥运会。”近日，广州市正式提出申办20xx年亚运会，并已递交申办书。
三城竞技
广州如果申办成功，在20xx年到20xx年，将有三大国际盛会分别在中国三大城市举办。
“三大城市竞争背后是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它们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王德培所长分析。
据统计，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塘经济区，以及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三个城市群总人口只占全国的7.53%，土地只占1.24%，但GDP却占到30%，利用外资额更是高达73%。王德培认为，以城市为龙头的经济发展区域化模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下一步的新趋势，这种经济结构超越行政区划，完成对一个地区的资源、产业链整合和分工，以区域经济的形式出现，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结构。
王德培表示，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的崛起，有地缘政治、经济的原因，但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庞大的民营经济基础，它是中国下一步市场经济的中坚，在未来竞争中最具优势。
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塘经济区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但过去受行政影响较大，在劳务成本、制度创新，产业链、人才资源上具备相当的优势。
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其市场化程度最高，人才、产业链、外贸环境都优于全国，但珠江三角洲目前的政策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该区域中香港、广州、深圳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特别是粤港之间互相依存的同时还未能形成统一市场，谁都无法成为区域经济龙头，因此无法形成统一发展方向。例如，珠江三角洲拥有7个国际机场，但至今都无法完成资源整合，七个城市都要走物流、信息港道路。不过，10年后珠江三角洲仍将是中国具有发展前景的经济区，香港成熟的金融服务业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地位都将独具优势，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将辐射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未
来50年内，以上海、北京、广州或香港为龙头的三大经济圈将主导中国经济大国梦。这是经济界几乎一致的共识。
资料来源：证券时报财经周刊20xx年07月24日(作者：李东平)
第二节：组团式城市群 新一轮财富增长平台
二、组团式城市群：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台
1.组团式城市群的概念
定义：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组团式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在城市演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般指空间分布比较密集的不同等级、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之间存在着组团式的相互联系，把城市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等通过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进一步放大，从而产生不同于城市单独存在时的新的区域经济效应。
所谓“组团”，是指区域内不同规模尺度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间通过形成网状联系和等级系列的相互协调，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就是以城际合作、城乡一体的形式，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使组团中的每个城市附着于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组团式城市群这一概念的内涵挖掘，需要从以下四个角度逐渐深入地进行：一是组团式城市群概念的提出，以及它与一般性城市概念的差别；二是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作用或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三是从组团城市群内在运作方式的特点；四是从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和能力建设。这四个角度其实也代表着四个层次，是对组团式城市群在概念表象、内在特点、社会经济地位和发展规律上的阐释或表达。
在与“传统性城市”的区别上，组团式城市群比较明显。后者通过水平上不同规模(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垂直方向上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支持或增强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进化和升级，达到“(1+1)> 2”的直接效果。如果说一个单极城市体现的主要是集聚效应的话，那城市群已经通过城际作用产生了联动效应和更高水平的辐射效应。正是这些规模、等级和能力各异的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互补与社会经济联动，才使得组团式城市群的作用空间增大、发展成本降低和创新能力增强。
在与“一般性城市群”的比较中，可以说组团式城市群是一般城市群的更高级形态，即空间上密集分布的不同城市由于某种原因并不一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必然的整体效应，通常一般性城市群尚不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横向联系，无形的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发展的同构性、小而全的低级生产力要素组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很必要的社会经济合作很难开展起来。此时，可以说一般性城市群是形态上的群集而并非功能上的组团。可以想象，宁沪杭和京津在解放前就以一种空间密集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大地上，而且各自规模都比较大，但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或协调互动性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空间密集只是一个城市群发挥更大作用的自然基础或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意味着空间上靠拢在一起的城市，或者已经发生这样那样经济联系的城市就起到了功能互补和整体效应增大的作用，也不代表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经济潜力。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基于现在的城市群，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各种操作，在总体设计的基础上，使城市群内各级城市(大、中、小)实现社会经济创新意义上的组团，追求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最大化。为此，就要从区域到整个国家到整个世界来考虑城市群的战略定位，并基于此挖掘和提高不同城市的新的社会经济价值。这种考虑一是看到了城市组团的必
