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研究"
──统万城考察札记三则
袁林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提要：本文关于"历史研究"提出了三个观点
一、历史研究不是在人的意识中复现实际的历史过程
而是在文字史料、实物史料、现存知识体系之间求取无矛盾的共同点
二、历史研究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同时或异时互相矛盾的"真"
三、由主客体关系所决定的历史有三种互相联系但又互相隔绝的基本表现形式
关键词：历史研究 主客体关系
中图分类号：
收入日期：
作者简介：袁林（1949－）
男
陕西南郑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xx年9月21日
笔者有幸实地考察了大夏统万城遗址
白色残垣矗立于蓝天白云与滚滚黄沙之间
很远就可以看到
站在城上
极目北望
蓝天与黄沙连接于天际地缘
景色甚为壮观
回到城下
墙垣已残破不堪
有些没于蒿草之中
失去了踪影
现存的城墙上
后人开凿了许多窑洞
城土被取下筑成猪圈
这一切
都使人感到历史的神秘、悲凉与沧海桑田
突然间
眼前似乎出现幻觉
牛羊散布于城外
"岭北夷夏十万人"[1]（《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齐声吆喝着筑城
间或用占卜求取神灵指点①
时而以刀兵相见于原野
仿佛回到了1600多年前
幻觉消失
回到现实
不禁自问：看到残留的统万城
看到文献中有关大夏的记载
我们是否能够回到那个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中去？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历史研究究竟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工作？旅途中的思考导致了下述几篇札记
现提出以求教于感兴趣者
一
关于统万城的筑造
据《晋书》
赫连勃勃用叱干阿利
"蒸土筑城
锥入一寸
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1]（《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城之坚固与赫连勃勃之残暴
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典型
实地考察
城垣确实十分坚固
且建造极为得法
如马面长且密等
因此拓跋焘以数万之众攻统万
只能示弱以诱敌出城
此种筑城方法为赫连氏特长
沈括大为赞赏
曰："赫连之城
深可为法也
"[2](《梦溪笔谈》卷11)
由于《晋书》有"蒸土筑城"的记载
今人著作多说筑城之土曾被"蒸"
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考古调查
统万东西两城周长分别为2
470米和2
566米
西城墙基不计马面
大约宽16米
若加马面可达30米
东城墙基约6－12米
现存城垣高出地面2－10米
西城西南隅墩台高达31.62米
规模甚大
以今天知识考虑
似乎无法"蒸土筑城"
一是如此巨大的土方量
在1500多年前似乎无法进行"蒸"
二是以今日知识衡量
"蒸土"似无必要
并不能增加墙体的强度
考古工作者化验了墙体
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碳酸钙
石英与粘土当来自本地沙土
碳酸钙当源自石灰
三者结合大大提高了夯土强度
类如今天建筑中使用的"三合土"
有学者推测
"或是生石灰加水使用
在其变成熟石灰的过程中
释出大量热气
蒸雾冲腾
史家不谙生产
遂讹为'蒸土筑城'了
"[3]以今日相关知识看
这种推测很有道理
《晋书》以史实记载的"蒸土筑城"
《新五代史》称其为"故老传言"[4](《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可见也有古人认为其来自传说
未必是历史真实情况
由上述可见
关于筑造统万城这一历史事实
今人是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的
一是以文字形式留下来的史料
一是以实物形式留下来的遗物
一是基于现实事物的现有的相关知识体系
根据文献
得知统万城建造时用"蒸土"
坚硬无比
根据实物遗址
城墙确实十分坚硬
且有马面长且密等特征
又征之文献
《梦溪笔谈》记有同为赫连勃勃所筑之丰林城
与统万城遗址所见类似
由此确定文献与遗址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进而对墙体实物进行化验
以其富含碳酸钙并联系到今天建筑中利用石灰的情况
根据氧化钙加水变为氢氧化钙过程中产生大量热能、引起水汽蒸腾的现有知识
推测筑城时使用石灰
被人误记为"蒸土"
那么
有这三个方面的依据能否恢复历史真实面目呢？文字史料所见"蒸土筑城"为前人记述
它是确实史实的记载？是有所歪曲的史实记载（如将石灰蒸汽误认为蒸土）？还是传说而并无其事？我们不知道
也无法通过实践去验证
白城子遗址是统万城经过大自然改造以后的残留
它可以帮助我们以现在的知识去推测过去实际建造时的情况
但它毕竟经过了1500余年风霜雨雪
失去的部分究竟如何？现存城体的成分是否与当时全部城墙成分完全一致？构筑城墙是否使用了类如今天三合土的作法？作为当时城池存在环境与背景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也无法通过实践去探索检验
因此
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
实际上是以基于现存事物而形成的现有知识体系为平台
从研究者本人的视角
对现存历史资料（文字的或实物的）做出的一种描述和解释
虽然研究者一般都自认为他的描述和解释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但这是无法证明的
不仅不能证明其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而且也无法证明其接近历史的真实
那么
怎样判定史学研究的结果、即对一定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是正确的呢？由于无法进行验证 因此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
