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红杰：历史的脚步与背影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读书笔记
鲁红杰
一.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简短笔记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如是描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而我看了这本书后更愿意这样来描述我们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读了这本书之后突然之间感觉有些愧疚——对我们这个时代，我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的偏差。正如祝东力所说，正是由于世界近代以来政治、经贸路线在东亚大陆的交汇，正是由于古典中国向现在中国的急剧转型，以及正是中国在当代曲曲曲折折的成长，使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部的重大问题，最尖锐、最密集地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空间。我们所公认的一点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是没有大师的”。然而，种种“中国问题”期待着“中国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就“中国问题”而言，国内也不缺乏顶尖高手，但即使是这些高手，也没有能力单独为快速变化、高度复杂的中国社会开出完整的药方。他们往往是个子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着眼点对中国的症状的拿捏与把脉，往往受到同行的猛烈抨击。中国思想界因此而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热闹情形。
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根植与中国本土的声音出现。可能它们的理论或许稍显粗糙与稚嫩，但是却开始直面“中国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其它的书，能够像《战略高度》一样，网罗如此之多的各个领域的顶尖高手，并且能让他们纵情表达，演绎其纵深的思想内涵。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一个个足以影响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到国家的产业战略、从中共执政能力到民主与政治建设、从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到中美关系、从社会核心价值观到中国文化大国形象，以及三农问题、中国民族主义??面对着种种繁芜的“中国问题”，王绍光、温铁军、曹锦清、徐勇、张文木、黄纪宇、房宁、王小东、王长江、徐友渔、祝东力这些在在各个领域的顶尖高手们，尝试着从与西方经典理论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解读。而他们的这种理论探索，直接影响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实践，也影响了下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更将会孕育了未来新的突破。
作为各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向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不同流派之间的观念分歧淡化了，对解决问题的方案形成的共识也若隐若现，这不是因为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立场”。对“中国问题”的答案的执着、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探求，是这些站在中国思想界之巅的学者们共同特点。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追求，这些观点迥异、立场不同的顶尖学者们齐聚一本书之中，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直接碰撞中，让我们整合不同的思想资源，千锤百炼出可供社会赖以前行的精神食粮。
二.《战略高度》引发的思考：历史的脚步与背影
上次写读书报告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涉及不够深入，浅尝辄止，李老师告诉我说，要对文化这方面的问题继续关注。本书的最后潘维与祝东力两位老师就“重构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以及“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我将结合书中这两篇访谈继续谈相关问题。
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为继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完成，尤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结构仍未定型，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的价值流失以及道德秩序的崩溃和瓦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能还将是一种常态。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价值观念要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才在欧洲社会扎根，成为欧洲社会价值结构的主要骨架。潘维说，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民族的骨架，没有文化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主心骨，没有精神，我们的民族又哪来的未来？中国的知识人如何担纲起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主流价值结构重建的历史责任，可能是思想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要的任务。
一个世纪前，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韦伯对此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不成熟（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文化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在韦伯看来，所谓的“文化成熟”问题，也就是价值认同和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必须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价值的层面上为自己文明的存在辩护，说明它的正当性，保持和增强它的理想色彩，在种种并存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世界中，阐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关键时刻，有勇气肯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并担当起捍卫自己文明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个国家的实现了“文化成熟”。
现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祝东力所说：“在当代，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外，衡量真正的大国，还有一个标志性尺度——文化实力。一国无论多么强大，少了文化实力这个“软实力”就不是真正的大国。
无论是目前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以及建设文化大国（其本质就是重构符合现代社会进程的新文化。）进而建设真正的大国，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是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基础；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全盘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创造。同时，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来源于文化的继承性，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将难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个性。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最终保持本民族的传承与延续。然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习鲁迅对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似乎传统文化都是坏的，不可取的；再与西方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一比较，我
们的传统文化就更加一无是处了。于是，抛弃与批判传统文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种认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宪政制度到国民思想观念，从国家经济管理到民众日常生活，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民国时代的中国还采用王朝时代的纪念方式，而新中国从建立起就改用了西式公元纪年；中国国民深受西方的只有、民主、平等、人权、主权等思想影响，议会政治、政党政治、选票选举等，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化设计；中国政府的国家化管理，也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中国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哈佛、MBA的流行表明，中国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西方化，圣诞节、情人节、西餐、歌星影星球星、流行音乐、影视选秀，中国年轻人总是撇开大众眼光而特立独行，前卫程度与西方青年没什么两样；甚至于中国高楼的样式、婚嫁习俗也都在向西方看齐。
回归历史，或许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思潮的根源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天朝上国”的保守思想，而且随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对华战争不禁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碎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谁都没有想到，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中华文明竟然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由最初的惊奇到惊愕，由惊讶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以至于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随后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尝试，但最终都没有能够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19xx年，《凡尔赛条约》中对中国的不公平对待给了中国人长期积聚的矛盾一个宣泄口，于是五四运动应运爆发。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广大知识分子利用西方“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对国民进行启蒙。事实上，五四运动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如果现在我们从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的话，就不难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学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刺激，在救亡图存需求的精神感召下，片面地接受了当时西方、日本等国流行的科学、民主思想，（现代科学精神，并非只是科学、民主两项，还应该包括宗教、人权、自由、平等、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等） 同时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与必要的敬畏精神，更没有认真思考。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批判的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部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竞相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甚至连一直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世俗，总结出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十几条弱点。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即国民劣根性以及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那一代人对中西文化关系所作的判断，对中国文化前途以及民族前途所做的设计都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有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放弃了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思想，完全放弃本土文化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而他的真实意思显然只是对西方文化的选
