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范例

（各种字体格式严格按照范例的） 论文题目：论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运用

一、 文献综述

1、 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定义

（1）在朱汉国，郑林所主编的《新编历史教学论》中提到：

比较，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联系的事物（两种或两种以上）加以对照，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关系，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比较是讲解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龙焱霞的《比较法在高中教学中的运用》中说到：

历史比较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和分析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经常使用的方法，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中最好的方法。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对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找出异同，发现本质，探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就是历史比较法。

（3）在陆红梅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说到：

比较法是鉴别事物异同关系的一种思维方法，它通过对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或现象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对照，归纳其异同，分析其成因，从而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

（4）在胡常斌的《浅谈历史比较法教学》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是确定历史现象异同关系，进而发现其本质、探索其规律的一中思维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法是人的史学思辨能力、史实记忆能力、史料驾驭能力和历史理想能力的实践和提高的过程。

（5）在牛会星的《新课程理念下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中说到：

历史教学的比较法，就是从众多的历史事件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共性中寻找规律性，从不同点中寻找特殊性，避免混淆，达到准确记忆的目的。我们在认识事物中往往是从区分事物开始的，而要区分，就要进行比较，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

（6）在翟清香的《以<近代改革>为例浅谈比较法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说到：

比较法是指通过观察、分析，找出研究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认识事物的一中基本方法。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找出异同，从而认清本质、解释规律的思维方法。

（7）在马占林的《用比较法解决历史概念易混问题》中提到:

所谓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是通过确定历史现象异同关系来发现其本质，找出其规律的思维过程，同时也是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史料驾驭能力和历史联想能力的时间和提高途径。

（8）在黎湘兴的《在比较中学历史》中提到：

比较是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放在一起参照认识，来达到对逐个对象特点及其联系加深认识的思维方法。

（9）在安玉惠的《中学历史教法在实践中的运用》中说到：

所谓比较，就是将同类事件、人物、现象进行鉴别，找出异同，分清正误的思维方法。在教学中，可对彼此有某种联系的历史现象加以对照，确定其异同点，从而使学生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

2、 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类型

（1）在朱汉国，郑林所主编的《新编历史教学论》中提到：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有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比较是对不同时代相类似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横向比较是对同一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

（2）在龙焱霞的《比较法在高中教学中的运用》中说到：

比较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小环境与大背景的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概念比较法。

（3）在陈新芳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说到：

比较法在历史教学实践中的多样性：横向比较式，纵向比较式，宏观比较式，微观比较式。

（4）在胡庆祝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

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的策略：纵向比较法，横向比较法，中外比较法，同类比较法。

（5）在王有玺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提到：

比较法的种类有：正比，反比，纵比，横比，同种“比”异，主要内容相同、而次要内同不同，主要内容不同、次要内容相同，局部和全部的比较，侧面和正面的比较。

（6）在杨淑兰的《比较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

历史教学中的常用的比较法有以下几种：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点面比较。

（7）在王迎辉的《高中历史学科比较法的运用》中提到：

历史教学中比较的具体方式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宏观比较

和微观比较，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一般比较和特殊比较。

（8）在张鹏铭的《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运用》中说到：

在历史教学中，比较的具体方式很多：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一般比较和特殊比较。

（9）在胡常斌的《浅谈历史比较法教学》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在教学中常用的最主要的方式有两种：纵横交错式和承上启下式。

（10）在王团结的《素质教育下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的分类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综合比较。

（11）在王爱芹的《谈历史比较法在教学中的运用》中提到;

从时间范畴出发，历史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史性比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从空间范畴出发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除了从空间和时间出发进行比较外，还可以进行综合比较，跨越时间和空间，比如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比较等。

（12）在牛会星的《新课程理念下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中说到：

历史教学中应用比较法的类型有：把不同时期但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把表现相同而性质不同的历史时间进行比较，认清其实质；把性质相同但结果不同的历史时间，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其成败的原因；把中外历史时间和人物进行横向比较。

（13）在陈嘉祺的《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中说到：

比较法有：比较历史朝代，比较历史人物，比较历史事件，比较中外历史。

3、 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作用

（1）在陆红梅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说到：

运用比较法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运用比较法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运用比较法提高 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

（2）在杜福林的《比较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提到：

比较法的运用可以在这些方面：区分历史概念，突破重点，提高思辨能力，知识系统化，寻找历史规律。

（3）在朱红霞，何越的《论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中提到：

比较法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比较法教学对情感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运用比较法可以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加强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比较的对象具有丰富性、方法具有灵活性、结论具有启发性。