实际上是通过研究结论与有关各种资料及知识之间的无矛盾性来加以判定的
首先
要与现存的历史资料不矛盾
当然
现存的历史资料在用为研究依据时并不一定具有唯一性
也就是说
关于同一历史事实
现存资料内部常常存在矛盾
甚至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也完全不同
而这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学家经常要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在不同的几种记载中肯定一种而否定其他
同時
現存史料也不具有自明性
它不能自己解释自己
因为任何历史资料都是死的
进入活的研究过程时必须加以一定的解释
由此方能为今人所理解并纳入其认识体系之中
而这种解释的基础是现存知识体系
因此
尽管现存的具体史料可能是唯一的
但现存史料的今人解释却可能并非唯一
例如
在目前已知资料范围之内
"蒸土"这个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史料是唯一的
但对于它已经有多种现代意义的解释
一是解释为用水蒸气加工筑城用土
其基础是现有的汉语词汇知识
一是解释为用水加工筑城所用石灰发生蒸气的"误记"
其基础是现有的关于石灰的化学和实用知识
当然
其中也包含一种史学知识
即现存史料中有一些属于"误记"
其次
它必须与现有的知识体系不矛盾
即无论对现存史料作出何种描述或解释
它都可以被容纳进现有的某种知识体系中去而不与之发生矛盾
例如
我们可以将"蒸土"或描述为水蒸气蒸土
或描述爲石灰遇水产生化学反应过程的表现
但不能将其描述为对土地施加了一种类似水蒸气的气体而城墙自动从土中长了出来 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不认为这种建筑方式是现实的
虽然不能说这种建筑方式绝对不可能有
在我们未知的领域里
它是有可能的
例如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许多幻想
在当时绝无可能
但今天大多已成为现实
基于现实的现存知识体系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当史料发生某种内部矛盾时
史学家总要做出某种选择
确定某些资料为正确的记载
而相反的资料为伪
判定的依据往往就是现有的知识体系
在某些时候
甚至直接以现有知识体系判定并未发生内部矛盾的史料为伪
梁启超称其为"理证"
"推度的推论法"
作为例证
他引用万斯同斥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为伪之说
"紫禁城无水关
无可出之理"
他还指出
随着现有知识体系的变化
理证的结论也必然发生变化
以指南车为例
"在数百年前之人
或且度理以断其伪
今日则正或度理以证其不伪也"[5](P122)
当然
基于现实的现有知识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不仅是针对同一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知识体系
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欧几何学
而且也有现有知识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存在的矛盾
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与牛顿经典力学
因此
所谓正确的历史描述或历史解释必须与现有知识体系不矛盾
只是指其与现有知识体系中某一内部无矛盾的知识系统不矛盾而已
与此同时
却有可能与另一知识系统相矛盾
现有知识体系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这在对史料本身的使用中也表现了出来
其实
在我们力争做到结论与现存史料不矛盾的时候
其基础仍然是基于现存知识的对史料的现代解释
对史料的这种描述或解释存在于现在正在活动的史学家的思维之中
不论这种思维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
至于它是否能够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
由于我们无法进行验证而无从知晓②
如果硬要在没有经过验证时说今人的某种描述或解释符合曾经客观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那就只能求助于信仰
或是基督教的上帝
或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或是设定的事物本身隐含的某种"本质"
根据上述讨论
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历史研究并不是对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复现
因为客观历史事实无法验证的特性已经剥夺了历史学家复现历史的权利；也不能说历史学家
现在的描述或解释逐渐靠近客观历史事实
同样是因为对这种描述或解释无法加以验证
历史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现存史料做出了某种合理的描述和解释而已 所谓描述
就是通过联结点状分布的现存史料描绘出一个涉及一定时空范围的历史过程 所谓解释
则是对这个描绘出来的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加以界定
而所谓合理
则是合乎目前人们的知识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是具体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一定的思维方式
因此
历史研究
其实是在文字史料、实物史料、现存知识体系之间求取某种同一性 求取三者之间无矛盾的共同点
也就是说
研究主体对文字和实物史料做出的某种描述或解释
它不仅不能与史料本身相矛盾
而且必须与现存的知识体系不矛盾
所以
任何在史料与现存知识体系之间求得了无矛盾的同一性的研究结论 都是合理的