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做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五四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使得反传统主义成了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遗产。从民初的“伦理革命”，到七十年代的“批孔批儒”，乃至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无可怀疑地显示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在二十世纪百年的时间里，进步、革命、科学、启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号。屏弃传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先进的表征，所有对传统文化内在弊病的可能性批判都被充分挖掘并高扬起来，健康合理的剖析与蛮横荒诞的斥骂互相交叉。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秩序中伤痕累累地从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侵逼和现代化的扩张所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选择。
五四运动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层。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向世人宣传西方以科学（真理）和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思想。而它的敌人就是被视为腐朽、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对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把中华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传统文化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这直接导致了国人长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偏差，至今影响不去。
三. 何去何从与取舍之道
艺衡在新近出版的《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书中指出，民族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在这一场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化价值秩序领导权的争夺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恐怕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落空。文化主权关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命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创造出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国文化，遑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甚至都有被别的民族同化的危险。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步加深，使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问题的现实性凸显出来；其次是中国的崛起还只是经济再崛起，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最多的产品，而是同时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实力要素，这些软实力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例如唐代的时候，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们看来，它“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的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到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国的
稳定的独立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在那时已经形成”。丁学良认为，从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有那一时代的文化投射力。文化主权的提出，就是要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潜力寻找到一个可以起跳的制度平台，从而把文明潜力转化为文化投射力。
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我们首先要有对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自信心。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心，那么它就是无力的、无气的、无力的，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能从西方学习到真正有意义东西的可能性太小了，最有可能的就是该民族被同化。我们曾经以为要把传统文化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他们可能也就不存在现在各自的市民社会了。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是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要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在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时，提出了一些富有方法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能教会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可称之为传统文化的方法价值。比如“中庸”，要求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过”与“不及”都应避免。“中庸”显然是以方法见长的传统文化。又如“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命状况直接与自然状况有关。因此，人应像爱惜自身一样善待自然，不能破坏自然，人应与自然保持一种协调关系。无疑，“天人合一”也是一种以方法价值作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提倡德治，崇尚操守，注重修身，五千年的文史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公正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防微杜渐、三省吾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立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这些传统美德和道德理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培养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质，提升道德修养境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同时，由于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专制的官僚制度，使中国传统文化里不可避免地有其落后、消极的一面。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式较之古代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古代虽然取得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
我们常说传统文化是财富也是包袱，这里所说的财富，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精华；这里所说的包袱，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糟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新文化诞生的基础和文化民族性的根基。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基础；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全盘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创造。同时，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来源于文化的继承性，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将难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个性。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障碍。传统文化的糟粕，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背离、相冲突，阻碍社会的进步。同时，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一种惰性的力量，它钳制人们的思想，妨碍人们的行动，不利于人们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不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抱残守缺，不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做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来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或批判，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否定，而必须经过时代的过滤，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的坐标之下，来进行我们的分辨、判断和选择。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便应当继承；违背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代发展潮流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便应当抛弃。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来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取舍。传统文化的取舍，不能单凭主观判断，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让实践来选择。将传统文化融人社会实践之中，通过社会实践证明是精华的内容，毫无疑问应当继承下来，通过社会实践证明属于糟粕的内容，则应果断抛弃。
上次由于篇幅的限制，更是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只能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太过肤浅。在评语中，李老师让我继续关注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相关方面的资料，有了一些心得。没想到这次我所选的书也有与文化方面有关的章节，完善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于是便决意写出心里的一些想法，算是给李老师、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1. 陈寅恪，《金明馆业稿二编》，上梅古籍出版社，1980
2. 钱钟书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所撰序言，中华书局，1
985
3.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19xx年第4期
4.
5. 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王晓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准确把握》，《理论学刊》，20xx年1月，总第179期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l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xx年
6.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xx年
7. 梁启超， 《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
8. 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人民出版社，2006
摩罗， 《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
12. 艺衡，《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