（4）在胡常斌的《浅谈历史比较法教学》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能把许许多多历史现象之间的不同属性或不同的历史现象之间的相同属性，通过对比分析显示出来，从而实现对历史概念的判断分析和界定；历史比较不仅能区分历史现象之间的异同关系，而且能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异同关系和内在联系，人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某些特征便能由此推论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共同特征。

（5）在李翠英的《用好比较法 提高历史教学质量》中说到：

历史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比较法，往往会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学习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梳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能拓宽学生思维，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去看问题，可以辩证地一分为二看问题，更可以在比较不同观点和评价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原则

（1）在朱汉国，郑林所主编的《新编历史教学论》中提到：

在运用比较时应注意，所比较的必须是彼此有关联的现象，在进行比较时，应选择重要的、本质的属性来比较。

（2）在陈新芳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说到：

比较法在历史教学实践中的原则性：必须遵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原则；必须明确认识主题，扩大比较范围；必须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3）在胡庆祝的《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

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的注意事项：充分备课，运用比较法教学要恰到好处，要充分调动学校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4）在杜福林的《比较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中提到：

运用比较法时，还应注意一下几点：比较对象应具有可比性，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把握比较教学的特征。

（5）在胡常斌的《浅谈历史比较法教学》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必须注意以下两点：在确定比较对象时要注意其具有可比性，不可生搬硬套；比较法要与其他教学方法配合运用。

（6）在王团结的《素质教育下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中提到：

历史比较法应遵循的原则：比较的历史事物必须具有可比性；中学历史的比较要以教材为基础，建立在学生对比较对象已具有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比较要善于抓实质、抓关键。 4、

（7）在王爱芹的《谈历史比较法在教学中的运用》中提到;

在进行比较时，要注意两个原则：所要比较的事物必须是有合理联系的历史事物；进行比较的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要具备一定的典型性，能提供思维空间。

（8）在李翠英的《用好比较法 提高历史教学质量》中说到：

比较法的运用原则：同一性原则，对应项原则，侧重性原则。

二、 阅读文献

［1］朱汉国，郑林.新编历史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于友西.中学历史教学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聂有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4］赵亚夫.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龙焱霞.比较法在高中教学中的运用.文学教育——教学艺术.2011，（07）. ［6］陈新芳.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青海教育——文史天地.2006，（4）. ［7］胡庆祝.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教学与管理.2010,(11).

［8］王有玺.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甘肃教育——政史地教学.2006，（5） ［9］陆红梅.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10］杨淑兰.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江西教育.2003.

［11］段荣根.比较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文教资料.2005.

［12］杜福林.比较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科技教育.2008.

［13］王迎辉.高中历史学科比较法的运用.教法探讨.

［14］张鹏铭.历史教学中比较法的运用.甘肃教育——政史地教学.2003.

［15］朱红霞，何越.论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中小学教师培训——教育教学研究.2001. ［16］胡常斌.浅谈历史比较法教学.云南教育.2001.

［17］王团结.素质教育下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教育战线.

［18］王爱芹.谈历史比较法在教学中的运用.教法研究.

［19］牛会星.新课程理念下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文科教学探索.2007.

［20］翟清香.以《近代改革》为例浅谈比较法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教法研究. ［21］刘晨.抓住学科特点 上好生活课.吉林教育——教学拾粹.2002.

［22］李翠英.用好比较法 提高教学质量.教法研究.

［23］黎湘兴.在比较中学历史.福建教育学院学报——教学法研究.2004.

［24］陈嘉祺.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安徽教育——教学纵横.2005.

第二篇：文献综述例文2篇

文献综述范文1——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研究的现状，主要包括可行性的探讨、实践性的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等三方面。在可行性方面的探讨中，赞成派与反对派各抒见己，但目前已趋于达成一定的共识，即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开展教育与研究。在实践性研究方面的初获成果，主要体现在学前儿童英语教育教材建设和教学模式的建构上，已有相关的文献报告，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于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理论性研究方面尚属较薄弱。

[关键词]学前英语教育；可行性研究；实践性研究；理论性研究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出现，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特别是幼儿园英语教育)已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热点。对于学前儿童英语教育这一新时期出现的新事物，众专家们对此的态度与看法，可谓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现将见诸文献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可行性方面的探讨

