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国与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
摘 要：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漂民在台湾被“土番”杀害为借口，发兵侵犯中国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和清政府的积极设防。为了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公使进行了积极的调停活动。最终该事件以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而结束，日本得以体面退兵，中国维护了在台主权，而英国则成了最大赢家。条约的签订让英国获得更多的在华利益，为以后的英日外交奠定基础，促使日本“北进”，还助长了英国的侵华野心。
关键词：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日《北京专条》；英国调停；威妥玛
Simply Analysing Britain and the Signing of Peking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1874
Abstract: In 1874,Janpan invaded Taiwan in the excuse of its Ryukyu boatmen being killed by Taiwan aborigines. The invaders met with brave resistance from Taiwan residents and the positive defense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protect its great interests in China,English ambassadors made great efforts to stop the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the Qing Dynasty and finally brought it to an end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Peking Treaty. Japan withdrew the army. China preserved her sovereign in Taiwan and Britain became the great winner.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let Britain gain more interests in China,making a basis for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Japan in the future. Besides,it prompted Japan to carry out "northward advance" and made Britain more ambitious to invade China.
Key word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74；the Sino-Japanese Peking Treaty；Britain's Intervention；Thomas F. Wade
1874年的日本侵台行动，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这一事件以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结束，不仅对近代中日关系，而且对东亚政局都带来严重影响，因而倍受史学界的关注。据学者叶纲不完全统计，涉及日本侵台事件的论文有200余篇，论著、
[1]译著达50余部。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甲
戌公牍钞存》等资料，考察了此事件中英国的活动。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①①①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根据清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三至一百中有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资料汇编而成，共得200多个文件，分编四卷。通过此书可窥见当年日本如何出兵台湾、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如何交涉与布置、总理衙门如何与日使柳原前光及大久保利通在北京反覆争辩以及中日双方如何获得协议。《甲戌公牍钞存》的作者是王元稚，1874年时为台湾道幕，得以将日本侵台事件的公牍录存副本，辑编成书。全书共载179个文件，除20个奏章及17个上谕与《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所载相同外，其余多为原始资料。此书与《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相比较，前者內容重在日兵侵台事件实地发展情况，后者内容重在清政府办理此事的经过。两书各有特色，互为表里。具体可见于：佚名编．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G]．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王元稚．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甲戌公牍钞存[G]．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 １
主要简述英国调停的原因、经过及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对英国的影响。
一、英国与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的经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改革与封建势力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政府决定推行大陆政策，中国和朝鲜成为了日本的首选侵略对象。1874年4月9日，日本以琉球漂民在台湾被“土番”杀害为借口，发兵侵犯台湾。英国密切关注此事，并进行积极调停，以免损害其在华尤其是在台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当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得知此事后致书外务卿寺岛宗则，要求说明日本军队开往台湾的目的。次日，他面询寺岛，是否将出兵之事预先通知清政府。13日他又向寺岛声明，如清政府认为日本出兵台湾为敌对行为，英国将立即召回参与此事的英国人。虽然巴夏礼对日本出兵台湾合法性的质疑和英国的中立态度未能阻止日本出兵，但对日本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4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收到巴夏礼发的关于日本出兵台湾的电文后，立即准备告知清政府。怎奈同治皇帝不在宫中，也无大臣在总理衙门办公。直到4月18日，英使馆汉武参赞梅辉立才得以向董恂递交了威妥玛的一份备忘录，告之日本人正派大批军队去台湾，并且询问生番之地主权归属和中国对日本侵台的态度等事关日本侵台是否合法的关键问题，准备以此来作为英国决定其本国船只与臣民是否被日本雇用的重要依据。4月20日，总理衙门回复威妥玛，“台湾生番之地系属中国版图”[2]，否认日本出兵台湾的合理性。4月21日，威妥玛指示英国驻广州领事沙德维尔要保护台南和淡水。可见，威妥玛非常担心事态的发展会损害英国在台的利益。
