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结合培训资料，两天时间内用自己的语言完成以下六个问题。）

1、营改增对建筑行业的影响？

2、营改增对承接项目和结算的影响？

3、营改增对成本管理的影响？

4、营改增对正在履约项目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5、营改增对施工合同的影响及如何有效修订合同相应条款？

6、如何规避营改增对现有施工项目的风险？

第二篇：_营改增_小结

东方早报/20xx年/4月/24日/第D03版

申论

“营改增”小结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执行院长 陈宪

“营改增”，意即从20xx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试点将首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条件成熟时再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上海的试点甫出，立刻引起各方各地高度关注，可以预期，这一试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更多城市和地区开展，“十二五”期末完成这一改革的目标有望提前。

人们讲到“营改增”，尤其是在上海试点的“营改增”，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它对加快上海发展服务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意义。当然，这方面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营改增”的本质却不在于此。我们从讨论“营改增”的本质入手，再言及它将产生的效应。 建立中国的现代税制

“营改增”本质上属于税制改革，是中国的现行税制走向现代税制的关键一步。

只要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你就不会质疑国家为什么要征税。同时，老百姓有着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规模经济的溢出，所以，老百姓也需要通过缴纳税金来购买公共服务。但是，国家的征税权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确权，这将解决征税的合法性问题。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税种没有立法确权，因此，加快征税权的立法和相关的完善工作，必须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税制设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合理性，即根据大家能够接受的纳税原则，并考虑特定国度和时期的相关情形，建立合理的税种、税率及征管办法。以营业税为例，它在当下中国，就不是一个合理的税种。这是因为，针对服务业的营业税始于针对制造业的产品税，后者已因为重复征收，严重不利于生产过程专业化的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产品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工作，然后，在19xx年10月颁布了实行增值税的有关文件，最终在19xx年1月1日全面推行增值税制度。此后，于20xx年1月1日，还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即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税超过1200亿元，为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因此，可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滞后了近二十年。

营业税的不合理性还体现在，它是对交易额征税，在直接抑制市场规模的同时，完全置纳税人经营状况于不顾，只要交易额发生，不能作任何抵扣，征税没商量；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既是专业化的产物，又对专业化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营业税导致的重复征收的频率会显著高于制造业；再者，我国的营业税税率几十年一贯制，一般为5%（加上其他附加，服务业企业营业税的实际税率大多为5.55%左右）。如果说这个税率是与当时的产品税相适应的，那么，当产品税改为增值税以后，特别是在20xx年增值税转型以后，人们说服务业企业相对于制造业企业税负过重，就一点都不为过了。有研究报告称，就流转环节而言，服务业的税负高于制造业2个百分点。这显然不符合税收中性的原则。

“营改增”改革还将触及财政体制中中央税和地方税的深层次关系调整，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税种、税率调整。目前，增值税由国税机关征收，实行中央和地方按75比25的比例分享，营业税则为地税机关征收，归属地方，而营业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根据方案设计，“营改增”后，由国税机关统一负责征收，收入仍归属地方，同时开始考虑地方收入主体税种构建问题。在营业税仍是地方最重要税种的情况下，已经破题的改革寄希望于房产税、资源税，尽管它们还无法承担地方主体税种的责任，但其优化税制设计的意义不可低估。与此同时，可以预期，“营改增”试点结束并全面推开后，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享比例将较大幅度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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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譬如50比50，也可能40比60。

为什么“营改增”在上海先行试点？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亟待形成与服务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制；因为上海税务征管机构的独特优势，国地税实质为一家，改征后不会出现其他地方国地税争夺税源的问题，有助于改革的平稳过渡，也为地税机关功能重新定位提供经验；因为上海的税源结构比较合理，“营改增”不至于引起税源以及税收增长的较大波动。

联动减税的巨大利益

在实行“营改增”之前，增值税有两档税率，即标准税率17%和低税率13%。“营改增”试点后，增值税税率由两档调整为四档，增加了11%和6%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有人担心，这两个行业原来所适用的营业税税率分别为3%和5%，如果抵扣不足，企业税负是否会因此加重？有人计算，运输类企业与仓储类企业需要抵扣的成本须达到营业收入的73%与55%，否则对企业来说税负将不“降”反“增”。确有调查结果显示，“营改增”导致物流企业特别是陆路运输企业税负有所增加。行业专家指出，由于物流企业很大一块成本来自燃油、路桥费、过境费等，这些很难获得增值税专用#5@p，以致抵扣不充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税负。对此，上海市政府已经引起高度重视，连续召开专题会议，要求财税等相关部门在这些行业探索加大进项抵扣范围等可行办法。同时，针对试点过程中税负增加企业的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也在抓紧制定中。

