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摘要：本文根据笔者参与、从事基层科研工作30多年头，经历了从院校体制内科研到地方企业科研，完成100多项具体开发项目的实际工作体验，结合部分自己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针对中国科研工作的一些现象、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

1、 什么是科研一线？

“科研一线”的关键部分有两个，一个是“科研”，一个是“一线”。首先明晰我们的科研工作是指什么？笔者认为，科研实际应该准确细分为创造性科研工作和创新性科研工作。

研究院、大专院校他们从事的主要是创造性科研。他们距离市场远，与科技发展前沿技术近；他们的同行、竞争对手是国内外其他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技术进步，不是技术应用；追求的是学术高度、深度和难度；解决的是技术进步问题。那些学术带头人就是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带领的团队成员属于名师手下的徒弟、苗子，起到辅助作用。

企业、民间生产机构的技术人员他们身处市场中，每天研究解决的是市场需求、产品问题，主要是用成熟技术理论和手段解决具体问题，属于创新性科研。他们的同行和竞争对手是其他企业的技术骨干。追求的是产品性能、产品质量、产品成本、产品效率，目的是获取市场回报和经济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具体实践者和主力军。这些科研人员的领导通常抓市场，干具体技术应用、技术实践的人从事的就是具体科研一线工作，几乎所有科研成果最后都要通过他们才能走向市场！ 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在未来、在学术、在理论进步；创新性劳动的价值在当下、在市场、在经济效益。衡量进步、成果、对象的标准完全不同，相应的体制、机制也大不相同。

2、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知识产权是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具体表现，一本书、一个图片、一个发明、一个软件、一个发型，都是脑力劳动的结果，都有一定的知识产权。这里我们需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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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保护的价值、目的是什么？该不该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

知识产权的核心是劳动、脑力劳动、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我们当然要保护劳动的价值，激发劳动的积极性，防止阻碍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问题。

图书、字画、专利只有有了市场价值，才是劳动的体现，也才有了保护价值。盗版大量印刷、专利非法大量使用当然应该打击，也才值得打击。没有经济价值、经济规模的知识交流，也不必要保护，也没有保护的标的。

大量专利写手编造的“专利”，软件自动生成的“情书”，他们没有“劳动”付出，也没有市场价值，不值得保护，无法保护。

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既不能被轻视低估，也不应盲目拔高虚高。不能说写小说的、编软件的就高于农民、工人的劳动。农民需要年年付出劳动换取劳动成果，小说家、画家、发明家也应该不断创新、创造新的作品来表现自身的价值，付出劳动换取报酬。知识产权保护不应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

笔者以前二十多年从不申报专利，理由有两个：不值得、不必要。如果还有就是嫌麻烦。“不值得”是因为当时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具体产品，小范围应用的技术成果，如采油自动计量仪、导弹的控制系统、电化教育设备等，没有产生巨大社会经济价值的可能，也不想换取虚名，因此不申报；“不必要”是因为我的技术劳动源源不断，短的一两周，长的一两月完成工作，所有图纸、资料、软件、样机通通移交，钱货两清，干脆利落，收入颇丰，足够了。只要我脑子好，我就能创造、有收入；如果脑子不行、人没了，也不需要钱了。

这两三年我开始大量申报专利，理由是太值得、非常必要！首先，现在我的创造和发明，具有极大的社会推广价值，用专利的形式提交、公布，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辛勤劳动是一种肯定和奖赏，同时，为技术推广打下基础，提出标准，社会同行技术实践过程中提高效率、少走弯路。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值得做，值得申报。

我认为现在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基本够用，需要改进的就是从知识产权的劳动属性上进一步提高，公开公平的明确劳动成果的权属；保护劳动的市场价值；根据劳动创造的市场价值和社会贡献来鼓励劳动。

专利得不到有效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目前的专利绝大部分本身没有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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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次才是转化过程缺少机制、机遇、机会。专利的转化是一个技术市场化应用的过程，不是政府的主业，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转化工作无一成功，至少效率很低。应该让市场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让那些为了骗补贴、科研结题、个人娱乐而编写的无用专利躺在专利库里也并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让那些垃圾专利越来越没有利用价值，编造专利的专利写手失去市场。