要；二是把组团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三是基于对客观趋势的理性把握，赋予不同城市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功能；四是根据这个功能性的总体朝向，制定和实施新时期高水平的城市发展战略；五是通过区域性的城市群总体组团，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在区域范围内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
注释专栏1.2
长江三角洲的15城市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南京、苏州、宁波等15个城市的市长将于本月15、16日会聚南京，举行峰会，讨论如何联手打造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据新华社报道，这个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峰会”的会议，将以20xx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重点讨论“世博经济与长三角经济合作”，并协商解决8个方面的问题——从“培育建立区域性科技市场”到“推动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19xx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世界存在六大“城市群”观点时，就已经把长三角列入世界的前六大城市群之一，其他五大世界城市群为：
一、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域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
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四、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
五、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则为第六大城市群，由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的沿江地区及杭州湾地区城市构成。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超过7400万，面积1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
全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最新选出的全国综合竞争力10强城市中，长三角则占了4个，接近半数。长三角地区只占全中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却创造了18%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中，长三角地区的贡献份额超过了25%。
人才自由流动和共享
“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成立于19xx年，由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15个城市组成。20xx年，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签订6项人才一体化合作协议，从制度层面跨出人才资源自由流动和共享的第一步，包括“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公务员互派”等。《新闻晨报》形容这是“人才流动零障碍”
“与国际接轨”现在也成为长三角地方政府改善机制的紧迫目标
20xx年春节，时任南京市长的罗志军在市电台与市民热线对话，公开了市长电子信箱网址。一年多里，收到近万封市民来信，这些来信都得到回复。去年4月起，每月一次由电视台直播的“市民论坛”也成为南京市民关注的热点。有媒体比喻，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就像进行“效率比赛”一样，办理政务的时限越来越短，并且不断追求公开、高效与廉洁。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20xx年8月10日
2.组团式城市群的战略平台作用
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的财富增长主要战略形态是靠特区、开发区和中心城市建设的点状拉动。借助包括特区在内的城市经济的制度性变革，中国历史性地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十分明显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在短短的20多年，就使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初步达到了总体小康社会水平，并有一个
坚实的起点奔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历史性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正在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地区间的富裕程度差距明显拉大，城乡间的各方面生活差异明显拉大，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等等。基于此，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源来自何处？新的财富增长方式还要主要靠前20年的点状拉动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明确地予以回答。
我们认为组团式城市群是中国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台，是指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基础上，要靠区域性的高级整合与生产力要素的优化升级去达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和全面发展。而组团式城市群通过借助不同特色的城际沟通和城乡交融，可以促使不同经济范畴，如生产、消费、金融和信用得以建立，并实现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也就是说，通过组团式城市群，可以使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可以使城市群内外的不同供需要求得到很好满足。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经济活动在金融这一经济范畴的支持下，通过不断创新，进行越来越高水平的生产，促使生产、消费和金融活动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因此，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作用和贡献体现在其内在的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良性循环和价值提高上。这种不同经济范畴间的合作和交流，或者说良性循环，就构成了新财富的增长平台。
不同的生产力要素形成的是一个系统，体现为一定的结构和功能，而不同的范畴实行组团，除了具备系统的一切特征外还体现出一定的智能性，表现为一个平台性存在，即在其上可以有灵活的社会经济反应，可以进行动态的各种资源整合。有了生产能力、消费空间、金融保障和世界级的信用，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创造、交换和享用。要素层次上的经济活动通常是无法得到持续保证的，只有范畴层面上的产业链高级整合和良性循环的组团式城市群，才能使社会经济有一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载体。
第三节：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xx年03月04日 10:31 中国市长协会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表征
