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绝唱—史记

—《史记》读书报告 摘要：司马迁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他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历史传承的先锋者。而史记同样作为我国的名著之一，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学地位。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历史传承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思想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1.生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2.思想

（一）经济思想

他的经济思想中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

（二）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以商鞅便饭为例：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三）学术思想

司马迁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

（1）天人思想

（2）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历史研究

（3）司马迁与西汉政治

（4）司马迁与阴阳五行说

（5）司马迁与经学

（6）司马迁的帝王史与帝王批判

3．对史记的影响

史记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千史，在我看来，一部分是司马迁的文学素养及历史洞察力早就了它，另一很大部分是司马迁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在面对残酷的刑罚，他依旧不放弃。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史记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它所承载的是卓绝千史的不屈服于强辱的悲鸣，是坚持自己责任的不卑不亢。

二．关于史记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信史”。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对于创作史记的灵感与动机，不仅仅是出于承载历史的目的，更为深层次的是对于一种精神的诠释和发扬。

三．史记各方面的艺术性

1.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性

《史记》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描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其中一部分具有典型性。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不仅凝聚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点：

（1）把握性格，精选材料

（2）选取人物一生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大事

（3）《史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特征，也不排斥小事

2.叙事增势的艺术性

司马迁叙事增饰的离超表现在他菩于凭虑想象,拟事代言,落补遭化上。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楚汉纷争年代还不远,但时间的推移足以使许多真人真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 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从二十岁起不止一次地到各地游历探访,获得了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他知道这些材料真假混杂,虚实相伴,对其一概相弃未免可惜,而和盘托出又不成体统。运笔时,他丫牢抓住事件的实处,然后凭实构虚,运实入虚,以虚补实,发挥合理的艺术想象,扩张或补足，最终形成了其独有的艺术性。

3.抒情性

司马迁在已经开始创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受宫刑，在遭受宫刑之后摆脱了对统治者乃至整个世俗的媚俗的姿

态，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更为尖锐。在历代圣贤受挫后奋发有为的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满腔的悲愤喷薄而出，深深地融入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 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发愤著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穷愁恩怨，而更多的是当他个人遭受厄运时，他对善恶天命观和人类社会理想关注和思索，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同整个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苦难联系了起来。

4.悲剧性

《史记》中，其中以对悲剧人物的描绘最为突出，这些悲剧人物的辉煌业绩，精彩人生以及后来的不幸遭遇，也真实地反映了司马迁以前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英勇奋斗、敢于抗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美德。而最关键的是看这些悲剧人物在惊涛骇浪面前是否勇敢地搏击风浪，在人生道路上是否曾披荆斩棘，不畏惧不害怕，誓死奋力拼搏抗争。倘若如此，即使结局悲惨，也别有一番壮烈情怀，也才称得上是悲剧。

四．史记传承与未来

1.《史记》思想与先秦诸子的联系

(1)司马迁与《史记》儒道互补的形成

司马迁思想中以儒家为主体的部分，迁以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宏观、文学家的敏感，在批判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将二者融合互补，他的“一家之言”既源于儒道，又高于儒道。

(2)《史记》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发扬大一统精神，排斥小国寡民理想，维护进步统一，反对分裂倒退；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的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

(3)《史记》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

司马迁与《史记》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吸收道家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根基为朴素唯物主义；融合儒道两家的人生哲理精义，形成进步的人生观和生死观。

2.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1）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2）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3）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4）《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

五．读《项羽本纪》的感想

看了《项羽本纪》，心中有一丝感动也有一丝悲愤。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等只是这乱世的配角。在钜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

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四面楚歌，重重之围，项羽在诸侯的眼皮下率众突围，也只有项羽才有这份胆气。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骏马。战神一般的人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乌江，让这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的白涛，冲去了夕阳下的最后的残戈。舍生取义是项羽离开乱世的方式，自负毁了一切是项羽留下的警示。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总之，史记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冲击，还有精神上的震撼和鼓舞。这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 中华书局1958。

2、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韩兆琦.《史记通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4、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第二篇：史记论文

西南大学 《史记》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浅谈《史记》中的“和谐”思想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09级

学 号： 222009308011204

姓 名： 贾文龙

成 绩：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浅谈《史记》中的“和谐”思想

贾文龙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很多能够充分表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民族和谐”的“和谐”思想的内容。“和谐”作为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

关键词: 《史记》;和谐思想 ；司马迁;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是中国社会珍贵的思想传统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它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包含着古代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和谐社会”也成了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1]58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也充分地表现出了“和谐”思想和理论。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先秦时代,主张“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但对其经典论述则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2]

‘天人合一’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3]114-147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孟子提倡绿化,反对破坏森林,要顺应天时,保护生态环境。这说明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和谐幸福的理想社会。司马迁《史记》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正是先秦“天人合一”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史记》中,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首先体现在对待自然万物

的态度,善待鸟、兽、草、木。强调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须依靠自然,只有保护自然,才能国兴民安。