5月，日军在琅桥登陆，出兵遭到台湾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清政府也命沈葆桢入台巡视，做好台防。随着日军在台受阻，国际压力加大和日本国内的不稳定，日本政府明白无法占领台湾，却又不甘心，于是企图通过谈判达到侵略目的。7、8月究室，1952．
① 在关于英国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关系的专论中，王绳祖的《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和英国的外交活动》与张建华的《英国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都考察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居间“调停”活动。前者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调停”完全不是为中国人民打算，而是在“维护和平”的假面具下阴谋进一步削弱中国；后者认为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并不可以归咎于威妥玛，归根结底还在自身。另外，王秀俊的《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英国的调停活动研究》主要通过研究巴夏礼的对日交涉活动、威妥玛对中日双方的交涉活动，剖析了英国外交背后的国家利益：只有保持中国的国内和平、领土完整，才能保持英国在华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可见于：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0-64；张建华．英国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J]．北大史学，2001，(8)：320-345；王秀俊．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英国的调停活动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２
间，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但一直无法谈妥。这让威妥玛看到了调停的契机。 7月底，威妥玛向总理衙门表示：“中国所立和约多有不足取信者，且而日本近来革去旧规悉从西法，而中国仍多窒碍不通之处，是以各国人似亲日本而不甚亲中国也”[3]，暗示清政府必须给英国更多的侵略权益，英国才会在调停中帮助清政府。清政府顾忌英国借机索取利权，未作明确请求，不过流露了邀请各国公使公断之意。8月13日，威妥玛找柳原谈话，要求日本立即退兵。柳原以其所接训令是日本军队不要急于撤退为由拒绝退兵，而威妥玛则表示如果中日开战，英国将派军舰保护侨民。 8月14日，威妥玛又建议总理衙门在指定时期，将中国沿海和内河划为中立地区，防止中国这些通商口岸遭受战争破坏。清政府看清英国企图将其势力深入到中国内陆的意图后，在9月12日的节略中，只是要求各国公使评是非，对此建议则予以谢绝。不甘心的威妥玛又于8月下旬向总理衙门提出“台土通商”的建议。[4]无疑此建议将为英国商务扩展到整个台湾提供极大便利，但清政府不同意，日本也不会让其如愿，因此该建议也未成事实。
9月初，中日两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困境迫使征台倡导者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他与总理衙门争论的焦点是台湾生番之地的主权是否应归属中国，并为之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威妥玛见机又开始活动。9月16日，威妥玛拜访大久保，询问日本是否可在一定条件下从台湾退兵。见大久保不肯松口，他则表示为了保护在华的英国人，希望日本有事及时通报。9月22日，威妥玛派梅辉立去总理衙门重提仲裁建议，希望能得到正式调停人的身份。对此，清政府并未同意。不甘的威妥玛又于9月26日拜访大久保。大久保表示在某种条件下日本可以撤兵，但还未将此条件提交清政府。见其态度暧昧，威妥玛以增兵远东舰队来威胁大久保退兵。
从上文可见，威妥玛一直非常积极主动地与中日双方进行交涉，并企图充当调停者。虽然中日两国政府都没有正式邀请英国出任调停，但在此后的中日谈判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有所软化。同时他们又都向威妥玛诉说原由，试图通过他，促使对方就范。
10月3日，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沈桂芬、崇厚拜访威妥玛，表示为使日本及早退兵，清政府愿作两点让步：“1、关于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清政府不做怨言。2、对于被害的琉球难民家属，清政府愿给恤金。”[5]不过，清政府如此的让步仍未让威妥玛感到满意。
10月10日，大久保扬言5日内如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即行回国，以示决裂。 ３
后来经总理衙门驳辩，他又暗示清政府只要先赔偿“兵费”，日本就可以退兵。对此，清政府同意继续商谈，不过双方很快又因“兵费”的问题而相持不下。大久保转而寻求威妥玛的支援，而威妥玛也非常热心。10月24日，大久保拜访威妥玛，宣称中日交涉破裂，他已准备回国，暗示威妥玛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次日，威妥玛就来到总理衙门为日本索要兵费说词：“日本所欲两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6]总理衙门害怕得罪威妥玛，使英国转而支持日本，权衡利弊后，答应给日本50万两银。威妥玛马上将此消息告知大久保。大久保表示可以考虑，双方当晚约定再行商谈。至此，威妥玛才真正取得了以调停者身份参与中日谈判资格。
10月25日晚间8时，大久保如约来到英国公使馆与威妥玛商谈，表示愿意放弃对台湾领土，但要求中国以书面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10月26日，英国驻华使团根据威妥玛与大久保的意见拟定了《中日北京专条》草案。10月31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该条约只是在这份草案的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改），同时互换《会议凭单》（威妥玛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北京专条》和《会议凭单》上签字）。