1.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
组团式城市群以区域空间作为发展基底，既包括了集聚财富能力很强的城市，也包括了处于比较低下发展水平的乡村。依照国际上的一般估计，在一个组团式城市群内， 城乡在地理空间面积之比约为1︰50；在财富能力的比重上约为50︰1；在人口数量的比例上发达国家为85︰15，发展中国家为50︰50。很明显地，组团式城市群包括了两类经济水平、两类社会结构、两类生活水平和两类生态质量。在全面发展的整体考虑中，如何实现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融合，最终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组团式城市群建设的目标之一。
现在人们考虑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看其现存要素和发展潜力的组合和积累，如区域内的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现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等，认为有了这些，区域就可以很好地发展。正如盖文启在《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中所说：
“单极城市所具有的优势是静态的，也是暂时的。因为，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区内外不同的环境变化，包括区内企业的诞生和死亡、迁入和迁出等变动情况，区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其他区域竞争的压力等。所以，如果这类区域不将发展初期具有优势的各要素，进行有效重组和创新，则区域原来拥有的竞争优势也将变成劣势。我们将这一类型的区域统称为静态的优势区域。这一类型的区域，主要是指原来福特制时代的一些老工业区，以及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技术等资源但经济增长活力相对比较弱的区域。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在的周边地区，尽管有知识技术、人才资源等先天性的优势，但其区域经济增长活力和创新的功能，相对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硅谷地区，则显得较差。再如，尽管中国西安市的人才资源也比较集聚(即使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追加大量的物质资本)，也很难与经济发展活力旺盛的深圳市相比。
“动态的区域竞争优势主要是指在一些区域内(如新工业区)，不仅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主体都能够激活区域内外的资源，进行各自创新，而且，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主体还通过有效地合作、协同创新，进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系统的创新，也使整个区域由此获得了持续的竞争力。??，区域内网络的形成，是区域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区域发展过程中，由于区域内形成了创新的‘产业空气’，促进区域内企业和其他行为主体的联接、结网和创新，使区域内的生产商、供应商和客商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合作，甚至与区域内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这样，可以增强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使区域积极吸引外来技术、资金和企业的进入，并使之根植，从而不断增强有竞争优势的知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区内积累、创新，最终实现动态竞争优势的获得与保持。”
也就是说，只有生产要素上的优势尚不能形成区域的长久竞争优势，具有优势的各种成分需要有效重组和创新，区内各行为主体需要有效地合作与协同创新，才能具有持久的优势。为此，区域内要形成创新的“产业空气”，吸引外来技术、资金和企业的进入，并扎下根来，使区域获得不断的要素积累。这种说法已经使我们对区域经济的思考向前走了一步。基于此思考，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各种要素有效重组和积累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区域内创新的“产业空气”如何形成？光靠要素的重组和创新氛围就能吸引来外部经济资源并在此扎下根吗？
注释专栏1.3
突破一体化“瓶颈”加快城市融合步伐
1、京津为何连不起来
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城市群的雏形和
发展趋势。目前已初具规模的有：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群等。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走在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最前列的无疑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就在10月11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幕，来自长三角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29个城市的首脑共聚一堂，共商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大计。与之相比，国内其他一些省市已经在一体化的新的机遇期表现得明显落后。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刊发题为《京津为何不能联手》的文章，对北京汽车工业与韩国现代化合作发表议论。文章认为，北京天津两个城市相距130公里，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合作却不多。天津轿车制造业要比北京成熟得多，北京搞了十几年轿车不成，天津的夏利、面的却曾如蝗虫般覆盖京城，那么为什么北京不能与天津联手发展汽车工业？甚至直言，如果不能跳出北京看北京，北京的汽车工业、制造业以至于经济和城市发展都可能会陷入严重的瓶颈，甚至恶性循环。北京的七环已经到了廊坊，距离天津的三环已不远，北京建成十环，那就和天津不联也得联了。
确如这篇文章所言，在我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大北京城市群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三角，他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xx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所谓的“大北京”城市群。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而且，目前上海对于长三角、广州对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20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逐步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相距13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它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这两个城市各自为政的现代化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甚至还没有从一个城市群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城市建设与城市群建设相互脱节，关系失调的现象在我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针对大北京经济圈目前的情况，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指出，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不确定因素很多，城市发展必须适应信息化、全球化、技术进步创新等
