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

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

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

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第二篇：李鸿章论文

李鸿章的辛酸泪与鲜为人知的一面摘要：在中国近代化路途中有一位著名人物，他主管清廷外交与军事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曾因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很长一段时间都为人诟病，但他的背后做过的实事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的救国思想、变法主张、洋务运动、外交策略等。让我们更加接近一个鲜为人知的李鸿章，并品尝其间的辛酸泪。关键词：李鸿章 洋务运动 铁路建设 外交 救国思想。正文：李鸿章本为文人，投身军旅，统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在晚清的官场中一路顺风，扶摇直上，从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着被清廷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爬上权利高峰，代表倾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时致力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办近代工矿企业与交通业，建立新式陆海军，创办学堂，培养人才，揭开了中国近代化序幕，是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一下让我们从几点来介绍一个鲜为人知的李鸿章。《一》：报国思想李鸿章从在晚清政坛上崭露头角之日起，就极其重视人才。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确保大清王朝的统治，李鸿章殚精竭虑屡次上书纵论时局，认为，中国要想走上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为救时之要务”，最关键的还在于“变法和用人”尤以人才为急务“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曾剖析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原因，就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挽救民族危亡，急需大批具有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人才。李鸿章对封建官场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说：“京宦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管要害”，“中土人才多空谈学问，仕宦于此道漫不究心，故洋务都无长进”，遇到创新之举“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新式人才的缺乏，造成清朝举国上下的沉沉暮气和甚嚣尘上的惰性势力‘当轴风气往往见贤而不能进，见不善而不能退，此类是上下相忍为国习，为合同。有立异者则必推而远之，不但无总揽事权运量四海之才，即有其人，亦不容于今之朝矣！李鸿章对此痛心疾首，”涉历洋务已十余年，尝苦有唱无喝，最终他只能愤懑道：“中国人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在择人方面，择人以务实，才干为首要。*2李鸿章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加上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作为洋务派地方首领的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对新型人才的渴望和期待。于是力破

陈规，大胆创新，提出新型的人才观——在培养人才上，改革科举，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1），鼓励学习西学，在用人上，唯才是举，以实用为主，尤为重视中西合璧的人才，“取瑰异淑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熹。”这一举措，开一代风气之先，对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在对待人才上，讲究“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他从实际出发，把个人能力置于道德之上，注重罗置精明练达之士，而很少聘请儒家卫道士和文学侍从。并不是他们不是人才；而是因为时代更需要精通洋务，能富国强民的人才，当刘铭传在台抗法时，也在兵饷兵员上不遗余力地支持刘铭传，同样还有任用薛福成、盛宣怀，用人不疑，迫使赫德主动放弃接任海防司之职，使中国海军未被外国人所控制，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慈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二》：变法主张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的变法思想就形成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元年（1875)的海防讨论中，李鸿章提出了变法主张。其主张主要有四条：一：改革军事制度，裁绿营和旧水师，建立近代海陆军，二：发展近代民用企业，仿照西法，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兴办电报轮船铁路。三：改革科举制度，增加洋务取才一格。四：重新划分海防大臣权力结构，使其拥有军权、财权及地方政权。在此，李鸿章对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官员选拔制度等方面，有着较为近代化的设想，其关键是发展近代民用企业和培养新式人才，调整政治权利结构，进行权力再分配，给地方洋务官员以更大的实权，李鸿章的“变法”并非自强或办洋务，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变法的动机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朝廷腐败和外敌入侵。在李鸿章看来，朝廷腐败的关键，是宫廷的腐化和吏治的败坏。对当时的吏治而言，李鸿章总结为三条：首先为官多而不办实事；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因循守旧，昏聩无能；第三是书吏擅权。当然对吏治腐败的根源，李鸿章早已看透，在于皇权，不过这一点，他自是不敢多言的。海防会议后，李鸿章知道“变法”的主张难以实行，就“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在权利范围内兴办洋务实业，进行低层次的改革。主要是筹办北洋海军，兴建近代的民用企业以及设立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但其成就却相当有限。他自己归结为四难，即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降。就是说人才难得，缺少经费，在很多地方难以施行，旧的观念难以根除。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始终没有把洋务作为国策。李鸿章与其他地方派官员