《北京专条》的内容为：
“为会议条款互立办法文据事:照得各国人民有应保护不致受害之处，应由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自行查办。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议定给抚恤银银两，日本所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会议凭单》的内容为:
“为会议凭单事:台番一事，现在业经英国威大臣同两国议明，并本日互立办法文据。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一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亦经议定，准于日本国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国自行退兵，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延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亦不全数付给。立此为据，彼此各执一纸存照。”[7]
４
签约后，日本随之从台湾撤兵，该事件终于结束。虽然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解决了台湾危机，但从条约的措辞中不难发现英国对日本的偏袒。在此需指出，英国起草的稿约中，几处关键词语的模糊性，为以后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祸根。如“保民义举”之“民”，清政府是指日本小田县民，大久保则认为是琉球难民；“义举”前者理解为邻国打抱不平，后者则理解是日本保全本国人民[8]。不同的理解引发了日后中日两国对琉球主权问题的争论。1879年4月，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清政府曾经向日本提出抗议，进行交涉，但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因而没有什么效果，以后就不了了之。
二、英国参与调停的原因
19世纪70年起，鉴于远东局势的变化和中国边疆危机的普遍出现，英国一改以往以武力侵华为主的战争政策，而代之以“调和与渐进”的方针[9]。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英国公使威妥玛非常热心地参与日本侵占台湾事件的调停活动，其贯彻的正是此方针。不过英国的调停并非是为中国人民打算，而是唯恐战事会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并企图乘机敲诈清政府，扩大在华利益。
（一）英国在华利益要求维护中国“和平”
经过工业革命后，英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己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84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有所谓的“世界工厂”之称。[10]同时，英国还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庞大的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英国最终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炮舰的威力和一系列的条约特权为英国的对华贸易铺平了道路。中英间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北京条约》等构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得英国强占了香港岛、九龙司地方一区，在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的基础上，台湾(后改为台南)等10处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天津也被增开为商埠，英国的势力还侵入了长江流域，所有这些为英国人开辟了广阔的贸易市场，为英国19世纪在华贸易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11]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对华贸易总额一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最大份额。尤其是在7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被操控在英商手中。可见，19世纪英国在中外贸易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英商并不以此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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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利益，为了这一点，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12]只有保持中国的国内和平，才能保持英国在华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日本出兵台湾，破坏中国的时局，影响其在华利益，那么英国就不会不闻不问。另外，威妥玛就职以来，一直和总理衙门进行关于内地税（厘金）和长江上游对外国商船开放两个问题的谈判，但直到1874年，都没有得到使英商满意的解决方法[13]。通过正常的外交方式无法获得商业特权，威妥玛于是尝试使用其他方法，如借日本侵台之机，讹诈清政府。
（二）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
台湾屹立在我国东南海上，为亚洲东部岛弧之中坚。它东临太平洋，北临东海，南隔巴令海峡与菲律宾相望，东北邻接琉球群岛，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毗连，可北联江、浙，南联粤、琼，首尾呼应，构成一座海上长城，被称为“东南之锁钥”“七省之藩篱”，为我国东南海疆门户。[14]如此重要的战略之地，列强无不涎羡，英国也不例外。184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指示侵华英军头目懿律和义律，要在中国东海岸某处占领一个海岛。显然，他们当初的目标是台湾而不是后来强占的香港。
[15]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五次侵犯台湾，先后被台湾军民击退。受到挫折的英国，开始改变对台策略。虽然英国无法独占台湾，但是也绝不允许他国如愿。1874年，当日本以琉球漂民在台被“土番”杀害而该生番之地为清政府所不及为借口出兵台湾时，英国就保持高度警惕。当时巴夏礼就明确地质问日本的出兵意图，并对其出兵台湾合法性持质疑态度。