带来的新的竞争和发展机遇。面对新的经济挑战和稍纵即逝的竞争机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加入WTO的机遇，大北京地区必须增强整体实力，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都市地区，立足于世界城市之林。
目前，世界重要国家的首都都面临着提升功能和增强竞争力的挑战，应对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寻求城市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汇集区域的整体力量来增强其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和控制能力。与目前大部分世界城市相比，大北京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质量不高，这些缺陷只有通过区域合作，京津冀联手才能克服。只有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相反，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胜。
2、珠三角的融城之难
曾因改革开放而先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除了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等地区
咄咄逼人的竞争外，其自身产业规模和城市布局以及竞争力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从市场角度来说，珠三角没有长三角辽阔。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质的低下也使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更为严重的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也就大打折扣。
近来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该区域内的各个城市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的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城市还是各有企图，彼此之间无法协调沟通。今年6月，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提出，佛山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现在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应该是作为整个珠三角
城市群中的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然而，实际情况是，佛山和其代管的几个县级市仍热呈“离心”发展，其行政区内的顺德更是一直拥有自己单独的电话区号、自己的车牌号码、自己的一套规划远景，早就有摆脱佛山的代管而成为与佛山平起平坐的地级市的倾向。整合的困难来源于人们在行政区划观念上的制约，彼此经济实力相当的几个城市在规划和管理上难以突破原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局限。此外，离超大型城市广州距离太近可以说是佛山无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佛山要想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城市，还必须处理好与广州的关系。佛山离广州只有25公里，就其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而言，与广州十个区相比，各项指标都是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本来应该担当起广州大都市圈副中心城市的佛山，在功能上还没能与广州形成互补与衔接，在资源上尤其是基础设施上未能实现共享。也正因为此，城市在各自发展与相互竞争中相互制约，力量抵消，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至今仍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的现状。这种战国纷争的后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是无法形成整体力量的。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加入WTO后，珠三角产业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外资企业纷至沓来；其二是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其三是中外企业互相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结构。这就是说，珠三角与国际市场的交往已经结束了单向引进的历史，正在通过双向互动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以粤港澳三地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内核的“大珠三角”，最终会成为极富全球竞争力的、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区域。如果把这个大经济圈环起来，把广东的东西两冀带动起来，形成整体合力，大珠三角地区就会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极。要实现上述目标。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首先要在思想上必须摆脱唯我都尊、盲目排外的狭隘视野。另外，两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未必硬要合在一块，而应发展成为功能分工、空间相对独立，但通过基础设施连成一片的区域，通过经济的联合规划来适应经济的发展。
3、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
其实，中国的城市群发展问题岂止京津、珠三角面临的困境，包括已经启动和即将进行的许多城市一体化行动中，都普遍存在诸要素流动不畅、基础设施建设重复、城市集约化程度不高等等问题。以长三角为例，目前最关键的在于，在加入WTO的背景下，长三角能否找到新的动力和突破口，使一体化的进程跟上全球化的脚步。有专家指出，目前阻碍长三角融为一体的根本因素在于利益机制的不协调。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利益主导的经济，“长三角”地区的各地方政府、各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利益选择，像前一段出现的区内城市竞相以“跳楼价”争夺台资，便让人感到忧虑。
进一步分析，在港口、跨区域交通、旅游等方面。我国的三大城市群在区域已经突破了市域范围，但尚缺乏整体的、较为自觉的战略与行动，使之成为突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经济缺乏核心辐射源。在这些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除长三角外，其他城市群还未能形成具有强大主导作用的经济中心、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核心辐射源，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使得促进区域发展的措施因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而难以具体落实。