（一）主要的观点

对学前儿童英语教育可行性问题的探讨的主要观点，可以综述为两大阵营，一是赞成者的观点，一是反对者的观点。

1、赞成者的观点

（1）外语学习对幼儿语言、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具有正向功能

余珍有在其所撰的《试论幼儿园双语教育》（载唐淑主编《幼儿园语言和科学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版，第143页）一文中，列举了国内外许多例证说明了外语学习对幼儿语言、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外语学习对幼儿语言方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提高。有研究表明，早期获得双语能够使儿童对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语言学习能力更强，学习其他语言更容易、更有效。Anastasi和Dc Jesus(1953)还发现，双语儿童的语言表达中无论句子平均长度，还是句子结构的完整性都优于单语儿童。Imedadze(1960)等人认为，早期获取双语可以加速他们对语音符号序列与语义的分离，使儿童的注意更加集中于语言的某些方面。Vygotsky(1962)也认为，儿童能够用两种语言表达同一思想可使儿童“将语言看作他的头脑中已经拥有的诸多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看作众多语言中的一种，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语言操作能力。”加拿大的兰伯特(W.Lambert)教授常年比较了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外语习得的差异发现：双语儿童容易习得其他外语，尤其是语音语调。二是增强言语交往的敏感性。由于双语儿童在交往中必须根据不同的交往的情景、不同的交往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对社会情景的敏感和语言的交际能力较单语儿童强。

外语学习对幼儿认识方面的发展表现在：一是促进对事物的概括化、概念化能力的发展。Pear和Lambert(1962)研究认为，双语者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认知水平均高于单语者，特别

表现在双语儿童对事物的概括能力和概念化能力比单语儿童强。二是提高发散性思维水平。Colin Baker(1988)研究发现，双语儿童在思维的流畅性、创造性和灵活性方面优于单语儿童，因为同一思想与两种语言中的词汇相连接给儿童提供了更多联想的机会。日本心理学家米治角田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掌握双语的儿童比单纯会讲本族语的儿童头脑更趋灵活，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也更强。三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观察，掌握双语的儿童大脑两半球对于言语刺激均产生诱发电位，从而促进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协调，加强了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从而加速了儿童的智力向深层次发展。

外语学习对幼儿社会性方面发展的促进作用，Lambert(1974)研究认为，拥有双语并且能与不同语言群体的成员进行交往，可以改变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标准，他们可以在一个多文化环境中认识世界的同时，更好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从而提高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的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我国学者强海燕在其所主持的“加拿大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创举及其在我国的尝试——双语人才早期培养研究”，也曾于20xx年报告说，实验班的儿童性格活泼、开朗、聪明、自信等明显超过对照班①。

（2）幼儿是外语学习的最佳期

幼儿具有学习外语的生理优势。儿童早期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科研证实。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机构在19xx年第1期《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幼儿在学习外语时，大脑将外语贮存在“布罗卡斯区”，即与母语相同的部位，而成年人在学习外语时大脑已无法将外语贮存在该区，只能在大脑的另一部位重新建立记忆结构。新的记忆结构没有“布罗卡斯区”灵敏，在使用时还需要与“布罗卡斯区”建立联系。因此成年人学外语的速度慢，掌握得远没有幼儿牢固，也较难形成基于“布罗卡斯区”的语感。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儿童早期学习外语有其生理优势。

幼儿具有对第二语言语音语调学习的敏感性。余强在《从第二语言敏感期的特点，看学前双语教育的重点》（载《早期教育》20xx年第5期，第11页）一文中，引用了国外学者（芒罗(Munro)和马约(Mayo)等人）所做的两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了在6岁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语音与语调的敏感期。这“敏感期”表现在学前阶段开始学习第二语言不仅在发音方面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在语音的听觉方面也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在6岁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大多数儿童可以掌握地道的正宗口音。

（3）幼儿具有学习外语的心理优势

由于幼儿不担心考试，也没有分数的压力，他们可以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没有压力地“玩”中学，而且幼儿不怕羞，不怕错，敢于在集体面前大胆进行语言实践。

（4）幼儿学习外语不会干扰母语的掌握，反而会促进

关于三、四岁的幼儿能够在学习和掌握母语(汉语)的同时，接受另一门与母语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的外语吗？英语学习会影响母语的掌握吗？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理论方面的分析，认为幼儿期是语言急速发展的阶段，这时期儿童对事物的表达能力已大大提高。幼儿期的词汇量增长最快，大约可增长三至四倍，即三岁达八百至一千个；四岁一千六百至二千个；五岁二千二百至三千个；六岁三千至四千个。幼儿期已经基本掌握了母语。母语的句子结构

已经在幼儿的大脑中形成模式，不会因为英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对母语造成混淆或冲击。而且，从脑“用进废退”原则的观点出发，幼儿在学习英语时也开发利用了大脑的语言中枢，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语言的发展将促进思维的发展②。Lambert和Johnson曾用两种语言测查双语儿童，发现双语儿童两种语言的得分高度相关。国内学者高一虹研究也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学习是相互促进的。据有的幼儿园所开展的双语课程研究的效果显示：双语课程的第二语言教育并不影响儿童母语能力的发展。实验班儿童在母语倾听、表达、理解、运用等方面的能力上均有显著的进步，尤其是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的提高确实令人可喜③。