除了拥有令人涎羡的战略位置外，台湾还有着令人垂涎的丰富物产。台湾岛资源丰富，“磺、煤、樟脑、水藤、糖、蔗、靡小充余”，“其生番所居内山??其内材木连山，传闻五金品玉之矿，磺油煤油之井，遍地皆有，内外山地，俱宜栽茶”。[16]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安平、淡水均开放为通商口岸。次年，打狗与基隆亦经开放，于是外商云集。19世纪后半期，台湾商务被操控在英美资本家手中，主要出口物产是樟脑、糖、煤等。樟脑为英美几家公司垄断，其出口数量在1873年达1,430,415磅。而蔗糖与煤的出口总额在1873年也分别达到67,493,244磅、47,447吨。[17]主要入口物产是鸦片。鸦片战争开始后，台湾成了鸦片走私活动的重要中转站，台湾本岛及闽粤沿海的鸦片泛滥，几乎都与英国鸦片贩子在台湾的活动有关。由此可见，英国在台湾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就决定了“她(英国)希望保全中国的完整，因为中 ６
国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如果一旦中国被瓜分了，列强的保护关税政策，就会把英国的
[18]货物，排出中国的市场的大部。这对英国的商业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在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之际，英国必然会为保证其在华的绝对优势而积极调停。
（三）英国担心日本“南进”会影响其远东战略
日本出兵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怂恿和支持。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的总目标是控制朝鲜、获得无限的最惠国待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夺取亚洲太平洋霸权，而且把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的台湾作为其实现“太平洋帝国”的理想战略基地。
[19]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曾多次侵略台湾，但皆因台湾人民的反抗和英国的反对等原因而失败。由于海军实力的不足，近代以来，美国在远东一直扮演着英国小伙计的角色。美国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仰人鼻息的“合伙”地位，因此它转而支持日本侵台，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俄抗争，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开道。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首先打开中国大门的国家，一贯以远东霸主自居，其在对华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上，具有他国无可与之争先的优势地位。虽然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在远东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但其他列强尚未有实力挑战英国的地位。当时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仍是“维护现状”，即维护英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
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同对琉球、澎湖列岛、福建、华中等地的侵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南进”的基本路线，而英国在华利益以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两岸为最重。[20]如果日本占领了台湾，并把对外扩张的战略重点放在“南进”上，就将无法避免地损害英国的利益，引起英日矛盾的激化。当时英俄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日本“南进”，势必也会对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有所牵绊，俄国必会乘机扩张，甚至日本也会倒向俄国。另外，日本占领台湾之际，美国的势力也自然随之而至台湾。这定然会严重威胁到英国在台贸易，甚至将英国势力完全排挤出台湾，并且还有可能破坏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远东前哨港口的作用。于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行动就造成了列强在远东争夺的复杂国际局面。因此为了维护其远东利益，英国不得不积极参与调停，反对中日间发生战争，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三、《北京专条》的签订对英国的影响
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侵台事件以中日《北京专条》的签订而告终。不管是日本得以体面退兵，还是中国维护了在台主权，其实整个事件中，英国才是最大赢家。条约 ７
的签订让英国获得更多的在华利益，奠定以后英日外交的基础，促使日本“北进”，还助长了英国的侵华野心。
（一）英国获得更多在华利益
19世纪60年以后，随着德、美等国在华势力的扩张，英国的对华贸易优势呈下降趋势。因而英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和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来保持其在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当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约》之时，也意味着威妥玛成功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使命，英国所关注的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在华贸易优势的目的也己经达到，毕竟防止中日开战，“对于我们(英国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战争每年要费去中国300万镑，这笔钱要出自加重外国货物的厘金。??我（威妥玛）相信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帮助它安定下来，如果没有和平，这是办不到的”。[21]
在威妥玛积极“调停”的同时，英商也牢牢抓住了商机。为了加强台防，清政府欲向外国订购武器，特别是铁甲船。威妥玛虽声称英国“中立”，但洋(英)商趋利若鹜，无不踊跃揽载台湾军需。8月中旬，总税务司赫德协助威妥玛力求说服中国订购每艘五、六十万圆至百万圆不等的铁甲船，不过因种种原因并未实现。9月下旬，在赫德的建议和“帮助”之下，清政府以“筹借洋款，分摊各关”的方式，购买了当时最贵的英国马梯戈枪一、两万支，这样三、四十万两白银就流入了英国军工企业的腰包。[22]而此“洋款”正是台防大臣沈葆祯以“台湾防务吃紧，调兵募勇以及购买军火船炮各件，在在需铜”[23]为由，于1874年6月向英商汇丰银行所筹借。原先打算借债银600万两，后来实借银200万两。并且议明八厘起息，由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十年本利偿清。这次成功的贷款活动，为英国汇丰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的在华盈利奠定了基础。而这次借款是“第一笔以外国人管理的中国海关作担保的贷款，为以后的贷款造成了先例”。[24]
