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理测验使用申请书样本

快速识别索引（QDI）（AKA社会态度调查）使用申请书

在使用QDI时，我同意如下条款：

1. QDI的版权归Fordham大学林肯中心心理和教育服务司的Joseph G. Ponterotto博士及其同事所有，地址是113 West 60th Street, New York 10023-7478（212-636-6480）。

2. 我是一个在心理学或某个相关领域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已经完成了多文化问题、心理测量学、研究道德规范方面的课程（或训练）；我正在这样监督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3. 在使用QDI过程中，我会恪守美国心理学会和相关专业组织规定的所有道德标准，遵循由我所在的大学或专业机构制定的“人类被试研究”指导纲要。我将考虑下列（但被局限于）研究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被试同意参加实验前的知情权、记录的保密性、实验前后的恰当说明以及被试看到有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含义的简要书面总结的机会。

4. 与公认的职业操守一致，我将在至少5年内保存和保护原始数据；如果Ponterotto博士（他肩负监督使用、信度和效度等方面发展的道德责任）提出要求，我将把原始数据提交给他以及其他研究歧视、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的学生或学者。

5. 不管研究是否已经出版、展示或完成，我会把（任何涉及使用 QDI的）研究结果的手稿复印件寄给Ponterotto博士。

签名： 日期： 姓名： 地址： 电话号码： E-Mail： 如果是学生，主管/导师的姓名，从属关系，签名：

姓名： 从属关系： 签名： 日期：

二、 跨文化研究方法

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商业的全球化导致不同民族的人工作在同一个屋檐下。移民模式改变了相对单一的社会民族结构。全球化趋势导致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急剧增多。因此，目前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理解不同文化的异同、把文化的偏见与真正的跨文化差异区分开来。事实上，心理学研究就可使我们看到这些差异。

1、跨文化研究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实验的参与者都会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条件中，如实验组和控制组。但是，文化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自变量，我们无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不同的文化中去，比方说，不能将一个日本被试分到美国组中。文化是一个不为研究者所控制的变量，文化的这一特性使得研究者非常难以估计跨文化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当我发现两种文化组有所不同时，很难对导致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下结论。例如，假如我们从推理测验中发现，美国大学生比越南农民的成绩高。对这种成绩的差异，我们可以有无数种解释：可能因为越南农民所受的教育比美国大学生少，或者他们对这类推理测验不如美国大学生熟悉，这些都导致他们成绩较差。假如是测验的熟悉性引起这些差异的话，使用越南农民熟悉的题目就是一个解决方法，这会使他们的成绩有所提高。对跨文化研究者而言，为跨文化差异寻找一个较为可靠的解释就是一个主要的挑战。

跨文化研究者的另一个挑战是“文化”这个概念过于空泛，很难定义。如果我们观察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为强调学习成绩中努力的重要性（Hess, Chang, & McDevitt, 1987），那我们可能将其归因为文化差异。可是，文化这个概念包含太多的因素，以至于用“文化”来解释这种差异几乎毫无意义，何况这种差异可能也有别的原因，尤其是社会化、父母教养方式、教育体制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文化这个概念分解成一组因素，并且确定哪个因素与我们所了解的文化间差异有关（Whiting, 1976）。

二、文化对等的概念

绝大多数跨文化研究都至少包括两个文化组，但也有一些研究采用单一文化组，将之与以往研究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当我们试图比较两种以上文化时，可能会采用两种形式：结构导向型或水平导向型。结构导向型研究调查不同变量间的关系，试图鉴别不同文化中变量关系的异同。例如，在不同文化中，价值观的结构有什么相似点？与此相反，水平导向型研究关注变量在不同文化间的量的差异。例如，文化A中个体的自尊水平是否高于文化B中的个体？

在这两种研究中，对等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基础，因为我们不能拿苹果和橘子进行比较。意义相似称作概念或结构对等，这是结构导向型研究的关键因素。同一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比如，抑郁对中国人和美国人而言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对美国人而言，抑郁仅指心理上的所遇的困难。而中国人习惯用生理症状来描述心理问题，通常称为躯体化过程。对中国人而言，抑郁还包括肉体上的痛苦。