3、 如何提高创新科研能力，您觉得如何更好地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

笔者是一个30年的老创客，从自身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总结出很多东西。撰写了《创客是怎样炼成的》、《二十一世纪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我的科研能力达到标准，那就是中国教育的成功，特别是我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北方正规中国式教育的成功。

在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我幼儿在农村长大，但是我们县的文化馆藏书国家配备到位，即便只有一本，但保证不缺，加上我母亲是图书管理员，这就确保我和城里孩子一样有接触先进文化的机会甚至更优越。

我从初中开始到兰州一个中上水平的中学学习，一直参加学校的科技活动，不是我愿意不愿意，主要是学校有这样的活动组织安排，我们学生才有参与的可能。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物理、化学实验课一堂不少，老师都非常认真，严格按照教育部的教材要求认真实施。高三我们面临高考，学校还在要求老师给我们按照全日制十一年制的教材授课，我们班参加兰州市中学生歌咏、体育、数理化竞赛，并能取得优异成绩。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学校迫于家长压力，才停课复习、冲刺高考。

大学入学成绩我们比同班南方学生差100多分，经过交流我们也才知道，他们几乎从高一就开始每天上课就是讲题、做题、考试，教材早就扔一边，没有实验课和科技活动。到了大学这些同学总能猜出老师要考什么，但他们动手能力就几乎没有。南方同学在大学能创造出所有科目平均成绩97分，我们望尘莫及。不过科研动手能力我们也能远超过他们。

20xx年1月，我和北航大一、大二的学生交流，问他们高中什么时候停课准备高考，他们中有人告诉我，高一就开始了！我问他们，做过实验吗？他们说做过一两次，几乎没印象。再问他们，有谁在中学开始自己进行科技制作？举手的人大约占5%。我还问他们，你们谁认为自己会换坏了的灯泡？举手的人也大约15%左右。这就是中国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大学新生现状！这样的调查我在其他大学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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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结果差不多。悲哀啊！从这个情况分析，现在北方的教育也向南方靠拢，全部“沦陷”，我们教育部的高中教材都是废纸一样。

如果让我提出建议，那么就是改变高考制度调整社会导向，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杜绝铲除应试教育，把系统的教育计划落实到位。

科研能力特别是创新科研能力培养要从小开始重视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切实落实素质教育，重视个别“千里马”的选拔，支持社会上的少数“伯乐”有意识培养“千里马”，量身打造、个别培养。不论是千里马或者是武林高手，都不是“大路货”，在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是“爱迪生”，但是一个“爱迪生”就能改变社会。要承认天赋、苗子，也要重视名师和伯乐的作用，让名师带出高徒，伯乐发现并训练好千里马！

4、 当前科研立项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您觉得应当如何改革？

我认为中国的科研工作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成功的案例就是“两弹一星”、“青蒿素”、高铁项目、歼击机项目的研究，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对于“863”、“973”、“核高基”等项目，离笔者太远，看不懂、也没有体会到什么具体的成果，也许都融入前面所述的具体项目成果中了。

以我的认识水平，对前面一些成功的案例进行分析，他们都有共性：都是基于生存、战争、市场的强大压力下，提出有具体目标的项目，解决的是具体问题，是项目为导向。解决问题都是围绕项目展开，“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实在不行先绕过去”，采用的方法都是以创新为主，尽可能拿来主义、尽可能用他山之石来攻玉，追求短平快，技术上不一定是当时世界一流，但边实践、边完善，结果慢慢体现出效果、效益世界一流！青蒿素就是其中的典型！是中国式科研的典范！获得诺贝尔奖当之无愧！

而后面很多项目则是明确追求“高大上”，市场动力不足，变成专家导向、领导意志，成了专家们派系之争、利益之争的领地，即便有了所谓成果，也是拿着“高大上”成果再找市场，市场不领情，效益不明显，难以转化。

还有一些项目如计算机操作系统、歼八等项目，目标虽明确，但是采用的方法则是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近亲繁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笔者建议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基础科研、应用科研不同的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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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发展目标、衡量标准，了解我们自身的能力、缺点和需求，把重点放在应用科研、创新发展上来。