（二）奠定以后英日外交的良好基础及促使日本“北进”
对日本而言，这次军事行动本是西乡从道的一次军事冒险，出兵后的国内外形势己使大久保利通等决策者骑虎难下。《北京专条》的签订，不仅使日本得以体面地退兵，而且条约除了给予“抚恤银”“筹补银”外，“保民义举”等字眼还给了日本窃取琉球主权的借口。因此，日本政府对威妥玛颇为感激。11月12日，寺岛向巴夏礼发出照会，表示：“我十分清楚贵国全权公使阁下的不遗余力，所以急切地表示感谢，请向贵国政府及贵国驻北京公使阁下转达。”[25]显然，日本政府对威妥玛的调停及结 ８
果十分满意。随后“英国公使威妥玛至日本，国王延见之际，深加慰劳”。[26]这样威妥玛通过调停，为英日两国以后的外交尤其是日英结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英国希望借条约达到“祸水北引”，促使日本“北进”，从东面牵制沙俄。19世纪60到70年代，在近代远东国际关系中，英俄两国对东亚的争夺最为激烈。对日本而言，“南进”和“北进”都早在计划之中。但是，如果日本“南进”，势必会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影响英国的远东战略。因此威妥玛曾对来华谈判的大久保利通说：“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首先支持。”[27]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启动了“南进”计划。但《北京专条》的签订明确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从而堵住了日本“南进”的借口，迫使日本不得不将对外扩张的战略重点放在“北进”上。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使日本感到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俄国对朝鲜的野心更让日本寝食难安。日本的“北进”，必然会对引起日俄在远东地区的激烈争夺，从而使日本更加靠近和依仗英国，英国就可以假日本之手牵制俄国。同时，日本的“北进”也必然激化中日矛盾，英国便可以借助中日矛盾更多地插手远东事务。[28]
（三）助长了英国的侵华野心
可以说该事件的结局让列强既遗憾又雀跃。作为刚露头角的日本侵略者不仅体面退兵，获得了抚银，还有了日后侵略琉球的借口。清政府如此软弱无能，让列强对其更为蔑视，对中国的侵略也更为猖狂凶狠。当时英国公使帕克斯以复杂的心情，写信给北京同僚说：“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29]英国人米契也写道:“这件事??告诉了全世界，这里有一个富庶的帝国，愿意出钱而不愿意打仗。”[30]此后，列强纷纷效仿日本利用清政府的愚弱和媚外来侵略中国，而威妥玛和赫德更是擅于乘中国之危，进行侵略、敲诈、恫赫取利。
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①事实上，只是一个杀洋人、惩凶、索赔、罚官的外交问题，本来并不至有诸多牵掣。清政府也因为有日本侵台事件的前车之鉴，对“滇案”的处理格外慎重。威妥玛别有居心，即欲在外交上立额外之功，亦特欺中国之愚① 为了实现侵吞中国大西南的野心,英国力图开辟从缅甸经滇到中国内地的捷径。1874年，英国派柏郎率武装“探路队”二百余人由缅入滇，并派翻译马嘉理到缅甸接应。1875 年 1 月，马嘉理在八莫与柏郎会合，带领武装探路队于 2 月初擅自入境，分两路窜至腾冲地区。当他们进入景颇族人民聚居地时，遭到曼允军民禁止通行。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名，当地群众激于义愤打死了马嘉理及其武装人员，迫使柏郎率残部逃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参见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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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31] 最终英国政府以断交为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烟台条约》，为英国入侵云南和西藏打开方便之门。
1883年，法国挑起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和全球利益，英国在战争中活动最为积极，多次充当调停的角色。不过英国从未遵守中立，对中国威胁利诱，对法国则一味迁就和偏袒。[32]最终，赫德、金登干通过秘密外交，成功调停，中法双方签订《中法新约》。该条约中许多条款都是赫德所提出的，在文字上照顾清政府的体面，既满足了清政府的虚荣心，又使法国获得了实际利益，也让英国得到了好处。[33]另外，战争期间清政府国库空虚，英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银行对清政府的放贷活动。最终，借款都是由英国的银行包揽，这也掀起了19世纪80年代列强争夺中国借款权的高潮。[34]
四、结语
纵观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其实在中日谈判时，日本非但不敢轻易再发动战争，而且遭到国内外很大的退兵压力。然而清政府却不能审时度势，自忖无力战胜日本，错过了维护权益的最好时间，把希望寄托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比如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35]，主张借列强的均势来保台。不过从英国公使在调停中企图谋求扩大在华权益和中日《北京专条》中对日本的偏袒，可以看出英国的“调停”完全不是在为中国打算，而是在“中立”的假面具下，坐收渔人之利。可见弱国无外交。晚清自身积贫积弱，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中平等的一员。能自强者人或以助之，不能自强者人无以助之。如果清政府不被日本强硬的假面所吓倒，在日本进退两难时也适当的采用强硬的策略，相信该事件的结果不会如此对中国不利。另外，由中日双方的交涉亦可看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大陆与台湾，犹如母婴之互抱，唇齿之相依，合则存，分必危。 现今，“和平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经过海峡两岸人民的不懈奋斗，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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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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