这次改革试点中，国家将税制改革与实施结构性减税有机结合起来，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无论试点企业，还是后续加入的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将得到减税的实惠，尤其对“小规模纳税人”是如此。从目前情况看，12万户试点企业中的8.5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实现了减税，如某公司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公司规模和所在行业都符合此次税改中“小规模纳税人”条件，缴纳税额从改革前的5%营业税直接降至改革后的3%增值税，税负明显减轻。还有案例可以证明，服务业企业征收增值税后，购置固定资产作为进项税抵扣，将使企业获益良多。一家注册资本为3.4亿元、从事近海和沿江航线运输的海运公司20xx年1月份申报的税单显示，如按营业税计征，应税营业额3876.32万元，适用税率3%，应纳税116.29万元。“营改增”后，按11%税率征税的劳务销售额为3759.5万元，销项税额为384.14万元，进项税额为2803.07万元，增值税应缴税额为零。“营改增”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其实，我们只要从选择交通运输业作为试点行业，就可以发现，“营改增”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税负的减少，其关键意义在于它的连带性减税，即所有向试点纳税人购买应税服务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并税负下降的结构性减税，由此实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各相关行业的整体性减税，进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专业化发展。交通运输业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联系紧密，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运输费用已属于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运费#5@p已纳入增值税管理体系，有了较好的改革基础。因此，联动减税效应是指，将来一旦服务业的各行各业都实行了“营改增”，它们都开具增值税专用#5@p，而非营业税#5@p，其费用都将进入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由此产生的环环相扣的减税额将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看到了“营改增”的这一真谛，它们不再只盯着静态的税收收入的增减，而是意识到它对服务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巨大利益，进而都在积极争取加入试点行列，早日推行“营改增”。

市场经济要求“价外税”

可以预期，“营改增”还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增值税改革，以产生更大范围的直接减税或联动减税效应。我们知道，这次“营改增”试点，只涉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如果将其他服务业也纳入“营改增”的范围，由于行业间营业税实际税负的差异，那么是否要再多设几档税率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么做，那么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将被破坏。因此，多设税率是死胡同。未来如何结合增值税税制改革，与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配合，调低17%的标准税率，减少低税率的档次，恐怕是必然的选择。我大胆设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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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增值税标准税率降至13%，甚至10%，并只设一档5%的低税率。也许，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必需且可能的减税程度。

我特别要说，这个大胆设想是有依据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李剑阁说，大幅度大范围减税当前有空间有必要。他在提案《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中指出，20xx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至20个百分点——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20xx年预算报告草案把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增长确定为9%——如果20xx年财政收入增长确能控制在这一幅度，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这个新的局面，就是指减税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更大活力和动力，促进国民经济和居民消费持续增长，进而又带来税收的进一步增长。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中国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减税，主要是减间接税（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间接税）,同时降低间接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减间接税的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减间接税具有减税的一般意义，那就是增加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促进经济活动的发展。我们知道，间接税的纳税人不是税负的承担者，他们通过将税负转移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中，使消费者成为税负的承担者。因此，减间接税的直接结果就是降低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其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减间接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原则。相对于个人收入而言，间接税具有累退的性质，亦即收入水平越高，其相对税负越低。假设一位月收入2万元的消费者，每月消费1万元，另一位月收入2000元的消费者，2000元全部用于消费，当每单位消费支出承担的间接税为一定时，假定为10%，那么，高收入者的税负率为5%，低收入者则为10%。因此，税制改革的一个总体原则，就是要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接税比重，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进而对社会公平公正有利。 我还要指出，尽管对于消费者来说，增值税和营业税一样，都是“价内税”，即税金构成价格的组成部分的税种。价内税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以价格相对不变为前提产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内税会导致价税相互掣肘，不利于合理价格的形成。对于生产者来说，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是“价外税”，即税金独立于征税对象——价格之外的税种。市场经济要求“价外税”，这既是发挥价格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公开透明，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必然选择。因此，“营改增”也有着这个意义上的改革效应。

在本文的最后，写上一段我在做有关“营改增”演讲时，对下一步与服务业有关的税制改革的思考：就成本结构而言，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最大的不同是，绝大部分服务业企业的劳动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是占比最高的成本，这和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物料成本占比最高形成对比。我们知道，劳动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均表现为个人收入，因此，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获得分红或奖金，由此产生的个人收入也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正是因为考虑到服务业企业缴纳了公司所得税，以及占其营业额比重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在大部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企业是既不缴纳营业税，也不缴纳增值税的。这是我国基于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改革和现代税制建设需要借鉴和参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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