理论研究是投入大、产出小的尖端科研，我们如果能做当然好，不能做也别自卑，做好汽车、做好家电、做好高铁、做好农业也不错。中国四大发明走在研究前列有什么用？能量守恒、质能守恒、相对论都不是我们的，这些人类公知我们拿来白用，物美价廉，成熟可靠，有什么不好，足够我们再用几十年没问题！

实践也证明了我们没有的确良衬衫的时候，能用苏联的飞机；我们大量生产衬衫的时候可以换空客飞机；我们生产波音飞机零件到一定程度，开始设计组装大飞机；以后我们迟早实现所有的东西都能自给自足。攻城略地，拿下一个城池，其中的个别碉堡、建筑，迟早会被攻克，不用担心！“让子弹飞一会”。

5、 当前科研人员的职称体制和职称评定存在哪些问题？您的改进对策是？

职称体制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区分应用科研和理论科研。以前在学校里面教授和高工是两个体系，从院校的教学主业来说造成重教学、轻科研。一两年做一项科研成果，不如别人发两篇文章。

职称体制和评定长期以来已经不是衡量能力的体系了，早已成为一个衡量资历、衡量关系、决定福利待遇的系统了。应该像军队、公务员系统改革一样，把功劳、苦劳、能力分开评价。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创新成果不胜枚举，前两天看到我们山东农民创客发明的利用脉冲喷气发动机改造发明的弥雾机用来喷洒农药，产品已经销往全世界。解放战争中战士用湿棉被叠在一起当成防弹衣；朝鲜战场用顶牛的方式让列车通过刚修复的铁路；高铁用减振器水平使用减少车辆横向摆动等等，这样的创新点子、创新产品无处不在，虽然没有理论进步，但属于应用创新，社会贡献巨大。因此，笔者还建议应成立一个和中科院、工程院平起平坐的创新研究院，建立一个类似的从院士到助工、院士到学士的技术创新职称体系，不以学历、资历、受教育程度、学术水平高低为依据，只以对社会创新贡献、经济贡献为唯一硬指标进行考评，给创客授衔，让全社会都能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学习创新，促进创客的成长，推动技术创新应用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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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的扶持、评审机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您认为怎么5

改比较合适？

现在科研项目评审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管理机构没经验，也没时间去调查研究。以前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科委怎么做，经信委参考，发改委差不多。这些管项目的人大多是外行，即便有科研经历，也不是来自社会。衡量标准条件互相抄袭、借鉴。不切实际，不发展改进，也不会担责任，轻松安全完成工作。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有事情就找专家，被一批专家把持话语权。20xx年我们的空气源热水器就能烧开水了，节能50%，当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技术人员反映给一个某某委的老专家，该专家说：绝无可能！该技术人员小心翼翼的坚持说：仪表是我们自己的，从我们感官和仪表数据都支持确实水烧开了啊？！老专家还说：那也不可能。

有时候也想问问那些整天开会、评标，飞来飞去的专家们，你们还有时间深入实践、深入实验、深入试验吗？你们凭什么代表科技进步？代表创新水平？凭什么拥有话语权？现在有寺庙的和尚都因为要增加修为关闭山门，闭关修行，那些专家们每年“闭关”吗？如果说有概念给国家、产业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科技概念，是否应该应该按照重大经济犯罪展开刑事调查？是不是也应该立法，对于科技造假、学术造假的人依法追究责任，追偿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第三个问题就是偏向理论、偏向院校和科研单位。其实创新科研来源于市场需求，采用的是成熟技术，和“高大上”的科研单位没有关系，他们已经“不接地气”了。但是获得一个项目，就要看你和那个院校合作？有几个博导？几个博士后？没有就对不起。私下也有某某委的朋友说，我们其实对某某大学早都不感冒，你们也别和他们合作，他们办不了什么事，拿不出可用的东西。动不动以“学生要做论文、学生毕业走了没办法、要不重新再来一次项目？”，但是项目申报表格还是需要和他们合作。