（5）幼儿学习英语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华母婴网》20xx年2月21日文章提到“幼儿学英语的重要性概括起来讲就是为了适应未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代表世界科技前沿的知识大多是用英语来表达的。故此，在未来社会中只懂汉语，不懂英语，在接受信息与交流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是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工程的起始环节，理应先行一步。

2、反对者的观点

（1）幼儿学习外语得不偿失

《外国语》执行副主编束定方介绍：从教育学来讲，用母语进行教学，不但对巩固和提高学生母语有利，而且对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有好处。脑科学家杨雄里院士认为：“学生应先学好母语。小孩年纪小，认识能力尚未达到一定水平，母语还未学好又来学英语，两种语言混淆在一起，结果两个都学不好。”(《文汇报》20xx年11月21日)。杨雄里院士也曾经指出，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形成是通过母语学习，因此过早学习外语极可能造成干扰，导致逻辑思维能力缺陷。也有人从师资力量的薄弱和语言环境的缺乏，不宜对幼儿开展英语教育，认为在中国大陆学习英语，缺乏英语环境，缺乏使用机会，如果英语启蒙教师素质不高，带“坏”了样，学到一些“洋泾浜”英语，对幼儿只能是“遗祸无穷”，不利于幼儿今后外语的学习。再加上，在教育走向市场的今天，很多幼儿园开设英语教育更多是姓“钱”，而不是姓“教”，这种动机不纯，只能加剧“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受利益驱使而误人子弟。

（2）幼儿学习外语会增加学习负担

3----6岁幼儿的生理、心理都远没有发育成熟，目前幼儿所学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如果再加上一门外语，不仅会加重幼儿的负担，不利于幼儿健康成长，而且又会分散幼儿学习母语的精力，有碍母语获得。

（3）幼儿学习英语应慎之以慎

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赵世开认为，学前外语教育，是件大事，要慎之又慎。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幼儿时和小学时学的外语对他语言能力的开发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目前，幼儿园和小学都开设外语课，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这太值得考虑了。”对于双语教育，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人员安排中都要经过科学论证，而万万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推广。

(二)达成的共识

关于学前英语教育可行性的探讨，清楚地表明了学前儿童学习外语既有利，也有弊。经过一番的激烈的探讨后，现对此问题关注的焦点趋向于以下两点：一是从可以不可以教或学的分歧，转向如何教好或学好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越小，最后可能达到的程度就越高。儿童习得的成分大于学得，有天生的“语言学习机制”。在语音方面，从小学习外语能保证儿童克服成人学习外语的“口语”现象，儿童有可能达到本族语使用者的水平，而从成人开始学习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④。二是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实验，但不能盲目推广。南京师大余强博士认为（2003），第二语言学习存在着敏感期，在敏感期起期（6岁前）学习第二语言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因此，在有条件许可的地方，若能进行学前双语教育，则能使儿童第二语言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

二、关于实践性方面的研究

（一）取得的主要成果

目前国内在幼儿园开展学前儿童英语教育实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教材建设和教学模式(途径、方法及评价等)两方面。

关于学前儿童英语教育教材的建设方面，目前市场流通的教材有“幼儿英语”、“儿童英语”、“现代幼儿英语”、“快乐儿童英语”、“幼儿园活动指导英语”、“洪恩英语”、“幼儿园英语主题教育活动”、“剑桥少儿英语”、“阶梯英语”、“迪斯尼神奇英语”、“马宏英语”、“新概念英语”、“维克多英语”、“浸入式英语、”“TPR英语教材”等。每一种教材似乎都有自己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与之相应的教法。

关于学前儿童英语教育教学模式的建构方面，即对幼儿园英语活动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和形式及组织特点等作较系统性研究，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就目前公开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余珍有所撰写的《幼儿园双语教育的实践研究》(载《学前教育研究》20xx年第4期)，和赵琳、强海燕所撰写的《儿童早期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与整合建构研究》 (载《学前教育研究》20xx年第4期)。

余珍有在该文中详细地阐述了“幼儿园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幼儿园双语教育的组织和实施(包括英语活动的目标、内容和形式、组织特点等)”。明确提出幼儿园双语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培养有最初级第二语言水平的双语幼儿，应当把第二语言(专指英语)的使用和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英语应当成为教师组织英语活动的工具，教幼儿学英语应当从教幼儿学习听懂和理解他人的英语表达入手，然后教幼儿学习琅琅上口的英语儿歌和歌曲，练习英语的发音，逐渐学习用英语和人进行简单的日常交往和讲述故事。在具体设计和组织幼儿园的双语教育活动时充分体现“语言工具观、英汉经验主动观和语言学习的听----说----读顺序观”等观念。

