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卵巢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妇科恶性肿瘤中最主要的致死原因。据统计，美国2007 年有22,430 例卵巢癌新发病例，死亡16,210 例，近年来中国卵巢癌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根治卵巢癌的根本方法是早期手术切除，但是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病人在就诊时已经进展到晚期，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尽管理想的减瘤术后给以顺铂联合紫杉醇进行化学治疗可以提高患者存活率，然而随之而来的药物依赖和肿瘤转移却很难根治。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为有效的和低毒的治疗手段。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是新近发现的卵巢癌生物学标志物之一。本文就OPN 在卵巢癌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关键词：妇科学；卵巢癌；骨桥蛋白 在过去几年癌症治疗已经取得积极进展，肿瘤标志物在诊断和预测肿瘤发展上已成热门研究。骨桥蛋白是一种胞外磷酸化糖蛋白，由激活的巨噬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及活化的T 细胞分泌。骨桥蛋白在肿瘤形成过程中刺激细胞黏附，迁移和信号传导和血管形成。已在多种癌症中发现骨桥蛋白的表达，是新近发现的卵巢癌生物学标志物之一。本文就骨桥蛋白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希望对卵巢癌生物标志物的应用有所帮助。1 OPN 在卵巢癌上的表达自从人类肿瘤中骨桥蛋白表达在多种肿瘤中水平升高的现象被发现后，骨桥蛋白与肿瘤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的热点。1998 年Tiniakos［26］等从30 例卵巢癌及其转移组织中（16 例交界性卵巢上皮肿瘤和14 例卵巢癌）中检测OPN 的表达情况，发现93％卵巢腺癌或转移灶OPN 表达较弱，81.5%的交界性卵巢肿瘤组织中OPN 呈阳性表达（P <0.028）。2002 年Kim［27］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实时定量PCR 检测OPN 在5 个正常卵巢上皮细胞系和14 个卵巢癌细胞系中表达的几何均数分别是4.1 和270.4；正常人和卵巢癌患者实时定量PCR 检测OPN几何均数分别是9.0 和164。2004 年Coppola［28］等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350 个人肿瘤组织和113 个正常组织，肿瘤包括来自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消化道肿瘤，泌尿系统肿瘤和头颈部肿瘤等, 骨桥蛋白在消化道肿瘤中表达达80%以上，卵巢癌上的表达为59％，且其表达强度和临床分期相关。Rosen［29］等研究发现OPN 在正常的卵巢上皮细胞中无OPN的表达，而在卵巢囊腺瘤、交界性卵巢肿瘤和浆液性卵巢癌中OPN 的表达水平依次升高。2 OPN 与肿瘤转移的关系转移是卵巢癌重要的生物学特性之一，是临床治疗的难题，也是影响疗效和预后乃至危及患者生命的主要原因。卵巢癌转移是极其复杂的过程，血管生成在肿瘤细胞的增殖生长和转移过程中的起关键作用。这种复杂的过程需要生长因子及其受体，胞外蛋白，黏附分子，蛋白水解酶的协同作用［16-20］。Brooks［21］发现，αVβ3 整合素在血管生成过程中表达增加，阻断αVβ3 可以抑制血管生成。此外，αVβ3 整合素和骨桥蛋白在血管修复和再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αVβ3 和骨桥蛋白在血管损伤时表达上调，且能刺激内皮细胞的黏附和迁移。Hirama 等［22］研究证明，肿瘤细胞产生的OPN 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血管生成因子促进肿瘤的生长。研究表明，OPN 与恶性肿瘤转移的多个环节密切相关。肿瘤细胞通过整合素受体与ECM相互作用调节细胞的黏附和移行。OPN 通过与肿瘤细胞表面的CD44 结合参与细胞的黏附、运动以及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的激活过程。OPN 通过与整合素受体αvβ3 结合，促进多种细胞粘附到ECM。OPN 通过新生的内皮细胞刺激移行，经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凝血酶裂解的OPN 可促进αvβ3 依赖的内皮细胞移行。肿瘤细胞分泌OPN，通过自分泌及旁分泌途径结合自体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导致细胞移动性增强，蛋白溶解酶分泌增加，从而引起基质降解，促进肿瘤迅速生长和浸润转移。Wai［23］等通过RNA 干扰技术抑制OPN 蛋白的表达减弱结肠腺癌细胞的运动和侵袭能力，从而降低肿瘤转移。Song［24］等发现在HO - 8910 卵巢癌细胞体外细胞集落形成和体内肿瘤生长过程中，骨桥蛋白表达显着增加。在血清减少或姜黄素治疗的情况下，OPN 能通过抑制压力导致的细胞凋亡来保护卵巢细胞的生存。在血清缺乏的情况下，无论是内源性和外源