笔者建议对于技术创新这个脑力劳动、市场推动的事情，不是政府的强项，也不能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很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去甄别。应该改项目资金扶持为天使投资、成果奖励等创新模式，有风险的事情采用能承担风险的机制来运作，让社会力量去做，对于技术创新研究尽可能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成败论英雄！政府少参与，把更多精力放在资源整合、法制管理、维持公平正义的工作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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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前科研人员的基础生活保障存在哪些问题？您觉得应该重点提高哪些待

遇以及幅度？

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也要区分理论科研和市场科研。理论科研很难短期转化为市场价值，需要国家力量，国家全额出资，所占科研经费总比例应该大幅度减少。这种科研工作应该直接向国外先进同行学习，交流经验，衡量标准就是看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外同行的对比。类似公务员模式，衣食无忧，但不可能超越社会平均水平太多，属于一般工作，可以融入大专院校教育中，有突出成绩才有奖励。

应用科研则应该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国家可以事后奖励，前期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解决问题。

8、 如何才能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您对此有无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其实主要取决于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我们和西方交流的过程，总是提出希望他们给我们转让技术，回过头又说自己的技术躺在专利库里面，这不是矛盾吗？事实上，没人要的技术，一文不值，如何转化？

无用的专利技术如何产生，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家也很清楚，但现在科研体制导向决定产生了大量无用专利，也诞生和养育着一个奇怪的专利撰写、专利交易的市场。这个市场中有大量的专利写手，他们杜撰专利、根据现有专利改造专利，申报之日就等着低价转让，连发明名义都可以改。就是为了满足验收、结题、评职称、申报补贴，甚至罪犯减刑。一个几百到几千元一个，连“发明人”都不想要的专利，用完其评职称、减刑的作用后就连年费都懒得交，过期作废了，这样的“技术成果”能转化吗？

笔者有个建议：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审查的技术人员大概有8000~10000人，他们天天看专利，和这些专利写手打交道。他们显然知道哪些是杜撰的，哪些是原创。那些申报材料只要满足专利法的要求，他们就必须依法授权，不能阻止垃圾专利的诞生。但是他们也具有最丰富的专利、技术理论和经验，相信他们也会遇到那种让他们“拍案叫绝”的金点子！如果让他们每人每年推荐几个专利，最后转化后给予物质奖励，那么我们那些埋在专利沙堆里面的“金专利”、“钻石专利”则很有可能被拣出来。将这些专利推荐到社会上，很有可能引起市场各相关方的兴趣，高效率实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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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看待海外留学生和本土研究生区别对待的现象？您觉得对他们应建立

哪种科学的评价标准？

笔者认为吸引人才的核心是要根据人才的能力，根据真实能力、未来贡献可以区别对待，不能因为出身、头衔、学历、来源等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海归、本土应该一视同仁。当年钱学森出国之前就是优秀学生代表，在美国成为科研奇才，回国后能力很强，当然要给他配置一流资源，让他把能力尽可能发挥出来！但是现在的很多海归，出去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是优秀学生还是成绩不好出国混文凭？在国外处于什么水平，是难以生存下去还是科研佼佼者？回国后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能力到底怎么样？

10、 如何看待由来已久的学术派系之争？您有无解决思路？

我长期以来从事具体科研工作，没有去追求职称、学历、头衔。估计也因此没有机会介入所谓学术派系斗争，对学术派系之争有耳闻，无体会。

科学研究不是政治研究。研究的是具体的事物，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事物的内在规律是客观的，我们只有能否把握和认识的问题，应该谈不上派系。搞派系的，那都是科研领域的政客，是唯心的东西，应该逐出科技领域。

学术派系之争往往不是学术斗争，几乎都源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权益斗争，如果我们科研工作能改变利益导向，斗争焦点转移到人与自然的斗争，正当的市场竞争，那么学术派系斗争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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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反思中国现在大学的存在

反思中国现在大学的存在

大学是什么？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

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xx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

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xx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xx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xx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xx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g年减少了65万_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xx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xx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xx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xx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xx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xx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

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_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url=]\\\'\\\'[/url]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xx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