都有存在的价值
显然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历史研究必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其结论和成果也在不断革新之中
如果作为研究基础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
并且这种变化不能被包容在已得出的结论之中
那就必须重新寻求在这三者间不具有矛盾的某种新的同一性
从而得出新的描述或解释
完成新一轮的历史研究
足以改变已有结论的新的文字或实物史料极为难得
可遇而不可求
如殷墟甲骨、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秦兵马俑
都使历史学家通过求取新的无矛盾的同一性而对历史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但其数量毕竟非常有限
从理论上来说
对于一个特定时段
例如赫连勃勃所在的十六国时期
其遗留下来的文字和实物史料是有限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史料只会减少
不会增加
总有一天将被穷尽
那么
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十六国历史研究就死亡了呢？显然不是 它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
关键就是现有知识体系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变化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即使是最严格的似乎是天衣无缝的自然科学体系
也处在不断的而且是速度越来越快的变化之中
一个个旧体系被推翻
一个个新体系迅速诞生
哲学家们甚至认为科学的特征不是"可证实性"
而是"可证伪性"[6](P51-52)
随着科学的变化
原来人们认为已经做过了完备的描述和解释的自然现象 又被重新进行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
引起这种变化的
并不在于研究对象本身
物理学从牛顿经典力学过渡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
几乎可以说与自然界的变化无关
决定性的是研究者的变化
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变化
历史学科也一样
尽管研究对象并未发生什么变化
但现存知识体系正在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变化
从而动摇了已有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
必须在新的现存知识体系基础上重新寻找其与史料之间的同一性 对史料作出新的描述或解释
从而导致历史学的进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史料更新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历史却常写常新
并从而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常吃常有、牢固可靠的铁饭碗 因此
历史研究发展的动力
主要的或者说经常性的
往往不在史料
不在狭义的历史学科本身内部
而是在其外部
在基于现实而存在的现存知识体系
显然
以为通过各种史料可以复现历史
可以回到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历史
那是一种幻觉
同样
以为历史研究乃至存在于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可以脱离现实生活
可以脱离进行历史研究的主体也即历史学家
那也是一种幻觉
克罗奇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P2)
卡尔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8](P28)
信哉！
二
统万城周围自然环境的变迁
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其重要原因
便是现实的需要
这一带处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之间
是北方重要生态过渡带
十分脆弱
近几十年来
随着全球沙漠化的加剧
这一带也是生态危机区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学者们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并形成了一些对立的观点
争论的焦点
就是人类活动在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发展中究竟是否主导性因素
多数人认为
其中主导性的因素是人类的过度开发
少数人认为主要是自然因素的产物
这里不详细评述两种观点
只是以此为实例
从认识过程的角度看一看历史研究还有些什么特点
为叙述方便
下文将两种观点分称为正方和反方
例如
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此地环境
正方多引用《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文献记载作有力证据："赫连勃勃北游契吴而叹曰：美哉斯阜
临广泽而带清流
吾行地多矣
自马岭以北
大河以南
未有若斯之壮丽
"[9](《太平寰宇记》卷37)
反方则引《水经注》
说明今无定河流域十六国北朝时期已分布有"赤沙阜"、"沙陵"、"沙流"等
且考古发掘已证实
统万城直接建筑在原生自然堆积的沙层之上
这种沙层的成分与毛乌素沙漠流沙基本相同[10]
正方认为
赫连勃勃定都此地
主要是因为环境优越
并以《魏书》中记述拓跋焘平定此地后的环境描述为据："世祖之平统万 定秦陇
以河西水草善
乃以为牧地
畜产滋息
马至二百余万匹
橐驼将半之
牛羊则无数
"[11](《魏书·食货志》)反方则引《资治通鉴》说明
定都统万并非由于经济条件优越
而是出于政治考虑："群臣请都长安