蛋白的OPN 都能激活PI3-K/Akt 通路降低p53 表达，从而促进体内的晚期卵巢癌的进展。Matsuura［25］用免疫荧光分析检测了160 例卵巢透明细胞癌样本，揭示OPN 能增强卵巢透明细胞癌侵袭作用，RNA 干扰OPN 表达后能抑制细胞外基质的侵袭。3.OPN 的生物学功能骨桥蛋白由 Senger［1］等于1980 年首次报道发现，是一种分泌型磷酸化糖蛋白，约含300 个氨基酸，分子量为41～75 kDa。来自不同动物的骨桥蛋白cDNA 具有高度同源性。OPN 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中，在成骨细胞、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等多种细胞上表达，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在介导细胞的增殖、分化、粘附和迁移、信号传导、免疫调节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2］。人类OPN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4q13(小鼠位于5 号染色体) ［3］，由7 个外显子和6 个内含子构成，所编码的OPN 蛋白为带负电荷的糖基化磷蛋白，含有一特异的RGD(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Arg-Glu-Asp)序列，这一序列与许多细胞外基质蛋白的粘附序列相同，对OPN 的粘附功能起着重要作用［5］。OPN 经由RGD 和非RGD［6］途径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RGD 途径主要是与αv 类整合素受体（αvβ3、αvβ4、αvβ5）［6-8］结合，而非RGD 途径主要是与CD44 的剪接体V6、V7 结合［9］。总的说来，细胞所分泌的OPN 经过磷酸化、糖基化，然后再经过凝血酶的剪切等一系列表达后修饰作用，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机体中，每种形式可能有其独特的功能，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充分说明，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人类肿瘤中骨桥蛋白表达最初是由布朗等人发现［10］, 在结肠，乳房，肺，胃，内膜，甲状腺癌中骨桥蛋白mRNA 水平升高。骨桥蛋白表达阳性的细胞通常在靠近肿瘤坏死和生长旺盛的区域。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些研究结果，显示骨桥蛋白mRNA 和蛋白表达在一些癌症，如肺癌［11］，乳腺癌［12］胃癌［13］，前列腺癌［14］，和胶质瘤［15］上高表达。骨桥蛋白在肿瘤中的表达已被免疫组织化学鉴定，特别是在在某些肿瘤的巨噬细胞和肿瘤细胞中都已定位。4 OPN 对卵巢癌诊断的作用由于卵巢癌腹膜扩散病人的预后较差，Bao［30］ 等通过40 例伴有腹膜转移的Ⅲ期卵巢癌患者研究了卵巢癌转移灶中OPN 表达的临床意义。其中32 例患者OPN 水平显着增加(OPN> 1 000Pg／mg)，预后极差。OPN 低表达(OPN<1 000 pg／mg)的8 例患者36 个月的存活率为75% ，腹膜转移病灶中OPN 水平的高低可能预测卵巢癌的预后。Kim［27］同时发现51 例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浆OPN 水平(486.5 ng/ml)显著高于107 例健康妇女（147.1 ng/mL),、46 例良性卵巢疾病(254.4 ng/mL)、47 例其他妇科癌症患者(260.9 ng/mL)。血清OPN 在检测卵巢癌中的检出率达80.4%，在I／Ⅱ和Ⅲ／Ⅳ期卵巢癌患者血清中的检出率分别达80.4%和85.4%。这就为OPN 水平作为卵巢癌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Schorge［31］等研究发现，OPN 水平在90%以上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早期升高，可以作为CA125 的辅助性诊断。2005 年Mor［32］等用基因芯片对健康妇女和卵巢癌患者进行分析产生了四个有显著性差异的蛋白（瘦素，催乳激素，骨桥蛋白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用这四种物质同时对106 名女性和100 名EOC 病人研究发现其中单种蛋白不能完全区分卵巢癌与正常对照组织，但是，将这4 种蛋白结合起来分析时，灵敏度95％，阳性预测值（PPV）95％，特异性95％，阴性预测值94％，能有效提升卵巢癌的检测效率。2006 年Ye［33］等通过蛋白组学发现早期卵巢癌患者尿液中糖基化EDN 和OPN COOH-末端片段增加，两者结合对卵巢癌检测可达到93%的检出率和72%的敏感性，可用于早期卵巢癌的非侵袭性筛查。最近，Nakae［34］等发现Ⅳ期卵巢癌和有腹水的卵巢病人比无腹水和分期低的患者的术前血清OPN 含量高，并且OPN 的水平与卵巢癌组织学类型不相关。术前用OPN 检测卵巢癌时的敏感性为81.3%，检测CA125 时敏感性为84.4%，两者结合后敏感性升至93.8%。术前OPN 水平是预测卵巢癌的一个有用指标，适合作为CA125 的补充来检测卵巢癌。5 展望近 30 年来，卵巢恶性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一直是我国妇科肿瘤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国内外对OPN 和卵巢癌的关系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OPN 有很大的临床诊治价值。一方面骨桥蛋白不只是一个恶性肿瘤指标，它在肿瘤基因表达和/或癌症细胞学行为上起重要作用。骨桥蛋白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复杂，与细胞表面受体，生长因子/受体途径和蛋白酶均有相互