—-产业链条薄弱，区域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及其它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同时，由于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内在的经济联系不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很难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繁荣。
-—地方保护行为依然存在，区域协作机制亟待建立。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给地区之间的协调带来很多擎肘因素。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
――区域交通体系尚不健全，对城际交通缺乏足够重视。目前，除长三角一体化的交通格局正初步形成外，其他区域的交通网总体布局存在缺陷，对城际交通线路和网络建设缺乏足够重视，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需求。许多重要城市之间、城市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便，大城市之间交通联系方式单一。 ――区域内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次的城市，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其他城市不能很好的衔接，使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4、用新思路打造中国的大城市群
针对我国城市一体化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国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推动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提出：区域一体化中要注意发展各个层次的中心城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要形成区域经济实力，都需要发展各个层次的中心城市，拿长江三角洲来说，它必须要以上海为中心，周围还要有许多低一级的中心城市，有了这些城市，整个区域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应该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而把层次比较低的工业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同时，要充分利用贸易、金融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动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这样的上海，就能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则认为，发展城市群关键是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他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中国降低了贸易门槛，对内，不少省市之间，却反而加强了产品流动的壁垒。这不仅保护了很多落后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更导致效率的低下。况且，中国作为大国，其发展不可能仅靠外需，更多的要靠内需。而打破地方壁垒，使各地企业在更大空间内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对扩大内需尤为关键。珠江经济带
已在考虑将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也网罗进区域范畴，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资源整合，无疑能使各地区都充分受益。
而今，“比较优势”一词已成为各地的时髦用语，但除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之外，更应研究如何在动态中保持“竞争优势”。最为经典的范例是日本，这个国家基本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其60%的汽车工业均在国外，而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一度被日本买下。同样是日本，较早地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在对美贸易中，巧妙地跳过汇率壁垒??这种“没有优势创造优势”的水平，加上随机应变的能力，都构成了竞争优势。比如说长江三角洲，就必须加快以竞争优势取代“稍纵即逝”的比较优势，用动态的、可变的“软要素”来增强竞争优势。尤其体现在政策上，因为政策失策，优势即变成劣！
而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朱荣林则从国外大城市圈的比照中反观中国城市一体化路径，他认为，目前，国内三大城市圈各有特色，京津唐主要有技术优势，长江三角洲则有区位优势，而珠江三角洲制度创新有长处。就国外大城市圈的经验来看，技术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发挥，只有在制度创新“指挥”之下，方能淋漓发挥。例如，在跨区域管理上，纽约都市圈内总体松散，但专业性领域则步调一致，19xx年就成立了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的联合港务局，纽约都市圈内三个州又成立联合交通运输局。需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联合机构的权利――是“具支配能力和规划能力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再看华盛顿都市圈，成立都市圈委员会，一年预算1000万美元，其中政府出资60%，“契约收入”(公司化运作)30%，另有10%为10名政府成员分摊。而日本，各个城市虽然各自为政，但事关都市圈内协同，则由国家决定，哪个城市都不能说了算；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跨越几个州，国家决定成立密西西比河管理局，由国家来协调，最后河流开发成功。据调查，当区域系统内的“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下，各个城市间若没有人为地创造条件，其协同效率最大值仅为40%。因此，城市群发展必须建立区域性权威机构。 进一步实证性研究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他从“非物质产品”合作的新概念入手，分析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人均GDP在5000至8000美元的经济
发展阶段时，社会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会呈下降趋势。再用5年左右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可能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人均GDP有可能突破6000美元。因此，从现在开始，长三角就应该积极注意增强养老基金、医疗、高等教育等“非物质产品”的供给与合作能力。研究表明，美国衣食住的收入消费弹性为0.3，即收入每增加1%，对衣食住的消费仅增加0.3%；而教育和医疗的收入弹性则高达1.6。因而，长三角若一味强调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忽视非制造业产品的供给，或者不充分发展服务业，那么经济持续增长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此外，长三角还应加大医疗、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目前，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的数量已达相当规模，但多为单兵作战，通过资产整合形成的紧密型医院集团，或通过合约形成的医疗合作网络都比较罕见。沪、苏、浙的名牌医院，可以在地区内发展与其他医院的合作关系，甚至以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方式建成密型医院集团。长三角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应鼓励著名学府在教育部指导下，在辖区内有条件地开设分校，并在生源调剂、学分互相承认、师资共享等近期可以突破的领域率先实现异地合作，以尽可能地增强教育服务的供应能力。