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
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
终不能为吾患
魏与我风俗略同
土壤邻接
自统万距魏境裁百余里
朕在长安
统万必危；若在统万
魏必不敢济河而西
诸卿适未见此耳
'"[12](《资治通鉴》卷118)此类争论还有很多
恕不再例举
这类不同观点或研究结果的争论
在历史研究中屡见不鲜
而且往往久拖不决
有时似乎争论平息了
但那只是因为争论者已经困倦
暂时停止了争论
或者是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
相关学术圈子内部的多数人采信了某一种说法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而且
即便是相关圈子里的学者都采信了某种说法
达成了共识
从而停止了争论
我们也不能肯定这种说法就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说法
理由很简单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实践检验
因此
在这种条件之下
对不同观点所作出的肯定或否定
都必然包含主观因素的强烈影响
不论这种主观因素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
那么
如何解释关于同一历史事实而形成的针锋相对的不同结论呢？如何评判这些互相矛盾的描述和解释孰是孰非、孰成功孰失败、孰高明孰拙劣呢？
仔细考察
不同的观点都有自己的资料基础
完全的无据之谈比较少见
分歧的形成往往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史料的处理方面
一般来说
争论者不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漠视或抹杀对自己不利的史料
但作为论证的基础
必须对与自己论点不利的史料作出某种解释
使之对自己的观点不构成威胁
主要的方法之一是证明该史料为"伪"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叙述到"辨伪书"12例、"辨伪事"7例[5](P106-123) 便是他史学研究实践的重要总结
同时
又对似乎与研究对象无关的史料
通过一定的解释
使之相关
从而转化为论证的依据
在上古史研究中间
通假的使用
便是常见的例子
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勺"国和"乾"国
通过通假
人们得知其即"赵"国和"韩"国
从而将这些史料与赵、韩两国联系了起来
成为论证相关事实的依据
其次在于史料的利用方面
即如何解释现存的史料
一般来说
较早形成的某种观点对史料会形成某种确定的解释
而新形成的观点往往会对同一史料做出新的解释
这些新解释有时与旧解释大相径庭
例如
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中
对于同一个人殉、人祭现象
持奴隶社会说者以其人等同于牲畜而论证该社会为奴隶社会
反对者则以其被杀证明其非社会主要生产者
从而证明该社会并非奴隶社会
无论旧解释还是新解释
都并非史料自明
而是研究者以现有知识体系为基础
对已经僵死的史料进行活的分析的结果
对于同一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或研究结论尽管大相径庭
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径是相同的
仍然是以文字史料、实物史料、现存知识体系三个方面为基础
从中寻找出其不矛盾的同一性
以此作为对过去曾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
分歧形成于基础本身
在研究的三个基础中
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历史事实
成为原有史实的有选择从而必然有歪曲的一种表现或遗存
这种选择可以是人有意识所为
例如
司马迁记述了某些历史事实而并未记述另一些历史事实
秦始皇烧毁了一些历史记载而保留了其它一些记载；也可以是自然或社会的无意识所为 例如就文字记载来说
范晔之前
编著后汉历史的史书共有18家20种
但它们都消亡了
就实物来说
当年繁华的统万城现在只剩下了殘垣断壁
既然文字和实物史料只是实际历史事实的有选择的表现
因而相对于不同的研究者、从而也是相对于反映在不同研究者个体身上的不同的现存知识体系
必然存在若干不同描述或解释的可能性
另外
现存知识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矛盾
也使研究者在探讨三者之间同一性时处于不同的知识基础之上
从而必然形成基于同样的现存史料但却完全不同描述和解释
在可以用经验验证的学科领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在历史学科
这一点无法做到
尽管按照传统的理解
从理论上说
今天研究者对历史事实描述和解释的正确与否
判定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曾经发生过的客观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从历史研究的实际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
这种判定标准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
因为历史不可复现
那么今人头脑中的历史（表现为用文字描述出来的历史）是否符合过去的事实 便成为一种无法判定的事
对于同一历史事实互相矛盾的描述和解释的是非
也就成为无法判定的事
因此
在史学领域
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的判定标准
只能是以现有知识体系为参照系
来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矛盾性
凡是与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现有知识体系都不矛盾的
便是正确的
凡是有矛盾的