许多方法可保证概念对等。我们可以考虑采用测量概念的工具来测量心理特性。例如，我们用同一量表来测量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抑郁”一词的理解。当结果在心理测量特性上表现一致时，我们可以认为“抑郁”这一概念在两种文化中是对等的。实际中的例子是，我们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测量其内在的一致性，或用因素分析发现相似的因素结构。另一种可确定概念对等的方法，即去发掘不同文化中抑郁与其他变量类似的相关方面。例如，在两种文化中，如果抑郁都与不良生活事件相关，我们就可以更为肯定地认为，抑郁在两种文化中具有相似的含义。一般来说，如果抑郁的测量显示，我们期望的结果与一系列测量具有相关性，那就支持了概念对等。在研究概念对等时，我们可以使用各种统计技术，如回归分析、多维量表法、因素分析、结构协方差分析/结构方程。

在水平导向型研究中，我们希望在概念对等的基础上，找出不同的文化组在某变量上的平均分是否存在差异。但不幸的是，即便概念是对等的，我们仍不能确信，在不同文化之间，由同一量表得到的数据可以直接进行对比。例如，当我们测量身高时，一个组使用英寸作为单位，而另一组使用厘米作为单位，虽然两组的确是在测量同一概念，但数据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同理，假设我们测量发现，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报告出较低的自尊水平，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确定出该差异的真实性。因为，选项设置可能使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回答产生偏差，因为他们更倾向选择等级量表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能故意报告较低水平的自尊，因为谦虚的社会规范不鼓励人们吹嘘自己的能力。

在比较从不同文化中测得的数据前，我们需要确立数量等价或者数据可比较性，身高和体重就是数量等价的变量例子。对心理结构来说，确立数量等价并非易事，我们进行跨文化比较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当我们宣称在某个变量上，一个文化组高于另一个文化组时，必须表明我们已有较满意的数量等价水平。

三、跨文化研究的设计

我们通常很容易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但却很难解释这些差异。不同文化组在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又可能是观察到的差异的原因。在进行跨文化研究设计中，设计者必须努力提高文化差异的可解释性。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协变量，像教育水平这类未受关注的变量有可能会产生文化差异。当找到跨文化差异时，设计中的协变量有助于评估我们提出的解释，排除其他的解释。Earley（1989）关于“社会性懈怠”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社会性懈怠”是指人们在团队中工作时付出的劳动要比他们单独做这项工作时付出的少。研究发现，与中国被试相比，美国被试显示出更高的社会性懈怠水平。于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测量就成了本研究的协变量。个人主义是指一种不怎么强调个人小圈子（如家庭）的倾向，而集体主义与其相反，很强调团体利益（Hofstede, 1980）。在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方面的跨文化差异进行控制后，社会性懈怠的文化差异就消失了。协变量分析为研究者使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来解释社会性懈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Leung & Zhang（1996）指出，许多研究的出发点都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比较，但有些调查研究并不符合当地实际，这可能是研究者文化背景的影响。对同一项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可能使用不同的设计，因此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研究者要避免文化因素对研究问题的影响。为此，可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是去中心化，即在一项研究的设计和概念中吸纳不同的文化观点。例如，Schwartz（1992）在研究价值观的结构时，鼓励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者将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加入到泛文化价值观的集合中。

第二是会聚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研究，与现有研究之间的文化差距尽可能多一些，以此来看研究结果能否与现有研究的结果会聚。如果可以会聚，则说明现有研究的文化背景没有影响结论；如果发现不同结果，则说明现有研究的文化背景使结果产生误差。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这种方法：Bond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完全基于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价值观调查，并在22个国家实施了（中国文化联盟，1987）。他们研究发现，有三个因素与Hofstede（1980）所确定的因素相一致（Hofstede使用的是完全基于西方文化而设计的测试工具），同时还发现一个新因素——儒家工作动力学，该因素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摘自【美】Frederick T. L. Leong, James T. Austin主编．周晓林，訾非，黄立，穆岩等译．心理学研究手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xx年第1版，

第28章）

第二篇：如何正确使用心理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