作用。由于目前许多研究证明OPN 可促进肿瘤的浸润、转移，因此，根据这些不同的作用靶点，可以建立适当的抗骨桥蛋白治疗策略。如果成功抑制OPN的基因表达或破坏其作用途径，有可能阻止或减弱肿瘤的转移而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因此，在基因转录水平上OPN 及其主要受体也有可能成为恶性肿瘤治疗(包括卵巢癌在内)的新靶点。转载自『壹佰医学论文网』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卵巢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监测方面可作为CA125 以及其他细胞因子等标志物的补充，用于卵巢癌的早期发现和病情监测，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目前有关OPN 在妇科肿瘤中应用价值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OPN 在肿瘤发生、浸润及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还不明确，研究结果也不一致，还需要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来验证。近年来，有关OPN 的研究越来越多，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OPN 在妇科肿瘤的早期筛查、临床诊断及判断预后方面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篇：相亲研究综述

一、相亲研究综述

（一）国内相亲研究综述

相亲古已有之，历史悠久，然而对其起源却无从考证。在东方国家，由于相亲属于个人隐私，所以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生存压力加大，“剩男”、“剩女”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的热播，使得相亲这种比较私密的个人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各种形式的相亲也随即进入人们的视野。电视相亲节目的热播引发了相亲在实践中的发展，电视相亲作为相亲的一种形式也引发了其在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相亲的研究较少，在电视相亲节目热播之前，对相亲的研究通常是把相亲归于婚恋文化来研究（朱媛媛，20xx）。然而，随着电视相亲节目的热播，增加了学者对电视相亲或者电视相亲节目的研究；与此同时，相亲会也得到快速发展，也有学者对相亲会兴盛作了研究（周栋栋，20xx），这也是目前对相亲研究的几乎全部内容。由于相亲是一种社会现象，电视相亲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因此，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归纳、总结国内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从这个角度对相亲进行综述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相亲是单身男女双方的交流和互动，在这种交流和互动中体现双方的关系。罗琪、徐晓军（20xx）则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现代白领相亲的择偶条件目标定位精准化、择偶对象多元化、择偶空间加大等社会基础上，传统相亲过程中应用的“强关系”失效，而应运用“弱关系”，对其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对白领相亲提出了建议。罗琪等（20xx）再次强调了其观点。也有学者对其中关系的一方进行探析，如周芳名、徐晓军（20xx）对打工妹返乡相亲现象进行了相关的分析。陈兰芬（20xx）探究了80后单身女性相亲心理。相亲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王芳（20xx）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相亲这种择偶形态现象进行研究。吴玥（20xx）以《非诚勿扰》为例，解析相亲文化折射出的婚恋观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电视相亲作为相亲的一种形式，也能反映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王志华、孙燕玲（20xx）认为电视相亲节目反映的“女性当道”社会是一种假象，其反映的