便是错误的
这一标准实际上已为史学界所采用
能够"自圆其说"
而不产生"自相矛盾"
便可以作为一种研究结论正式提出来
由这一认识可以得到一些推论
首先
关于同一历史事实的互相矛盾的研究结论可以同时为"真"
它们同时为"真"的依据并不是对原有历史事实的统一
而是其内部的无矛盾性
也即构成其基础的史料与现有知识体系的统一
类似的实例在自然科学中也可以看到
最典型的莫过于数学中的几何体系
欧几里德几何学诞生两千年后
出现了非欧几何学
这是"19世纪最有启发性、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语）
欧几里德几何学有5个基本公设
其第五公设说：在平面上经过直线外的一点
可以作一条直线与原直线平行
1826年
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改动了这条公设
提出"至少可以作两条直线与原直线平行"
1854年
德国数学家黎曼则将这条公设改为"过平面上一已知直线外一点没有直线与原直线平行" 由此
形成了两种非欧几何学
他们对于具体问题的很多结论完全不同
例如
欧氏几何学认为三角形三内角和为180度
圆周长与直径比为π
而罗氏结论是三角形三内角和小于180度
圆周率恒大于π
黎氏结论则是三角形三内角和大于180度
圆周率恒小于π
尽管他们的具体结论针锋相对
但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为真
并在不同领域发挥突出作用
欧氏几何学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须臾不可离
而没有黎氏几何学
爱因斯坦相对论无以诞生
又例如对力学关系的描述
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都是正确的
可以并存
尽管数学家已经证明非欧几何命题可以"翻译"成相应的欧氏几何命题 尽管物理学家将牛顿力学表述为爱因斯坦力学的低速近似表述形式 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体系
相互矛盾而且同时为"真"的体系
第二
历史研究所求得的"真"不是表现为一个结果
而是表现为一个过程
"历史常写常新"
我们今天所描述和解释的历史与50年前不同
与500年前更不相同
当然
也必然与50年后、500年后不同
各个时代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都是当时已知史料与当时知识体系统一的结果 因而在当时代都具有合理性
在当时代都是"真"的
由于历史描述和解释的不可验证性
我们无法对其是否与客观历史事实相对应或对应程度如何作出判断 因而无法作出其中某一描述和解释为"假"的结论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总是认为出现较晚的描述和解释优于出现较早的认识
因而倾向于认同较晚的认识
这样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研究结果表现为一连串的"真"
后面的"真"否定了前面的"真"
而且还将被继续否定下去
这似乎正好印证了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学说
由于历史研究者所面对的史料和其知识体系都在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
我们看不到这一过程的终点
无法达到一个最终的"真"
其实
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历史研究中
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是这样
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
不都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身、但在其所在时代又都为"真"的过程吗？
第三、判定一种"真"优劣的依据是其涵盖面的大小
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
可以有同时并存的几种"真"
也可以有异时存在的不同时代的"真"
那么
如何对这些"真"作出价值的判断呢？也就是说
对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来说
哪一种"真"更优越一些、哪一种"真"更拙劣一些呢？由于获得这种"真"的基础是现存史料和现有知识体系
因此
凡是可以涵盖更多现存史料、更多现有知识体系的历史研究结论
自然也就具有了描述更多历史现象、解释更多历史事实的能力
从而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在物理学上
我们知道
相对论力学将经典力学看作低速运动系统的近似表示
而它本身可以涵盖低速和高速等多种状态
从而具有更高的优越性
又例如在数学上
欧氏几何的三维空间只是非欧几何空间的一种特殊状态
从而非欧几何具有了更大的涵盖面因此更加优越
对于历史学来说
仅仅依据文献学知识的历史研究结论自然比还依据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知识的历史研究结论要低劣
而不仅依据文献
还依据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人类学资料等其他资料的历史研究结论
显然比只依据文献的研究结论要高明
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学术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时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3](P219《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在当时学术界异军突起
取得卓越成就
就在于他大大扩大了作为研究依据和基础的范围
在一般学者只着眼于传世文献时候
他注意到地下实物
在其他人只注意本国文献时候
他注意到了外国文献
在一般学者局限于本国知识体系的时候
他则将外国知识体系作为研究的依据之一
既然史学研究中必然出现几种"真"并存的局面
是一个新的"真"取代旧的"真"的历史过程