综上所述，本课题组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已通过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城市集团的演进在空间、时间上冲破阻隔，以各种生动的形态多层次地表现出来。在我国现阶段，它虽然仍受地区行政格局及区内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而呈现某种徘徊局面，但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并因类似长三角这样率先萌动的一体化实践而展露生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新的发展机遇期的一个制高点，是中国入世初期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它对中国区域经济抢占入世先机并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推进城市群战略中我们还有许多理论的和现实的重大问题需要破解，但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资料来源：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领导决策信息》20xx年10月21日第40期
我们认为，区域内经济要素的重组和行为主体的统一，都受所在各自城市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城市群组团情况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某种优质经济要素存在于某个城市之中，而这个城市并不能使该生产要素发挥充分作用，那么生产要素就会被其它城市的经济活动所重组，而这个城市也就不会再在这方面保持优势。同样，如果城市之间有很好的产业配合，政府共同搭建了合作创新的平台，那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就会很好地进行合作，实现协调创新。因此，正是城市群以组团的方式共同发展，才能激活各种经济要素，才能全面增强区域的竞争能力。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区域经济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区域经济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台阶上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而城市化也要相应构建组团式城市群。如果以组团式城市群发展作为平台，可以体现出高一级的区域经济效益，使工业化和信息化良性互动，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可以真正地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直接指导。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内在的、深刻的经济逻辑关系。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推进。一是中国城市化动力巨大(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推力以及工业化导致的拉力)；二是城市化障碍(户籍制度的松动、土地市场的发育)趋于消除，而硬件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日益改善；三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商城市正大步迈入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心，并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主体。因此，可以预料，高瞻远瞩、定位正确和竞争力强的城市将迅速崛起，而定位不好、竞争力差的城市就会变得落后乃至衰落。据一些学者的测算，今后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常规情况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为1.9个百分点，加速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城市化完全可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
车头。”因此，中国未来只要发挥好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大趋势，就能够确保持续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迈克尔·波特在《产业簇群与竞争》这篇文章中指出，产业簇群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有关国家、地方和地区竞争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产业簇群是指在特定的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相对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在发达国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某些特定领域竞争成功的产业簇群。所谓区域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就是指要通过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在全球范围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簇群，由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组合而成高水平的区域经济。正如波特指出的：“产业簇群的概念代表一种思考国家和城镇经济体的新方式，并指出企业、政府和其他法人机构致力于提升竞争力上的新角色。”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区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簇群，它对社会经济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贡献该有多大！产业簇群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也不是靠城市单打独斗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发挥城市组团的作用，必须朝向于一个共同的区域经济特色而努力才行。因此，组团式城市群的建设本身也是形成高水平产业簇群的过程，是高水平区域经济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式。