《史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还体现在要节用自然之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黄帝“节用水火材物”。在《孝文本纪》中记载,孝文帝“保护山川无改”,驾崩前告诫臣子,为自己修陵墓时,“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史记》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也体现在顺应天时,按自然规律去耕种务作。在《五帝本纪》中,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是说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这说的是要顺自然之道。

司马迁《史记》“和谐”思想还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和谐,表现为“以德治国”“仁政”“礼乐之治”。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包括政治和谐、经济和谐和文化和谐。政治和谐是指在处理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时,就像孔子说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意思是说,人民有伟大的力量,执政者应该懂得敬畏人民的意志,把人民视为安邦立国的根本。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王子之歌》)的民本思想。因此,统治阶级只有行“王道”才能“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即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朱熹《孟子集注》)。

司马迁提倡德治,他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中,都从历史上的成败来说明“德治”的必要性。是否实行“德治”,成为司马迁评论历史,评论现实的根本出发点。司马迁首先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以德治国”,就要“以民为本”。 因此,司马迁的社会和谐思想也表现为“以民为本”。孟子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导统治者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思想。在《周本纪》中,记载古公的主态度,“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子,予不忍为。

司马迁提倡德治,并不绝对反对法治。《循吏列传》中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其中“导民”,实际上是强调教化,崇尚德治。他还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清浊之源也。”(《史记·酷吏列传》)其赞赏的当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从汉兴到武帝即位的七十多年之间的“约法省禁”,“国家无事”,司马迁对此倍加称赞。司马迁认为,实现社会“和谐”之途径和方式,乃是实施礼乐之治。“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乐书》)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封禅书》)。

司马迁的和谐社会目标,突出百姓平安。在表现商鞅变法之后的和谐景象时,

他写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在《五帝本纪》中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还包括着经济和谐,体现为“四业并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对‘重农抑商’这一传统的‘抑商’政策作了彻底否定。”[6]28

在我国古代,农是本业,虞工商被视为末业。但也有认识到四业(农、工、虞、商)并兴重要性的论断。《逸周书·文典》又说:“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此四者(指农、工、虞、商,引者注),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指出了“四业”的重要性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司马迁把商业作为人民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其作用,“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贪弱。”这就说明了人们并不是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各生产者之间,必须进行协作交换,以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谐,使国家富强,社会发展。

司马迁《史记》的“和谐”思想还包括着民族和谐,体现为“民族统一”“协和万邦”。司马迁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华夏周边各民族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撰《史记》从上古写到当世,从体例到内容,大一统思想贯穿其中,用他的《史记》为上古以来至当世的大一统政治和大一统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和总结。据学者统计,“一统”一词作为国家统一的意思,在《史记》中出现过6次[9]356他在称赞秦统一时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吴太伯世家》中,他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他还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史记·楚世家》)司马迁的这些表述,说明不仅中原诸侯列国,而且周边各民族始祖,都可溯源为黄帝子孙。这就是司马迁的大一统的历史观与民族统一历史观。

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乃是有意识采用传说,用作他民族统一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目的是“为消除各种民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10]296顾颉刚先生也曾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作用。他说:“中国的能够统一,就靠在这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上。因为必须有了这个向来统一的观念,才可把种族的成见消融,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联合。[11]5

司马迁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汉天子的一方臣民,为之设列传或传。他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各少数民族的传记穿插安排于各有关名臣大将的列传之间,这种安排方式本身就说明司马迁把少数民族作为汉天子一方臣民看待的,只是内臣、外臣之别而已。他没有把外臣四夷看作是与中国华夏相对的不同族群。

司马迁民族统一思想还表现在,对凡是为中国统一事业做出贡献的帝王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加以颂扬。《史记》对大禹的功绩进行了颂扬,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大禹治水,疏导九州,使中国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史记》还颂扬了秦的统一,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统一功业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司马迁民族和谐思想还体现在对和亲政策的肯定上。和亲是指中原地区的汉族朝廷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为施行政治和约而进行的联姻行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没有正面评论和亲之事,但从其有关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和亲持赞同的态度。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他记下了刘敬提倡和亲之策的建议,并被看作是刘敬的功绩之一。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历次和亲的时间、社会背景、双方往来书信等,有时亦述及和亲的效果。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各有数,双方约为兄弟,匈奴单于内侵乃少止。”文帝继续执行和亲政策,大臣们也都认为匈奴不可击,“和亲甚便”,“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终景帝之世,时时小人盗边,无大寇。”“武帝继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可见,司马迁对和亲政策是赞同的。

司马迁民族和谐思想还表现在对向少数民族发起边疆战争的否定上。司马迁虽然对一切攘夷制夷的正义战争给予肯定和称誉,但对穷兵黩武的政策和行为持否定态度,并给予抨击,认为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不利于国家发展。司马迁总结汉兴以来的治国经验,认为使国家治强富裕,“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边境环境。”

[12]69因此,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应友好往来,共存共荣,反对民族侵略战争。主张休宁边陲,发展经济。他指责秦始皇“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律书》)。还记载,文帝不同意对外用兵,认为“坚边设侯,结和通使”对人民有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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