那么"宽容"精神自然成为史学发展的必需动力
应当受到维护和发扬
三
当我们从统万城遗址进入统万城历史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不是始终一个样子
而是以多重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最近、最直接的面孔
是现在的研究者通过研究各种资料所得到的有关统万城历史的认识
它基于现在能够面对的各种史料和现有的知识体系
是重新构造的
因而是活生生的、可以描述和理解的历史
但我们无法证明其符合于实际历史过程
最遥远的面孔
则是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大夏国都统万城历史
它在当时是活生生的
但现在只留下了僵死的遗迹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
我们相信它存在过
但这个真实的过程是那样遥不可及
在这中间
则是《晋书》记载的统万城、《新五代史》记载的统万城、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载的统万城等等
它们或远或近
但共同的一点是
它们既不能等同于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活生生的统万城
也无法作为现在史学工作者头脑中可以活生生展现出来的统万城
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方面都是僵死的
多重的统万城面孔
不仅使统万城本身具有了历史感
也使研究其历史的历史学具有了历史感
多重的历史可以简化地分为三重或三个层次：一、实际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二、前人认识中的历史过程
三、正在进行的认识中的历史过程③
多重历史的存在
取决于该历史得以形成的具体主客体关系
不同的主客体关系确定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并使其具有了不同的性质
在这中间
主体是主导性的因素
主体本身或主体角度的变化导致历史在不同层次之间变换
在第一个层次即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中
主体扮演了历史创造者的角色
与其他同时代的人一起
他们的实践活动使脱离人的自然界变化为"人化的自然" 从而使之纳入到了历史之中
同时
人的实践活动又使人自身产生异化
形成了超越个人而又控制个人的社会
从而通过社会将人自身也纳入到了历史之中
在这里
主体就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主体
历史的创造者
而客体则是与主体相联系的自然界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 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就是实际的历史过程 这个历史过程既不能脱离客体
也不能脱离主体
当创造历史的人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认识的时候 角色马上发生变换
主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
客体从实践对象转变为认识对象
而且它不仅仅是作为实践对象的自然界和社会
还包括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
也就是说
实际历史过程的主客体双方及其间关系在这里全部变成了客体 即历史认识的对象
也即史料
当然
这种转换一般都不是百分之百完全实现的
往往遗失的比保存下来的更多
转换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确定的认识主体
有认识主体
它就转换为认识客体
没有认识主体
实际历史过程尽管可以作为客观事物存在
但无法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相应
如果认识主体所对应的只是实际历史过程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侧面 那么就只有这些部分或侧面转换为认识客体
其余部分尽管是实际存在
但并不能转换为客体
另一方面
主体从"实践者"转化为"认识者"
这种转换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实现
也可以在不同的个人身上实现
"认识者"一经产生
"实践者"就从实际历史过程中的主体转换为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客体 失去了主体的地位
"实践者"是实际历史过程中的主体
他在切切实实地改造着他的对象客体
而"认识者"则不同
他失去了任何干预实际历史过程的可能
因为当历史成为认识对象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
已经无法改变
他又是认识过程中的主体
必然改造与之相对的认识客体
使之带有主体的烙印
对史料的选择、解释是主体的烙印
对史料有意无意的歪曲是主体的烙印
以主体特有的思维体系和语言系统重现客体更是主体的烙印 在这样的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中
形成正在进行的认识过程中的历史
它当然不能脱离正在进行认识的主体
也不能脱离与主体相对应的认识客体
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处于主导位置
他带着特定条件、环境的烙印
以特定的知识体系为基础
将相关的对象改造为客体
在这样的主客体关系中形成的历史当然不能等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 但它也不是僵死的
它在人的意识中是活生生的
这是历史的第三个层次
当正在进行的认识过程中的历史已经结束
并以某种形式（例如文字形式）明确表示出来的时候
历史的这第三层次就开始宣告结束
如果有新的主体直接面对这些结果（如文字的描述和解释） 那么它就发生转换
成为新的历史认识的客体
即"前人认识中的历史"
由此形成历史的第二个层次
第二、第三两个层次经常发生这样的转换