在洋务上的努力，仅限于地方，相当于中央在地方的试点，而且永远是试点。李鸿章的变法主张虽然没有得以完全施行，但他的忧患意识，足以值得后世很多人学习。《三》外交——忍辱负重虽然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李鸿章因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而名誉扫地，而有多少人知道战败的原因岂可以只归于李鸿章一人？！慈禧专权，为了六十大寿还挪用海军银两，而使得北洋海军的装备武器未能得到更新和充分的使用，战力虚弱又何言其他，又怎么和装备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归结李鸿章只不过是不得已而被统治者摆布的棋子而已。*3中日甲午战败后的谈判以李鸿章为中方代表，还有罗丰禄、伍廷芳、忠等人。因李鸿章拒绝了日方的某些无理要求，再回住处的途中，遭日本浪人的枪袭，子弹打在左眼窝下方*4。此时李鸿章若以受伤为由撤回本国，征得几个列强的同情，并非难事，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名望极高，这从日后的欧美访问待遇上可以看得出来，此时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绝对的同情，但此时双方交战并未停止，此时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在辽河防线全线崩溃。日军兵锋已抵直隶。拖延谈判，国内形势将更加严峻，他借枪袭事件，极力敦促日方休战。此时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在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俄国也有三万士兵向中国东北方向移动，有对日作战的很大的可能性。迫使日本休战。在日本条约中，原定的是以日方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为条约担保，迫于压力，日方把条约担保改为同意只占领威海卫。同时，清廷支付日军的驻兵费，由每年二百万两，减至五十万两。后经俄德法三国干涉议定，清政府被迫赔付三千万两白银，作为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偿金，清朝支付赔偿金后的三月内，日军必须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协议达成，李鸿章与日方签订《交收江南条约》《马关条约》后，李鸿章遭到来自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攻击，朝廷为转移民愤，免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位，只保留其协办大学士的头衔。俄罗斯沙皇加冕典礼，暗示清廷以李鸿章为大清使者去参加庆典，慈禧太后综合考虑，便派李鸿章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前往俄罗斯，并趁此机会出访欧美。弱国无外交，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不辞辛劳地漂洋过海几万里，前往各个国家访问，这本身就蕴涵着极大勇气、毅力和敢于任事的态度。他在国家积贫积弱，国家几乎失去发言权的情况下，还利用各列强之间的矛盾，斡旋其间，为中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损失的最小化），也体现了李鸿章本身所具备的非凡的才智和高潮的谋略。《四》合局思想李鸿

章主持清末外交近三十年，对外是争取和局，这也是其主题思想，异空间换时间，以城下之盟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外交实践而言，李鸿章彻底失败了，但他谋划的和局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合理性与积极性。内政外交相为表里，李外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内政不修。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心知肚明素以他谋求的和局，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符合国情的。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时他正式接手清朝外交，而国际形势，此时对中国极为不利。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项主权一步步被动地迈入国际社会，所以，一开始，中国外交就没有主动权。国际上，中国被列强肆意宰割，清政府经过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役，国力消耗殆尽，在此变局面前，外交上，不顾现实的强硬做法，极有可能带来更加不幸的结局，因此，李鸿章对不切实际、不自量力的盲目战争极度反对。他认为“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尤为驭外良谟”，即使国家实力雄厚，也不能轻易言战，何况积贫积弱之国，所面临的都是陌生而强大的敌人。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全面论证了中国在变局中的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中国一万多里的海岸线，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尤为集中于京师和各省腹地。这些外来者打着友好的旗号，其实包藏祸心，一个国家生事，其他国家在一旁趁机生事，煽风点火，实是中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坚船利炮之精，百倍于人工，弹炮所至，无坚不摧，水路关隘，所想无阻。来者皆数千年未遇之强敌，面临如此变局和强敌，中国旧式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他们的来复枪，旧式的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他们的轮机兵船，因此，中国在各个层面均受制于列强。李鸿章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是其形成和局思想的主要原因。在心怀鬼胎的国际格局下，想用不平等条约去换取和局也不是轻易就可以办到的事情。几十年的外交经历后，李鸿章可谓历经艰辛，他在谋求和局上的努力和屈辱也非二三言可说请。当然李鸿章所谓谋求和局，也绝非完全放弃军事的作用。比如，在日本侵台事件和中法战争中，他都曾经全力调兵遣将，以军事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资本，再厉害面前，两害相权取其轻，谋求和局需要付出代价，但战争的代价更大，所以李鸿章选择了和局。所以其并不是一味的避战求和。和局——自强——御侮三位一体是李鸿章的外教思想的核心，李鸿章办洋务以自强，在洋务派几大领袖中，李鸿章是办实事最多的人，是中国近