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通过区域性的城市组团式发展来实现。基于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活动，可以形成一些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簇群，可以实现持续的创新，可以使各种经济要素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基于组团式城市群，可以在一个区域内把不同的产业形态，如知识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很好的空间互补；可以把不同的消费需求，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和教育文化上的需求获得较好的满足；可以基于经济分工的深化和合作联系的加强，把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可以针对各种情况，使诸如社会保险、风险投资、共同基金和直接投资等金融手段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设置。更关键的是，在组团式城市群中，不同经济范畴的密切配合不仅更加必要，也更为可行。因此，组团式城市群应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战略形态，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和建设。
注释专栏1.4
日本首席经济观察家大前研一认为：中国经济应避免偏枯偏荣
20xx年2月12日
中国的六大经济区，每个都具中等大国的规模，每年平均有10%的成长率。但原本应当健康发展的区域经济，若被政治扭曲或恶性竞争，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诸侯经济”之方向。
“区域经济”已上日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成长所造成的扩散效应，中国的“区域经济”已成了当今重要的课题与话题。此乃经济地理学上的重要现象。中国的“区域经济”不但已是中国经济的自然成长结果，而且被提高到了国家经济策略的更高层次。
最近日本首席经济观察分析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国三部曲”三本著作里，特别强调中国的“六大区域”，它们分别是：一、长江三角洲；二、珠江三角洲；三、北京和天津经济区；四、辽东半岛；五、山东半岛；六、厦门及福州。大前研一指出，中国的这六大经济区，每一个在亚洲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已有一个中等以上大国的规模，每年平均都有20%的成长率。其中除了排名最前的“三大”外，日本企业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腹地，南韩则以山东半岛为未来的方向。这“三大”和“三小”已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地基。
另外，“中国市长协会”最近公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则显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三大城市群等已形成。报告中并通过模拟演算，评估了中国50个城市的“真实发展能力”，前八名里，除了武汉之外，全都在前述三个区域内。由此也显示出这“三大”的“区域经济”上的功能。
防止走向“诸侯经济”
中国的“区域经济”正在兴起，它由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像是前进基地般的伸向世界开始，到了90年代之后，长三角渐领风骚，在可见的未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内需性增强，加之长三角坐落全中国的枢纽位置，它的前景自然较珠三角尤为乐观。长三角在过去10年里，高度发挥其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性，而珠三角原先在这些领域的优势的确已大为减少。尽管气势上似乎略逊，但珠三角以出口经济为主，其经济总量连续十多年位居中国第一，国民所得之优势也一直领先。珠三角依然是经济重镇，尤其是综合出口的地位，仍居中国之冠。
就全中国的规格而论，珠三角其实相当于日本的东京大田区和大阪市。它没有京津唐作为政治、文化与教育中心的优势；也没有长三角那种地利与商业文化的传统与风华，但仍能保有鼎足之一的地位，也确实不易。
任何幅员广阔的国家，全国的总体经济都只不过是区域经济的集合，因此，区域经济间除了求取差异所造成的利基外，同样也进行着相互间的严峻竞争。让区域经济维系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循环，这乃是国家整体调控能力的职责。否则就会造成所谓的“资源配置不当”或“资源边际效用无法极大化”之弊病。
近年来，许多讨论中国区域经济的论者，经常会将“区域经济”和“诸侯经济”并提，无论这种提法的动机为何，至少都显露出人们的一种忧虑。那就是原本应当健康发展的区域经济，若被政治扭曲或恶性竞争，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诸侯经济”之方向。倘若如此，则国家的总体整合，以及地区的均衡极易失去，从而造成偏荣偏枯的结果。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情况。
需更多整体性调控
在区域间的竞争开始表面化的此刻，我们认为中国至少应做出一些新的改革与设计：首先就中央而论，综合的“国土开发”早该纳入国家的首要施政目标。综合性的“国土开发”，乃是针对传统与现实，对区域经济设定出最基本的架构和方向，使地理与人
力的运用效益得以极大化和均衡化。为贯彻这一目标，国务院甚至有必要设置跨部门的“国土综合开发委员会”之类组织，以有效调控。
就区域而论，由西方的先例，我们已可看到随着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所造成的跨行政区整合，为免造成摩擦与浪费，区域经济的管理已日益迫切。譬如长三角跨一市二省，各种不当事例日增，强势压倒弱势也开始出现，这些都亟待整合。
再譬如，在可见的未来，珠三角与港澳息息相关，更需要将协调支援的机制固定化，甚至常设化。这也就是说在区域经济兴起之后，区域的“跨界专业管理制度”已日益迫切。只有如此，区域经济才可能在更有共识下找到共同的利益与方向。
以整体发展而论，当今中国的区域经济已经再崛起，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不在“三大”“三小”之列的其他更广大的内陆区域，基于此，如何创造一个沿海区域经济间有更多国家整体性的策略协调，避免区域失衡，也格外必要。
据我们所知，近年来北京已将区域经济提高到国家战略层次来思考，这是个好的趋势。北京申奥，上海申博，也都是这种思维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关心国土均衡发展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决心进入全面小康不容忽略的！
资料来源：摘自香港《亚洲周刊》，20xx年2月12日
第四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中国社会公平 20xx年03月04日 10:19 中国市长协会
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社会公平的战略要点
二元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较低的农业经济效益状况需要改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需要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新的阶段，但农村经济和
农民生活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中国加入WTO后，进入全球性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解决中国二元结构问题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在新的时期针对新的问题实行新的发展思路，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三农”等问题会有一个较好的解决思路，这就要大力促进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并不只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包括区域中的农村和农业人口问题。