文中在“幼儿园双语教育的组织和实施”部分提出了，①英语活动的目标体系(包括总目标与分目标)，其中“总体目标”的定位是：通过英语教育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培养幼儿对英语和英语学习的兴趣；②英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在选择英语活动的内容时，既考虑了整体课程的原有安排，同时也考虑了英语学习的系统性问题。选择的内容涉及儿歌、故事、

歌曲、身体运动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儿歌游戏和音乐游戏及体育游戏等游戏、日常生活活动、故事学习活动三类。③英语活动的组织特点：创设模拟的英语环境，围绕幼儿已有的经验选择活动，强调幼儿的主动参与，适当放宽对幼儿英语表达的要求，以幼儿的兴趣和理解能力作为评价英语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

而赵琳、强海燕在该文总结出“直接学习，类似习得”的学习方式，并对“幼儿英语浸入式整合性课程”作尝试性建构。

所谓的“直接学习，类似习得”的学习方式(其实这种提出并不严密，语言习得是语言学习方式之一，其两者为包涵关系，不能将之作为并列关系来表述)，是指第二语言的学习不用母语做中介，采用类似于习得母语的方式来让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文中还就提出“直接学习，类似习得”的第二语言教育活动的特点作了具体说明。

所谓的“幼儿英语浸入式整合性课程模式”主要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①在教育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幼儿对英语学习兴趣，培养英语直接思维、直接交往的能力，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有效地初步习得英语和掌握粗浅的知识。” ②在教育内容的选编上，突出粗浅性、丰富性、多样性和整合性的特点。③在教育活动的设计上，采用主题活动的模式，每一主题以若干单元构成，每单元的活动构成一个个活动网，提供内容相对集中、形式丰富多样的英语浸入式教育活动。④在教学策略的运用上，总结了“直接认知”、“正强化英语反应”、“弱化汉语反应”、“丰富环境，大量输入”等。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作为体现实践研究成果形式之一的教材，有“虚假繁荣”之嫌，就市场上所流通的版本，良莠皆有之，究其原因无非是受经济利益等功利思想的驱使。如果使用者缺乏辨别的能力，将“莠”作“良”，则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对儿童英语教育如何有效地整合在幼儿园已有的课程中，既能实现英语教育的目的，又能不会增加幼儿在园的学习负担等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的研究。

3、实践研究的时间短，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以行动研究居多，更多的是在积累经验。实验研究较少，可说服的数据尚少，可推广的经验尚不多。

4、对如何科学全面地评价英语教育成效，有待于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出更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

5、随着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师资建设问题已成为制约学前儿童英语教育能否顺利有效地开展一个关键，对学前英语师资的培养研究（包括学前英语师资的规格标准和培养模式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关于理论性方面的研究

关于学前英语教育的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则无暇顾及、无力应对，整体上尚属薄弱。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反思，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理论，就是通过对学前儿童英语教

育实践进行概括，从中抽象出构成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各要素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以指导和规范该学科教育的实践。目前，对此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实践研究层面，即依据有关理论(如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对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可行性进行探讨，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认识与描述上，不能由现象认识其实质，尚未形成一整套揭示学前儿童英语教育内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理性认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一是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历史还非常短暂；二是在学前英语教育的实践中，较高的理论要求与普通的理论水平不高之间的矛盾还非常突出，用于指导学前儿童英语教育的理论认识还比较零落。

文献综述范文2、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英文题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

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26amp;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26amp;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

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26amp;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26amp; Gaag在19xx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26amp; Zhao, 2002），应用19xx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26amp; Meng, 1995; Li %26amp;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xx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xx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26amp;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

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26amp;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26amp;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26amp;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xx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26amp; Zhao（2002）应用了1988－19xx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xx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

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26amp;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xx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xx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26amp;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xx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xx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26amp;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26amp; Luo, 2002; Zhang %26amp;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26amp;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26amp;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xx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xx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

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26amp;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26amp;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xx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

8.3%，而19xx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

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26amp;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26amp;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26amp;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

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26amp;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26amp;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代理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26amp;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26amp;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26amp;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

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26amp; Logan, 1996）。Xie %26amp; Hannum（1996）以及Zhao %26amp;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26amp;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xx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26amp;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xx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26amp;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xx年和19xx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xx年和19xx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

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26amp;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xx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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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cn/LunWen00801/034858435390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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