实质仍是中国传统性别关系中的“男权当道”社会。王芳、荣岩（20xx）则从相亲节目中总结男性择偶的标准和条件，而这也是当代男性择偶标准和条件的反映。常昕（20xx）认为电视相亲节目中中国传统对女性形成的刻板印象并没有改变。刘艳（20xx）从电视相亲节目中总结高职学生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并提出培养高素质高职学生的途径。阚宇衡（20xx）认为电视相亲节目虽反映当代社会婚恋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男下娶，女上嫁”的观念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电视相亲节目的影响也受到关注。随着电视相亲节目的热播也带来了对其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电视相亲节目易给大学生、青少年等易受影响的人群带来不良的影响，也给传统婚恋价值观带来冲击。高欢、曹宣明（20xx）认为电视相亲节目充斥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等人生价值观，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刘晓（20xx）对电视相亲节目对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恋爱观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何润（20xx）的研究与刘晓的研究类似，也对电视相亲节目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影响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电视相亲为吸引眼球，必然会有创新，而这可能对中国的传统婚恋价值观造成冲击。杨文军（20xx）以《非诚勿扰》为例，对电视相亲行为给传统婚恋观带来的冲击进行研究。王玉全（20xx）以《非诚勿扰》为研究对象，研究电视相亲节目对社会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王效萱（20xx）也论述了中国电视相亲节目的发展及社会意义。

电视相亲节目能造成这么多的负面影响，必然会引起有些学者的思考和质疑。董金权（20xx）基于帕森斯“单位行动”模型分析框架对电视相亲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分析了电视相亲迅速走红的原因。戚缤予（20xx）对电视相亲的原创性、真实性及其对社会影响提出了质疑。李新颖（20xx）、憨瑞祥（20xx）、王艳玲等（20xx）、林晖（20xx）等人对电视相亲节目的火爆进行了客观、冷静的思考，并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恰如一篇文章所说：“电视相亲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但不可成为非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地。”（王艳玲等，20xx）

（二）国外相亲研究综述

国外对相亲的研究则比国内早。Quah（1990）对相亲现象进行了研究，并重点分析了影响第一次结婚年龄的因素。Vaillant(20xx)对影响从依靠自己寻找伴侣到通过相亲中介寻找伴侣这段时间长短的因素进行评估。这之后对相亲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相亲中介的作用及其运营上，对其运营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成本和费

用等方面。Ahuvia(1990,1992),Batabyal(20xx,20xx),Blood(1967),Moore(1994)等人则肯定了相亲中介的积极作用，并认为相亲中介是寻找合适伴侣比较常见的方式。而Vaillant(20xx)否认了相亲中介的作用，他认为相亲中介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价格歧视法屏蔽低花费的相亲用户，很难为相亲用户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关于相亲中介的收费一直是比较关注的问题，Bloch（20xx）则对相亲的收费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相亲中介如果对所有的相亲会员都收取相同的费用，那么只有高花费相亲者才能获得相亲中介提供的服务，这与相亲者及相亲中介都不是最好的选择。Batabyal（20xx）关注相亲中介所采取的相亲战略，对相亲中介采用当地相亲战略所花费的成本与采用全球相亲战略所花费的成本进行分析，对比研究哪种战略更有可能取得成功。Batabyal（20xx）重点讨论两种情况下相亲中介的利润情况，对相亲中介是否提供相亲服务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其分析的两个拓展方向：一是关于相亲中介在再次提供相亲服务所期待的长期单位最大利润；二是相亲中介的功能作用方面，相亲中介不仅仅要满足相亲者的需求，而且还要协调各个相亲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