相对于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一些专家认为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话，城市化工作会做得更好。世界银行首席城市经济学家猜宋素(Songsu Chai)在20xx年7月的“中国城市化战略高级国际研讨会”上指出：
“确实，没有户口制度限制，城市化水平会更高。如果后者有如人们确信那样有力，那么，取消户口对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在世界范围模式中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预期的更高。然而，户口的有效性或许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高。我们小组中的陈教授对中国人口流动各种实据进行了深入分析，估计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在大约3～4%左右。这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水平，但是高于其它国家，如印度，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其显示出人口流动每年仅有大约1.5%左右。印度及中国在形式上显示出一致性，其流动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这也与众所周知的，户口已经在中国许多城市放松的事实一致，即对流向构成中国大部分城市化的半城市地区移民来说，户口仅有微弱的限制。换句话说，户口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其效果不如人们想象的有力。本分析重要的政策影响在于，进一步放松户口限制不大可能像人们担心那样，会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如果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潜在可能性很小，那么如何解释城乡地区持续并很大的收入差距呢，如何可以减小呢?使用简单的历史分析似乎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五十年代以来就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将投资主要投向了有选择的行业和城市。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现在要高，并且人为地用户口制度强制施行。该差距随着大规模产业增长减缓而逐步缩小，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工业增长又恢复
了超常速度，速度之快，来不及使平衡发展跟上步伐。收入差距不仅出现在城乡之间，也出现在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
因此，要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要从几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是制度上的，一方面是能力上的，一方面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上的。正如王慧炯教授在上述的“中国城市化战略高级国际研讨会”指出的那样：
“在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呈现出城市绵延区发展的态势。在其它一些地区，如京津唐地区、湘中地区、成都平原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平原等，也呈现出城市圈或城市带发展的态势，但由于行政区划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变化，这些城市密集地区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不利于这些地区城市的健康发展。此外，还缺乏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一些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和修订。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加快，没有科学合理、相互协调和城市发展规划，中国城市发展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围绕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城市的竞争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将确定该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地位。为此，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城市本身在全球城市格局中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在全球城市格局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着力改善城市发展的质量，并重点培育几个具有较强国际功能的城市，使其成为带动整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桥头堡。”
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多方面综合地考虑和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一是坚持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同时，要采用新形式和新手段，加强针对农业人口的教育，切实贯彻和充实科教兴国战略；二是要改变城市建设和经营思想，建立新型城市观，即把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城际联动、城市耦合效应等一起考虑，重新基于新的层面考虑城市本身的战略定位；三是区域要有一个符合其历史文化特点和经济比较优势的创新战略，
必须能够落实为各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必须能够促使“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四是要在国家层面上总体把握不同区域的战略走向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要从国际经济和世界经济角度考虑城乡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步调问题。这四方面工作都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只有做到了基于全球化经济背景，立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实际，做出区域经济的整体考虑和设计，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化进程和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因此，解决城乡差异，实现社会公平的战略要点需要把制度创新能力、城市发展观、区域整体朝向和国家总指导等统筹地加以考虑。
总之，相对于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可能成为一种动力性推动；通过组团式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一种质量性表现；最终的结果要落实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共同富裕上，这是一种公平性要求。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组团式城市群发展基础，关键是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用新的理论来指导组团式城市群发展，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建立在一个符合规律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