现代电力、邮政、冶金、*5铁路、金融、外贸、航运、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工等多项事业的首创者，培养了新式高级人才无数。军事上，李鸿章迎难而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自办军工，自筹军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朝廷高层的支持不够，军事将领执行不力，士兵软弱涣散，军队毫无战斗力，为此，李鸿章又落下“指挥不力”，“劳师糜饷”的恶名。*6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他一生谋求“败外以和，内部以强，”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但他这种高瞻远瞩切实可行的布局给人们留下的思想财富是不可磨灭的。《五》洋务运动——铁路建设提到与李鸿章息息相关的洋务运动，不得不提与洋务运动密切相关的铁路建设。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铁路建设对洋务派自强求富的目的均有重要意义，所以中国近代社会内部还没有孕育开辟国内广阔市场的需要，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挽救日益濒临衰世的清廷，还是千方百计地使中国铁路事业逐步并缓慢发展，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铁路建设的引擎。*7同样地铁路建设 促进了洋务运动深入发展。金士宣指出：“昔日李鸿章建设电报轮船铁路，其发端皆由于国防军事之紧迫，然事由自动。故大众尚具确信只观念。”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认铁路建设对于清廷的任何经济意义，即使铁路建设在甲午战前，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铁路建设促进了我国煤矿、铁矿事业的发展，催使我国新式钢铁业的诞生，为军工民用企业的持久发展提供原料和能源保证，减少了洋煤。洋铁及洋轨的进口，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限的国内市场。但因为李鸿章创办铁路举步维艰，因此其推动洋务运动发展是有限度的，而究其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清廷的腐朽与反对势力的阻扰二：小农经济的阻碍与社会心里的排弃，三：西方列强的干预。而终其而言，我们不可以因为其成就不是非常大，而无视其功绩。结束语：虽则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建设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代表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他在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所从事的近代化建设，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后来的中国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强国之道，复兴民族之方的进步政治家之一。而其科技兴国培育人才是强国之本的思想，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今天看来亦并未过时，李鸿章在极其不利的历史条件下，保守势力

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环境中，为使中国由弱变强，免遭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凌辱，坚持走中国近代化道路，不畏艰险忍辱负重，勇往直前，三十年中，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为国家民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愧为晚晴中国务实的政治家，勇于革新的改革派，应该说，其从政生涯中所犯错误，与其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历史功绩相比，功绩要大于过错，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个更为真实公正的李鸿章。参考文献《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建设》高鸿志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李鸿章与中国铁路》朱从兵著，群言出版社，2006《绝版李鸿章》张社生著，文汇出版社，2009《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李晖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xx年版。注释：*1参见《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建设》204、215页*2参见《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用人篇*3《绝版李鸿章》118、119页*4《绝版李鸿章》168页。*5参见《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建设》13、14、15页*6参见《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建设》102、103页*7参见《李鸿章与中国铁路》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