第三层次历史随着主体停止活动而转换为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历史随着其进入新的历史认识活动而转换为第三层次历史中的客体 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
从而形成差异或大或小的多个层面
在第二层次中
客体远离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
从而是僵死的
而主体也已经成为过去
也是僵死的
只有新主体才能赋予这个层次的历史以新的生命
历史的这三个层次是互相联系的
没有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
其他层次无从谈起；没有正在进行的认识过程中的历史
也就没有前人认识中的历史
而且一般来说
前者也需要后者作为认识客体才能形成
但是
它们又是互相隔断的
其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认识中形成的历史
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由于认识主体的参予
总是无法等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
而在认识中形成的历史由于认识主体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新的主体必然给客体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使之成为新客体
变化了的新主体、新客体及其之间关系必然改变我们认识之中的历史 从而使以前的历史认识变为"前人认识中的历史"并与之互相矛盾 主体及主体角度的变换
使认识中的历史不断地在第二、第三层次之间变来变去
在这个过程中
主体始终处于主导位置
正是由于主体以现存的知识体系为基础
并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
历史才能以鲜活的面孔出现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并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 活的历史离不开活的主体
离不开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历史属于现在
近现代哲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就是逐渐远离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试图对世界本原作出某种确定回答的内容
而是切切实实站在人的立场上
回答人与周围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历史研究是我们了解这一问题的很好领域
变化的主客体之间关系决定了历史有多重表现形式
因而最好地说明了人与周围世界所具有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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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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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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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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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① 据统万城遗址发掘者邢福来先生报告
遗址中发现卜骨十余片
② 参见严建强
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xx年）第191页所记述的一个实例："16世纪的某一天
英国历史学家拉里在伦敦塔写他的《世界史》
突然
他听到塔处传来一阵喧闹
便探身下望
看到人们正在争吵
他详细地目睹了这一幕
在他看来
作为一位亲眼目击者
他理所当然地把握了该事件的真实情况
如果有一天这件事被写进历史著作中
他当之无愧就是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了
第二天
他的一位朋友来访
谈到了这件事
当拉里听到作为该事件的另一个目击者的讲述时 内心感到无比骇然
因为他的朋友的叙述和印象与他的所思所见如此大相径庭 这使他不禁对所谓客观性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动摇 对于同样亲眼目睹的人来说
看法都有如此大的距离
那么
对于那些久已消失的历史
我们难道有可能客观地认识吗？于是
他默默地将他的书稿一页一页扔进火中
"
③ 中外史学家有些人实际上已经作过如此划分
例如顾颉刚先生在论及上古历史时就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东周时的东周史"、"夏商时的夏商史"
即实际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二是"战国时的东周史"、"东周时的夏商史"
即前人认识中的历史过程
三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的历史
即正在进行的认识过程中的历史
（顾颉刚《古史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第1册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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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