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读书报告

在老师推荐了那么多的书当中，这本《中国农民调查》引起了我的巨大兴趣。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当我在百度百科中输入该作品的名字时，首先出现在眼中的是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农民调查》，是批露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20个国家出版，并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曾一度遭禁。”然后我就庆幸我能够知道有这么一部文学作品的存在，同时对它的作者陈桂棣和春桃产生了敬佩之情。

该书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到第四章，以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中心，具体展开农民在税费重负的压制下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多舛。作者揭露了那些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的村官乡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暴行，也写了农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的上访与抗争。第五章到第八章就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三令五申的减负政策和措施为什么就是贯彻不了的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调查、探寻与分析。

第九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对农业问题专家的税费改革主张的叙述，以及他们关于农业体制综合改革思路的评价等，表现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济世之心。接下来就来谈谈我在阅读该书的整个过程的所感所思。

首先，在引言（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里我摘了作者的一句话：“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便知道接下来我看到的内容会让我心情沉重。事实上的确如此，当我一口气看完那个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时，我表示很激动，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村干部对农民们进行残暴的打击和镇压的时候，眼泪已经在眼中打转了。我曾对法西斯和小日本的残暴咬牙切齿，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会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而且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了，我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就拿“恶人治村”事件为例，一个小小的副村长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在五分钟内杀死了四个活生生的人！当家属几次告状不成，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太让人气愤了！随即作者在书中说到：“按县委书记这个说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强暴了，要喊冤，岂不是谁都可以对她厉声责问：世界上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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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别人单就强奸你了呢？这还是人话吗？”我真心觉得作者言辞精辟犀利，说的太对了！总之，前几章的涉农事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接下来，作者主要是讲了农民的负担重，中央减负政策和措施迟迟贯彻不了以及农业税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探索还有分析。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去了浙江宁波，原因是爸爸在那里打工。在那之前，爸爸先去了两年。爸爸之所以会远离家乡外出务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税费负担重，生活难以维持，当时我们村里的很多叔叔一辈的人都纷纷离家外出寻找谋生之路。不过这种谋生的艰难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是心灵上的。就在我过去宁波的第一年，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连十平米都不到的房子里，房子正对着我爸妈工作的工厂。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很晚很晚了，我突然我从睡梦醒来，我看到我周围空空的，爸妈都不在，我透过窗子看到爸爸工作的那间厂房里的灯还是明晃晃的。然后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爸妈还在加班。”对，爸妈还在加班，那句话，那个场景，那个夜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尽管它发生在我五岁的时候。接下来的慢慢成长的日子，让我更加难忘的是我们是所谓的“外地人”！

书中作者提到了陆学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说的一段话：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段话深深道出了很多农民们的心声，特别是更多的蜷缩在城市一角的农民工们。

我一直在宁波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我讲着地道的宁波话，上当地的公立学校，当然这是爸妈用辛苦的血汗钱交了高昂的借读费之后的结果，过着可以算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爸妈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减少我跟当地同学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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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四川一个偏远的小镇上，我深深感受到了东西部的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我们镇上的很多生产生活跟宁波比起来简直差远了！同时，我知道，向我们镇上这种生活状况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有的地方的生活水平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不过，这本书是20xx年末才公开发表的，他讲述的内容也发生在那之前。现在已经是20xx年了，在此期间，中国农业税已经在20xx年1月1日正式废除，国家也更加重视三农问题，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想象该书中的残暴事件是不可能再发生的。我们不能否认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而努力，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要真正改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要真正让“农民”和“市民”两词变得没有差异，我们的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后,我庆幸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更庆幸我有这样一段在异地度过的日子，不仅让我理解农民，理解农民工，更让我成长，让我见证中国农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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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中国农民调查》

读《中国农民调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书的第二作者——春桃是我的醴陵老乡，但很快我就被这本书的内容吸引住了，不是因为《中国农民调查》如其他畅销书般有趣或有用，而是因为它带给我的震撼。虽然我对农村十分熟悉，但这本书还是让我看到了“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陈桂棣的冷静理性和春桃的感性深情让这本书既不高高在上又不被各种表象所阻滞，并进而探究事物的内斗再联系及其本质。

二零零零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镕基看后曾动情的批复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的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重要性。”作者在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调查淮河污染情况时，对沿河居民的困苦感到深深的震惊。有一家人，全家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困，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书中还这样写道：“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她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机械种植以及那些税费，加入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当时农民的生活仅靠种地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

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被一点一点掏光了！”

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我们感到震惊，那么农民遭受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绝对可以让我们愤怒。书中描写的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镇的“丁作明事件”就毫不留情的披露了农民在贫困之外的屈辱与血泪。利辛县纪王场镇路营村是一个偏僻落后的贫困村，又遇上一九九一年的特大洪水，家家穷得叮当响。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年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就会把他们拘留。如此一个穷村，只有村长和村支书家住的瓦房，村支书董应福将村民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的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卖掉，贪污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时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村的衣物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财务，均不入账，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账。更令人气愤的是，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村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收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财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指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得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还得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

报销。

面对这样的情景，村民丁作明本着正义感和使命感两次去镇里县里高发，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镇政府竟然指使派出所将丁作明非法拘禁后活活打死。听到惨剧消息的村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们自发组织了三千多人的上访队伍，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丁作明事件”。

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首犯大都被处以极刑，但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几乎每个事件都被打上了“官逼民反”、“群体性事件”的标签，似乎每一次正义的伸张都得因农民的生命和被迫抗争为代价。这恐怕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悲哀吧。

读罢《中国农民调查》，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想到了他“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毛主席为了获得对中国农村的正确认识，作为制定路线、政策的依据，领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曾经对湖南和江西的农村做过许多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书面的调查报告。19xx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前言中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失掉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调查研究及其书面成果的重视。除了《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后来还写过《东塘等

处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我在20xx年寒假期间也参加过一次有关农村调查的社会实践，当然和主席的调查不能比，但是这些调查使我深深的感受到真知和真理决不是在办公室、在课堂上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要不断通过实践探索的来。

面对这些农村的困境，我总是感觉无能为力，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而一些现状其实是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参加实践来获得的。也许我的知识不足以来解决这种现状，甚至这种现状整个国家和政府都需要高度重视，去一步一步探索，才能最终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美好蓝图。

前途很光明，过程很艰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我们肩上的任务还是很重大的，要学会多思考，多实践，使自己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有担当，有理想，有责任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